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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纪坡民讲座听后

我有幸听了这样一场讲座,这使我对于中国的宪法和中国的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作者
  
  乌有之乡(UTOPIA)今天下午邀请的是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纪坡民先生,他同时是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他所作演讲的题目是:“宪政”与“立国之本”——新民主主义与共同纲领的价值。这同时是他新出的一本书的主题,因此下午的讲座他只讲了个大概,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听众提问。我对他的讲座的总体印象是:他基本抓住了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的最关键问题,即对于改革正当性理论阐释问题,而他的一些重要的论点我也是同意的,尽管有些主张我并不认同。他是一个阅历丰富和认真思考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建国五十几年来,我们的实践已经很不少了,我们所缺的就是理论,一种我们时代的正当化理论。这是一种必然出现的社会需求,陈端洪老师将之归纳为“我们时代的国家理论需求”。下面还是对他讲座的具体内容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我的思考与评论。
  (1) 纪坡民讲座的主要内容及其论证
  纪先生首先对邓小平同志及其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进行了简要的评价。他认为邓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实干家,但不是一个杰出的理论间;邓的改革开放在实践层面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在理论的的正当性解说上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因此,邓是一个实践见长、理论见短的领导人,从而为我们时代留下了艰巨的理论解释的任务。在纪先生开来,邓以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改革的理论解释都不算很成功。
  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纪先生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存在“名实相怨”的问题,即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实际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状况之间存在很大的裂隙,而这种裂隙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慢慢拉大。作为经济所的研究员,他举出例证:现在私人资本在全国资产中占50%以上,在全国的总产出上占70%以上。因此,他认为我们时代已经不是1956年定义的社会主义时代,而是1949年定义的新民主主义时代——那是一个混合的时代,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共存的时代。所以,他提出了自己的核心主张:中国应该回到1949年而不是1954或1956年,应该回到中共七大而不是中共八大的路线上,应该回到《共同纲领》的框架而不是1954年宪法的框架,应该重新认真严格的阐释毛泽东的思想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这倒是我所听过的宪法学或历史学讲座中最为新颖的一种主张,但是从逻辑理路来看,并没有大的问题,尽管现实可能性并不很大——因为如果我们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
  这注定是一种非主流的观点,因此为补足其论证,纪先生依靠自己掌握的历史材料对于中共八大的路线问题进行了细节性的阐述。他首先描述了现在党史界及一般理论界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否定文革,因而需要否定中共九大和十大;在文革后党的路线只能回到中共八大,而中共八大的路线核心是所谓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中共八大基本上是刘少奇的路线,毛后来抛弃八大路线就是为了与刘少奇进行路线斗争和党内争权。所以,流行的解释是:我们需要在政治路线上回归到中共八大,而在宪法上回归到1954年宪法。但是纪先生通过历史细节的梳理驳斥了这一流行解说。他指出:第一点,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刘少奇负责起草)里并没有关于主要矛盾转移的表述,而是在政治报告正式通过以后由陈伯达负责拟定的简短的关于通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写了这一句,而且没有经过政治局的正常讨论,中央主要领导人也没有注意;第二点,被主流解释追捧的中共八大的路线本身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注:流行观点认为中共八大实现了主要矛盾的转移,即由阶级矛盾转移到经济建设与人民需求的矛盾。)
  听完之后,我的直接印象是:一,邓的改革开放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艰巨的理论解释任务,而发展理论的智慧与能力将直接关系我们民族的未来;二是中国的宪法与宪政的研究如果想有所作为,就必须面向中国的近代历史和革命问题,与史学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相结合,并特别注意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这让我忽然想到了高华,中国尤其缺少他那样的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而现在的所谓宪法学家一般都只有规范理论,没有历史智慧和历史眼光)。
  
  (2) 我的提问及进一步思考
  作为一个研习宪法的法学后生,我听完纪先生的讲座以后思想上感受了了很大的冲击,这倒不是我不能够理解他的理论解说,而是我有些惊叹:就相同主题,这样大胆、细致的中国宪政研究,宪法学界没有几人,而纪先生并不是法学家(他供职于社科院经济所)。我提了两个问题:一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的准确地位及其与1954年的宪法之间关系;二是回到共同纲领时代的操作性问题。纪先生的回答大致可以归纳为: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合法性基础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提供的,《共同纲领》是建国的唯一宪法基础;1954年宪法对实际上否定了《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注:陈端洪老师称之为“背离”),原因是通过生产资料的改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邓的改革经过二十年的积累和分化,恰恰重新提供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政治法律的整体制度设计应该以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为基本理论框架,结合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及需要进行适当的改造,以提供我们时代可信的基础理论。
  后又有人问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问题,纪先生认为两者可大致作这样的界定:资本主义是一种保护私人财产的法权体系,而社会主义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当时就提出了疑问:如此界定,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将如何区别?他的回应是:19世纪末社会主义有170多种定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不易确定一种唯一正确的定义,而应该根据其基本精神灵活应用和安排到社会制度中去。他补充说:在保护私人财产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都远胜过我们。我感觉对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界定实际上使得社会主义难以成为一种自洽的法权理论体系,难以据此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他的主张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即正确指出了国家对于社会的保障责任。我的感觉是:纪先生是一个毛主义者或者说毛主义中的新民主主义者,而不像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此外,纪先生似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本身更加重要(苏力也这么看),但这其实是一种实践优先的观点,与其追求对改革时代的融贯的理论解释努力不大一致。
  纪先生的讲座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尽管我最后认为他的主张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他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下列重要的理论命题:
  a 邓遗留的巨大理论解释空间需要填补,这构成我们时代基本的理论需求;
  b 改革已经改变了1956年奠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因此路线的回归和宪法的回归必须再向前推;
  c 如果我们需要从主流解说再向前推,是否应该是“七大路线+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这是否已到了体制允许的极端?(再向前就是国民党统治了,在另外一个正统的法权体系下是无论完整的论证基于革命的国家法权体系的,如30年代的苏区政府及其合法性问题,就基本只能是一个史学的命题,而难以成为一个宪法学的问题);
  d 纪先生的理论努力也可以看作“改革共识”破裂以后寻求社会新共识的一个努力,他的具体路径是从毛泽东思想的“本土资源”寻找,他的寻找结果是“七大路线+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
  e 纪先生的努力拓宽了中国宪法学研究的历史范围和问题范围,启发我们对于1949年至1954年之间的时代变化用宪法学的语言和思维去处理、理解和规范,而这一方面正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最薄弱之处;在宪法学研究方法上,纪先生启发我们在规范研究的同时,就中国宪政研究的特殊性来讲,必须与史学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相结合。我开始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宪法研究无法绕开中国近代革命和中中共党史,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宪法学有可能真正做出贡献的地方,而不在于如何从规范上阐释西方的宪政理论以及进行几个象征性的个案研究;
  f 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认识:纪先生对自己“回归1949”的一个理论解释是,1949的共同纲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题”,1954和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反题”,而我们现在的回归做的是历史辩证发展的“合题”。
  
  (3) 几点联想
  对于改革的解释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对于革命的解释,而邓本人也同意“改革是另一场革命”,因此改革与革命的概念可以通过理论上的努力统一起来。陈端洪老师在课上曾提到美国学者布鲁斯-阿克曼对于“革命”概念的一种相对宽泛的解释,不限于简单的暴力流血式的革命。库恩说,科学革命本质是“范式转换”,其实社会革命的本质也可类似表述为“政治范式转换”。由此观之,1954年宪法对于1949年《共同纲领》可以构成一种相对宽泛意义上的“革命”,而邓的“改革”亦可在相同意义上构成一场“革命”。
  在当今宪法学界,对相关主题之深入研究还较少见,但并非无人涉及。在“物权法草案”的持续争议中,宪法学界的童之伟教授针对民法学界梁慧星提出的民事立法的“不宜根据说”,从宪法规范主义的角度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并明确提出“严格的说,全国政协一届全会通过《共同纲领》就是制宪,1954年宪法只是对于《共同纲领》的较全面修改。”“从法律的观点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造的,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由《共同纲领》这部临时宪法直接创造的。”(参见童之伟:“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易根据宪法说’,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经由物权法的违宪论辩,童教授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纪先生在讲座中重点论述的一些重要问题,这表明中国宪法学界具有一定的理论潜力和问题意识来处理中国宪政研究中绕不开的中国近代革命与中共党史问题。童历有宪法之规范主义色彩,但此处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其理论研究具有历史智慧和历史眼光,能够正确的指出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地位,但对于1954年宪法与1949年共同纲领的关系的解释还在宪法理论上还不够精致,毕竟二者之间的巨大裂隙不是一句“较全面修改”就可以一笔带过。这里还缺乏宪法理论更加细致的建构和解说,这也将逼使我们的宪法研究者正视这个“要害问题”,发展我们中国的宪法理论,特别是对于“革命”概念进行宪法上的理论重构——“革命”问题对于中国的宪政研究和宪法理论发展尤其重要,甚至可以说,中国宪法学对“革命”概念的宪法学处理水平直接成为中国宪法学贡献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问题的标尺。这也许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要做的。
  就先涂这么多吧,很多东西还需要时间消化——但至少,我们明白了我们时代的真实而重要的文题是什么,我们也许并不同意纪先生的结论,但他的问题仍然是有效的。
  这注定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因为实践积累下来的“一地鸡毛”越来越对我们民族的思想与智慧提出挑战!
  
  (2007年4月15日晚于北京大学畅春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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