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明的个人空间

答郑小窗学友
发布时间:2010/2/21 11:36:12 作者:左明 点击率[819]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写作时间】2010年


      首先,请允许我发自内心深处的向郑小窗学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此外,还要借此机会,向普天之下不耻下读拙作的所有学友、网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一击、一瞥,我才好意思、我才有借口继续写作下去。
     
      请允许我全文引述小窗学友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给我的留言:“左兄的文章之多,高居众人之首。我是一个刚刚本科毕业的后辈,左兄是最高学府出来的人,按说我没啥资格评论。但依我浅见,作为学者对问题的分析应该更深入和透彻,而不是简单的评论(当然这里的简单没有价值上的取向)。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完成比较正式意义上的论文。”(2010年2月3日)
     
      小窗学友,后辈对于前辈自然要保有礼节性的尊重,对此我们都应遵守,这一项不在改变之列。学府的高低并不能区分出自学府的人(也包括从未进入过学府的人)的高低。评论权,也就是自由表达权,属于任何一个人,在此“人”之前,不应有任何限制性条件。您过谦了。“学者对问题的分析应该更深入和透彻”,不是浅见,而是高论,对此我深表赞同。我的评论的简单、肤浅、粗陋、偏激甚至荒谬和我的初衷是不相符的,这当属个人能力问题。对此,我向所有读者——致歉!
     
      我为什么没有“花更多的精力去完成比较正式意义上的论文”呢?
     
      有一些话,真的很想找一个机会来诉说。那我就借用小窗学友“恩赐的良机”,借题发挥一下吧。
     
      是到了做一个小结的时候了。
     
      寒来暑往,不觉悠悠岁月转瞬即逝。我从事自己开创(我一向不太谦虚,大家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的“读后有感”事业已有五年了(第一篇《读后有感》完成于2004年年底)。这项事业的工作内容就是:对近十年来(大约从2000年至今)在中国大陆行政法学领域中著名或比较著名的学者在著名或比较著名的学术期刊、书籍上发表的著名或比较著名的“比较正式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进行思索式阅读,并有感而发。总的论文数量累计接近三百篇(截止于2009年年底)。与之一一对应的各篇《读后有感》的字数累计接近五十万字(凑在一起也够一块儿“板儿砖”了)。如此持续、专注于这样的工作(没有价值上的取向),如果不是效仿他人的话,自封为“开创”也不为过吧?
     
      我的工作:对事(即作品)不对人。我郑重声明:我敬重每一位真心求学之人的高尚人格!如果在我的《读后有感》中有言语不周,对原作者多有得罪,还望原作者海涵(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对此,我向所有可能冒犯的原作者——致歉!出于尊重作者的考虑,我没有使用《左氏评析》这一标题方式。
     
      从时间和范围来看,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我对每一篇作品的态度已经明确体现于每一篇《读后有感》之中了。下面,是一些相关的交代。
     
      为什么阅读大陆学者的论文?
     
      坦白一下,最初的动机就是——测试水深、水温,了解一下这一学科当下的学术状况(当时,我刚刚接手行政法学的教学任务不久)。顺便透露一下,我在上大学本科的时候(1988——1992)就已经给自己的阅读定下了这样的规矩:绝对不去阅读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大陆作者的任何学术作品(当然,国外学术作品也只是阅读译本)。请注意:我那时的阅读是没有任何直接的、近期的功利目的的。那时的我:鸟飞高天、鱼跃阔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今,我置身于中国行政法学(更精确的表述:国内公法学)的生态圈,为了工作(而不是生存)的原因,我打破了自己的戒律。起初,还真渴望有所收获。但很快就感觉不对——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尽管在阅读之前我对中国法学的学术现状已经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我在从事这一工作的时候是快乐的、兴奋的、激情的、投入的。如此的感受却绝不是由于那些作品的原因而使我被感染了、被熏陶了、被升华了、被震撼了。相反,我对那些作品大失所望!我的快乐是建筑在思索、交锋的过程之上的。
     
      纵览这近三百篇论文,在总体上能让我认可的不过寥寥数篇(差不多就是百里挑一)。其余作品,皆可归入——价值待定(读者们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措辞是相当的委婉!)。这一结论完全可以推而广之:其他未阅读的大量的行政法学论文。如果举一反三的话,其他学科的海量论文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们不禁要问:你左明认可算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非要得到你的认可呢?对,左明认可的确(至少在目前)还不算个什么东西,我也没有说非要得到我的认可呀。毫无疑问:左明,不是标准;左明的思想,也不是标准。但是更加毫无疑问的是:应该有一个标准、一个体系、一个制度,来完成学术评价。这样的标准、体系、制度既不是用来扣帽子、打棍子的,也不是用来封官许愿、加官进爵的,而是要在学术领域内,使所有的学术作品处在一种透明、有序的状态之下。同行评议,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左明的行为,并无意针对阅读的作品得出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但在进行公正评价的过程中,左明至少贡献了一个注脚,至少提供了一个视角,至少表达了一种声音。
     
      行政法学,不过就是我不经意间选择(其实是被动选择)的思维训练工具罢了。我深深的意识到:我的思维之剑在不断的碰撞中越发锋利。我现在的“对手”(即阅读的作品)其实只不过就是磨刀石而已,我坚信:总会有那么一天——会让宝剑一试锋芒。如果一个国家的学术大背景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上面的任何精心涂抹都注定是徒劳的。
     
      我的如此行为的目的,显然不是只针对具体学术作品内容的品评,那不过就是手段罢了,醉翁之意在于:试图整体颠覆现有的学术体制。我曾经担心、怀疑的是:此种颠覆的正当性。为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也为了铁案如山,我“深入虎穴”、“打入敌人内部”——置身于现实的中国学术环境之中,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十年,并同时以中国学术本身(而不是我主讲的行政法学)为对象进行研究。2003年发表了《革中国教育之命——从高等法学教育说开去》一文(当然是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我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通过该网站传播至天涯海角的。网络环境根本改变了原有的、垄断且滥用的出版体制。生逢其时,不禁感慨万千:若非网络,我的所有思想将因逆反主流而必然惨遭扼杀。不能公开表达的思想,可能就不去思想了。)。并一直酝酿着《革中国科研之命——从高等法学科研说开去》一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往,我对中国学术的蔑视是建基于朦胧的主观意识,不足为凭。在亲自详尽阅读了近三百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之后,我自己的结论就有了足够坚实的事实依据作支撑。
     
      我就不相信,身为中国教学科研战线上的一分子,除了我之外就再也没有别人会对体制性环境感到异样!教学改革,已经叫喊了多年(未见实质性改进);而科研改革,居然没有成为问题被提出。可能是因为科研成果实在是太过丰硕,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茂景象,哪里会有什么问题?其实,再烂的教育,最起码也起到了看护青少年平安成长的作用;而二流的科研——不是科研。
     
      对某一个学术作品不服,就应该站出来,与原作者单挑、PK,亮出自己的功夫来。中国的学术界,太需要亮剑精神了!其他的同行(当然不限于同行)既是观战者、也是评判者。挑战者既可能战而胜之,也可能技不如人。双方的论证都放在桌面上,其结果必然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标准,不应是主观的,而应是客观的。也许有人会说:左明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那就要看我的标准是以什么为标准的。相对优势,并不是论文存在的理由。试举一例:随机抽取同一主题的十篇论文,按照水平高低是可以进行排序的。第一名高高在上自不待言。那么第二名呢?至少比其后的八篇水平要高,是不是也可以安枕无忧呢?那么第九名呢?至少比垫底的第十名要强,是否也可以顺利胜出呢?遗憾的是:均不可。学术界应该奉行“赢家通吃、胜者全得”的法则。第一名,使排名其后的所有作品在学术价值上统统归零。第一名,也不能在一个狭小、封闭的范围内产生,至少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较。为什么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会较少呢?因为通过重复别人工作而产生的学术作品只能被视为——垃圾。法学,距离科学可能还很遥远。
     
      当然可以也应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绝不是不让人们去写论文(没有了论文也就不能比较高低了),而是在完成论文之后,要有一套合理的评价机制作用于每一篇论文。这样的评价机制形成之后,识趣的作者本人,在动笔之前,就会权衡再三,如果总是放空炮(自己的论文内容怎么总是与他人“不谋而合”呢?),其社会评价也就可想而知了(恰如银行里的信用记录)。
     
      没有了公正合理的评价,人的行为就缺少了规范和约束。司法裁判文书的内容正在逐渐公开(这当然很好,比公开审判过程又前进了一大步),但业内人士(当然不限于此)对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的评价(绝非为了改判或审判监督)却并未形成气候(而这恰恰就是本人致力的又一项“非凡”事业:逐一评析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刊载的每一个行政法范畴内的案例和裁判文书)。试想:如果每一位法官在撰写每一篇司法裁判文书的时候都能意识到有无数双专家或非专家的眼睛在注视着他的话,那么一定会与在没有这种意识下做出的行为有所不同。学者撰写论文,也是同理。
     
      绝不仅仅是左明,每一个行业内的每一位业内人士对本行业同行行为的关注与评价,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分散的、个别的关注与评价能够有序的汇聚在一起的话,新的制度就形成了。这样的制度建设需要共识,更需要行动。
     
      当然,评价行为本身也自然是被他人评价的对象。行为人深藏的不良动机,是很难被外露的行为所掩盖的。请不要紧张,虽然您的公开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处于被评价的境地,但是也请您不要忘记——身正不怕影子斜。
     
      学术作品应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优胜劣汰——优品取劣品而代之,优品与劣品不能共存。在物质生产领域,不同档次的同类产品是完全可以并存的。而针对同一主题的学术作品,虽可各抒己见,但经过筛选和梳理之后,只有最相对合理的那一个具有生命力,其余皆属无用功。一个学术作品,绝对可以也应该使所有就相同主题而产生的逊色的作品归于无效(不论之前还是之后)。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的属性具有相对不确定性,这就大大增加了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性。交锋的各方必须具有相同的指向,其结论才具有可比性,各说各话,则无优劣可言。
     
      所有的学术作品必须是可以被评价、可以被评判的,一定是可以找到它应该所处的位置的。遗憾的是,我们目前根本就不存在体制性的学术评价(零敲碎打偶有所见)。有的只是——捧臭脚,依据作者的身份进行不同程度的歌功颂德,并以此来确立森严的学术等级,也就是与之严格对应的生活质量等级。没有谁去真正关心学术本身,而只是去追逐以学术的名义而产生的物质利益。学术只是借口、幌子,只是众多谋生的手段之一。学术被权力和金钱所胁持,以权力的高低和金钱的多寡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一现行的标准,导致了“劣币驱除良币”,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作品因不符合游戏规则而惨遭淘汰。没有正常的学术评价,就没有学术。中国还没有真学术。
     
      为什么是读后有感这种方式?
     
      古训: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在学术领域里交锋,那简直就是——必须的。也许有人会说:你那根本就不是交锋,活人打死文,那算什么本事、算什么好汉?有本事去跟人家原作者本人当面锣、对面鼓去理论一番。我本人当然期待着这样的机会,只怕人家原作者不会给我这种机会。更何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想在论争当事者之间分个高低,实属惘然。到底谁有理?看官自有理。
     
      为什么不写论文?
     
      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论文。必须反对的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资料汇编和文献综述。目前所谓的高水平论文,的确不是通过直接“复制和粘贴”来完成的(低水平论文是直接“复制和粘贴”,中水平论文是经过排列组合后“复制和粘贴”),每一个字都是作者本人书写的(或敲击键盘),而且中英文摘要、关键词、注释和参考文献等等各种形式要件样样俱全且不厌其详、其繁。但是内容呢?不过就是以自己的口吻所表达的别人的观点。这样的符合论文外观样态的文字,依旧不是论文。
     
      写论文是何其艰难啊!非我等鼠辈可以轻言。我以前写的几篇所谓的论文,不过就是“逼良为娼”的产物,完全是为了入学、毕业、拿学位、找工作、混职称、评优评奖等等这些俗不可耐的功利目的而为之。此外,为了发表,还托关系、走后门,甚至不惜赤裸裸花钱购买所谓的版面位置。真是荒唐的可以!觉醒之后,我已经很久不好意思再写论文了。
     
      是不是人人皆能写论文,当然不是,甚至并非每一个大学教师都理所当然能写论文!为了自我提高而完成的资料汇编和文献综述,不是论文,也根本没有发表的必要。完善自我与科学研究并不等同。不同则鸣!这就是论文的最基本要求。要么内容完全创新;要么与现有观点形成对峙。二者必居其一。
     
      我一听到某些同行常把科学研究很严肃、很认真、很骄傲、很自豪的挂在嘴边,就哭笑不得。以混口饭吃或改善生活为目的、以文字为载体的特定人群的集体无意识行为都已经被美其名曰——科学研究。这种现象既不自欺,也不欺人,而是公开的常识。
     
      我崇敬那些想写且能写论文的人。遗憾的是:我本人目前可能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境界。
     
      抄袭、剽窃,这些都不是学术不端,而是违法犯罪的问题。重复,海量的重复,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不端!学术乱象源于体制,源于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源于物质生活条件、源于人们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学人的行为失范源于压力、源于迫力,表现为屈从、屈服。简单的道理:没有谁在骨子里愿意拾人牙慧(但是通过拾人牙慧居然可以丰衣足食,于是许多人——不妨就拾了吧!)。事实、道理大家都懂,只是有没有人能够站出来大喊:皇帝没有穿衣服!
     
      我的反抗、我的抵抗也是有限度的,还远没有达到“舍得一身剐”的程度。我可以不去通过取悦、讨好甚至收买导师去混一个博士学位;我也可以不去为了晋升职称去制造垃圾论文和书籍(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十年的资深讲师的原因!我花费了五年心血完成的近三百篇《读后有感》都不能算是“比较正式意义上的论文”,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中都是——无用功);我又可以因不屈从于课题指南的限制而错过一次又一次的科研经费;我还可以不惜挑战权威、专家而自毁前程;等等等等。但是,我不能失去一片思维的天空。我拥有一份普通学校中普通讲师的普通收入和令上帝艳羡的自由思索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有原则的尊严的自主的生活,比苟且、屈辱甚至出卖什么而得到金钱和权力的生活,更像一个大写的人。
     
      哲人有言: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所有已经清醒的人们,请向左明同志学习,请跨出你能够跨出的一小步吧!既然环保人士可以少抽一根烟、少开一天车,那么学友们为什么就不能少写一篇“比较正式意义上的论文”呢?假如很多人都能跨出一小步,社会就会前进一大步。
     
      严肃的,以批判为主旨的学术交流,必须常态化、制度化。缺失了学术的这一精髓,也就没有学术了。
     
      真的不要让全社会形成这样的共识:写论文就是瞎胡闹,论文等于扯淡。为了“洗刷”自己,我还是与论文划清界限为好。
     
      那些无愧于论文称号的作品,也的确需要一个良好、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作者的头衔决定一切的年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至少在左明这样的读者的眼里,可是不揉沙子的,什么教授、博导儿,在学术评价体系中这些因素统统等于零(当然,必要的礼节性尊重是不能少的),请拿出作品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瘸不瘸,走两步就能看出来。如果以现在我所看到的这些作品的表现就可以拥有博士、教授、博导儿的头衔,至少我本人是——不屑的。我可以没有各种炫目的头衔和由此必然带来的花天酒地、荣华富贵,但绝不能没有因独立思索而带来的精神进步。
     
      不错,我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发表的“文章之多,高居众人之首”,但仅凭这一数字还丝毫不能证明我的勤奋程度和业务水平。我相信,悬梁刺股之学子大有人在,著作等身之辈更是不乏其人。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而付出?做出的是什么?
     
      我阅读这近三百篇论文并写出《读后有感》(而且还在继续进行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也许年轻学子们就不用再去阅读了。我为此花费了数千小时,也许年轻学子们就不会因此再去虚掷光阴了。
     
      阅读这些作品是不是在浪费生命?那要取决于你的阅读目的。如果是求取真经,那你算是瞎了眼;而如果是另有所图,则完全可能正中下怀。例如,我就是以批判(作品内容)和求证(我的观点)的目的来阅读的。我的所有因此而产生的付出,一定会为我带来超额回报的。此外,还有太多的现实功利目的,迫使众多学子在无奈之下趋之若鹜,但我想他们的内心至少应该是清醒的。
     
      我要做——撼树之蚍蜉、挡车之螳臂。以一己之贱躯去阻遏当今学术之逆流。我的宏愿:通过自己的努力,尝试探索一条提炼新的学术评价标准的道路。一个人的思维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形成共识、合力。和谁形成共识?当然不是那些“套中人”、既得利益者、所谓的学术权威们,当然是新兴力量——中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学术未来必须脱离现有轨道。
     
      我不敢奢望:因为左明的出现就会使这个社会少了一些“比较正式意义上”的论文(果真如此,那我可真就堪称“学术清道夫”了)。少一些论文的社会,也许并不那么可怕。论文少了,也许学术会更加繁荣。
     
      这一切,我可以做到,而北大教授却绝对不可能做到(非不能也,实不敢也!)。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个北农讲师可以胜过百位北大教授。我感谢我所置身的微观环境,我不能辜负上天对我的恩赐,我必须有所作为。
     
      我可能因不够发达而不能兼济天下了(我真的不满足于表达思想,而真心希望——愿望成真),但足以自慰的是我还可以独善其身:教育自己的子女,科研自己的头脑,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我选择的是方向,尽管脚步可能有些蹒跚、凌乱。希望我能够成为引玉之砖,希望后来者能够踏着我的白骨前行。
     
      难道这样的人生还不足够华彩绚烂吗?
     
      余此生无憾矣!
     
      愿与小窗学友及读者诸君共勉!
     
      2010-02-20于幸福艺居寓所


    【作者简介】左明,男,1969年出生,北京市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农学院政法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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