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明的个人空间

从他人的空想到自证的科学(上)
——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发布时间:2015/12/22 14:14:20 作者:左明 点击率[1314]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社会主义;空想;发展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写作时间】2015年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作者:恩格斯(德国)。人民出版社出版,1967年4月第1版。该书写于1880年1月至3月上半月。

        让我们穿透重重迷雾,去洞悉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

        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出于强烈的无法抑制的困惑感和好奇心的驱使,我不能不连续追问:所谓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思想理论,还是社会形态呢?到底是学说,还是行动呢?到底是幻境,还是现实呢?到底是即时现实,还是未来现实呢?

        好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就在该书形成之时(即1880年),作为真实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哪里呢?如果没有古代(或过往)社会主义的话,又何来“现代社会主义”呢?

        “有产者和无产者”,确实是由来已久;而“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则肯定是“现代”(相对于该书形成之时)的产物,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必然结果。

        “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难道生产(即便是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还需要处于有政府状态之下吗?难道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就不可以、不适宜进行生产了吗?须知:没有市长也可以有董事长!没有总理也可以有总经理!人类的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生产与政府或处于政府状态之下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无政府状态可能会带来——诸多不便,但却很有可能不会对生产造成重要的甚至是极大的不便。

        由所谓的阶级对立而产生的阶级压迫,其实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具体体现。这一现象古已有之,而且一定会绵延不绝。

        阶级对立也好,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罢,对此二者的考察,愚以为不会有太多更加新鲜的收获。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话,确实令人充满疑虑、期待下文。

        “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起初,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就是思想者或学者们的假想或假说,并列示了一些基本原则。继而,有后来的、后继的同好者对这些原则又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发展,很可能这些发展者也多是思想者或学者们。

        “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请看:就连该书作者自己都承认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就是一个“学说”!“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其结果或成果是否还是“思想材料”?尽管有许多理论或学说的根源都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之中,但是这些理论或学说终究还只是一些理论或学说。

        较为科学完善的理论学说,不等于较为合理可行的现实制度。如果连这点儿事儿都整不清楚、弄不明白,那一定是一个糊涂的学者或蛮干的行者。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何谓“革命”?在脱口而出的同时,还是应该先界定清楚为妥。绞死、砍头、枪毙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是否就是革命——革除性命的基本方式?压迫与反抗,可能都会流血、都会丧命,是否因此就都可以被认为是革命?革命是否就意味着肉体消灭?革命的人物,是思想革命,还是行动革命?思想革命应该不会流血、送命吧?

        能够启发人们头脑的人,方为真正的伟大人物!这绝对是至理名言。英雄好汉、帝王将相、高官富豪,统统没有资格被称为伟大人物。

        下面,就让我们去领略一下这些非常革命的伟大人物的启发人们头脑的真知灼见吧:

        “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权威不是被用来膜拜的,权威的主张或观点如果能够经受挑战或检验而屹立不倒,倒是值得钦敬的。也许他们也不承认“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

        “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在今日中国,宗教和自然观就暂且不谈了,社会和国家制度是否“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恐怕自有公论。至少左明对今日中国的社会和国家制度进行了有节制、有克制且不欲休止的批判。

        中国和中国人需要理性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中国和中国人能够接受批判吗?这的确又是一个问题!中国人也许不需要理性的辩护,但是却十分需要金钱和权力,因为一旦有了这两样东西,中国人就马上找到了存在的感觉,就能够坚实的捍卫自己“存在的权利”。

        “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天呀!几乎全体中国人都惊呆了:这一定是梦人呓语!中国人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只有金钱和权力才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思维着的悟性”,这算什么狗屁玩意儿,见鬼去吧!

        这样的国家和国民,谈何、何谈社会主义呀?除非加上一个修饰限定词——中国特色。

        “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到底是应该“用头立地”,还是应该用脚立地,这也许只是象征性的文字在表述上的差异而已。“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这是在注释中的表述——笔者注)由此可见,他们所要表达的核心观念是:思维支配行动,或“理性支配着世界”,或“思想应当支配精神”。

        不无遗憾的是:有的国家和有的人对思维不感兴趣,只热衷于行动。思维是多余的,能够行动就已经很好了。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行动,但却不会复杂高级的思维。自然进化的结果是使人类具有了其他各种生命体所不具有的功能:复杂高级的思维。这就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最本质的区别所在!饮食无度、配偶(或者没有长期固定关系的性交伙伴)无数,这是很多动物早就已经实现并且得到满足的一种生活情趣。而复杂高级的思维,则令绝大多数动物望尘莫及、望洋兴叹。

        逆进化潮流而动,这就是“上下颠倒”。

        在一个整体倒错的社会里,所谓的先进、模范的真实本质,也就可想而知了。年轻的有志的朋友们:现在,你们还是那么的渴求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吗?

        “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绝对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不过,以往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这一观念本身可能就欠缺合理性,可能就是不合理的。恰如“怀疑一切”这一名言的内容所述,这一名言自身当然也要受到怀疑的礼遇。什么东西一旦上升到“一切”的高度,就难免会使人心惊胆战。难道不是所有的创见都会变为成见吗?请不要过分渲染新与旧的对立对抗、矛盾冲突的紧张关系,更不应该不当宣泄不合理性的粗暴情绪。殊不知:旧乃新之母。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这又是明显的偏颇之言。阳光不知道在多少年前就已经照射出来,理性也不知道在多少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当然,对于全人类而言,不理性是普遍的,理性只是偶然的例外。

        左明困惑:上帝(或者任何其他至高神灵)呀,您老人家实在是偏心眼儿,虽然普遍赋予了众生(仅限人类)可以产生理智、理性的器官——大脑,但是又为什么不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现实中实际实现、获得大体相当的理智和理性呢?上帝笑道:差异性就是我创造众生的基本原则。

        “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这又是典型的激昂情绪的宣泄。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昭示我们:人类理性的进化是缓慢的和不彻底的。绝对不可能在现在以及未来(更不用说在该书形成之时——1880年——的“从今以后”)的某个时间节点出现毋庸置疑的、至高无上的所谓的“真理”、“正义”和“人权”。更何况,真理可能永恒吗?正义可能永恒吗?人权是基于自然的吗?是平等和不可剥夺的吗?这样的文字表述,更像是抒情散文。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难道所谓的理性的王国不应该是统治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吗?难道社会主义的理性的王国不就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吗?进而,现在我们也都知道:难道社会主义的永恒的正义不就是在无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的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平等不就是归结为法律面前的无产阶级的平等吗?难道被宣布为最主要的社会主义的人权之一不就是无产阶级的所有权吗?难道理性的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也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吗?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主义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去嘲笑、讥讽,甚至去鄙视、鞭挞资本主义呢?

        哥哥去批评弟弟的个子比自己矮,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思维吗?

        “十八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说得很好、说得很对!但是,倒要请问:十九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难道您们不也同您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您们自己的时代使您们受到的限制吗?

        在说别人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把自己给遗忘了,如果不是在嘴上,至少也要在心里。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这一表述,明显逻辑错乱。对立,确实可以根据不同性质进行区分,进而并列。但是并列各项不应存在交叉包含关系。例如:封建贵族与剥削者和游手好闲的富人,此三者是何关系?是否存在交集?它们之间能够用“还”字来连接吗?

        “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恰恰是无产阶级的导师,因为此二者如出一辙:无产阶级也毫无愧色的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请问:1、为什么不说雇佣工人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呢?也许“背负”是主动的,而倚靠则是被动的;2、为什么不说雇佣工人没有资本家就不能生存呢?既然是相伴相生,恐怕就是谁也离不开谁;3、难道现代的资产者主要是从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而来的吗?难道无产者主要是从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发展而来的吗?至少愚以为:现代的资产者主要是从中世纪的地主发展而来的;无产者则主要是从农民发展而来的。

        “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市民等级与封建贵族的斗争,如何定性?是否就是“资产阶级运动”?市民等级既然能够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那么市民等级是否就同时包括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而也就说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劳动阶级?此外,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其属性是否都是“大的资产阶级运动”?此处的“独立运动”的属性又是什么?应该不会是“资产阶级运动”吧?难道是无产阶级运动吗?也就是说:在进行“资产阶级运动”的同时也在进行无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肩在与封建贵族作战的同时也在相互厮杀?这也许就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十分不解: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为什么就要急于开展革命武装起义呢?难道或革命或武装或起义就可以催熟一个阶级吗?难道或革命或武装或起义不应该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吗?难道或革命或武装或起义不应该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后的临门一脚吗?难道或革命或武装或起义应该成为推动社会演进的常态或标配吗?

        按照正常的逻辑,到底应该是先有理论,还是先有行动?“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用当下中国一个非常时髦的词汇来表达,这就是——梦!难道在如此美妙的梦境中也有鲜血淋漓的或革命或武装或起义吗?从空想直接就穿越到了共产主义,这跨度也太大了一些吧?

        “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平等,这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在知名度上仅次于民主的另一个堕入空想的伪命题。注意:平等是民主的前提。因此,在重要度上,民主要次于平等。

        不论如何花言巧语、巧舌如簧的辩解,平等的本质注定就是——相同。我不想混淆视听,也不屑偷换概念,请问世间:有几人会把不同视为平等?请问:什么人才会要求平等?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强者吗?大家一定会哄堂大笑。对,是弱者!只有弱者才会高呼平等。平等,就是弱者的呐喊!平等,可能是道德的标尺,但却绝对不会成为文明的标尺。

        再一次令我困惑的是:即使是按照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似乎也应该是社会地位的平等会先于、优于政治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相反。当然,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虚假的骗人的代议制民主政体肯定不能算是真正的政治权利的平等。

        万幸的是:还没有说消灭差别本身。世间万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可以被消灭的吗?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能被消灭的话,那么阶级又怎么可能被消灭呢?不要忘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可是最朴素的世间法则。

        但愿所谓的社会主义学者不会忘乎所以的宣称:我们要消灭一切差别!

        “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禁欲之欲,不外乎七情六欲,其中又以食欲和性欲为最。圣人有云:食色,性也。食欲和性欲就是最基本的人性。人性,不可违!违背人性,其实就是与自然规律相抗衡,胜负立判。

        我经常说:当然可以有低级趣味,但却不要只有低级趣味。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那就已经不是人了,而是神了。

        人类智能的发生和发展,也是自然规律使然。修炼人的智能,何苦之有?至少对我而言,无休止的阅读并思索和写作,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请看: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外延是多么的宽广无边呀!墨守清规戒律的寺庙,可能就是共产主义的圣地。共产主义该不会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口袋吧?

        “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空想,并不可笑、可耻,反而很可能极富价值、令人尊敬。至少我就是一个以怀有梦想而极感荣耀、骄傲和自豪之人。也许,我可以失去一切物质财富,唯独不能失去梦想。

        我梦,故我在。

        “生产最发达”,这肯定也只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相对而言的结论。

        难道种种对立是因为生产而造成的吗?杀人的菜刀,其实是无辜的。

        方案,很可能是为了指导行动而制定的,但却有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预期目的。历经岁月沧桑,方案依旧历历在目,可是阶级差别却仍然没有消除。

        如果真的是从唯物主义出发,那么纯粹的空洞想象的成分可能就会少一些。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在当时,无产阶级可能已经产生了,但却还是“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甚至只是雏形而尚未定型。

        “这三个人”似乎不属于无产阶级,真正的纯粹的无产阶级似乎也无法产生“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学者也好,作家也罢,思想家也好,政治家也罢,这些原本就是职业,就构成了利益集团,但有趣的是他们至少在口头上几乎从来也不为自己所属集团的利益代言。当某种理论、学说是作为某个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思想与利益挂钩的时候,人们对此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古训:利令智昏。尽管言说者嘴中的利益并不是自己的利益。利益与情感是纠缠在一起的,而情感与理智往往是不相容的。律师是委托人利益的代言人,尽管律师的发言完全有可能滔滔雄辩、精彩绝伦,但是却很少会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为什么要说“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呢?愚以为:作为“伟大的空想主义者”,他们足够启蒙,也绝对学者,他们自己分明就是启蒙学者。

        请不要简单的直线的朴素的认为:压迫阶级是没有痛苦的。不理性的人都注定是痛苦和不幸的!拥有普度众生情怀之人,才是快乐的,才没有痛苦。

        同样是“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那又怎么可能会“有天壤之别”呢?他们无差别的对待全人类,一碗水端平,因此也就不容易出现偏颇或偏执。

        “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象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确实,人们都已经看到了:现实中的资产阶级世界是不合理性的和不正义的。但是只怕空想主义者所构建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永远只是在云端而非人间,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真实的看到其存在。因此确实可以说此二者“有天壤之别”。

        请先不要急着把资产阶级世界抛到垃圾堆里去,因为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都不是在刚一出现的时候就立即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的。这是最起码的社会常识!!!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历程,绝对不能因为其是不合理性的和不正义的,就心急火燎、着急忙慌的为其敲响丧钟。别的先不说,封建社会(有可考、可靠文字记载)肯定是不合理性的和不正义的,但是却至少存在了数千年。

        生产力水平没有质的飞跃,生产关系类型怎么可能随时随地、随意随便的变更呢?这可是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呀!

        “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天大的笑话!难道当人们正确地认识了真正的理性和正义,真正的理性和正义就可以统治世界了吗?请问:人们如何才能够正确地认识真正的理性和正义?靠说教吗?靠启蒙吗?靠思想政治工作吗?靠鲜血淋漓的或革命或武装或起义吗?统统扯淡!要靠人类自身的整体进化。如何进化?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逐步递增。

        我可以很自信的断言:在人类灭绝之前,真正的理性和正义绝对不可能统治世界!

        “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我确实被惊呆了!被吓着了!天才人物确实稀缺,也恰恰是由于极度稀缺,所以才会被认为是天才人物。此处的天才人物可绝对是非同小可,可能五百年才能出现一位。天才人物当然异于常人——能人所不能,当然有可能、有能力发现真理。最典型的例子:牛顿。他居然能够透过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这一现象,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真奇人也!天才人物的出现纯属幸运的偶然,无法预测,也无法计划、安排、设计,因为产生天才人物的是自然,而不是人类自己。天生之才只属于天才人物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其他人。天才人物可以认识真理,并且传播真理。其他人确实可以在感知真理的同时而受益。这样的其他人有多少呢?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仅绝对不是全体,而且很有可能只是全体中的一小部分。那可真是:先知先觉者凤毛麟角;后知后觉者为数不多;不知不觉者不计其数。

        更关键、更重要的是:天才人物可以拯救全人类吗?天才人物曾经拯救过全人类吗?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的真理与人类可以立即因此而进入到较为理想的社会形态,此二者有天渊之别。社会不同于自然,认识了社会真理与因此就可以让全人类过上幸福生活,不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关联关系。

        左氏的一孔之见: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遵循合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即每一个社会成员就是一个力,其意愿是力的方向,其能力是力的大小,全体社会成员聚合在一起,经过无数次的两两合力计算,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力量。人类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人所构成的,因此每一个人的意愿和能力都是不能被忽略的,尽管在有的情况下弱者的意愿和能力是隐藏的、伪装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天才人物绝对力量强大,但是又能强大到什么程度呢?认识了真理,这只能说明是智能强大。在武力强大面前,智能强大的价值和作用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吧!中国古训: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社会总会发展到那样的一天,智能可以驾驭武力。

        拜托,“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的,恐怕只能是上帝吧?可惜的是,上帝从不现身、从不出手。这一表述绝对雷死人!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错愕迷茫:我们怎么居然成了革命者的同伙?我们如何“为革命作了准备”?我们怎么对此竟然一无所知、毫无预感。把学者和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恰当组合吗?学者当然需要理性,但是革命似乎绝对不需要理性。理性是崇高的,欲求理性是合理的,但是“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恐怕就是极不理性的了。理性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成为“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

        在理性之外还有情感,情感与理性并行,但是应该划清界限,而不是纠缠不清。在原本应该充满理性的文字中不应该掺杂太多的情感因素。

        “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把“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贴上“永恒的理性”的标签,实在是言过其实呀。理性也许可以成为永恒追求的目标,但是具体的理性的内容却绝对不可能是永恒的。

        “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请问:革命可以实现理性吗?至少我对此表示怀疑。难道新制度较之旧制度更加合理,这还不够吗?为什么要让新制度一定要“绝对合乎理性”呢?谁或什么又能够绝对合乎理性呢?理性的国家不是完全破产了,而是根本就不曾建立过。

        “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令在下汗颜的是:几年前,我曾经捧起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是出于种种原因阅读又被无限期的搁置了,惭愧之至。求助、托庇于腐败、专制的政体,就可以摆脱恐怖了吗?在恐怖时代可以实现社会契约吗?和平是允诺的产物吗?如果这些就是所谓的理性社会(前文说道:“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那么其遭遇也确实不会更好一些。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试问:在那个时代,怎么会有“普遍的幸福”呢?尤其是贫穷者怎么会有幸福呢?教会的慈善设施的确可以缓和对立,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能够沟通对立,却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大资本和大地产——这些大财主们,显然代表两股势力、两个阶级。至少大地产肯定应该是封建势力、地主阶级。如此看来,封建的枷锁是如此沉重,怎么能够说已经实现了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呢?在封建桎梏的压迫之下,小资产者和小农尚且能够苟延残喘,而在工业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怎么反倒会难以为继了呢?这明显不合情理呀。

        真是怪哉: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为什么压垮的却是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小财产呢?难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转折效应吗?

        好一个辛辣刺激的“失去财产的自由”,恰似:借宿监狱的权利。难道在以往的一切阶级对立的社会形态中,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不都是社会的生存条件吗?

        “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现金交易,其实强调的不是现金,而是交易;唯一纽带,其实强调的不是纽带,而是唯一。结论:整个社会就只剩下赤裸裸的交易了。但是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这至少要比整个社会充斥血腥和暴力要好上一万倍。

        在人类尚未进化到全面理性之前,犯罪数量一直会随着人口和经济数量的变化而变化。请诸位想一想:在什么情况下罪恶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作恶者处于绝对的不容置疑、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为什么会被迫收敛了?强弱力量的相互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

        资产阶级的罪恶在某个意义、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可能是更加猖獗了,甚至已经从暗中偷着干变为公开明着干。但是资产阶级罪恶与封建罪恶的表现方式却有着本质区别:血腥和暴力的因素都大幅度降低了。

        商业,也许在某个时期、某块地域、某些人群不用欺诈,但是不用欺诈的商业注定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暴利。

        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实现的“博爱”,恐怕是同名而非同实吧,恐怕只是俏皮的借用吧。

        贿赂与暴力压迫,怎么可能是代替的关系呢?也许是想表达:受贿的压迫者与行贿的被压迫者之间因贿赂就不会再发生暴力了。但是,被强奸者意欲通过贿赂强奸者使其放弃强奸,这是人们头脑中常规意义上贿赂吗?由于是译文,因此大可不必在个别字句上过于纠缠。

        “金钱代替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这就是社会转型最直观、最本质、最重大的根本标志!就像随意杀死奴隶的权力不会从奴隶主的手中转到地主的手中一样,初夜权也肯定不会从封建领主的手中转到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但是这并不妨碍、不束缚工厂主可以轻而易举的享用、玩弄甚至霸占所属工人的妻子或女儿。

        卖淫(雅称:性交易)是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社会现象,其数量是由经济发展和观念解放所决定的。或明或暗的性交易很可能会一直伴随着社会发展直至交易这一现象本身成为多余而消亡。与其说婚姻是合法的卖淫,还不如说婚姻就是一笔交易。女人在婚姻这一交易中出卖的又岂止是自己的性器官或身体呢?而且这居然还是一份无期限合同。

        通奸比卖淫又前进了一步,至少没有赤裸裸的按次计价的金钱给付。其实通奸双方往往地位、身份相去不远,尽管无需“一把一利索”(即即时清结),往往也会以其他的方式互利互惠、互通有无。

        脱离了利益动机的自愿性行为则十分罕见,不是缺心眼儿,就是出于真爱。

        “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 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思想先于行动,想到方能做到。在在纸张上用笔墨描绘未来社会图景与在现实中用眼睛看到图景得以实现之间,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现实很可能没有图景美妙,但那却不一定是因为付诸实践者歪曲了设计者的初衷,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看到的现实只是在漫长的实现最终图景的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景象。凡是到过建筑工地或装修现场的人,都会清醒的意识到:目前的粗糙和杂乱一定是暂时的,最终呈现在眼前的才是我们心中的美景。眼前的现实也许并不美妙,远没有宏伟蓝图那样美妙,但是,这不是讽刺画,而是施工现场图。当事者不应该因此而方寸大乱、神经过敏,至于极度失望、痛不欲生就更是庸人自扰了。

        所谓的“理性的胜利”不过就是阶段性的成果。理性注定是缓慢滋长的,也许每时每刻都在生发,但却又很难被人察觉。所有正常的良性的批评、批判其实都具有建议、建设的功能。仅仅指明失望,则显过于消极。也许又是翻译出了问题。

        看来当时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论者不仅是怀有急不可耐、时不我待的心情,而且还付诸拔苗助长、猛药治病的行动。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只有大规模的机械化工业,才有资格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是大规模的机械化工业塑造了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彼此之间,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到底是合作,还是对立?对此其实完全可以有截然相反的答案。也许毋庸置疑的是:资产阶级是强者,而无产阶级是弱者。进而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恃强凌弱、弱肉强食。

        狼与羊,是何关系?如果分别站在狼或羊的立场上,答案肯定会有不同。如果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答案又是什么呢?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大工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阶级之间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冲突的升级或激化吗?难道就不可能使冲突缓和或调和吗?难道就不会出现起初升级或激化、随后缓和或调和的情形吗?

        在什么情况下,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愚以为:此处的“消灭”似应改为:存在)之间会产生绝对必要的冲突?变革与存在的冲突,一定是在存在不能承受变革或者变革势必突破存在的情况下才会终极爆发。如果这些冲突的本质根源是物质财富不够极大丰富的话,那么巨大的生产力似乎可以成为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

        人与人之间到底因何而争、而战、而对立、而冲突、而流血、而殒命?无他,唯利益尔!中国古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实物产丰富,也未必就一定会天下太平,因为还有一个关于财富分配的问题需要另行解决。到底是“均贫富、等贵贱”,还是尊重差异按照投入决定产出或按照贡献决定分配?这可就不是巨大的生产力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了。除非巨大的生产力包括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充实丰富。

        “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冲突与解决冲突的手段,是相伴相生的吗?统治权是需要在恐怖时代用夺得的方式才能获取的。无财产的群众凭什么应该获得统治权?他们这些人获得统治权的正当性何在?他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格和条件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达到胜利?他们这些人所开展的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反资产阶级革命?难道在彻底失败之前他们这些人真的不知道、不意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吗?这一冰冷的结论除了可以敷衍那些为此而逝去的众多生命之外,难道就没有起到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的作用吗?难道就没有发挥使那些头脑发烫、热血沸腾的后来者稍许降温的功效吗?

        荒唐理论的提出者几乎不用为自己的荒唐付出什么代价,而那些将荒唐理论付诸实施的荒唐的实践者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很可能就太过昂贵了!

        “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请看:当时的无产阶级仅仅只是一个新阶级的胚胎,是完全无力的,是被压迫的,是受苦的,不仅无力帮助自己,而且还需要被帮助。请问:这样的一个阶级能被寄予厚望吗?可能大有作为吗?

        人类历史从来都不是由弱者来塑造和书写的。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所谓的农民起义,不过就是由一小撮各种类型的非当权、不得势的地主领导众多难以生存的农民掀起的一股股改朝换代的浪潮。这其中的革命,就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之后的重新洗牌、重排座次。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是历史情况决定观点吗?我看未必。未来学的观点怎么可能是由历史情况所决定的呢?既然社会主义是面向未来的,其观点还是尽可能少的受到历史情况的影响为妙。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不成熟,理论就理所应当也不成熟吗?如果理论是指总结,答案当然是——是;如果理论是指创新,答案当然是——否。

        “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到底是隐藏在经济关系中,还是在头脑中?也许头脑中的办法也是来自于经济关系。隐藏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暗指需要去发现、去揭示。发达与否,与本题无关,因为不可能得出如下结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显露在发达的经济关系中。

        “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社会弊病与生理疾病颇为相似,有很多是显性的,是可查觉的,以异常或不适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另有一些则是隐性的,是不易察觉的,感觉不到异常或不适的存在。发现弊病也许并不比消除弊病更简单。

        “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请问:社会制度是发明的结果吗?是头脑中或书斋里的产物吗?发明的社会制度与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制度之间是何关系?强加于社会的社会制度可能奏效吗?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吗?

        新制度来到旧世界,肯定存在彼此不适应的情况,新制度肯定应该超越旧世界,不能因此而认为新制度注定就是空想。新制度的详尽周密与纯粹幻想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相关关系,至少有可能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贴近现实、便于实施,愈是远离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已经确定的方面就不值得再去谈论了吗?历史的教训值得现实记取。后人不要轻易或随意的去苛责或讥讽前人。对于前人的幻想,后人不应简单的发笑。夸父逐日和精卫填海,绝不是什么荒诞的笑话,捧腹大笑者一定是不明就里者。后人当然可以也应该一本正经的去挑剔前人的各种成果,但却不要误入歧途,挑剔的目的不是贬低而是超越。如果真的是“疯狂的念头”,则不值得被研究、被批评、被超越,但是不无尴尬的是:如果不以严谨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和批评,那又如何能够得出那是“疯狂的念头”这一结论呢?证明或证成是一种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式,证伪或证谬也同样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式。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嘲笑和讥讽夸父或精卫之人,可能就是“那班庸人”。能够穿透迷雾并克服困难发现天才的思想萌芽或天才思想之人,确实有过人之处。在科学研究的旅途中,不论证明还是证伪之人,都具有超凡的功力。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三十岁。”可以绝对肯定的是:法国大革命不是圣西门的产儿。是革命塑造了圣西门的思想,而不是圣西门的思想缔造了革命。

        通常在而立之年以前,人的思想尚未完全定型。但是人又可有早熟与晚熟之别,因此在同一年龄段中对某个领域的认知也会有深刻与肤浅之别。

        中国古语:自古英雄出少年。除了英雄,很多领域的英才可能都会较早成名,甚至也只能在较年轻的时候才能获得成功(例如竞技体育)。但是一定还有一些领域不会也不可能、不应该较早获得成功,漫长的奋斗过程并不仅仅是为了深厚积淀,而是要使突破传统的新思想能够建立在更牢靠、更严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产生更持久、更深邃、更广泛的影响力。

        最基础的问题,最难挑战。一旦挑战成功,意义和作用也一定最重大。

        “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在资本主义制度萌芽初期,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怎么可能是多数呢?充其量也就是相对于贵族和僧侣而言是多数。

        第三等级与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之间真的是刀光相见、势不两立的关系吗?请想一想:资本家会和地主拼的你死我活、两败俱伤吗?资本家不过就是地主的升级换代版本罢了!

        “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部分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人类历史上的历次所谓的革命胜利,其实都只是领导或操纵革命的那一小部分人的胜利,从来也不曾有过参加革命的全体成员的胜利。绝大多数参加革命者不仅没有吃到肉,甚至连汤也没有喝到,不是牺牲在革命的途中,就是为那些吃肉喝汤者烧火做饭、加油添薪。

        弱者或愚民的命运,注定就是被驱使、被役使。

        享有社会特权的资产阶级与享有社会特权的封建贵族,其实此二者并非界限清晰、泾渭分明,而往往是错综交织、难分难解。确实有被剥夺、被消灭的封建贵族,但是更多的封建贵族都会以各种方式华丽转身,从被革命者摇身一变而成为革命者。况且,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革命者在革命过程中都要依仗、借助于那些被革命者。

        试问:古往今来是否存在着或存在过不是骗子的统治者?法国的革命濒于覆灭,其原因不在于是谁统治,而在于所谓的革命是否正当其时、应运而生?孙中山丢掉了临时大总统的桂冠,难道换作黄兴、黎元洪或者其他哪位领导者就能够保住吗?蒋介石的民国宪法只是玩笑,难道换一位总统,民国宪法就不是玩笑了吗?拿破仑举行政变,恰如袁世凯垄断朝纲、斯大林独断专行,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不会仅仅因为领导者及其意志的改变而改变。

        着急忙慌揭锅盖,只能是夹生饭。回炉再造,那简直就是必须的。

        “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中国历来有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分。不要简单、肤浅的认为劳心者不是劳动者,而是不劳而获者或游手好闲者。请问:皇帝、国王、公侯将相是否属于游手好闲者?如果真的是游手好闲者,恐怕离没落甚至淘汰也就不远了。

        此处对于劳动者的界定真的是心胸开阔、宽宏大量:厂主、商人和银行家统统都是劳动者,这可让那些真正的劳动者情何以堪?资本家都参加生产和贸易吗?未必。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股息为生的人不也大量存在吗?

        如果是按照这一尺度,那么所有的封建贵族也当然都可以被认定为是劳动者。请想一想:地主催租逼债容易吗?不仅劳心,还要劳力,有的时候,心都快操碎了。

        所谓的游手好闲者失去的绝不是什么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而是因为不适应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而失去了原本作为社会强势阶层的领导地位。他们当然可以借助自己原先的优势地位使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去适应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从而使自己可以顺利嬗变为新的强势者。

        “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无财产者肯定没有物质能力,这是不证自明的结论。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具有精神能力。按照一般逻辑:物质文明优先于精神文明而得到发展。恐怖时代的经验恐怕只能算是得出这一结论的小小注脚而已。

        “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宗教观点的统一。”不要说圣西门了,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牛顿先生也不能正确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科学和工业与宗教,在那个时代居然可以被纠缠在一起。不过这里却道出了一项真理:宗教注定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难道在那时,科学和工业也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吗?至少愚以为:科学与宗教无缘。我对于宗教保持沉默。

        “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科学就是学者,这一判断太过粗糙。因为有太多的学者根本就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科学行动,有的只是兜售或贩卖既有知识。

        如果按照现在的行业划分标准,工业与商业和金融业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资产者怎么就顺理成章、不言自明的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呢?为什么遗漏了学者呢?还是学者就不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呢?资产者之所以对工人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那纯粹是因为双方的力量对比使然。

        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可是戴在银行家头上的冠冕堂皇的使人肉麻的高帽子。可以模仿造句如下:大灰狼义不容辞的担负起通过调节小绵羊的数量来调节整个草原生态环境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特别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这明显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作为一个生活极其节俭(平均每天的饮食开支大约两美元)但却并不贫穷的人,我肯定不会在学术研究时表达类似的观点,当然也包括不会特别关心——人数最少和最富有的阶级。我不认为特别关注某个特定的群体的命运是学术的使命,虽然这有可能会成为道德的使命或政策的使命。

        可以预见,如果要评选世界最牛的大忽悠,希特勒和列宁之流必定名列前茅。忽悠者的拿手绝活儿就是:使被忽悠者深切的感受到忽悠者关爱被忽悠者的利益、关心被忽悠者的命运。只有搔到痒处或打到痛处,才算恰到好处。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一切人都应当劳动。’”这是一个很苍白的呐喊。因为呐喊者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清晰界定何谓劳动。这样一个“全称肯定判断”实在是缺乏理智。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此处所谓的无财产的群众与所谓的无产阶级是何关系?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否注定就是恐怖统治?饥荒,可能还远远不是恐怖统治的全部。人类历史上的繁荣盛世可能需要仔细甄别、认真求证,而恐怖统治则是俯拾即是、数不胜数。

        话还要说回来,无财产的群众真的能够取得统治权吗?这样的群众凭借什么可以取得统治权?要能力没能力,要智力没智力,纯粹就是暴民。李自成虽然拿下了北京、逼死了崇祯,可是最终结果呢?洪秀全、杨秀清之流呢?没有坚强、雄厚的实力,怎么可能取得统治权呢?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试问:有哪一次革命不是阶级斗争呢?即使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也一定是阶级之内的斗争。市民等级与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何属性?恐怕就是阶级之内的斗争吧?别忘了本文之前的表述:“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市民等级”,自然就涵盖了无财产者。在1802年发现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天才的表现,只是之前尚未“发明”阶级斗争这一名词罢了。

        “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如果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那么经济又是关于什么的科学呢?至少时隔将近两百年,这一预言尚未实现,政治与经济还是明确分野的。左氏预言:权力本位必将为金钱本位所取代;金钱本位必将为智能本位所取代。

        “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如此清晰的表述可能在此之前确实不曾有人做到。但是与此同义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表述则早已有之,例如中国古代的“民贵君轻”、“载舟覆舟”等等理论,其实都蕴含着相似的哲理。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能够取代对人的政治统治吗?这根本就是属性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怎么可能交叉错乱呢?“废除国家”是有可能的,废除对人的政治统治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废除对人的政治统治与废除国家未必是同步的,而很有可能前者要远远晚于后者。这些都注定只能是纸上谈兵,因为在此之前人类早就已经自毁于、自绝于不理性的发展道路上了。

        “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 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作为战败国的国民希望自己的祖国与战胜国建立同盟,这确实需要有超越胜负、荣辱的勇气。当我看到该书在注释中介绍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并在1814年10月出版《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一书时,我确实被其超群的远见卓识所震惊了!后来的欧洲共同体和今日的欧洲联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由高瞻远瞩者埋下了构建未来社会的种子。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能够远眺未来者,方为伟大的天才。满足于或陶醉于回顾历史者,只能算是平庸之辈。中国至今仍然盛产埋身于故纸堆中之人。左明阅读前人的作品,是为了超越前人,展望未来。

        由此可见,圣西门堪称社会主义思想之父!我们当然应该向圣西门天才的远大眼光致敬!但是,如果有谁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空间将本应远大的社会主义思想迫不及待、着急忙慌的付诸实现,谁就不仅是天大的傻子,而且是历史的罪人!

        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风趣且深刻的批判,这正是我的某种价值追求所在。幽默,绝对不是轻慢,而是智慧。

        “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针对革命,除了之前的狂热的预言和之后的收买的奉承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所谓的革命者,不过就是忽悠者与被忽悠者的联盟。

        如果资产阶级的世界在物质上是贫困的,那么什么阶级的世界在物质上还能够被认为是富裕的呢?资产阶级世界的道德如果以至高理性为标准来衡量的话很有可能是比较贫困的,但却是真实的、可以触摸的;而启蒙学者关于理性社会、关于幸福文明、关于无限能力的约言,不过就是——水中月、镜中花。二者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华丽的词句,当属标准的口是心非的自我包装。现实只会在地上走,而词句却可以在天上飞,与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难道永远不都是最可怜的现实吗?什么样的现实又能够配得上最响亮的词句呢?

        “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至少愚以为:没有讽刺的批评实在无趣、实在乏味!讽刺者,心中不仅不会忧郁阴暗,反而一定会阳光灿烂。讽刺者,不是幸灾乐祸者,也不是玩世不恭者,而是鞭挞者、建设者。有了讽刺的批评,才会生机盎然、方显活力四射。

        “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难道投机取巧只是在革命低落的时候才会盛行起来吗?难道不是伴随整个商业文明的始终吗?商业中普遍存在小商贩气息,只能说明那时的法国还只是处于商业文明的初级阶段。

        “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只是客观事实,不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如果真的需要批判的话,也应该去批判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观念。同理,批判妇女的地位也是舍本逐末的,值得批判也应该是那些落伍、腐朽的思想观念。如果是我的话,在关注两性关系形式和妇女地位的同时,会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探究其成因和机理。

        现实很可能不完美,但是完美也很可能成不了现实。不要轻易否定超越现实、追求完美的观念的价值,观念原本就应该用于引领现实。

        “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对此,在下钦佩之至!但却不能苟同。愚以为:在任何社会中,思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人类的解放,在本质上就是思想的解放!

        “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社会历史的如此四分法就是傅立叶最伟大的表现吗?出于技痒,我也要展示一下左氏的一孔之见,左明把社会历史的全部历程(请注意:不是仅限于“到目前为止”)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权力本位时代、财富本位时代和智能本位时代。封建社会之前,都是权力本位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是财富本位时代;后资本主义社会是智能本位时代。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蒙昧时代,恐怕不应该被纳入到社会历史的历程之中,社会历史应该是文明历史。何谓文明?文字的出现和运用,就是文明的标志。

        “他指出:‘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文明与野蛮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文明增长、野蛮减少的过程。文明与野蛮长期处于共存关系,因此无法把社会历史截然区分为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野蛮与罪恶很多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文明不仅制约野蛮,当然也会抵制罪恶。

        同样的罪恶(例如杀人),为什么在有的时代是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而在另外的时代则是以复杂的方式干出来的呢?用文明与野蛮不同的时代背景来解答这一问题,是一种常见的也是表面化的思路。但更本质的原因可能是:就整体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缩小了,从制度背景来看,人与人之间的强弱对比淡化了。因此,罪恶之心不得不收敛了,罪恶方式不得不隐蔽了。从抢转化为偷、从偷转化为骗(都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就是文明的巨大进步。

        到目前为止,文明也只是做到了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不敢作恶、不便作恶,还远未能够达到使人不愿作恶的程度。文明怎么可能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呢?文明是在与野蛮不断的斗争并获胜的过程中运动的。文明有可能会不断的制造矛盾,但是同时也能够不断的克服矛盾,尽管有很多矛盾是难以克服、无法克服的。文明所达到的结果,即使不是彻底的文明,也一定是接近而非远离彻底的文明。文明本身不是虚伪的、也不会虚伪,文明既不会佯言、也不会谎称,所有的欺骗都来自于那些把文明放在嘴上的人。

        过剩产生贫困,这一定是哲学家的表达方式。而老百姓更喜欢说:要想甜,加点儿盐。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反常思维方式。把牛奶倒入大海,是聪明,还是糊涂?一定不要急于下结论。如果是在购买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其实是明智的。此处的过剩与贫困,显然并非同指,对象肯定不同。过剩的可能是矛盾,贫困的可能是解决之道。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和唯物论一样,辩证法并不神秘、高深,而是既朴素又平易,早已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当然,掌握和运用的程度会有差别。

        “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人类的能力是否存在极限?这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例如,男子百米竞跑纪录的极限是多少?也许我们不能准确的说出来,但是恐怕没有谁会认为没有极限、可以无限缩短吧?体能肯定有极限,那么智能呢,智能有极限吗?关键的是:如何测度智能的极限?智商测试也许是方法之一。可以肯定的是,智商测试的结果也绝对不会高无止境。人类的能力是多维的,一两项测试结果肯定不够充分,但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不是能力的种类或范围,而是能力的极限,结论应该渐趋明朗:人类不是万能的,人类的能力是有极限的。至于极限边界到底在哪里,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可喜的是:不完善的人类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不完善。因此尽管可以去追求完善,但是应该宽容自己的不完善。

        人类社会与单独个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个体生命,遵循发生、发展、消亡的基本法则,皇帝也好、主席也罢,都不可能万岁,这就是大自然的周期律。作为一个物种,也遵循相同的规律;作为整体生物界,也遵循相同的规律;作为宇宙万物,也遵循相同的规律。这是一条普遍的基本的规律。用哲学家的话来说: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物质不灭,不等于某物不死、不终,只是存在周期的长短各有不同。明白了这一原理,自然可以清晰而明确的得出如下结论:以人类社会为依托的历史阶段必然都会有它的上升时期、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这一结论也肯定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某位前领袖,曾经企图打破历史的周期律,如此妄想真是遗笑千古。

        愚以为:傅里叶上述关于历史阶段的断言,似乎不是基于辩证法,而是源自唯物论。

        “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地球灭亡也好,人类消亡也罢,似乎既不是自然科学命题,也不是历史研究命题,而是哲学命题。在下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太阳必然灭亡、银河系必然灭亡、任何星系都必然灭亡,任何具体的事物都必然灭亡。只有宇宙例外,因为宇宙是无始无终、无边无界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概括词语。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我曾经在拙作《读〈共产党宣言〉后有感》中阐明:革命的对象应该是生产力,而不应该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革命与生产力的革命,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只能是胡闹或破坏,而后者才是社会进步的源泉。

        法国的革命有如带来灾难的风暴,而英国的变革则恰似倍感温暖的阳光。是蒸汽机的轰鸣使人类进入了现代大工业时代,而不是枪炮的交响终结了工场手工业时代。如果不革命经济基础,何谈变换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升级了,上层建筑还可能不随之发生质变吗?枪炮所能解决的绝对不是上层建筑的质变问题,而只是解决了由谁来直接享有、享用由原来的经济基础或升级后的经济基础所承载的利益的问题。流血冲突确实是革命,但却与社会的实质进步无关!必须揭开所谓的革命的面纱,把革命从神坛上驱除下去,革命从来都是卑鄙而非高尚的、破坏而非建设的。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进步是良性的正向的变化,而不宜称为革命——既不砍头、也不丧命。

        体能注定要臣服于智能。武术怕手枪,成片成片的义和团勇士齐刷刷的倒在了洋枪洋炮的射杀之下。跑得再快也快不过汽车,力气再大也大不过起重机,而机械力就是智能的产物。人类之所以可以成为万物之灵长,不是因为体能好,而是由于智能高。至少愚以为:精神优越于物质。

        也许,更值得深思的是:狂飙的生产真的就优越于迟缓的生产吗?跳跃的兔子真的就优越于爬行的乌龟吗?

        “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可笑!大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有天渊之别,如此划分社会可能合理吗?“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这又是从何说起呢?难道以前没有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吗?难道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后才出现的吗?难道从前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曾经是稳定的,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就变得不稳定了吗?

        如果说流动性的话,恐怕大资本家和无产者才是流动性最强的部分吧?前者有能力、有意愿到处流动,而后者则是迫不得已而四处流窜。他们之所以能够抬腿就走,前者是因为腰缠万贯,后者是因为身无分文。请想一想天上飞的大老板和挤火车的农民工。而最尴尬的就要属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了,他们有钱但是不多、有业但是不旺,恰恰是这些因素羁绊了他们的双腿。请想一想茅盾先生笔下的《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典型的小商人),他想要溜之大吉,谈何容易。

        在整体变动不居、激烈动荡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谁的生活是稳定的?谁的生活是安定的?

        “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否正常、适当以及可能,不是依据人们的主观好恶即可作出判断的。说的直白一点:在尚未出现新颖的生产方式之前,既有的生产方式就一直是正常的、适当的以及可能的,包括处在下降时期的最后阶段。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为什么不同时也历数一下旧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必定是更加惊人的社会恶果呢?新的生产方式即使是产生了所谓的惊人的社会恶果,我们也必须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与以往的旧的生产方式相比较,新的生产方式毫无疑问是进步的!是伟大的!试问:有多少人更愿意回到旧的生产方式的生活之中呢?

        在严谨、严肃的学术作品中,不应偷换概念、不应时空挪移,不应盲目的毫无道理的对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生产方式进行空洞抽象的道德评判。

        也许是所谓的“圈地运动”造成了很多人无家可归(有人比喻为:羊吃人),这就是典型的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蒸汽机虽好,但却不意味着蒸汽机时代不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

        “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这话可能是说的太早了吧?太夸张了吧?太有失公允了吧?习惯、宗法和家庭,那可是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积淀的结果,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土崩瓦解呢?

        在此,有必要重申一下左氏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惯性原理:人类社会有保持其既有运行状态的属性。改变一种社会现象的时间也许不必然大于或等于这种社会现象形成和持续的时间,但是,改变一种社会现象的力量则绝对应该大于或等于形成并维持这种社会现象的力量。如果一种社会现象形成历时长久、影响范围广泛且涉及人数众多,那么要想改变这一社会现象势必会艰难且漫长。正所谓:积重难返。

        可怕的劳动时间和恐怖的劳动强度,确实可以被列入人类历史最黑暗、最丑恶的例证之中。对于这些,无法辩护、也无需辩护,人类肮脏的灵魂还远不止此。

        被迫迁徙、被迫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也许都不算是最可怕的,真正最无法忍受的是:悲惨和不幸的生存状态。堕落,又会怎样?不外乎自害和害人。作为最大的受害人,他们又有多大能力去害人呢?迫害他们的人是无罪的,而他们的迫害行为却是标准的犯罪。

        “这时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份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改革家的身份,首先是一个行动者,但很有可能同时也是一位思想者。孩子,很可能单纯,但却未必一定高尚。二十九岁,尚不足而立之年,当属年轻人。作为厂主,应该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要根据他改革的方向和魄力,最终来判断其是否具有足够罕有的天赋领导能力。

        “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如果这一观点能够算是唯物主义的,那么唯心主义的观点又将如何表述呢?这一观点足够周到,也足够圆滑,但却回避了也许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何者为重呢?逆境之下性格可以阳光,顺境之下性格可能阴暗,如果不是偶然的特例的话,不禁使人对处境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怀疑。

        人的命,天注定。这其中的“天”,当然是指客观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也就是说:强调客观,而非主观。这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社会地位与欧文相同的人大多数也应该是厂主。他们一定是搞错了,不是自己糊涂了,就是被别人愚弄糊涂了:此革命非彼革命,政治革命肯定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然而工业革命却不是。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是一次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政治革命不过就是分赃的闹剧,而工业革命则是文明的突进。尽管在工业革命的漫长过程中,也会有人浑水摸鱼,也会有人大发横财,甚至还很有可能会间或出现一片混乱,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工业革命的性质使然。

        “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欧文不过就是一个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厂主,他是工厂的主人,他的意志可以充分的在自己的地盘内得到实施和实现。让自己心爱的理论在自己的工厂里获得成效,仅就这一点而言,不算什么神奇或另类(但是必须承认:他所心爱的理论本身确实是足够神奇或另类)。所谓的秩序也仅限于工厂之内,这几乎是任何一位权势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从1800到 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份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以所有者兼经营者的身份按照自己的办事精神在很大的自由空间内管理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工厂,重要的是:闻名遐迩、成绩斐然。

        古往今来,独善其身的隐士应该不会太过稀少。即使是出没于市井或朝野之中,也不乏善于自我管理之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尽管这已经是极高的境界了,但却仍然与把公众的事情做好相去甚远。自己好与大家都好,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解剖麻雀,这一思路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就怕这是一只奇绝的麻雀。

        “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两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不会吧,这也太意外了!整个新拉纳克居然只有区区两千五百人,那么新拉纳克大棉纺厂总共会有多少人呢?这个“大”字,到底有多大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区,成分复杂、素质低下。欧文是如何构建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呢?绝对是不务正业!作为一个厂主,不是致力于经营和营利,而是醉心于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救济和慈善事业当然会取得卓越成功。正是由于欧文的垄断和包办,当地的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也只能是偃旗息鼓。酗酒源自于愁苦,正所谓:借酒浇愁。没有了愁苦,也便没有了酗酒。警察、刑事法庭和诉讼的消失,则意味着当地治安良好、秩序井然、极少纠纷。好一派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如何做到这一切?砸钱,就这么简单。当然也可以认为是烧钱、败家。只有足够奇葩之人才能做到。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标准是什么?丰衣足食且精神饱满。前者有足够的钞票即可实现,而后者却绝非一日之功方可奏效。教育,就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持久工程了。投入的是金钱和智慧,产出的是功德和圆满,欧文这明显是在客串救世主的节奏。

        阅读至此,我已经可以明确的断言:欧文所从事的事业,注定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涸泽而渔,这根本就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方法。

        作为欧文,将自己心爱的理论付诸实施,可能会很满足、很无悔。但是作为旁人,切切不可盲目效仿。俗人应该还不会傻到要去学作圣人的地步吧?

        学者更应该坚守学者的操守底线,绝对不能出于不论是高尚还是卑鄙的动机去忽悠公众:混淆一般与特殊,不辨偶然与必然。学者既不是代言人,也不是推销商,学术与利益无涉,而只关乎追求真实。

        有太多的正常人、普通人缺乏足够清醒、理智的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往往是给个棒槌就当针(真),怎么可能不误入歧途呢。也许,人间只有路,而没有什么正路与邪路之别。用脚走出来的才是路,画在纸上的只能算是线路或路线。不论是对也好,还是错也罢,足迹是无法更改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从不完美,也注定终不完美。

        “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谁是现代学校的发明人或创始人,可能已无从考证。如果此处所言不谬的话,我们必须向发明了并且创办了幼儿园的欧文先生致敬!当然,也同样应该向发明了并且创办了现代养老院的那个人致敬!幼儿园的本质是公共抚养,是家庭趋于解体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幼儿园也加速了家庭解体的步伐。抚养子女,其实只是父母的“业余工作”,没有几个人是以父母为职业的。父母不仅不太可能成为一种职业,而且也不该、不宜称为一种职业。抛开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不谈,仅仅局限于狭隘的亲子关系就明显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不得不钦佩欧文经营有方。绝大多数经营者都是粗放的管理模式,更注重工人的时间投入,却不关心产品的产出效率,其结果就必然是:事半功倍。而欧文一定是一个善于思索之人,对经营之道颇有研究,也颇多心得。欧文的素质和能力是多方面的,既会赚钱,更会花钱;既有财力,更有智商;才能出众,道德高尚。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旷古罕见的优秀人士。

        “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欧文的合乎人的尊严的标准确实不低:1、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2、自由发挥其才能。不要说工人了,就是厂主、贵族,甚至帝王,又有几人做到了。也许欧文自己做到了,但是他真的希望并努力使工人们也都做到吗?他真心愿意工人与自己真正实现真实的平等吗?还是只是想让他们成为——优裕的奴隶?人的尊严,不应该是他人恩赐的结果,而应该是自己努力的回报。拥有救世情结的欧文,就注定不可能与世人平等了。

        “‘可是,这两千五百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两千五百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貌似绝妙、实则荒唐的设问!也许这个问题变换一下表述就更加清晰了:这两千五百人的收益和以前六十万人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也就是把“消费的财富”置换为:收益,即因劳动而获得的利益。注意:这两千五百人中从事劳动的只是一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为了使问题得到简化,姑且假定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是六百人(说明:仅仅是为了便于计算)。与半个世纪之前相比,劳动生产率整整提高了一千倍!也就是说:此时一个操控机器的工人的产值,相当于彼时一千个手工业者的产值。为了排除因岁月流逝而极有可能带来的币值变动(例如通货膨胀)这一因素的干扰,不妨忽略时间差异,而是假定在同一时间条件下,一方是工厂里的六百个工人,另一方是六十万个手工业者。双方的总产值相等,即使一个工厂工人的收益(工资和各种福利)是一个手工业者收益的两倍,六百个工厂工人的收益也一定大大小于六十万个手工业者的收益。其差额巨大,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到厂主的手中去了。如果工厂里的工人的收益明显高于手工业者,付出大体相当的劳动,却有较高回报,工厂里的工人没有抱怨的道理。至于厂主赚了多少钱,那可就不是工人该去操心的事情了。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以外,还得到三十万英镑(六百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千万要清醒:创造神奇的不是工厂里的工人,而是工厂里的机器!脱离了厂主的机器(也包括各种工作条件),工人是不可能如此神勇——以一当千的。为了获得这些看起来数额确实庞大的利润,厂主的付出也是同样巨大的:买地盖房(除了厂房,可能还有工人宿舍、食堂、浴室等等)、购置设备(数量不可能太少)、维护保养各项动产和不动产、购进原料、销售成品、经营管理工厂一切事务等等……不要天真的认为:厂主的利润是大风刮来的!更不要幼稚的以为:销售额在扣除工人的工资之后,就都是厂主的净利润了。客观而言:1、大批量订购原材料的工厂通常会得到较低的进货价格;2、高精度的机器产品通常会品质较高;3、工厂的产品因为成本低廉,通常会以较低的价格进入市场。品质优越、价格低廉,怎么可能不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怎么可能不击败手工业者的产品?

        厂主的利润率到底是多少呢?这是一个谜,也许是一个令人神往但却无需解开的谜。只要是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以诚实信用、自愿协商的交易方式获得的利润,就是合理合法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就是问心无愧的,进而也就是无需公开的。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说的多好呀:这些新财富是由机器创造的!但是,新财富却不应该用来进行战争!社会形态的更替不一定以战争的方式来实现;战争也不一定是为了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发动的。请问:哪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机器本身,是科学家或发明家创造的!巨大的财富,是由机器创造的!平心而论:劳动阶级很有可能是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一支力量!

        忽悠老百姓,是一件很容易成功的事情;而教育老百姓,则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把老百姓捧到天上,老百姓喜笑颜开;把老百姓打回原形,老百姓怒不可遏。这样的老百姓,真乃朽木不可雕也!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劳动阶级确实应该分享果实,但是必须遵循收获与付出相适应的基本法则,只能分享应该分享的那一部分果实。厂主的收益比工人的收益多,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难道厂主发的财与工人发的财一样多才合情合理吗?工人凭什么要和厂主赚的一样多?恐怕有良心的工人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吧?

        生产力是否强大,与群众是否受奴役,此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是创新决定生产力,而不是奴役决定生产力。人类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生产力也会反作用于人类,也会产生改造社会的效果。大家的共同财产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此言有理。但是,请不要搞错:这里的共同财产对于大家而言确实是共有关系,但却是按份共有,而不是共同共有;对于个人而言,是有多有少,而不是一律平等。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欧文的物质基础来源于商业运作,正所谓:为有源头活水来。但是,他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实践本身却与商业运作毫无关系。其他的厂主都把财富用于吃喝玩乐了,而特立独行的欧文却用财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请注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仅仅是欧文的梦境——真实的梦境。欧文不仅有一个棉纺厂,而且还有一个梦工厂。欧文不过就是一个集编剧、导演、主演和制片(筹集资金)于一身的电影艺术工作者。

        嘿!醒一醒,电影演完了,该散场了。

        “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欧文实在搞笑,自己酷爱拍摄电影还嫌不够,还要推广自己的爱好于他人。欧文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其本质就是把自己的财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这种做法,在世俗凡人(不论贫富)的眼中只能算是一种——怪癖!而欧文居然不自知:我喜欢吃鼻屎,味道好极了!希望大家和我一块儿吃。当然,欧文的癖好是高尚的,而非低贱的!通过欧文的详细计算,应该不会得出越是施行共产主义赚的钱就会越多的结论吧?

        “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欧文的计划,不可谓不细致、不周到、不专业、不内行。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兵在哪里?最最核心的问题:钱在哪里?希望答案不会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由所有的厂主慷慨解囊——大家凑份子。不谈关键,只谈枝节,何以服人?

        一个人好,容易实现;大家都好,很难实现。难在何处?有太多的人——无心无力、有力无心、有心无力、力不从心。

        中国古训:烂泥不上墙,朽木不可雕。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转向共产主义,令人费解,之前又是什么主义呢?是思想转向,还是行动转向?共产主义是否可以轻易通过转向就实现?

        奇怪:慈善家怎么还能获得财富?果真如此的话,发财致富的秘诀就是:要想富,做慈善。看来在当时的欧洲,做慈善就已经能够得到主流社会和上层人物的积极认可和高度评价。做慈善肯定要适量、适度,绝对不会伤筋动骨、大伤元气,更不可能倾其所有、倾家荡产。而共产主义的灵魂很有可能就是——共产,你的财产是我的,当然,我的财产也是你的。仅此一条,就足以要了有钱人的命!无怪乎他们必然会将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

        “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在左明看来,有太多的阻碍社会改造的障碍,但是左明并不试图去改造社会,或者说现在的左明已经放弃了曾经的意欲改造社会的幼稚想法,因为我已经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改造社会。我不是行动者,而只是试图成为思想者;我不是改造者,而只是试图成为影响他人思想之人。

        私有制,至少愚以为:很有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制度发明!研究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前提:须知人性是什么。自利,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而私有制恰恰就是实现自利本性的最佳方式。最合适不等于最完美,最合适是可以实现的,而最完美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已经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的真知灼见。也许私有制不会永存,但那至少也是从现在开始计算起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了,假如那时候人类还没有灭绝的话。

        宗教,是人类试图回应迷茫的一种尝试。宗教与科学并行,也许科学的未来能够决定宗教的未来。但那也一定是一千年以后才会有分晓。

        “现在的婚姻形式”,不知是一夫一妻的形式,还是其他的形式?不论何种形式,这都是一个细枝末节的次要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婚姻形式还从来没有阻碍过社会改造。

        左明深知,当我无情的批判现实社会的时候,我所面临的将是什么:全社会(不论是主流社会,还是非主流社会,既包括官场,也包括民间)的普遍排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我的最高头衔:不入流高校的不入流教师),因此也就不存在丧失的问题。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注定不会得到什么像样的社会地位。对,我质疑的是全社会,而绝不是只质疑社会中的一部分!我质疑强者,也质疑弱者!我质疑一切不合理!

        在这一点上,欧文与我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因为他只向特定目标进攻,而我则是:与全社会为敌!在我的眼中和心中,全社会都病了!但我却十分清醒:我没有能力去医治。我更清楚: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去医治!

        左明最多也就是有可能发现什么,而绝不奢望去改变什么。发现者的头衔,可能就是对我的最高褒奖。

        “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阅读至此,我对欧文先生肃然起敬、由衷赞叹!做好事不难,难的是顶着压力做好事。把人从地上扶起来不难,难的是在被冤枉、被诬陷之后依旧愿意把人从地上扶起来。欧文不仅有梦想,而且奋不顾身的去追逐梦想。失去曾经拥有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

        能够安慰我的心灵的就是:这是一个互通互联的互联网时代,我的文字可以几乎不受任何束缚而公布天下。这可能就是时代对我最大的恩赐!

        以全部财产进行共产主义试验,这明显是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请大家想一想:共产主义是可以通过试验而获得成功的吗?财产,可以支撑特定的游戏、电影、试验等,但却无论如何也肩负不起社会变革的重担。

        用金钱购买或打造一个共产主义的乐园,这恐怕也只能是神话传说。

        他绝不是什么“转向”无产阶级,而是自己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他在成为工人阶级后所进行的三十年活动,恐怕就与共产主义不搭界了吧?因为他根本就再也玩儿不起共产主义了!对,共产主义对他而言,不过就是一场游戏、一场赌博。输光了钱的穷鬼怎么再去赌呀?

        “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我赞赏欧文为有利于工人而付出的努力,但是所有这一切社会运动和实际成就,其实都与所谓的共产主义无关,因为这些运动和成就都是眼前的、现实的,而所谓的共产主义则是遥远的、理想的。除非有人愿意抬杠:一个小男孩儿在七岁时所做的一次牙齿矫正,是为了三十年后(本人就是在三十七岁时结婚)娶媳妇儿所做的准备工作。

        “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这部法律依旧与所谓的共产主义(也包括所谓的社会主义)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工会就更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了。现实中国的所谓的工会,不过就是端着铁饭碗、吃着国家饭的工作人员的俱乐部的别称。

        “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也许欧文所做的一切努力最多也就只能被认为是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性质,更确切的说:只能被认为是为实现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的遥远准备。所谓的合作社不过就是真人秀——既真实、也虚幻,所谓真实是指付诸实践而非止于理念,所谓虚幻是指合作是基于操纵、策划而非出于本心、自愿而存在的。合作社具有强烈的人为设计的色彩,只能算是理想的现实尝试。

        富裕人家不仅丰衣足食,而且锦衣玉食,想吃啥就吃啥,能否因此而得出结论: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大米或白面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食物?如此以偏概全,是否过于荒唐?

        此处的劳动市场,更清晰的表述应该改为:劳动交换市场。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不知是过于理想,还是过于幼稚,不同人的单位劳动时间的价值能一样吗?在这个世界上有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灵药方吗?因此,劳动市场与交换银行并没有本质区别,与其说是社会改造的第一步,还不如说不靠谱儿的主观想象必然会遭到残酷现实的无情奚落。

        丰满的梦想与骨感的现实,一码归一码,此二者切切不可纠缠不清。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空想主义者如果仅仅是空想的话,那将绝不仅仅是可爱,更是可敬!但是最可怕、也最可悲的是:他们居然要把梦境试图变为现实!!!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除了空想的见解之外,难道还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吗?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将空想主义者的上述荒唐进一步推向极致。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空间(这一点至关重要,言外之意: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空间,有可能成功。发明研制永动机则不同,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都注定会失败),誓将空想付诸实现,结果就只能是——失败!自己失败也就算了,还非要忽悠大家一起都行动起来,一起做梦、一起实践,结果就只能是——灾难!

        股民饱受股评家的忽悠之苦实在是太深重了,于是日益清醒的认识了股评家的本质。各种主义的鼓吹者和践行者也是轮番上阵,害的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现实是最好的老师,经过反反复复、无休无止的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但愿老百姓能够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们不玩儿了。但是却不可能,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都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

        难道写于1880年的该书不是处于十九世纪吗?那么为什么还要将“现在”与“十九世纪”相分离呢?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英国和德国(也许不限于此),能够涌现出一批空想主义者,确实令人肃然起敬!只是不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欧洲是否还盛产空想主义者?似乎销声匿迹了,好像烟消云散了。欧洲是倒退了,还是进步了?也许还有空想主义者(这个世界永远需要空想主义者),但却绝对没有误把梦境当作现实的荒唐之人了。

        “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请看: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这是何等荒唐、糊涂的不理智观念。凡事只要是一“绝对”,就已经注定与真理、理性和正义无缘了。能够征服世界的只能是神灵,而不可能是真理,更不可能是什么社会主义,除非社会主义就是宗教。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被发现,那纯粹就是梦人呓语。

        “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既然每个学派可以各不相同,那又何来什么“绝对”呢?是各自的绝对,还是全部的绝对?真理是客观的,而认识真理的过程则是主观的。同一项真理,不会因认识者的差异而表现出独特形式,只可能存在认识与否的差异,而不可能出现内容不同的差异。不同的真理之间是不可能产生矛盾的,如果存在矛盾,则必有一假。刀与磨刀石之间是互相磨损的关系,磨刀的结果是:刀会更加锋利,磨刀石会逐渐缩小。而真理则不会因为碰撞交锋而有丝毫的减损。

        “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意见、经济学说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象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通过不同学派绝对真理的冲突和交锋,可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结论吗?面对绝对真理的冲突,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态度去处置吗?这不是交易谈判,也不能讨价还价,对于真理,除了坚持,就是捍卫。可以被改变的,一定不是真理。可以是混合物,可以有多个真理并存,但是经过任何激烈的辩论,真正的真理都不会有所损益。当然,虚假的真理则应该淘汰出局。真正的真理与虚假的真理,它们是不可能成为混合物的。

        如果意欲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要清晰界定: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或者: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当然首先要从纸上开始。如果连纸上的科学都不能得到证明,那还有什么必要、还有什么可能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呢?

        二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很显然,辩证法古已有之。这是一种朴实的、自然的思维方法,其实并无任何的玄妙之处。任何一个普通人在无意识、未学习的状态之下,都有可能掌握并运用辩证法。在这一点上,辩证法与形式逻辑颇为相似。辩证法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至于是不是最高的思维形式,这一问题似乎并无实质意义。

        “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当然,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的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是个中高手、一定会成为哲学家。会下棋的人很多,但是国手却很少。亚里士多德显然不是以最博学而著称于世,博学并不具有真正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当然,会给自身带来价值),而研究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并取得成果却有可能极具价值。

        “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所谓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原理相通,同样也是:古已有之;是一种朴实的、自然的思维方法,其实并无任何的玄妙之处;任何一个普通人在无意识、未学习的状态之下,都有可能掌握并运用;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天生的自发的形而上学论者。所不同的是:形而上学是一种存在重大缺陷的思维方法。有趣的是:持此方法者并不自知、并无此意识,反而自认正确、执迷不悟。正确有人坚持,错误其实也有人坚持,在正确与错误的交锋中,并不一定是正确获胜,甚至在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空间里,是错误战胜了正确,这就使世界乱上加乱。

        “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辩证法也好,形而上学也罢,不过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罢了。前文已述,它们通常是人们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所运用的思维方法。因此,同一个人忽而辩证法、忽而形而上学,不仅不反常,而且还很有可能。如果同一个人的思想内容忽左忽右,倒是很不正常。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与此相反,当我们肤浅片面的考察自然界或人类社会或精神活动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互不联系和互不作用的无穷无尽的单摆浮搁的杂乱无章的画面,其中任何东西都好像是不动的和不变的,很难意识到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显现在眼前的林林总总的不计其数的各个细节,而不是包容一切细节的总画面和大背景;我们注意更多的是什么具体事物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运动、转变和联系本身。为什么世界在不同的人的眼中会如此不同,就是因为他们用不同的思维方法来对待世界。当然,不同程度的知识储备也会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上述区别。

        看见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到什么。眼睛仅仅是一个绝对客观的信息接收器官,只要没有重大眼疾,所有人看到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区分人的高下的显然不是趋于一致的眼睛,而是复杂多变的大脑。

        “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却在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显然不仅仅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是全世界所有文明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国家和民族都拥有的世界观。至于上述的哲学箴言是否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我至少会表示怀疑,怀疑该书作者的视野是否足够开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箴言绝对不是仅仅掌握了辩证法就可以表述出来的。

        “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倒要请问:哪种观点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到底有多少细节?到底需要多少观点来说明这些细节?到底需要知道多少细节才能看清总画面呢?为了认识细节,就需要逐个加以研究,得出这一结论是不需要辩证法的。研究细节,难道就应该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吗?割断联系,这恐怕是形而上学吧?

        “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的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总画面、大背景就是因此而被分门别类、五花八门的所谓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所肢解、所分割的。在古典时代,相对而言,占主导地位也是更发达的其实是哲学,而不是具体的部门科学。请注意:真正的科学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批判的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只是搜集资料或划分种类,那还远远不是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灵魂。

        “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在该书作者的头脑中,除了古希腊,就是阿拉伯,而遗忘了地球的其他部分。其实地球真的不是很大,特别是在该书撰写之时——十九世纪末,就显得更加狭小了。当然,也正是在那个时代,东方从属于了西方。有这样一种说法:在1820年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强国;在2020年之后,中国依旧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过去的两千年间,中国只是在最近的两百年才失去了世界领先地位。

        “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分解、分类,进而分析,向精细和纵深发展,这可能就是科学进步的基本路径。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收获甚微,一个突出的要害问题可能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与利益纠缠在一起了,从而使研究者迷失了双眼。研究者几乎无法处于客观中立的立场展开研究。其结果就是: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成果都被利益所绑架,在时间和实践的面前,都是如此的脆弱和短寿。

        “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无疑,这是一种对科学考察方式的深刻反思。孤立起来也好,撇开联系也罢,都客观存在。社会发展的日益丰富、复杂使社会分工成为潮流所向、大势所趋。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在如此的背景之下还会成为全才。科学研究只能朝着精与专而非广与博的方向发展。精与专本身绝对不意味着方向错误,由此而必然带来的局限性不应该是这种科学考察方式所应该承担的非难。静止、不变、僵死等等,并不是这种科学考察方式的主要缺陷所在,割裂了普遍联系才是其致命不足。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不仅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而且也必然运用于全部科学领域。不应该有人因此而承担罪责,反而应该认为这是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只有那些真的在自己的头脑中丢失了或根本就不曾存在过普遍联系观念的人,才能够被戴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帽子。也许,在现实中会涌现出这样一批人,他们的天赋足以使他们能够成为缝合不同门类科学分支之间普遍联系断裂的科学巨匠!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但愿,这只是对所谓的形而上学者的误解,而不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尤其是其中“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这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正确的思维方法。前文已述,所谓的形而上学显然不应该是一种连傻子都能看出其错误和荒唐之处的思维方式,至少,在外观形态上是平滑的、顺直的,甚至是完美的、漂亮的。他们的错误不是指鹿为马、说白为黑,而是不自觉、不意识的陷入了似是实非的深渊之中。例如:掩耳盗铃、刻舟求剑、郑人买履、盲人摸象等等寓言故事,行为人的行为不仅都貌似有理,而且确实各有其理,他们不是标准的混蛋、笨蛋、弱智和白痴,甚至他们神志清醒、思维清晰,每个人都有一套充分的说辞、理论来为自己辩解。如果是罔顾简单事实、故意颠倒黑白、无视最基本的认知规律,那可就不配被称为形而上学者了,要么是真傻,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这种思维显然有其合理性,至少在对立矛盾的关系中,这种说法肯定正确!只是还要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关系都是对立矛盾的。

        “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确实没有第三种可能,自己与别人确实不可能重合。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正确思维。除非玩弄文字游戏,对存在或自己进行玄而又玄的抽象界定。抛开具体情境,空洞的讨论这些命题,最多也就是具有思维游戏的价值。

        “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在通常情况下,上述结论绝对正确!但是,现实是复杂多变的,在某些情况下,正与负会发生变化,原因与结果也有可能相互转化。但是的但是:不论发生任何变化,正与负之间的排斥关系,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对立关系,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机智灵活的运用基本原理与颠覆基本原理,不是一回事。

        “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常识,肯定是正确的知识,例如水往低处流;至于所谓的常识,则有可能不是正确的知识,例如两个铁球同时从同一高度作自由落体运动,似乎好像是大的比小的先落地。在此处讨论假象常识的荒谬性,对于论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请看:就连该书作者也承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这里的界限,愚以为更像是一层窗户纸,是通向真相和真理的一道屏障。恰恰相反,形而上学者往往无法捅破这层薄薄的窗户纸——超过这个界限,而总是在到达真相和真理之前徘徊不前。形而上学者的片面或狭隘,都是不自知的、无意识的,进而是无法自我克服的。他们的记忆力并不一定逊色于辩证法者,绝对不是“忘了”这或“忘了”那,而是根本就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只是一种十分形象同时又十二分夸张的表达方式。更加不可思议的表达方式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即使眼神再差,也不至于、也不可能分辨不出西瓜与芝麻孰大孰小呀,即便是盲人,就是摸也能摸出孰大孰小呀。别笑,这种离奇的笑话之所以会频频发生,绝对与当事者的视觉或触觉的优劣无关,而关乎思维判断力。请想一想:当一个人误把西瓜当成石头的时候,他当然会去捡芝麻了。对,这其实就是思维质量的问题!而不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大家都看到了,是大家都“忘了”事物是联系、变化、运动的吗?非也!可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叫做牛顿的人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呢?是只有他才会辩证思维吗?亦非也!是因为他具有高超神奇的思维质量,所以才能够轻轻的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率先看到真相、发现真理。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之所以说极其复杂,其实并不是思维方式复杂,而是研究对象复杂。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通常思维方式无所谓对与错,对某种动物的属性进行精确界定倒有可能极其复杂以至于会出现错误。

        “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在下肯定不算是法学家,但却肯定算是法学工作者。愚以为:在这一问题上,所谓的法学家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这根本就应该是医学家们或哲学家们去思考并解决的问题。只要解决了胎儿算不算是人这一基础命题,法学家们的工作自然轻松愉快。胎儿算不算是人,这涉及到对人的属性进行科学的精确界定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难度绝不在于思维方式上。

        “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里的死应该是指自然死亡,而不包括外力导致的死亡。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是被砍头,恐怕人也不会立即死亡(还会有短暂的生理现象)。那么我也会抬杠:如果一个人抱着一颗原子弹,恐怕在爆炸的一瞬间,生命就一定会突然消逝了吧?难道还需要很长的过程吗?难道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吗?

        “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这已经不是什么辩证思维了,而纯粹就是貌似深奥的胡搅蛮缠,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不可知论。需要指出的是,对此提出质疑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理智健全、知识丰富之人都十分清醒的知道:以肌体的供给与排泄、细胞的死亡与新生等为表现的新陈代谢的基本常识。但是我们依旧坚定的认为: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只是它本身,而不会不是它本身。左明深知:左明每一天甚至每一瞬都在变化,但是变化的左明还是左明。不因微观的改变而必然导致宏观的改变;也不因部分的改变而必然导致整体的改变。这是一个可知的、确定的世界,人类的所有认知都是建立在明确和确定的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失去了这一点,人类的思维将毫无意义。

        辩证法论者不要认为形而上学论者都是傻子,你们所知道的那点儿东西(例如新陈代谢),人家也都知道,你们并不占优势。思维的素材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思维过程和结论不同。请不要轻易断言孰是孰非、孰优孰劣。

        “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上述这些内容,虽不能说是庸俗辩证法,但最多也就是通俗辩证法。几乎可以说是尽人皆知!需要明确的是:知道这些内容、懂得这些道理,并不必然能够不走上形而上学的歧途、不犯下形而上学的错误。注意:思维方式不同于思维内容。博学,绝对不代表必然智慧!在下愚钝:不知对立的两极如何总是互相渗透的?是不是把矛头扎进盾牌里,就算是互相渗透了?既然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那么是否就意味着脱离了个别场合去谈原因和结果就肯定已经不是其本来的意义了?文字游戏可能有趣,但是绝不可能——太有趣。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形而上学绝对不是什么一种预设、假想的愚钝、荒唐的思维方式,只有经过最终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那种观念、结论才有可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因此,是否被戴上形而上学的桂冠一定是事后的,而非事前的。前文已述,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思维素材是一样的、相同的,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并不比辩证法思维的框子更狭窄。例如下棋,作为专业棋手,基本的棋理大家都懂,分析局面、拆解着法的思路、套路也几乎如出一辙,在方法论的问题上,很难区分高下。但是最后却分出了胜负,很难说是辩证法战胜了形而上学,而是更为复杂的思维过程或思维质量起了决定性作用。对辩证法来说,怎么能够证明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呢?形而上学者也绝对不可能忽视事物的联系、连结、运动、产生和消失,只是有可能功力不足、技不如人,最终败在了技高一筹的辩证法者的手下。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自然界怎么可能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呢?自然界又要由谁去检验呢?所有的检验主体归根结底一定是人!现代自然科学本身也需要检验,但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却都只是思维方式,而都不是检验方法。被验证了的科学可以成为未被验证的事物的检验标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往往不需要用什么东西来验证,其思维结果的正误、胜负就是最好的试金石。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分明是思维方式,怎么又成了自然界的一切的发生模式了?这是客串呀,还是玩儿票儿呀?恐怕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敢说:自然界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的,明天和今天一样,明年和今年相同。

        “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恐怕绝对不能算是辩证法的成功案例吧?达尔文很可能连辩证法是何物都不知道。当然,人们可以无意识的运用辩证法,但是为什么在达尔文之前所有那些不自觉的运用辩证法的人都没有发现物种进化论呢?很显然,其中的关键因素绝对不是什么辩证法。不是因为运用了辩证法才会作出伟大的发现,而只能说伟大的发现运用了辩证法。辩证法充其量也就只能算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自然观可不能算是思维方式,恐怕也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没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别吧?请不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辩证法。

        “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学会辩证的思维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有的人根本就是不学就会。真正的难点在于能否达到较高甚至极高的辩证思维的水准。恰如下棋,学会不难,学精很难。如果都已经感到绝望了、都已经意识到无限混乱了,那么突破之日肯定就已经为期不远了。已经达到的成果与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并不能说明什么,而是它们之间的较量结果具有极大的震撼力!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要精确的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辩证法者可能是太自信了、太自负了,误认为辩证法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只要怀揣着辩证法就一定可以无往而不胜,只有秉持着辩证法才能拯救全世界。

        “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这只能说明近代德国的哲学家在一开始就不约而同的具有未经雕饰的朴素的辩证法意识。即使是在辩证法已经作为一种公开明示的声誉良好的思维方式出现之后,大量经过专门训练的学习者,其辩证思维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其整体的思维能力和质量,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请不要对思维方式寄予过高的期望。中国有一句古话:功夫不问招式。

        “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自从有名的第一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这段话只是说明了:一位入门的哲学工作者被一位成就卓越的物理学家扫了一下天文学的盲。在那个时代,康德能有如此超前的认识,当然值得后人尊敬!不过回望历史,牛顿所谓的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早已经成为了科学史上的笑柄。牛顿是人,而不是神。当然会有思维的局限性。谁能否认牛顿是一位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复杂的混合体呢?

        “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所有这些就更是与辩证法毫无关系了。这些或理论上或实践中的科学成果所验证的仅仅是康德的卓越的思维内容,而不是其朴实无华的思维方式。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的巨大功绩不容抹杀。但我一直认为:同一项真理往往会有多种表达方式,不同的表达方式之间通常难分优劣。不同人的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因领域不同或表达方式不同而难较高低,真正的竞赛往往是在条件极其苛刻的情况下开展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屏蔽掉无关的不相同要素。

        “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从任何一个客观理性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不仅已经是而且还将继续长期是暴力行为的历史。何时的哲学理性敢自称是成熟了的?被法庭所唾弃的行径就会自然而然的被人遗忘甚至绝迹吗?人类的历史难道不一直就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吗?思维的任务在于认识和发现,但却大可不必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实现这一目的。能够透过表面去揭示规律,这当属思维的最高境界。规律不是看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如此评价黑格尔,既客观又公允。的确,提出问题者并不必然逊色于解决问题者。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到底是什么?这有可能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终极追问。所有参与这一问题的解决者不过就都是添砖加瓦的角色罢了。我本人更感兴趣的问题则是:个人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到底是什么?最使我魂牵梦萦的就是:如何破解人生方程式?如何圆满回答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许追寻和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价值和意义所在。

        人类的发展规律与个人的发展规律也许是难以清晰分离的,也许也都是难以破解的。

        “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请注意:博学,在那个时代还是值得炫耀和值得尊敬的事情。试问:哪个时代的哪个人物会不受到包括时间和空间、主观和客观在内但是又不限于此的各种限制呢?局限性,可能就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吧?尽管我一直痴心妄想于我的思想能够突破我所置身的时空的局限。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困惑:“在世界出现以前”,这一表述应该如何理解?世界到底是指什么?是指宇宙?还是指地球?还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指其他什么东西?

        “观念”,也许会有某种存在方式,但是请明示依托于何物?寄存于何处?除非答案是:“观念”有如幽灵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无所依托、无所寄存。如果“观念”可以与思维的物质相分离的话,那么“观念”也就完全不可捉摸了。

        “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是否头足倒置,那要取决于坐标系。地球的任意一条直径与地球表面会有两个交点,站在这两点的人一定会彼此嘲笑对方是头足倒置。在唯心主义者的心中,到底是世界被颠倒了,还是世界的现实联系被颠倒了?难道作为辩证法杰出代表的黑格尔只是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吗?有许多东西在细节上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甚至是被歪曲的,其实并不可怕,而且很有可能是无可避免的。关键的是:是否一切都被倒置了?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

        所谓的唯物论者,可能也会有唯心的思维成分,反之亦然。绝对的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唯物论与辩证法,此二者如果不是对立矛盾关系的话,就有可能相安无事,也就是说:唯物论与形而上学、唯心论与辩证法完全可以和谐共处。因此,请再也不要用唯物论去否定形而上学或用唯心论去质疑辩证法,反之亦然。

        “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那要看何谓流产。至少愚以为,那分明是一笔巨大的遗产。谁的体系又真的成其为体系呢?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成果,经过岁月长河的洗礼,恐怕都会使人发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说明:借用此古诗的关键词在于“难为水”和“不是云”,而不是其引申含义)的感慨吧?难免大呼——昨是今非。

        “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任何人的理论体系也许都可以被戴上“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的桂冠,自然也包括该书作者和本文作者在内。历史的观点也好,发展的过程也罢,都具有自身合理性,唯独所谓的绝对真理,必将会置身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只有当一切都静止之时,绝对才会出现。一个人的智慧顶峰是相对明确的,整个人类的智慧顶峰则是相对不明确的。

        “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一个人能够完成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包罗万象的认识体系,这恐怕也只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既然是体系,那么整体的价值应该远远高于局部的价值。如果所谓的体系不过就是无数局部的简单的合并的话,那么体系的价值很可能也就只能由体系的大小来评判了。

        到底是体系的自身与基本规律相矛盾,还是体系的内容与基本规律相矛盾?毫无疑问,体系中的庞杂内容必定会与基本规律相矛盾,就是相互之间也必定矛盾重重。

        对历史的认识,能够被认为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吗?难道在此处不应该也当然包括内部世界吗?人类的进化,必然会带来知识的进化。同时,知识的进化,也必然会带来人类的进化。在进化中,所有的个人都只能是过程,而不可能是终点。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即使是唯心主义,恐怕也未必就会完全荒谬。前文已述,学术研究最忌讳的就是绝对思维。抽象的、空洞的评价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两个概念,它们确实是因定义而必然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在评价现实的、具体的某人或某国的思维成果之时,黑与白或是与非的界限可能就不那么分明了。知道了错误,未必就一定会懂得正确。向南方走是错误的,未必向南方的反向北方走就一定是正确的。请看,即使是唯物主义,也还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别呢。

        唯物主义也不一定是一条坦途。

        “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如果革命精神都是天真的话,那么问题可能就简单了。历史无法被抛弃,但是历史中的某些事物或思想却可以被抛弃。当然,完全有可能会抛弃好东西而保留坏东西。我想,任何正常之人都会“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除此之外,历史还可能会是别的什么吗?所谓的唯物主义,其本质似乎应该是一种思维观念。作为一种思维观念,是无所谓去完成什么任务的。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只是极少数自我赋予使命感的人的兴趣所在。

        “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许这一表述是客观真实的。此处的“法国人”似乎应该是指法国哲人吧?否则,参差不齐、数量众多的法国人怎么可能与黑格尔相提并论呢?

        “狭小的循环”,也不知狭小的标准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那时欧洲的哲人应该已经普遍具有了天文学常识,至少知道了或听说过“日心说”。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普通公众所知道的自然界也许也并不比那时能够广阔多少。对范围大小的认知只是一个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能否意识到变化的存在。不过平心而论,就天体和物种而言,它们的变化又有多少人能够有清晰的认识呢?

        “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唯物主义也仅仅就是接纳了而非排斥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至于那些成就所获得的荣耀当然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历史,难道仅仅针对时间而不包括空间吗?相对于天体的生与灭,有机物种的生与灭(注意:此处的灭不同于死,灭针对整个物种,而死则只针对个体生命)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如果有机物种的存在需要适宜条件的话,那么请问:天体的存在是否也需要适宜的条件?人类意识到这一问题了吗?人类能够回答这一问题吗?所谓的循环,其实也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当地球围绕太阳刚好公转一周时,回到的已经不是开始时的那个起点了。

        没有谁能够精确的绘制出地球在太空遨游之际的或优美或凌乱的轨迹。因为,我们根本就找不到那个——终极的不变的背景。一切的一切都在运动中。

        “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当唯物主义遇上了辩证法,就好像香车配上了宝马。唯物主义的出现,的确是人类思维的一次飞跃,是思维内容的飞跃,而不是思维方式的飞跃。有人认为:哲学是关于科学的科学。哲学显然也是一种科学,显然十分必要,显然不能消失。科学之间无大小、无高低、无贵贱,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包括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内。

        “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每一门科学天然的只会关心自己,即使是愿意也不可能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一门科学存在的标志就是有着特定的明确的研究对象。这样的对象不可能无所不包,更不可能普遍联系。尽管每一门科学都会有自己的基础理论(即本门科学之“哲学”),但却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由此观之,关于专门针对总联系的特殊科学就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必要的。不仅到目前为止是必要的,而且似乎会一直必要下去。

        “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哲学显然可以包括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但却绝对不应局限于此。哲学既可以研究思维方式,也应该研究在一定范围内的思维内容。哲学不是一门专门针对思维方式的科学,哲学还要试图回答人们对自然和历史的一般规律的终极追问。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甚至有可能是一种规律:人类能够认识到的变化通常都会晚于客观事实发生的变化。更进一步:一定还有很多已经老早就发生了的事实,而人类对此却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毫无感悟、没有意识。这一命题显然不限于自然观,当然也适用于人文观(或曰:“历史观”)。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兴起,人类几乎所有重大认识的形成都是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人们日益感到:形成新的认识或变革旧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 — 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宪章派的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这些就是上文所谓的“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吗?我也承认这些都是重要的、重大的历史事实,但却没有资格和理由被称为“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因为经过漫长的时间(而不可能是只经过短暂的时间。必须声明:相对于该书作者而言,我的这番言论显然属于“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最终验证了这些历史事实根本就没有在历史观上引起任何决定性转变。这些历史事实确实引起了某些人群的历史观的决定性转变,但是相对于全人类普遍的历史观而言,这一点点的转变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对此,在下实难苟同!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斗争史,包括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斗争,也包括人类之间的斗争。

        什么样的人类之间的斗争会成为主旋律或占据首要地位呢?答案很清晰,也很明确:毫无疑问,只能是质量、能量、当量最大的人群之间的斗争;而绝对不可能是质量、能量、当量最小或较小的人群之间的斗争;甚至也绝对不应该是质量、能量、当量较大的人群与质量、能量、当量较小的人群之间的斗争。通俗而言就是:是强势人群(或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而不是强势人群与弱势人群(或曰: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更不可能是弱势人群(或曰:被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空口无凭,铁证如山:1、翻开煌煌巨制的“二十四史”,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就是统治阶级内部无休止的斗争,所谓的农民起义,不过就是调剂紧张神经的小插曲罢了;2、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浩劫(也就是最残酷的斗争)非“第二次世界大战”莫属,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是统治阶级针对被统治阶级发动的战争吗?非也!当然是此统治阶级向彼统治阶级发动的战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被统治、被压迫的弱势群体,不仅不曾而且终将不会成为人类戏剧舞台上的主角。这一结论是否成立,不能由伪善的强势群体来回答,而要去问一问真正的弱势群体。当然,无论何时,弱势群体都逃脱不了成为强势群体之间斗争的工具和炮灰的命运。如果走运的话,在己方获胜的情况下,那些跑龙套的小角色还是可以喝到肉汤、吃到盒饭的。

        所谓的阶级斗争(即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理论,特别是其中将阶级斗争置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首要地位”的论调,至此似乎应该宣告破产了吧??????

        如果物理学的知识没有学好的话,哲学的水平也就不可能高到哪里去。

        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如果言说者失去了中立的立场,也就注定与科学无缘了;如果言说者居然竟是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其言辞也就只能被看做是辩护词了。听闻者如果不辨究竟、偏听偏信,一旦产生恶果,只能责任自负,而不应去抱怨言说者。上述人等,请不要以科学的名义辱没了科学的圣洁。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能还需要人类继续去寻找更加合理的答案。

        “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的一致性,恐怕是颠扑不破的。同一家企业的资本者和劳动者,有如同一条船上的船长和船员,虽然身份地位差异悬殊,但是方向却绝对一致——到达彼岸。工厂里的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的——赚钱。谁敢、谁能否认这一共同的目的?否认他们的利益的一致性?把蛋糕做大,似乎应该是他们一致的想法和做法;不一致的,似乎应该是他们各自的分配蛋糕的方案。

        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这是一条一般的、长期的经济学规律。但是在短期、在局部完全有可能出现不协调、非普惠的现象。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把蛋糕做大,而越来越大的蛋糕则肯定是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基础条件。必将带来某种结果与直接产生某种效果,此二者之间明显存在差异。自由竞争显然不是万能的,显然会产生许多消极后果,但是正确的思维方式是:看主流、看方向。

        到底是不是撒谎,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急于下结论,恐怕不太可靠。

        有太多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里的荒谬结论,是源自于研究者忽略了对时间要素的思考。心急做不出熟米饭,而只能做出夹生饭。

        “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事实和理论都应该予以考虑,而且人类一直都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前进的。也许存在的分歧就是:某种事实是否足够充分?某种理论是否足够完备?考虑的结果,既有可能是肯定该事实和理论,也有可能是否定该事实和理论。至于判断取舍是否正确,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但愿,所谓新的日趋蓬勃发展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仅仅知道:1、物质利益和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2、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会被当做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根本因素反复渲染。这个极端并不会比其他的极端更高明。除了极个别的哲人或奇人,物质利益很有可能是所有其他人类的基本常识和永恒主题。人类与物质利益不是太疏远了,而是太亲近了,以至于人与物的界限至今尚模糊不清。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可能是知名度极高的一段精彩论述。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完全可以在没有新的事实的迫使之下得以展开。鲁迅先生曾经有一句名言(大意而非原话):中国历史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但是,却没有明确指出到底是谁吃谁,因为答案世人都知道:弱肉强食——弱者为肉、强者食之。从这一尽人皆知的自然法则能否推导出阶级斗争具有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呢?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能否由此推导出阶级斗争就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样态呢?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虽然具有其自身合理性,但是在诸多理论并存且比较的情况下,片面突出、夸大其价值和意义就显得十分不妥了。前文已述,尽管阶级斗争有可能贯穿以往的全部历史,但是也仅仅就是小插曲,而远非主旋律。当然可以坚持表达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结论,不过这一命题与如下命题几乎是等值的:人类的历史都是吃、喝、拉、撒、睡的历史。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其广、其大、其频、其复杂、其交错、其微妙等等等等,远远不是以阶级为载体而得以存在的、以阶级为依托而所能体现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可都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社会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产物,这当然可以算是一句大真话、大实话。但是,导致阶级分化的因素却绝不仅限于经济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明显有夸大之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论断。其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决定”二字(发现一个事物决定另一个事物,并不一定十分艰难,例如民间俗语:有多少水,合多少泥儿),而在于:能够如此清晰明确的阐释决定因素和被决定因素的具体内涵。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规律!其中必不可少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归根结底”.

        一句值千金!一句顶一万句!!不服不行。左明向这一金科玉律的发现者鞠躬致敬!

        需要设问的是:真正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否应该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左明的追求就是要让自己的思想尽可能超越自己所置身的时代。

        “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需要清算过往,也应该秉笔直书。所有人的观点,都只不过是一家之言。谁又能逃脱的了时间的审判呢?除非,根本就不值得审判。

        “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时至今日,恰如形而上学一样,唯心主义依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类认识的实质进化是何其复杂、何其艰难,岂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即可毕其功的?凡是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其自身就是形而上学的践行者。说明人们意识的绝对不限于“人们的存在”,当然是一切的存在。同样是唯物主义者,还有是否彻底之分呢。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如果理解不错的话,社会主义除了是一种理论学说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当然可以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应该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试问:目前已知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哪一种社会形态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如果阶级斗争可以生成新的社会形态,那可真是功德无量了。请醒一醒,不要忘记了这样的伟大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改变,就是天天阶级斗争,甚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可能良性的持续的改变上层建筑。

        “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当然可以去想象,但是,绝对不可能仅仅通过想象去实现那样的社会制度。只有行动才有可能实现想象。此处的行动应该针对的是生产力或经济基础,而绝不是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的任务怎么可能是一种研究呢?同样,社会主义也肯定不是研究的成果。在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中或过程后,都是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作为更新、更高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去寻找解决较旧、较低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冲突的手段吗?换言之,难道在这些冲突得到解决之中或之后,社会形态就会必然转型吗?在造成冲突的经济状况中可能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吗?那还需要改善、提高经济状况吗?社会主义到底是社会形态升级改造的过程,还是结果?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名实不符,既有新瓶装旧酒,也有新酒装旧瓶。花里胡哨的标签可能会乱了眼神,但却不该搅了心神。同处一个阵营,也会各有分歧。升级版与原始版可能已经相去甚远了,甚至面目全非了。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仅仅整明白、弄清楚它们之间两两相配的准确合理的排列组合尚不够充分,还要清醒的意识到它们各自也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对于一种理论学说而言,如果能够产生批判的功效,已经是善莫大焉了!一种理论学说不可能不能说明什么,差别就在于说明的准度或深度。“对付”,当属解决方案,这可就更是对理论学说的苛求了。能够抛弃掉坏东西吗?那可纯粹就是“掩耳盗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能够轻易的被抛弃掉的话,那还需要什么革命呀?所谓的抛弃掉,恐怕也就只能是口头上、字面上吧?

        学术的价值在于批判或说明,而不在于——对付。当然,更不在于——抛弃。

        “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如此表述显然不合逻辑。义愤填膺的反对与不能明白的指出,此二者之间没有关联关系。反对是态度,不难做到;而指出则需要智慧,很难实现。

        左明的事业就是:在字里行间破旧立新——批判现实、构建未来,既要反对荒谬现实、又要指出错误所在。我绝对不需要为自己的工作披上一件华丽的外衣,把自己的思维成果冠以某某主义的名号,那不过就是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糟粕而已!

        “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在下太愚钝:实在是不能理解“对一定历史时期”是何含义?好在,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翻译版本的表述:“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于是似乎打开了心结。也许一个事物的历史联系和其存在的必然性还是值得说明的,但是任何一个事物灭亡的必然性,难道还需要专门的特别的去说明吗?

        事物的性质,往往深藏不露,需要深入挖掘。俗眼看外表,慧眼识本质。

        “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或名词也许是发现的产物。但是这一名词以及与这一名词所对应的客观事实是否成立或存在呢?

        “无偿劳动的占有”,这一表述似应改为:无偿的占有劳动。劳动而非劳动者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具有价值,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定论了,就连剩余价值的发现者也不否认这一点。劳动的价值如何确定?是由资本家单方面按照自己的意愿所决定的吗?这无疑是天方夜谭。很显然,劳动的价值就像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市场所决定的,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资本家榨取工人的价值(更平和的表达应该是:工人创造的价值,或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价值,此二者之间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更不能荒唐的认为此二者应该等值。简单常识:一位员工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应该等于其获得的价值吗?一位工人在脱离了资本家的资金、设备等等硬件条件和经营管理、市场推广等等软件条件的情况下,也许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甚至都没有资格被称为——工人。我们既不宜说资本家拯救了工人,也不宜说工人成全了资本家,他们之间当然是相互依存——互为存在条件的关系。其实他们(即资本家和工人)和它们(即资金和劳动力)不过都是生产要素罢了。如果缺少了资本家(本质是资金)和工人(本质是劳动力)之中的任何一个“原料”,产品或服务这道“大菜”都是无法出炉、不能上桌的。

        何谓“剥削”?如此至关重要的概念需要界定。剥削的本质就是——无偿占有。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剥削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强弱分明的时候。势均力敌者之间不太可能出现剥削(至少不具有普遍意义)。前文已述,资金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要素,在这个纯粹的抽象的理论意义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可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下,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一个资本家与一个工人,他们之间的强弱关系显而易见。那么一个资本家与一群工人呢?如果这一群工人是尚未联合的一盘散沙,其实与一个工人的力量差异并不大;即使是一群工人紧密的联合在一起,恐怕也未必会敌得过一个资本家。简单的事实:一个资本家如果没有工人,最多也就是不赚钱了,照样可以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而一群工人如果没有了资本家,则很可能连吃饭都会成为问题。结果很清晰:屈服的一定是工人,而且绝对不是一个工人、一群工人,而是所有的工人。强弱关系就决定了谈判和交换的条件: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并不完全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一般市场法则。在一个企业中,资金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即各自对最后产出的贡献率)如果是九比一(前者占百分之九十,后者占百分之十)的话,在正常的情况下,各自的所有者(即资本家与工人)的收益的比例关系自然也应该是九比一。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家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是绝对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就可以尽最大可能去挤压工人的利润空间(底线就是工人不会都辞职或都累死,也就是说,工人几乎就是处于最低的生存条件之下),最后的利润分配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九十九比一(前者占百分之九十九,后者占百分之一)。工人当然可以不干,可以拒绝如此不平等的“条约”,可以愤然离去。可是结果呢?你不干没有关系,因为还有太多的人想干。你可能选择了有骨气,但是还有太多的人会去选择有食物。中国古训: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公平交易的前提一定是:交易者的身份、地位、特别是实力——大体相当,至少不要相差悬殊!当一方绝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之时,公平就见鬼去了!

        实力,决定游戏规则;实力,决定一切!

        上述论述是十分简单易见、浅显易懂的,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可以轻松表达出来。既不需要阅尽先贤的著作,也不需要把书桌下的水泥地磨出脚印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全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实。某人呕心沥血发现的所谓的剩余价值的一整套洋洋大观的理论,似乎早就应该进入历史博物馆了。

        左氏高论: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差异的过程。也许不是遗憾而是幸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差异永远不会、也不可能缩小。除非有朝一日,出现了这样的奇迹:人类自己可以制造自己。注意:制造与自然生产可不是一回事。所谓的人的制造,是指可以按照制造者的意愿去产生人。这是恐怖可怕的奇迹,也是毁灭人类的奇迹。

        恐怕任何清醒理智之人都无法否认:从过去到现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现实的、真实的利润的比例数值与理论上、理想化的利润的比例数值之间的差异,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越来越趋近于零。工人的工资数额以递增的态势越来越趋近于公平交易条件下的理论值。

        有一支新军正在崛起——智力所有者。人类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物质财富的日益丰裕了,吃饱了、吃撑了之后,就该想着再来点儿别的什么,于是精神产品、精神享受应运而生。与简单的物质财富相比,复杂的精神财富不知要神奇和美妙多少倍!其实,在许许多多的物质产品中,就蕴含着妙不可言的人类智慧。对物质财富的欲求其实是可以有限的,而且一定会是有限的,而对精神财富的需求则无边无界。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发现是否伟大,与时空条件密切相关。我们后人有充分的理由应该对前人的思维探索精神而未必是结果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好,剩余价值理论也罢,肯定都只是思维成果和纸面成就。此二者与所谓的社会主义是何关系,应该但尚未阐述!

        假如“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也一定只是纸上的科学。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物质,人类生存和延续所依赖的物质,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物质,又可以区分为自然物与人造物,前者如各种动物和植物等等,后者如汽车和洋房等等。自然物,在本质上、在终极上人类是不能设计、无法控制的(尽管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逐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然物的某些属性);而人造物,则绝对是人类精心谋划、有效掌握的产物。自然物通常无法直接为人类所使用或享用,除了那只传说中不长眼、缺心眼儿的自己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要想获得动物或植物,通常需要狩猎、驯养、采摘、种植等等艰苦、辛劳的活动方能实现。虽然自然物的真正生产者其实是自然,但是人类通过作用于自然物上的活动便可使自然物能够为人类所使用或享用,因此这些活动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生产。人造物就更是人类象魔法师一样通过从无到有的生产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充沛丰裕的物质,是生产的结果。结论:是生产决定物质,因此,生产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的依托。

        生产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人类的意愿和能力。因此,人类的意愿和能力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人类的意愿和能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是人类所置身的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人类自身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自然演化的结果。追根溯源,一切问题的终极答案都在远方、注定人类思维无法认知的远方。

        产品交换,不过就是产品自身的社会属性罢了。以产品交换为表现的产品流通行业,不过就是生产制造行业的必然结果罢了。因此,产品交换与生产无法相提并论。

        分配产品,是与生产产品迥异的另一种社会现象。甚至可以肯定的说:分配与生产没有必然联系。生产产品的必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力、生产资料、智力成果等等。分配产品的决定因素是:力量,包括武力和财力。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与分配产品之间,绝对不是什么“相伴随”的关系,而是前者决定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肯定是分配产品的基础,但却绝对不能决定分配产品,而且更不可能决定阶级或等级的划分。恰恰相反: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是由阶级或等级的划分来决定的。划分阶级或等级的决定因素与分配产品的决定因素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力量。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除了武力和财力之外,智力也或明或暗、时隐时现逐渐成为另一种力量的表现形式。

        “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在变迁、政治会变革,对于这些现象,作为智能的人类当然可以甚至应该去探寻原因。复杂的智能的思维活动,一定是在头脑中进行并完成的。头脑不是原因的出处,但却是探寻原因的出处。可以肯定的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根本就不存在。不过人类确实可以日益增进对真理和正义的认识。这样的不断深化的认识恰恰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不过就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变迁的事实罢了。从某一种社会变迁的片段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的原因,足够幽默!如果经济学能够回答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话,那么经济学就不是科学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神学”!经济活动也好,经济科学也罢,既不神秘,更不神圣。机械的、片面的、夸张的抬高它们的地位,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们绝对不是解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那把神奇的钥匙。普遍联系,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普遍适用于各种思维活动之中。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艰深问题,区区经济学有什么资格担负寻找终极原因的重任。

        “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请问:迄今为止,哪一种社会制度是合理和公平的?期待在现实中建立一种合理和公平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合乎理性、尊重现实的正常思维吗?这一定是一个还没有活明白的人、一个误把梦境当现实的人的荒唐幼稚的思维。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是绝对的!试图建立合理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只是方向、目标,永远只能是在路上!远期支票不可能即期兑付。

        缓慢,是变化的基本特征。巨变,绝大多数必然以失败告终。当然,也不排除会有极少数的奇迹可能发生。但是这样的奇迹也仅限于个人,人类社会绝对不可能发生短期巨变的可能性。

        更换一下思维频道:何谓合理?合什么理?难道弱肉强食这一自然法则不就是最大的理吗?除非事实证明人类已经完全脱离了动物的属性。

        有一句著名的哲言:存在即合理;左氏曰:变化的存在趋向于合理。前者是静态的,而后者则是动态的。如果没有发现、找到真正的理,或者只是幻想、虚构了荒谬的理,那还谈什么合理不合理呢?

        大家都一样就是公平吗?或者大家都不一样就是公平吗?谁能说清楚什么是公平?公平的标准是绝对的吗?还是变动不居的?如果公平只是某些人毫无标准的主观想象的话,那还有什么必要去计较公平或不公平呢?

        使人们日益清醒认识的只是客观现实,而未必是造成现实的原因。

        “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这话是从何说起呀?难道曾经理性后来无稽吗?难道曾经幸福后来苦痛吗?这明显是开倒车的节奏呀,实在是不合情、不合理呀。

        变化,几乎都是“静悄悄地发生”的,甚至是以不被察觉的方式发生的。发生变化的又岂止是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呢?有什么是不发生变化的呢?万事万物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它们的变化却注定是不同步的——非同时、非同频、非同幅。于是,某些在先的变化就有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些在后的变化的原因。交替发生的变化就有可能互为因果。如果早先的社会制度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不相适应的话,通常会产生两种后果:1、早先的社会制度会阻碍经济条件的变化;2、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会改造早先的社会制度。它们之间一定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力相较,大者赢。

        “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弊病可以被发现,但却未必能消除。弊病,很有可能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的伴生物。意欲消除弊病,这不属于“洁癖”,而属于幻想。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问题本身都在发展,而且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蕴藏于问题本身之中。

        “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发明与发现(在此,发现不包括看见的意思),确实不同。发明的本质是:无中生有;而发现的本质则是:意识到不曾意识到的规律而非现象。弊病是多种多样的,手段怎么可能仅仅来自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呢?物质生产虽很重要,但还远不是人类活动的全部。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其中的“情况”二字着实令人困惑:是什么情况呢?是现实情况呀?还是理论情况呀?“现代社会主义”究竟是来到了现实中?还是仅仅出现在纸面上?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不得不承认的是: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由当时的统治阶级所创立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从古至今以至将来,任何社会都是由强者所主宰的。

        “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财富的融通性与权力的禁锢性,确实是无法相容的。财富的所有者与权力的所有者,并不是天然的排斥或对立关系:1、权力的所有者几乎一定同时也是财富的所有者;2、没有权力的财富的所有者通常会与权力的所有者结盟;3、只有不愿或未能与权力的所有者结盟的财富的所有者,才有可能与权力的所有者产生矛盾。

        权力的所有者并不厌恶生产方式的升级换代,只是惧怕丧失自己的优势地位。与其说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倒不如说他们反对任何挑战其优势地位的人。与其说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打败的,倒不如说他们之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是自己顺应潮流、适应变化而华丽转身、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他们当然会与威胁自己优势地位的敌人血战到底,但是他们很可能不会与已经发生巨变的生产方式誓死抗争。

        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并不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他们之间也不存在所谓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这一表述似乎太表面、太肤浅,至少还不如说: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这可能更接近于本质。

        也许最没有争议的是:封建制度绝对不是农民阶级摧毁的。进而我们是否能够顺理成章的得出结论:如果有朝一日资本主义制度被摧毁了,那么摧毁者一定不会是无产阶级,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压迫者,而一定是由一个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孕育的新的阶级去摧毁的。

        “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铺垫的、而服务的,可能也仅仅就是手段,而非目的。是否美妙,也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奔驰的骏马曾经相当美妙,可是当面对飞驰的宝马(汽车品牌)的时候,可能就不那么美妙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对的。能否自由发展,那还要取决于自由的方向是什么,这一方向与强势者的意愿是否相符。

        “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造成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产力的飞跃进步,具体表现就是机械力取代了自然力(人力和畜力),从而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一个、两个甚至更多个——数量级(而不是倍数)!没有人能够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领导者、主导者一定是资产阶级,而肯定不是无产阶级。理由不言自明:前者是强者,后者是弱者。

        “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怎么样,上文所谓“自由发展”果然与“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切记:前进与后退、先进与落后,各种社会成员之间永远在进行着无休止的拉锯战。变化是缓慢的,同时又是频发的,没有一劳永逸的变化可以使安定永驻人间。

        “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生产力的进步是有可能随时发生的,甚至是没有任何征兆的。生产力的进步通常不会流血,但却绝对不意味着没有磨难、没有抗争,不会不触及利益。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价值、作用、意义各有不同,甚至可以以某种不精确的计量方法进行当量排序。社会的进步就是由每一个、每一次具体的生产力的进步的累计叠加而成就的。此处的“生产力”应该作最宽泛的理解,绝不仅限于关于物质生产的力量,而是指人类的全部的智慧和能力。

        相对于生产力的变化而言,生产关系的变化则明显迟缓,而且明显相对稳定。所谓的“生产关系”,绝不仅限于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形成的关系,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关系。人们的工作内容、工作对象、工作工具、工作思路、工作产品等等都有可能经常变化、更新,但是人与人之间因交往而形成的关系,则不太可能经常变化、更新。生产力是刚性的,而生产关系则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包容性。

        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人际关系取决于人们对世界的把握的能力。此二者是因动而动的关系,能够控制原因,自然也就能够把握结果。因此,左氏曰:革命的对象应该是生产力(应该不会流血吧),而不是生产关系(不流血是不可能的)。不去试图解决原因的问题,而在结果的问题上动歪脑筋、胡乱折腾,到头来注定是头破血流、一败涂地。

        “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得出这一结论恐怕是过于急迫和草率了吧?在任何时间,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都有可能存在冲突,但是还要能够清醒的辨别这种冲突的性质和程度。“超过”一词,可不是轻易就能说出口的。因为超过的后果很严重,超速、超载,都是标准的违法行为。是否超过绝不是任何人主观判断即可作出结论的。不能将生产关系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偷换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更不能依此作为判断超过的标准。

        冲突,客观存在,没人否定;至于是否达到了超过的标准,则大可质疑。空谈冲突,没啥意思;判断是否超过,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这句话已经十分清楚的交代了:所谓的“现代社会主义”不过就是一种思想或观念罢了!它也只能是存在于头脑中或体现于纸面上。一切关于何谓“现代社会主义”的谜团,至此全部解开。

        可怜且可悲的是,这种思想或观念主要是出自于“那个直接吃到它(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笔者注)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之中。注意:显然不是出自于那个直接吃到它的甜头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头脑之中。一种出自于弱者而非强者的思想或观念,其地位之高低、作用之大小、价值之上下、意义之轻重等等,恐怕就已经无需进行过多的论述即可做出判断了吧?恐怕就是根据普通人的一般理性去推测,其答案的正确率也一定会八九不离十吧?

        别忘了:这个世界是由强者塑造的!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这种冲突是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前文已述,仅仅罗列这种冲突的种种表现是意义不大的,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冲突是否达到了“超过”的程度。只有达到了“超过”的程度,才存在是否需要作出相应的更换或调整的问题。所谓的生产关系的升级换代的问题也才会浮出水面。


    【作者简介】左明,单位为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法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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