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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读书记:无需理由的读书

  在此计量考核的时代,每到年底,数数填表,已经成为高校教师的一项常规事务。就我而言,一年下来,虽然忙忙碌碌,累死累活,但却乏善可陈。
 
  如果写作只是为了发表,那么读书就不过是为了写作。为写作而读书,则多少意味着读书需要一个理由;比较而言,无需理由的读书,就显得奢侈了。但是,如果这种奢侈能令自己愉悦,为什么不奢侈一下?开卷有益固然是好,开卷愉悦肯定也不坏。
 
  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是研究传统中国情感文化史的著名学者。其所著《中国之爱情》一书,涉猎广泛,分析细腻,堪称填补研究传统中国爱情观念的空白之作。在中国法律史教科书中,对于帝制中国的婚姻问题,通常都着眼于分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姓不婚、异姓不养,以及六礼、七出、三不去、和离、义绝这些关于婚姻的成立和解除的礼法原则与具体规范,而不怎么讨论现代人心目中作为婚姻基础的爱情问题。是以,我们对传统中国婚姻男女与夫妻之间的情感问题,可以说是不甚了解。史华罗的这本书,利用明清小说、戏曲对于爱情的描写,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的爱情观念,提供了大量有趣的材料和解释。所谓中国式的爱情,是指中国人的爱情观与西方人的爱情观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异。虽然文学作品所写的爱情观,不一定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想法和态度,但也总能反映某些真情实况,因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爱情观仍然不无价值。
 
  日本学者合山究教授所著的《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是一部论文集,汇集了作者关于明清时期女性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大部分论文。这本书的题域甚广,包括节妇烈女、薄命佳人、巾帼须眉,文学描写的女性形象、文学作品的女性作者、男诗人与女弟子,等等。合山究说,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中国“情死”开创之作;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则是讲述仙女崇拜的小说。这些看法,都是蛮有趣的新见解。
 
  德国著名汉学家瓦格纳《晚清媒体图像与文化出版事业》,是一部以《申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考察晚清公共空间的典范之作,对晚清报刊图像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本书中译本的序作者周成荫作过这样的比较:在比较经济史领域,形成了所谓的加州学派;在瓦格纳的领导下,有一个研究晚清民初新闻图像与媒体文化的海德堡学派正在形成。
 
  上海博物馆所编《董其昌和他的江南》,是一部研究董其昌的书画艺术、书画理论以及其人其事、江南地方社会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对董其昌博采众长的书画艺术,对董其昌提出“南北宗”的书画理论,均有清晰的梳理和解读。还收录了明清社会史学者冯贤亮、文化史学者巫仁恕、经济史学者范金民的论文,是对董其昌及其江南社会文化的讨论。如果配合任道斌编著的《风流蕴藉:董其昌系年》来阅读,应该说是一种相当不错的体验。
 
  两位美国学者合著的《独裁者手册》,被誉为马基雅维利《君王论》的对手之作。该书指出:“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重要。在对待政治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思考和谈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领导人的行动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谈论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利益等。政治、正如所有的生活,是关于个人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对他人有利的事。”(第15页)这种思考问题的进路,既是对人性的洞察,也是对研究方法的提示。如果放在本书建构的作为权力基础的三维(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分析框架中,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某些开国皇帝,通过杀戮功臣,任命其他亲信大臣,得以重建核心的权力集团,如刘邦、朱元璋等;允许臣下适度收受礼金,如康熙等。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些都不外乎是皇帝意在维护统治和收买人心的权力技术。本书作者还认为,君王若要笼络官僚,必须知道钱在哪里。如此看来,帝制中国之所以实施低俸制,它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让官僚有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灰色收入,而国家则可以节约行政成本;二是如果官僚的非法收入超越适度的范围,皇帝又可以随时惩治官僚。正是在这种收放之间,皇帝实现了笼络官僚和控制官僚的政治意图。
 
  荷兰学者皮尔·弗里斯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是继彭慕兰《大分流》、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的又一部讨论“大分流”的著作。弗里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强调国家及其制度和政策对于18世纪中英两国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性。弗里斯在《导论》中指出:打破过去的传统,即太过关注与西方比较,东方缺少什么这一狭隘命题。这一良好愿望,绝不能让我们忽略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而现如今,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比较中西法律时,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比如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一书,即是矫枉过正的一个例证。
 
  台湾学者林美香《身体的身体——欧洲近代早期的服饰观念史》,广征博引,写得非常学术;图文并举,处理得也非常好玩。服饰的功能不外乎是:障与彰。障是遮蔽,既有保暖的实用功能,亦有羞耻的伦理功能。至于彰,则是彰显,既是一种审美观念的表达,亦是身份和秩序的象征。通过服饰,人们得以认知穿戴者的贵贱贫富与职业身份。也因此,服饰实际上是人类心灵的审美和伦理的呈现。服饰的上述功能,可谓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差异仅仅在于服饰的质料、样式以及制作工艺的不同而已。
 
  美国学者司昆仑《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城都社会》,以著名作家巴金的《家》所描述和刻画的人物为线索,考察了1920年代成都社会的各色人等与社会样态。可以说,它既是一部研究《家》的著作,也是一部研究成都社会的著作。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对《家》进行社会史考察的著作。就此而言,《家》的文学意义反而被搁置了。
 
  刘志伟教授所著《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是作者持续30多年研治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论文集。刘志伟在《代序:中国王朝的贡赋体制与经济史》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主张或命题:“‘食货’经济的实质,不是国家控制市场,而是王朝国家利用市场来实现贡赋征输,也就是说,不是由市场出发去动用国家权力,而是由官府出发去拉动市场。”(第19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我国流行的明清经济史研究范式的一个反转。其基本模式是:农民种地纳税,但由于一条鞭法改变了以“实物”纳税的方式,故尔农民必须把粮食拿到市场去出售,换银子来纳税;国家将银子作为俸禄发给官员,而官员又将银子拿到市场去购买各种物品;同时,国家也以银子作为公共消费,从而拉动了市场运作。
 
  张勉治《马背上的朝廷》一书,详尽地讲述了乾隆朝廷南巡展现的民族-王朝国家的统治架构与运作策略,满人武治与汉人文治之间的紧张,乾隆朝廷与扬州盐商、江南士人之间“笼络与进入”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另外,还详尽刻画了乾隆南巡过程展现出来的军事化高效率的组织方式和组织能力,乾隆亲临江南的政治意义与奉母南巡的伦理意义,等等。本书不仅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析架构,还有丰富详实的细节分析,读来趣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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