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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学术史料的收集与出版
  • 2006/7/18 16:45:00
  • 分类: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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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推进,我觉得眼下最大的瓶颈因素乃是史料建设的严重不足。通常我们看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还有坊间的各种学人传记或者特定专题的研究性专著,感觉太多的一般性层次的重复和泛泛之论。不少作品缺乏扎实的史料根基,不仅某些断言或引用缺少必要的出处标示,而且当读者查考到原始文献后才能发现那样的断言或引用经常属于曲解原意或断章取义。遗憾的是,由于史料匮乏,核查无据,一些似是而非之论就得以长期以讹传讹,读者也就习非为是了。
  
  
  
  让我发生这样感触的是近来读胡适年谱的所得到的一些收获。去年我辗转买到了胡颂平先生编辑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台北:联经1984年版),煌煌十卷,页码四千馀。闲来翻读,居然是难以自拔,一卷一卷地就读了下来。我尤其感兴趣胡适在神州巨变的1949年前后的言论和思想,例如他的自由主义在左右两大剧烈对抗的势力之间是如何应对的。这部年谱大大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年谱不仅按年月日记录了谱主的各种活动,而且收入了重要的书信、日记、演讲词、当时报章的相关报道甚至一些私下谈话等。尤其是一些由于政治原因而一直无法在此间出版的文献(例如胡适在1950年发表的“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1957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等)都提要或全文收入,丰富了我们对于胡适学术以及政治思想的了解,也很便利读者对某些研究性的著作的相关论述加以核查,以及对于学术史上的课题作出进一步研究。
  
  
  
  年谱之外,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状况的文献还包括政府以及教育或研究机关发布的有关学术制度的一些法令及规则、一些重要会议的原始记录、学人书信、日记、谈话录等等。这方面,台湾学界的努力也是很让人尊重的。仍以胡适为例,我们知道台湾远流于1990年出版了共十八册的《胡适的日记》手稿影印本,胡颂平这位热衷胡适史料建设的高手又有《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问世(联经1984),加上各种书信集、演讲集、回忆录、传记等等,形成了对于胡适学术生涯的全方位显现,为研究胡适以及近现代中国学术史提供了丰厚和坚实的史料基础,这是很值得赞赏的。
  
  
  
  回到当代大陆的学术史研究,我们发现,在大陆,类似《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样规模的年谱一部也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在于如胡适这样在学术几乎达到了“国士无双”地位,研究领域横跨多学科,生命之路缤纷多彩的人物缺少。当然,我们还是有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有在各个学科里作出相当学术贡献的不少大家,不过,尽管陈寅恪有蒋天枢撰辑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1981年初版,1997年增订本),但是增订本也只有区区260页。至于钱锺书,既出的各种著作版本不少,也有《钱锺书手稿集》问世,但是,像年谱或者全面的书信集等还付诸阙如。陈、钱两位的著作出版较多,多少有赖这些年的“陈寅恪热”和“钱锺书热”,能够更全面地显示当代学术面貌的其他一些重要学者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例如我所在的法学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历经坎坷的学者们大多被淹没或遗忘,1949年以后的法学史料完全是一个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法学学术史又从何写起?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五十年代以来的运动频仍也许是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让学术研究长期陷入停滞,而且严重伤害了学术的自治,给学术界带来了过多的意识形态指向。学者们或自觉或被迫地运用一些政治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政治话语装点在著述的字里行间,把学术降低为政治的附庸。不仅如此,意识形态的多变迫使学者不断跟风趋时,学术成果成为折射政治风云变幻的镜子。趋时的代价便是不断地过时。当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相对的学术自主时代后,学者们抚今思昔,不免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等回忆录中表现的一些酸楚心态不过是其中的显著者。对于许多人来说,过去的经历已经成为一段无法驱除的梦魇,回忆或再现它们仿佛是揭开刚刚愈合的伤口,带来的乃是主人公或者他们的家人的痛苦。年谱类作品,如要长编,必然追求翔实,避免遗漏。如果人为地“报喜不报忧”,又难免欺世盗名之讥。于是就只能避之唯恐不及了。
  
  
  
  忌讳不仅来自学术界自身;实际上,对于1949年后三十年学术史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政治性的约束。某些问题还是不能触及的禁区,尽管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宽松。政治因素之外,所谓为尊者讳的顾忌也使得学术史的研究畏首畏尾。胡适在分析中国的传记文学何以不发达的原因时就提出忌讳太多的因素,他举出曾国藩的例子,“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替他写了一个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了忌讳。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年谱长编初稿》页2329-2330)当代学术史研究的“当代”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近距离,即便是史料的编辑和出版,也比对于近代以及古代学术史料的编辑出版有更多的禁忌或禁区。
  
  
  
  最后,学术制度上的一些缺陷也会妨碍学术史料的建设。史料的搜集与整理通常不被视为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同时又耗时费力,在许多人看来不如自己写一些论文或者呈现出论文外观的作品发表,以便为评职称、获取福利以及申请有关课题增添筹码。因此,如何改革我们的学术评价制度以鼓励更多的人们去从事这样的工作也就成为推进学术史研究者必须致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总之,做学术史研究,一个最基本的工作便是史料建设。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全面丰富的史料,仅仅是凭感觉发议论,文章再多,也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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