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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几点意见

    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经历了曲折发展,为了建立现代司法制度,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为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河北、黑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南、广西、重庆、陕西十个省(区、市)各选择五个法院(含基层人民法院及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对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选任程序、参审范围、参审机制、参审职权、退出和惩戒机制、履职保障制度等进行改革。为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完善,现在以法条为中心,逐步阐述完善理由,有不妥之处,恳请方家同仁批评指正。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一)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但人民陪审员制度却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1982年《宪法》取消了原有的陪审制的规定,是一种缺陷,公民通过陪审的形式参加司法审判是基本人权,其重要性和根本性也需要由《宪法》加以规定;诉讼当事人获得陪审员的审判是其基本诉讼权利,也应由宪法加以确认[1]。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文本都规定了陪审制度,该制度应是一项宪法原则。我们应当在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法治理念下,恢复人民陪审制的宪法地位,将其上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表明了党欲以法规则为目标进行改革,欲使每个人在个案中实现公正,其核心理念就是将法律规则所蕴含的公正的法理念渗透到全社会,改革人民陪审制当然意欲于此。在这之前,人民陪审己在我国法院形塑多年,非法律职业人士参与审判既没有有效缩短案件审理期限,也没有改变法庭以当庭作证和口头辩论代替以卷宗为中心的审判方式,根本就没有实现加强公众对司法的监督作用,人民陪审徒具审判形式。当今,我国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法官面对社会中出现的重特大复杂疑难案件,应该具备洞察社会现实与社会民意变化的能力,相时而动,针对个案实际情形,着重案件所立足的社会现实,全面考量政治、经济、社会等目标,从而作出裁断。在须有人民陪审员陪审的案件中,法官除充分顾及现有的法律规范外,还要求聚精会神地探究个案的特殊情形以及在此所蕴藏的社会民意、公众吁求,陪审员则是法官发现社会中“活法”的慧眼。若法官欲重视个案,必重视案件具体经验,则其裁判有必要有非法律专业人士人民陪审员陪审,从而实现宪法上人民主权意义下的“民主”。陪审制有助于防止专权式的司法,有助于防止“酷吏”、“悍司”之恶行,有助于培植自由与民主的宪政理念。

    第三条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时,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所占人数比例应当不少于三分之一。这就是说,我国陪审制度既可以实行全额陪审,也可以不全额陪审。其适用范围不仅限于刑事案件,而且适用民事、行政案件。当下,我国司法改革欲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现行陪审制规定为人民陪审留下了可选空间,既可以实行全额陪审,也可以不全额陪审。美国现在实行的就是全额陪审,日本实行的却是二者均可的参审制。前者案件的事实由陪审团决定,法官只是对案件适用法律,法官与陪审团在对案件裁决有明确的分工。日本新陪审制的构建特点是: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应向非职业陪审员解释复杂法律概念和司法裁决程序的法理基础,同时允许非职业陪审员对整个裁决过程提出异议和修正意见,这与我国现行的陪审制相似,利于非职业陪审员则在裁决中反映社会常识和多元价值视角。其为职业法官设计的职能反映出日本仍坚持大陆法系传统,重视司法判决的稳定性,并通过赋权职业法官裁定事实真相、解释判决理由以及建立上级审查制度确保裁决适度性等措施,达到在整个司法制度中适用高权威的裁决标准的目的。[2]

    当今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持续下降到底是因为法官严重脱离大众,其所作的裁决常常缺乏常识,还是因为公众的价值观随着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变得更加多元?早在2004年立法机关未正式立法之前,我国已通过各类法律文件欲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结果均是法官主导,陪审员只是法庭审判的装饰,并未起到人民陪审的实际效应,可以说均以失败告终。当下,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人们仍忧心忡忡,“中国司法的最大弊端或许不在于外行民众的参与的缺乏,而在于专业化程度不够带来的判断的随意性和混乱性,这样无法为市场经济的交易安全提供坚实的保障。选择的趋势是专业化压倒了一切,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趋势。因为没有这种专业化,这样的司法无法通过完善全民众的参与来加以救济。我认为现在的主导是法律的专业化需求压倒了对司法民主化的要求。”[3]这种观点似乎反映了1982宪法制定时,国家推行专家治国的基本理念,强调专业性与专业人才的作用,加之1978年《宪法》中“依照法律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的规定自然想起“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大肆践踏了人民的基本人权,结果却导致了人民陪审功能彻底变异,为人民陪审制的再造与重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自然让人警惕。与此似乎相反的结论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陪审制度作为直接吸纳普通民众参与裁判的一种方式,分解了官僚集团对司法的绝对权力,能够有效地遏制司法独裁与司法腐败。[4]笔者以为,该两种观点均从法官主体视角来审视我国现阶段是否应推行人民陪审制,但并非不能兼容,若我们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把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放在首位,就能最大化地降低前者的负性效应,从而将人民陪审制的优越性发挥出来。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还是大陆法系的参审制,人民陪审制均是司法机关直接与民众沟通的方式之一,都在司法实践中显示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法官是否照旧会利用他们在合议庭中的地位而将陪审员对司法判决的影响边缘化?

    以前的陪审员是坐班制,似法院的临时工,受法院规制,从制度设计上不是能很好体现陪审员能有效监督法院的审理,但现在选来的陪审员未必就能平等地制衡法院,防止司法腐败,如果不将其管理移交司法行政机关,还可能加剧司法腐败,即使乐观地估计司法改革去行政化比较彻底,但由于陪审员既要对案件事实认定,又要对法律适用作出决断,其自身法律素质必须要求很高,在裁判的过程中,他们在法律方面极可能求教于法官,与审判人员员形成“师生”关系。长持以往,必然与法院形成事实上的教导与被教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据现行规定,新任人民陪审员仍由法院组织培训,安排工作方向,由法院进行行政管理。而且当今的法院是案多人少,又要承担过错追究责任,很多法官将因为难以承受当事人的纠缠以及法院严格考核体系的压力而千方百计让陪审员承担过错责任,让其担责,从而极可能导致陪审功能异化。即使合议庭成员多数是陪审员,但很多陪审员都不是很懂法律,很容易形成依赖法官对法律进行价值判断,极可能造成审判上的混乱。人民陪审制极可能因为司法建制权力对外部参与者的规训而沦为政治装秀,沦为政治摆设。如果党委要继续审批案件,过问案件,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在政治权力的规训下几乎仍可能要处于虚置状态。

    2009年,日本在刑事审判中引入陪审制,由非职业陪审员与职业法官联合受理严重刑事案件并共同负责定罪与量刑。其建立新陪审制的目的之一在于将公众意见引入案件裁决当中,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公众对法院的满意度,并为司法制度构建民主基础。这与我国2004年的立法机关的立法初衷和我国当下的司法改革目标的欲实现的社会功能有很相似之处。司法改革实施陪审制度的目的,就是将非职业人士的观点引入法庭评议案件的方法之中,借以调和法律的垄断性和民意之间的冲突,以维持法院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仍将裁定案件事实的权力和解释法律的权利赋于法院。现行人民陪审制缺陷的背后,蕴含的是我国法治的整体发展方向问题,陪审制改革自身无法单边推进、孤立发展,应与我国法治建设现阶段的具体情况相适应,只有把陪审制置于中国现行法治系统考量,才能发现陪审制名存实亡或极度被虚化、弱化的原因,从其社会功能运行上发现其真正的病因。所以,如果我们既从自身国情找原因,又在比较法研究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人民陪审制改革则可参照日本的“参审制”。

    依据第四条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年满二十三周岁;(三)品行良好、公道正派;(四)身体健康。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第八条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也就是说,在我国担任人民陪审员有文化程度限制,而且陪审制的立法设计遵循的是人民主权之法理,既然陪审制立法初衷可能是实行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目标,人民陪审员应当是独立参与,其管理就应交司法行政管理机关而不是法院。陪审制度的设置应尽可能体现更多人民的意志,为更多公民认可和接受。规定陪审员要有大专以上的文化,不利于陪审员在选拔机制上欲突出广泛参与的民主性,所以,应当放宽对陪审员的学历、文化程度方面的限制,由司法行政机关专门对当选的陪审员进行必要的法律知识培训教育。

    第十一条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合议庭评议案件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他组成人员意见分歧的,应当将其意见写入笔录,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条“写入笔录”、“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些法律措施极可不能发挥其应具有的规范实效,因为法院内部的案件请示汇报制度、案件审批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己使我国法官“审而不判”,领导“判而不审”,加之,还有党政、行政部门等管理,法院内部行政化,官僚化己十分严重。陪审员的庭审意见仍笼罩在法院的行政化管理之下。

    综上,欲使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真正摆脱形式化外观的命运,还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人民陪审制度,及时修改、补充、完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或制定《人民陪审员法》,特别需要明确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产生方式,职权范围、权利义务以及奖惩措施等等,使人民陪审制度成为一种严谨完备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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