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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者的疑惑:任剑涛的《建国之惑》

    2007年前后,央视推出了九国十二集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大国崛起》,在激励国人思虑新的时代主题的同时也暗暗投下了某些浓重的隐忧:中国能否经由经济成功而走向政治成熟,回应所谓的韦伯命题?历史经验中的大国崛起一波三折,国内国外险象丛生,中国能否安然转型与落定?随后,围绕中国之“大国崛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文明中国论”、“宪政转型论”在海内外风起云涌,中国之内政外交很快进入“不折腾”的战略守势,而各方势力对中国前途的设计与影响更趋激化。中国在经济上继续高歌猛进的同时,似乎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崛起之惑”。

    面对政学两界的诸多思想困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任剑涛教授近期出版了其“学术北上”以来的最为重要的一部政治思想史作品《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该书将《大国崛起》中的早期殖民帝国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一踢出局,集中力量对影响世界近代史的六个主要国家(英美德法俄日)经由中国留学生群体而对中国二十世纪之波澜壮阔的建国过程的影响进行个案深描与差异性分析,笔力厚重,思想深邃,在一定程度上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中国现代建国之惑的思想史面向。然而,在惊叹于其视角独到的长时段、恢宏、复杂叙事的同时,亦觉其分析与批判存在若干含混模糊之处,破多立少,前景晦暗不明,结构化指向暧昧不定,大大削弱了作者的“不惑者”之优越地位,而暗伏下一种关于现代中国建国过程的“不惑者的疑惑”。笔者有幸受邀参与任剑涛教授的新书研讨会,不揣冒昧,从以下诸方面对其作品的“疑惑”之处予以简要分析。

    首先就该书的整体逻辑框架而言,存在三重无法简单消解的张力。模仿建国与自主建国的张力是贯穿该书整体脉络的主要张力。该书在整体论证意图上是为了充分暴露二十世纪中国留学精英的“模仿建国”思想路线之弊,从而推出自身的关于“自主建国”的主张。因此,模仿建国成为书中六大个案批判的共享性分析进路。不过,这种按照“模仿建国”路径展开的思想史批判却存在很大的误击风险:一方面,作者筛选的所谓“学术/政治”复合型留学精英其实主要是学术精英,于实际的中国政治并无太多关联,也无多大建树,因此,他们的“模仿建国”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实验”而非政治实践,故经由对该群体的批判未必能够呈现“建国之惑”的完整面向;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在思想结构上大体处于“西体中用”的格局,认为宪政民主作为现代性政治的结构法则是不可置疑的,中国的建国只是进行经验性的政体选择,只是纯粹制度层面的妥当性与技术性的安排,这一思想“前见”阻止了作者对中国真实的建国历史的“同情的理解”,也暴露出作者自身在“体”的层面遵循的是严格的“模仿建国”,而只是在“用”的层面开放出一定的“自主建国”的空间与可能性。可见,作者是在更加深刻的政治本体或政治原则意义上认同西方并要求“模仿建国”,从而使其“自主建国”的主张仅仅局限于技术性的经验层,难以深入中国古典世界与近代史经验之中寻觅“自主建国”的更为根本的规范依据和制度要素。与这一重根本性的张力相关的是另外两重张力:一是现代性政治的结构法则与中国自主性的政体形式的张力;二是政治理想的意图先行与政治学的经验品格的张力。三重张力之间又呈现出两组基本的对峙性序列,其中一组是“模仿建国/结构法则/意图先行”,另外一组是“自主建国/政体形式/经验品格”,前者构成了后者严格的价值前提与规范边界,限定了后者的作用范围、反思强度与渗透限度,从而在根本立场上保持了一种现代性自由主义的优先性假设。无法消解的张力本身不因为作者自身的价值选择而获得释放,这些张力背后所反映的仍然是煎熬中国百年建国史中的政治/文化精英的“古今中西”之变,尤其是“中西”之变,而在思想高度与方法论上,“体用”范畴似乎仍然无法超越,尽管其具体指涉可能存在变换与挪移。不久前我同样以学生辈身份参加张千帆教授的《为了人的尊严》的新书研讨会,张教授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体用”煎熬,尽管他将宪法的道德本体由“权利”置换为“尊严”,但却小心翼翼地回避谈论本体转换对宪政体用关系的结构性影响问题,从而拒绝了政治儒学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倒是贝淡宁教授显得很为坦率,他在针对张教授新书的简短书评中提出张教授没有超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海外新儒家的伦理/政治的区隔立场,而他认为真实的问题是儒家能够对西方民主起到何种结构性的修正作用,其具体的制度机制如何。与张教授及贝淡宁教授的讨论旨趣相比,任剑涛教授仍然笼罩在浓重的现代性自由主义价值氛围之中,对中国古典政治儒学、现代建国历史经验以及其标举出的不同留学线路上的留学精英的政治思想表现出深刻的质疑。这大概构成了任剑涛教授解答“建国之惑”的基本思想背景。

    其次,与上述所揭示的基本思想背景有关,任剑涛教授在第一章中率先对英国政治思想的“钝化”以及所谓的“密尔逆转”展开思想史批判,试图重申在这种“钝化”发生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这种批判存在对近代思想后期发展的严重低估和对世界历史辩证综合取向的深刻误解。所谓的“钝化”和“密尔逆转”大体是说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了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妥协,即自由主义出现了相对化,具体表现为思想原则和政治体制上不再固守古典自由主义的严格立场,出现了混杂与模糊的混沌态势。我承认,在理论纯粹性与政治审美意义上,处于“锐化”状态的古典自由主义更加清晰简明。但是,理论的目的不在于纯粹,而政治思想的意义也不在于审美,它们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在我看来,任剑涛教授的“钝化说”存在如下具体层面的误解:第一,这种“钝化”是世界近代政治思想史的普遍经验,而不是英国政治思想史的孤立事件,其所表征的也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恰恰是历史的辩证综合的取向,是英国政治思想的“政治成熟”的体现,是对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主张的体制化的思想性安排;第二,理解整个世界近代史应区别两个历史时段,一是经典的近代时期,二是现代时期,所谓的“钝化”与“密尔逆转”就大致发生在这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上并为世界历史的现代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思想基础,更为巧合的是,这一时段还是晚清留学的开端,严复的政治思想就深受英国这一时期的“钝化”的影响,而展示出某种混杂的色彩;第三,由此“钝化”开端,现代时期的西方宪政体制在工人与社会运动的冲击下不断进行普选权改革、社会立法和社会权利的宪法化,逐渐建立了更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行政国家体系与社会运动的有序化经验,从而确保西方的自由政体顺利适应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冲击,以“社会性”而非单薄的“自由性”来消解激进主义的“阶级性”诉求。借用波斯纳在911之后的《并非自杀契约》一书中的一句话“美国宪法若不能弯曲,就会折断”,实际上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和英国宪法“不能钝化”的话,也会折断。由此观之,任剑涛教授似乎对“钝化”之后的整个现代政治思想结构、宪政框架与辩证综合取向存在着价值偏好上的武断与误解。我非常理解任教授基于政治思想史立场的“正本清源”的总体意图,而且近几年国内政治思想史学界也颇有垂青“早期现代”而相对轻视“钝化”后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倾向,这在澄清思想本源与认知现代政治性质方面自然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但如果不加区分地一味标榜近代思想的简明结构而忽视现代思想的钝化现象背后的辩证综合取向的话,于现实政治的解释力和建构力恐怕会大大削弱。

    再次,笔者建议针对“建国之惑”这一重大的理论命题,仅以“留学精英”为口径展开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建国精英”纳入进行并合分析才能够呈现出真正完整的“建国之惑”。其实任剑涛在本书分析中已经不自觉地触及了“建国精英”的某些思想片断,比如对伍豪(周恩来)早期政论的简要分析,但不成系统,不具规模,甚至不具有典型性。与“留学精英”相比,“建国精英”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建国大业中具有如下显著的优势或特征:其一,建国精英长时段参与或主导建国过程,对中国现代建国的思想本体与制度材用有着具体真实的体验和思考,这一体验与思考过程所反映出的“建国之惑”更加真实与完整,而绝不是“留学精英”的表层化政治接触与体验所能比拟的;其二,建国精英具有更加宽域的思想视野甚至游学经历(比如孙中山),相对于专家化的“留学精英”具有更加开阔的认知框架;其三,由建国精英主导的中国现代建国过程更多呈现的不是“模仿建国”,而是“自主建国”,尽管也有“模仿”,但其具体运用过程则是以“中国化”为主导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其对于域外思想与制度均有着清醒的实践理性的理解,而他们的具体建国规划的展开也正是建立在此种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方案选择与调试、政治竞争与胜败所折射的正是建国精英们的主体性意识和自主性努力。然而,任剑涛教授对于这些更为重要的“建国精英”们的“建国之惑”或“建国之不惑”却未能给予结构性的关注,未能给予同情的理解并赋以正确的历史权重,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更进一步,任教授也未能就“留学精英”如何具体影响“建国精英”展开适当的经验性分析(比如杨度与袁世凯的个案),使其“建国之惑”的宏大分析未能深入一个更为开阔的“西方多元思想——留学精英——建国精英”的框架之中,而仅仅停留于一种“建国思想之惑”的窄狭层面。当然,这样处理的话需要更大的篇幅和更加复杂的理论运思。不过,如果任教授有志于继续探讨一种完整的“建国之惑”的话,倒是可以有两个续集值得考虑,从而构成一个“三部曲”的结构:一是《建国之惑:建国精英与现代政治的歧路》,二是《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建国精英关系中的被动与互动》。因此,任教授目前呈现出来的这本专著似乎可以被称为《建国之惑》的“导论”。我在刚刚完成的博士论文《政治宪政主义:中国宪政转型的另一种进路》中就曾专辟一章讨论八二宪法之“政治宪法结构”的历史与思想渊源,其中的分析重点就不是所谓的“留学精英”,而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建国精英”——孙中山与毛泽东。论起“自主建国”,这二位精英的自主性十分突出:孙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宪政三阶段论”是中国二十世纪唯一的体系完整、实践充分和结果成熟的“建国之不惑”,构成今日中国台湾地区的宪政民主的主要基础;毛在19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理论具有共和建国的显著色彩,后期的社会主义激进化运动固然暴烈与凄惨,但后期经由邓小平的调试而竟能焕发为今日大陆的基本政治架构。按照任教授的分析,孙的国民党版建国方案和毛的共产党版建国方案都是一种“钝化”的现代政治版本,但恰恰是这些“建国精英”的钝化选择基本塑造了两岸一个中国的政治面貌。由此可见,不对“建国精英”的思想与制度实践展开独立分析,所谓的经由“留学精英”的窄狭口径而呈现出的“建国之惑”就只能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惑”,而不是政治家与民族本身的“疑惑”。

    总之,任剑涛教授的《建国之惑》在今年这个建国的伟大纪念性年份(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周年+八二宪法三十周年)中具有十分突出的思想史意义,它洞开了中国百年建国的思想变数,直陈了一流的留学思想精英在中国现代建国问题上于“古今中西”之基本四维探求上的呕心沥血与歧路迭出,暗伏着中国现代建国无法超越的本体层的现代性政治设定,同时也经由对当代某些“留学精英”的批判性分析(如王绍光)而表明了百年“建国之惑”的一以贯之,由此自然链接到唐德刚所谓的“历史三峡”的最后关口——宪政转型。经由这本书,笔者基本判断任剑涛教授是一个“西体中用”式的现代性自由主义者,也正因如此,他在酣畅淋漓地批判西方主要六国的留学路线上的“留学精英”并逼迫中国人思考“自主建国”问题时,他自身的“疑惑”也在暗暗加重: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性政治的本体性假定就等于彻底阻断了中国古典政治文明与近现代政治经验(尤其是建国精英的体系化思考)在建国的本体层面的自我表达与修正的可能性,这是否符合一个“钝化”的现代政治世界与一个在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之后不断诉求自身文明论基础的当代中国的政治建构的正当性需求?“宪政民主为体,政体形式为用”对于当代中国宪政转型是否已经充分?对“建国精英”的集体性冷落是否构成了“建国之惑”宏大分析的硬伤?如何予以有效弥补?作者自身的自由主义思想背景本身就是“留学”的知识后果,因此,“留学精英”的正面形象如何勾画?作者垂青的“留学精英”的正面典型胡适是否存在反思之必要?如何反思?作者的现代性自由主义立场和“留学精英”的正面典型的思想遗产是否能够健全地理解和处理中国现代建国中的古典文明背景因素、近现代建国精英的惑与不惑以及作为主体性中国现代建国之结果的、留存于八二宪法之中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些进一步的设问其实不仅仅针对任剑涛教授,也针对所有作为“留学”之知识后果的中国自由主义学术群体。他们在以自由主义严格框架回望百年建国历史并做出价值评估时,上述设问均有效成立。因此,所谓的“建国之惑”绝不仅仅是任教授书中那些人的困惑,也是自我感觉为“不惑者”的庞大的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的集体“疑惑”。直陈这一点是为了最终凸显笔者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性焦虑:我们身处于一个在思想与制度上高度“钝化”的政治世界,我们不再能够经由简单的知识批判和制度创造而成就一个近代式的文明新世界,而是我们的政治建构必然是在多元复杂的思想与制度经验基础上的辩证综合,在此特定处境之下,一种严格自由主义的知识简明与制度从容的理想图景如何顺利呈现呢?思想是面世的,政治是实践的,我们对“建国之惑”的解答也应是真正基于当时代的具体处境与问题的。

    面对这种“不惑者的疑惑”,呼吸着这个“钝化”的政治世界的当代气息,笔者也越发感觉不轻松起来。任教授这本书至少不能解答我关于建国的全部疑惑,甚至带出了更多的疑惑,而这恰恰可能是一本思想性作品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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