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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中国特色” ——读《努力创造有更多中国经验的法学》
发布时间:2021/1/11 11:10:53 作者:左明 点击率[43]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法学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写作时间】2021年


      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中国特色”
     
      ——读《努力创造有更多中国经验的法学》
     
      左 明
     
      《努力创造有更多中国经验的法学》,作者:苏力;出处:《文史哲》2019年第2期。本人阅读的文本来自于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宝引证码:CLI.A.0107032。
     
      该文作者简介:朱苏力,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1955年4月1日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学历,博士生导师,2001年至2010年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我相当纳闷儿:该文作者在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念念不忘早已成为过眼云烟的“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这一官阶头衔呢?
     
      至于“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这样的耀眼学衔,似乎也不应该是“终身制”。一旦退出教职,恐怕就应该在此之前添加一个“原”字了吧?
     
      鄙人现在的职业身份是“北农讲师”,在退休之后,如果还能够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发表作品的话,我肯定会在自我介绍时在此之前添加一个“原”字。
     
      很荣幸再一次与朱苏力先生不期而遇!
     
      不可否认:目前的中国法学之中的中国经验,确实不是很多。这倒不是因为中国的法律人或者法学人不争气、不给力,而实在是由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才刚刚起步。
     
      试举一例:迄今为止,国务院还从来没有当过行政诉讼的被告,您说,在这一方面,又怎么可能会有中国经验呢?
     
      “有关打造有中国特色同时有普遍意义的法学学科体系,有些想法,二十多年前在笔者第一本书《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自序中,就有所涉及。今天照抄,也没啥违和感。当时曾扪心自问:
     
      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很有可能,到下个世纪初叶,就经济总规模来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复兴已不可避免……”
     
      请看:该文作者如此从容、淡定的将“有中国特色”与“有普遍意义”用“同时”二字给无缝链接在一起了。难道就一点儿都没有“违和感”吗?
     
      实在是相形见绌、自愧不如:鄙人在二十多年前,还在北京市的一个基层行政机关里历时七载有余潜心攻读“社会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社会专业”的无需学位论文、没有文凭证书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呢。不!我的学位论文完成于脚下的热土上,我的文凭证书镌刻在激荡的心田里。
     
      拜托!这也能够算是“扪心自问”吗?
     
      从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一个社会变革、但却并非总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为什么中国近代以来会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呢?原因再简单不过了:有一些国家的发展已经把中国给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我想,任何一位足够清醒、理智之人都会认为:靠人多而取胜,那可算不得真正的英雄好汉!
     
      单纯的经济指标(不论是总量、还是人均),还远远不足以全面成为判断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
     
      每一个中国人的强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须携手共进,才是中国伟大复兴的基本判断标准。这个目标,据我粗浅估计:尚需百年的良性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我们的东邻——“同文同种”的日本,曾经长期是我们的学生,今后倒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老师。学贯东西、兼容并包的日本,至少给出了一个东亚文明异军突起的成功范例。
     
      今天重读该文作者之前的高论到底有没有“违和感”,公道自在人心。
     
      “这也许是现代中国对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与这一贡献相比,任何理论学术都会黯然失色,都不过是一种解说,而且永远不会是最后的解说。尽管如此,解说却是重要的。对于一个人来说,解说使他能够把本来无序的世界化为有序,从而‘有意义’;而对于社会生活来说,从一定的视角来看,社会的形成其实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诸多解说相互冲突、磨合、融合的过程,并进而获得一种关于生活世界的相对确定的解说,因此也就影响到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方式,构成‘制度’,形成文化的共同体。”
     
      几十年前,有“亚洲四小龙”(搜索一下、您就知道)之说,它们各自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以长期经济指标为判断标准)的奇迹。几十年后,中国这条“东亚巨龙”,居然不可思议的也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
     
      请问:一个具有相当体量、规模的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能否成为“对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自近代以来,至少已经有若干国家都曾经先于中国对人类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但愿,现代中国不是一只“跛足怪兽”,经济指标很亮眼,其他方面很暗淡。
     
      单纯的傲人的经济指标,确实足以令绝大多数中国人沾沾自喜、自我陶醉(极有可能也包括该文作者在内)。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只有利益。
     
      必须承认:与傲人的经济指标相比较,当代中国的“任何理论学术”的的确确“都会黯然失色”。倒不是因为它们(即理论学术)“都不过是一种解说,而且永远不会是最后的解说”,而实在是由于当代中国根本就不适宜产生进而根本就没有产生真正的理论学术。
     
      中国,也许会给世界作出贡献,但是,真正重大的贡献一定不是经济指标,而是文明、文化。
     
      但愿,该文作者所谓的解说,不是指对傲人的经济指标进行歌功颂德。
     
      请教该文作者:您所谓的解说,主体到底是谁?难道是任意“一个人”吗?是每一个人自己吗?抑或是每一位理论工作者自己吗?
     
      拜托!请千万不要天真烂漫的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解说所服务的对象的、解说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益或者有效的。
     
      请问:“能够把本来无序的世界化为有序,从而‘有意义’”的解说,这得出自何人之口呀?该不会是上帝他老人家吧?难道如此惊世骇俗且惊天地、泣鬼神的解说的贡献还会不如区区傲人的经济指标吗?
     
      请问:社会的形成是“诸多解说相互冲突、磨合、融合的过程”吗?
     
      请问:经过“诸多解说相互冲突、磨合、融合的过程”,就会“获得一种关于生活世界的相对确定的解说”吗?
     
      由此可见:该文作者对于解说,那可是相当看重的。
     
      我必须赠送给该文作者两条民间智慧:1.如果能够动手的话,那谁还动嘴呀!2.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谁也不服谁。
     
      人类社会还远远不是因为解说而得以发展的。至少那些可以“影响到人们的习惯性行为方式,构成‘制度’,形成文化的共同体”的解说,一定是建立在权力和金钱的基础之上的。
     
      好一个“借用”!如果抽去了“借用”,中国的科学还能剩下什么呢?
     
      好一个“进口”!难道“进口”的仅仅只是“这些学科划分本身”吗?
     
      以这样的态度和口吻去对待外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恰当吗?
     
      但愿,是“借鉴了这一切外来的知识”,而不是一切的知识都是借鉴外来的。
     
      难道还需要让世界去发问吗?难道中国人自己不会、不能、不该扪心自问吗?
     
      什么是中国的贡献?这不仅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极好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该文作者前文已述:“这也许是现代中国对人类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其中的“这”字,是指“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很有可能,到下个世纪初叶,就经济总规模来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复兴已不可避免……”
     
      这无疑是一个气度恢弘的答案,但同时,也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至少缺失了“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这个维度。
     
      在这个方面,中国人有可能作出自己的贡献吗?近些年来,日本人不断获得诺贝尔奖,这对“同文同种”的中国人难道没有什么启发吗?
     
      “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尽管西方学者和前辈学者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视角、理论、模式、命题和概念,但是假如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人类历史不是重复往返的,假如具体的现实生活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假如每个人的体验都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假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知识都是阐释学意义上的‘偏见’,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昔日的思想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知识。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完全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作出我们的贡献。”
     
      不论是近来日本的“诺奖”获得者,还是“西方学者和前辈学者”,他们(无关性别)给予当代中国人的,仅仅只是一种启发。至于那些“大量的视角、理论、模式、命题和概念”,则仅仅只是他们对世界的贡献。
     
      请教该文作者:难道您真的认为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
     
      请教该文作者:难道您真的认为人类历史是重复往返的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
     
      请教该文作者:难道您真的认为具体的现实生活不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
     
      请教该文作者:难道您真的认为每个人的体验都具有某种可替代性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
     
      请教该文作者:难道您真的认为人的生命是无限的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
     
      因此,愚以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知识不必然都是阐释学意义上的“偏见”。
     
      对于“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一高论,鄙人当然不敢苟同。至少自然科学就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很多内容也都不是“地方性知识”。
     
      没错!“昔日的思想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知识。”但是,绝对没有理由因此就认为:“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完全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作出我们的贡献。”因为铁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从现实上说,中国已经有好几代的学者没有根据我们的经验作出我们的贡献了。
     
      基本预设:学者的贡献不是承袭,而是创新。
     
      “这种贡献并不是以我们的经验体悟为主要是由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些注脚,充实或补充他们的理论框架,而是一种真正的无可替代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众多的人民和我们的变革时代给予了我们一个学术的‘富矿’,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此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
     
      我们所追求的贡献,当然应该争取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仅仅具有“无可替代”的特征,却不一定是有价值的贡献。“批林批孔”、“斗资批休”、“文攻武卫”等等等等……这些可都是成色十足、毫不掺假的“中国特色”(肯定是“我们的经验体悟”,但却绝对不是“为主要是由西方学者创造的理论、模式提供一些注脚,充实或补充他们的理论框架”),它们能够被认为是中国对世界的理论贡献吗?
     
      我也认为:“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众多的人民和我们的变革时代”确实是“给予了我们一个学术的‘富矿’”。但是,所有这些因素为产生中国的理论贡献也仅仅只是“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并非必然性。
     
      关注现实生活,这是相关学科领域学者的必备品质。这也仅仅只是最为基础性的条件。
     
      请问:“我们的比较优势”,这指的到底是什么呀?该不会是指我们比别人更加了解、认知自己吧?因为这是任何国家的学者都普遍具有的基本特征,怎么能够算是“比较优势”呢?
     
      该文作者对于“中国学者有可能作出独特学术理论贡献的必由之路”这一关键问题的理解,还根本就没有上路呐。
     
      “必须指出,关注本土问题并不是如同某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的学者那样,试图从中国传统或社会中寻找某些据说是‘具有现代性的因素’……这种做法仍然是以西方的某些理论、观点、思想、命题甚至概念作为现代的和学术的标准,因此一切他们认为值得弘扬的,仅仅是因为这些因素是符合外国的某个或某些理论……如果一切值得弘扬的中国文化中的因素,仅仅因为它们完全符合或大致符合外国的某种理论或实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外国照搬,有什么理由要从中国文化之中寻求那些所谓的‘萌芽’呢?这种做法的背后仍然是缺乏自信……”
     
      开什么玩笑!“试图从中国传统或社会中寻找某些据说是‘具有现代性的因素’”,这是正常人说的正常话吗?从秦汉、唐宋的传统或者社会中,怎么可能会“寻找”到“具有现代性的因素”呢?
     
      不知道该文作者所说的“西方的某些理论、观点、思想、命题甚至概念”,是否包括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
     
      必须指出:“关注本土问题”的表现,显然不应该是以什么为标准进行“寻找”的做法。
     
      我相当怀疑:该文作者是不是误解了那些“主张‘弘扬中国传统’的学者”的本意,他们不太可能会认为“一切他们认为值得弘扬的,仅仅是因为这些因素是符合外国的某个或某些理论”。恰恰相反,持这样观点的人似乎应该是那些主张“与世界接轨”的学者。
     
      不论是“照搬”,还是“寻求”,其实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做法——真正的“照搬”、真实的“寻求”。中国人“缺乏自信”,是有着相当合理的现实基础的:我们落后、西方强大。
     
      在今日之中国,高中以上学历教育的入学考试,都设有外国语这一科目。
     
      “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且真诚的关怀与信任;相信并假定: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然后以此为基础,深入地理解和发现现实,加以学术的和理论的概括;对自己的研究发现抱着一种不断反思的态度,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随时准备在有足够说服力的新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观点。中国的法学的成熟还有漫长的道路。然而,这也不能使我们有理由拒绝面对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
     
      难道此前的中国学者都没有产生过“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且真诚的关怀与信任”吗?请问:他们做出了应有的中国对世界的理论贡献吗?
     
      难道此前的中国学者都不相信并且都不假定“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吗?
     
      难道此前的中国学者都没有“以此为基础,深入地理解和发现现实,加以学术的和理论的概括”吗?
     
      难道此前的中国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发现都不“抱着一种不断反思的态度,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随时准备在有足够说服力的新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观点”吗?
     
      中国法学的成长、成熟之路,当然还很漫长——相当漫长。决定中国学者到底是否能够对世界作出真正的理论贡献的因素,相当复杂和难缠。在这个前置问题没有搞清楚、整明白之前,就急于提出“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一问题,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以及法学研究格局,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社会新变量,令笔者对这个问题又多了些想法。”
     
      但愿,该文作者在此之外,对影响甚至决定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也能够多一些深入的思考。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法治实践已有许多成就:各类立法基本完成,法律解注颇为细致,法学教育俨然显学,学术论著产出增长。只是若置身于人类的智识传统,笔者仍然觉得,中国的法学很难同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相匹配。或许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各类法律操作需求,总体上必定实务导向的法学多年来一直更关注法律和法律学说(教义)的移植与借鉴。借助着中国的政法体制和实践,大致有效应对了许多法律难题,法学的学术架势甚或品格整体上也确实增强了。甚至,近年来智库研究也促使中国法学人似乎更加关注中国的现实法律问题。但总体而言,从个人的经验判断,当代中国仍然缺乏深深扎根于中国但智识上生动强悍的法学研究。”
     
      该文作者确实是看到了一些现象:“各类立法基本完成,法律解注颇为细致,法学教育俨然显学,学术论著产出增长”。但却缺乏相应的思考:立法的质量如何?解注的水准怎样?教育的真谛为何?论著的扯淡几何?
     
      好一个“智识传统”!能够置身于传统之中吗?难道不应该是智识系统或者智识体系吗?
     
      拜托!“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这到底是既成事实呀?还是美好梦想呀?
     
      请务必要搞搞清楚!近代以来中国的伟大变革,其实主要体现在“大”上,而不是表现于“伟”上。作为中国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法学,自然与中国的变革是亦步亦趋、形影不离的,怎么能够说很难相匹配呢?
     
      与法律相对应的主体,当然应该是国家,而不包括社会。
     
      法律的生命,在于运行。法律,当然是用来操作的。因此,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在“总体上必定实务导向”。也因此,法学当然应该“一直更关注法律和法律学说”。至于是否以及如何“移植与借鉴”,则是相当复杂、十分微妙的问题。
     
      但凡是一个大致稳定运行的“政法体制和实践”,与之对应的法学都会“有效应对”“许多法律难题”。至于“法学的学术架势甚或品格”是否能够在整体上有所“增强”,则是相当不确定的事情。
     
      好一个“智库研究”!这会不会也是舶来品呢?
     
      不可否认:中国的法学人(而非法律人)似乎并不那么关注中国的现实法律问题。即使是从某个时间开始“更加关注”了,也往往不得要领、不入其门。
     
      请问:如何才能“深深扎根于”实践(当然是中国的,而不可能是外国的)?其实答案也很简单:至少要有一定时间的法律实践的经历。
     
      永远置身于“象牙塔”里的书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深深扎根于”实践的。
     
      岂止是“缺乏”呀!但愿不是根本就没有。
     
      鄙人所开展的法学研究,到底在智识上是不是不仅十分生动,而且足够强悍,自有公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方式十分独特、方法足够另类。
     
      “与先前不一样的是,如今笔者不再把学术与智识当作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了。”
     
      与先前一样的是,如今鄙人依旧把学术与智识不当作同义词或者近义词使用。
     
      “笔者当年把打造法学的智识品质(也即普遍意义)这个问题看得太容易了。似乎法学学科的发展和变革,只需要拓宽学术视野或更多地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在这个思想和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和扩展的世界中,学者们似乎只要注意吸纳新知,调整学术关注,感知涌动于各自生活世界的中国经验,梳理其中的纠结,辨析和提练其中的智识争点,讲清个中道理,就能提升学术品质,不断生产出基于中国的具体经验却透出些许普遍意义的成果,久而久之,就会拓展并最终重塑法学的基本格局。但这有点浪漫。”
     
      鄙人一向(至少从2000年从教开始至今)把提升中国学术的品质视为一个难比登天的问题。
     
      该文作者所提及的上述各项内容,确实比较容易:1.“拓宽学术视野或更多地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这确实不太难,特别是在天下互联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不过就是消耗时间和精力的问题;2.“注意吸纳新知,调整学术关注,感知涌动于各自生活世界的中国经验,梳理其中的纠结,辨析和提练其中的智识争点,讲清个中道理”,其中的“吸纳”、“关注”、“感知”、“梳理”、“辨析”、“提练”和“讲清”,所有这些都不算是很难。只要是中等智商的人,即可胜任。
     
      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如上操作确实可以通过“不断生产出”所谓的学术成果的方式提升中国学术的品质。而且,也确实“拓展并最终重塑”了中国学术的基本格局。这可不能算是“浪漫”,而是事实。
     
      请问:在今日之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和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和扩展”的局面吗?
     
      鄙人历时十几年,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批判了上百位学者的数百篇学术作品(本文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例证),这算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和学术交流”呢?请问: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和学术交流”真的是在“日益增多和扩展”吗?
     
      “更加浪漫的还有,笔者高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中国学人的学术心态或学术生态可能有的那种塑造力,也高估了智识本身对学人、学术市场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塑造力。与此同时,又严重低估了市场和金钱对法律学术、法律实践的侵蚀与分化,更是大大低估了法学的学科体系其实也是个制度,会顽强地再生产与维护着既有的学科格局和范式。”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和平崛起还只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指标来支撑。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不是该文作者对“中国学人的学术心态或学术生态”一无所知,而是该文作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感悟能力过于低下。
     
      我也浪漫。没有浪漫,何为目标?
     
      仅仅感知,远远不够。学者在终极意义上,一决高低的就是天赋而非修炼的感悟能力。
     
      中国的经济指标,亮眼的是总量,而不是人均。人均数值甚至是羞愧的。这样的指标又怎么能够去“塑造”中国的学术呢?
     
      智识,当然是一个好东西了!可问题是:中国的学人拥有真正的智识吗?在扭曲、变态的评价体系之下的优秀,其实应该是低劣。目前以至未来很长时期,中国的“学人、学术市场以及学术共同体”,都是被权力和金钱所深刻“塑造”的。
     
      在无奈之下出卖肉体,并不可怕、更不可鄙。而心甘情愿的出卖灵魂,则不仅可怕、更加可鄙。
     
      中国的法学学术与法律实践,是两个存在巨大差异的领域。在法学学术领域中,权力与金钱其实是出自于同一个主体。在中国的民间,是不会有金钱去收买法学学术的。大行其道、如火如荼的考研辅导班或者司法考试培训班所提供的可不是法学学术,充其量也就是应试技巧罢了。
     
      法学的学科体系到底是不是一个“制度”,这个问题根本就无关宏意。该文作者对牛顿的惯性定律相当陌生,对事物所具有的维持现有状态的基本属性几乎毫无意识。
     
      “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大趋势的推动下,因为法律的社会功能,也因其他相关的更经验、常常也是更本土的社会科学导向的研究成果的促动,笔者一方面预期,现有法学体系的内部张力会增长,一定会促使法学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法学新领域的发生和拓展;另一方面,觉得法学内部的张力也会更多地折磨那些有更强智识偏好和更自觉理论追求的法律人,甚至有可能令他们更加纠结。就此而言,未来法学发展的整体状况未必比1990年代更加乐观。”
     
      中国的和平崛起,似乎是一个良性因素。但是,如果不加分析的套用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里,就很有可能会是一个大而失当的背景条件。
     
      请教该文作者:“法律的社会功能”,到底是指什么?
     
      请问该文作者:“社会科学导向”,到底是何含义?
     
      请问:与法学学科相比较,哪一个或者哪一些学科会“更经验、常常也是更本土”?
     
      请教该文作者:“法学体系的内部张力”,到底是何含义?
     
      引发“法学的变化,特别是一些法学新领域的发生和拓展”的原因,难道是所谓的“法学体系的内部张力”吗?难道不是其他几乎所有学科都发生了同样的改变吗?
     
      但愿,在现实中真的会有“那些有更强智识偏好和更自觉理论追求的法律人”。我所好奇的是:他们(无关性别)受到了什么因素的折磨?他们到底纠结于什么情形?
     
      该文作者间接指出:中国法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在199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可真是莫名其妙呀!这个阶段倒有可能是该文作者自己发展状况的黄金期。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甚至令笔者对打造有中国特色同时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学体系的必要性或可能性多了一丝怀疑。如果说,法律规则或制度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有效处理人脑很难处理的复杂信息,或是节省人们交往过程中对巨量信息的需求,那么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法律规则或制度着重关注的核心问题至少会以各种方式被人工智能所覆盖。换言之,至少在先前因信息不充分而难以规制的领域,如今则可能被有效规制了;有些之前依法依规无法或很难执行的案件,因信息充分、可靠和及时,如今则可以有效执行了,典型如政府八部门联合发布规定,对特定严重失信人限制乘坐火车、飞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还可能令部分原先高度疑难的案件不再疑难。在某些案件中机器人法官可能替代传统法官断案,即便不必定更明智,却可能消除或弱化当事人的猜忌,增强司法的公信力。这意味着,在有些问题或领域中有可能从基于规则的治理逐渐转向基于信息的治理或干预。只要功能足以替代,有些先前的法律规则、原则和教义就可能会以不同方式被搁置、遗忘甚或废弃。传统合同法中有关要约与承诺的一系列教义,就因互联网通信事实上被搁置了,有可能被遗忘并最终被废弃,而一些新的权利和规则会应运而生。只要众多法律规则以不同方式予以变更,从而出现新的规则甚至新的领域,那么法学体系客观上就会被重构。”
     
      请问:“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此二者能够用“同时”一词进行连接吗?
     
      该文作者的假设(即“如果说”)——“法律规则或制度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有效处理人脑很难处理的复杂信息,或是节省人们交往过程中对巨量信息的需求”,很可能是不成立的。不论是立法、行政(即执法)、司法,还是守法,都很难被认为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有效处理人脑很难处理的复杂信息,或是节省人们交往过程中对巨量信息的需求”的过程。如果说在上述各种活动中还存在某些特别重大的难度的话,也几乎不会体现在处理复杂信息或者节省巨量信息上。
     
      在信息时代,“法律规则或制度着重关注的核心问题”,依旧是亘古不变的利益分配,这显然不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就能够解决的。
     
      请问:先前哪些领域是“因信息不充分而难以规制”的?难道不是立法者想规制哪些领域、就可以规制哪些领域吗?难道需要规制哪些领域还会受到“信息不充分”的限制吗?该文作者很有可能是把立法规制视同为科学研究了。
     
      信息充分应该有利于执行操作,这是客观事实。但却对制定规则的影响非常有限。
     
      现代科学技术所解决的也只能是各种各样微观、细节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据说:彩票的机器摇号,都是可以人为作弊的。所谓的“机器人法官”,很有可能会产生甚至强化“当事人的猜忌”,进而减弱“司法的公信力”。众所周知:机器人是由自然人操作、操纵的。而且,还是以不为当事人所感知的方式进行操作、操纵的。
     
      有没有搞错!即便会出现“基于信息的治理或干预”,也一定是建立在“基于规则的治理”的基础之上的。
     
      倒要请教该文作者:什么东西“足以替代”某些“法律规则、原则”的功能?该不会是现代科学技术吧?
     
      互联网通信模式确实是改变了传统的通信模式,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通信的本质。电子支付改变了传统支付,但却绝对不可能改变支付本身。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的重大技术进步,都深刻的影响、改变了社会面貌,其中就包括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法律规则。这显然不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所独具的特征。
     
      社会的重构,必然导致法律的重构。导致社会重构的决定性因素确实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永恒、不竭的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学学科体系的打造,一定不是哪个或哪些学人的事业,甚至也不是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扶持就可有效推进,它其实与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紧密相关。甚至还不仅是政治法律的实践,它也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变革紧密纠缠。这里涉及的不是或不只是对以往法律知识的复述、传承、积累和整合(这还有可能通过个人或集体的努力来追求和获得),也不仅是法律知识的发现和创造,甚至涉及众多非知识的因素,如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对法律及相关领域的重新划分、组合、勾连或剥离,可能因某个或某些难以预期的变量的风云际会而意外发生。”
     
      作为醉心于学术的法学学人,真的需要去关心并“打造”法学学科体系吗?这根本就不应该成为法学学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最多也就是行政管理者(例如:法学院的院长)热衷的目标。中国的法学学科体系“其实与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并非“紧密相关”,也“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变革”并不“紧密纠缠”,反倒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扶持就可有效推进”。
     
      倒要请教该文作者:打造法学学科体系与“对以往法律知识的复述、传承、积累和整合”或者对“法律知识的发现和创造”,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打造法学学科体系与“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对法律及相关领域的重新划分、组合、勾连或剥离”,倒是能够完美匹配、和谐相融。打造法学学科体系,明显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系统工程,因此,也就不太可能会因“某个或某些难以预期的变量的风云际会而意外发生”。
     
      “这类例子在我们身边已经不时出现。如微信,短短几年间,文字留言、语音留言、视频聊天、图片分享、微信支付以及公众号,不仅完全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也改造了传统的电信行业,它化解或弱化了原先的某些法律问题,典型如‘话费’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具体的法律问题,如个人隐私问题、自媒体问题、微信证据问题。对新问题的法律应对可能借助于先前的法学体系,借助于对现有法学知识的演绎,但并非出自现有的法学体系或法学知识,这些应对总体上会更多地来自对经验世界的因果判断和利害考量。”
     
      电子商务、微信等等,这些都是伴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鲜事物。遥想当年,还曾经出现过寿命不长的寻呼机、昙花一现的小灵通。
     
      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对法律或者法学的冲击力度,还是相当有限的。该文作者所说的“话费”问题(我相当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个人隐私问题、自媒体问题、微信证据问题,这些不过就是最普通、最简单的因出现新生事物而产生的一般法律问题罢了。
     
      解决新颖的法律问题,不是“可能”、而是必须要“借助于先前的法学体系,借助于对现有法学知识的演绎”,而且,还不是“并非”、而是一定会“出自现有的法学体系或法学知识”。
     
      所有的法律规则、法律方案都是“来自对经验世界的因果判断和利害考量”,这一点与解决新颖的法律问题没有独立、排他的必然联系。
     
      “如果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笔者甚至不得不怀疑,法学人还能否比人工智能更成功地打造有中国特色同时有普遍意义的法学学科体系?!如果说‘阿尔法狗’的出现根本改变了人类对围棋的理解格局,那么,就没有理由排除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法学话语体系的‘贝塔猫’的出现。而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产生出来的法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会同时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吗?这两个词会不会是一个二律背反?”
     
      该文作者的上述“怀疑”着实令鄙人匪夷所思!
     
      拜托!难道人工智能也能够“成功地打造有中国特色同时有普遍意义的法学学科体系”吗?
     
      请教该文作者:您所谓的人工智能,应该是中国制造的吧?否则的话,怎么能够整出来“中国特色”呢!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该文作者一定不会下围棋(至少对围棋的理解格局极其狭小)。可以非常肯定的说:“阿尔法狗”的出现根本就没有改变人类对围棋的理解格局。甚至,人类还完全没有而不是没有完全理解“阿尔法狗”对围棋的理解格局。人类从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的“阿尔法狗”那里,最多也就学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的技术手段。这种影响对于人类自身棋艺水平的进步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恰如有了计算器人类的计算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一样。
     
      该文作者居然能够把下棋与法律进行类比,真可谓是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仅仅可能“改变法学话语体系”的人工智能,还远远不可能取代法律人的地位。就是再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也不可能“产生出来”法学理论体系。除非是在科幻小说里。
     
      众所周知:“阿尔法狗”中的“狗”,是Go(就是英文围棋的意思)的汉译谐音字。如果是对下联的话,那么也应该是——贝塔尔骡(就是英文法律一词——Law的汉译谐音字)呀。
     
      该文作者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同时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这“会不会是一个二律背反”?
     
      “沿着这条思路深入思考的最后结果,非但不会强化法律学人的学术行动力,从逻辑上看,很吊诡的,这种思考更可能弱化甚至湮灭法学人的学术追求和创造冲动。”
     
      沿着该文作者的这条思路进行思考的最后结果,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很吊诡的”!这种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思考根本就不“可能弱化甚至湮灭法学人的学术追求和创造冲动”。
     
      “未必如此。至少有两个人性因素,令人类不大可能在人工智能或大数据等科学技术进步面前完全放弃智识的追求。首先,尽管人工智能大数据展示了巨大潜能,我们还是不敢肯定科学技术就不会出错,足以保证‘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因此,有重大缺陷或不足的人类智识追求,至少有时会是人类的紧急出口之一。我们有责任注意保留这个紧急通道不被堵塞。”
     
      我晕!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等科学技术进步与智识追求是对立、排斥关系吗?
     
      拜托!如果没有了人类的智识追求,那还怎么可能会有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等科学技术进步呢?人类的智识追求,怎么就成了“人类的紧急出口之一”了呢?
     
      请问:“有重大缺陷或不足的人类智识追求”与应该会出错、肯定会出错的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等科学技术,此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其次,即便‘阿尔法狗’改变了人类对围棋的理解,令围棋国手的智识成为笑话,它还是不能消除人类个体在下围棋过程中——只要不作弊——获得的快乐,仍会有人坚持下围棋。同样,即便人工智能发展出了更有解说力和实践效果的法学话语与法学体系,也不必然要求或规定法律学人就应当或必须从此放弃智识追求;甚至都不是为了什么高大上的‘坚守’或‘信仰’,就因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特定个人的智识有可能会成为笑话,但是,整体人类的智识则绝对不可能会成为笑话。
     
      凡是意欲嘲讽人类智识的人工智能,都应该先扪心自问:我从哪里来?
     
      只有人类的智识,才是这个星球最璀璨夺目的奇葩!不仅登峰造极,而且无以复加。
     
      业余下棋,是消遣;职业下棋,是竞技。它们都与是否出现极高水平的对弈软件没有必然关系。恰如已经出现了风驰电掣般的跑车也依然无法取代人们去走路、跑步。
     
      人工智能的出现之所以无法取代法律人或者法学人的存在,绝对不是因为后者可以在自己的实践或者理论工作中——获得快乐,而是因为前者根本就不具备取代后者的能力和条件。
     
      请问:放弃智识追求的法律人或者法学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还能够被称为法律人或者法学人吗?
     
      请问该文作者:法律人或者法学人的存在理由,难道就是“因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吗?您还真以为他们的工作就好像在街边下棋一样呐!
     
      “因此,对于认真、务实且有所追求的中国学人来说,打造中国特色同时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这个说法,或许就如同张载当年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样,只因为这是某些学人内心深处自发的一种使命感,一种志存高远的追求,即便它无法实现,即便它无力操作。学人只能在其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中务实地研究那些实在的问题,尽可能做能做的事,而不是做想做的事。至少这也会是个提醒,要求中国人文社科学人更多自省和自觉,坚持中国本位,关心中国问题,对问题的所有相关语境条件始终保持敏感,具体地理解和总结中国的经验。”
     
      请问:到底有多少“认真、务实且有所追求的中国学人”的学术意趣在于去打造学科体系?
     
      敢问:到底有几位世所公认、流芳千古的学界巨擘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为打造了学科体系?
     
      先人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显不是针对学人(更不可能是当代意义上的学人)而是针对“学而优则仕”的仕人而言的。学人最多只能“立心”、“继绝学”,唯有仕人才有可能“立命”、“开太平”。
     
      愚以为:真正学人的学术追求,当然应该是、而且仅是——突破既往、超越先在。而不论数量多少。
     
      有这样一种人生境界:身虽不至,心向往之。我们应该永远向有着崇高追求的人们致敬!而不论他们(无关性别)是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民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继承传统,那简直就是必须的!这根本就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发展?发展当然需要批判——批判传统!开展批评,怎么能够没有靶子呐!
     
      我十分赞赏和推崇这样的话:知难行易;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尽管我能去摧眉折腰事权贵,但我却不想去摧眉折腰事权贵。
     
      请问该文作者:如果您所做的事情尚且不是您想去做的事情,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讨论能不能去做呢?
     
      作为中国学人,我会要求自己进行“更多自省和自觉”,也会全神贯注于“关心中国问题”、理解中国经验、保持高度敏感,但却绝对不会“坚持中国本位”、死守“中国特色”。
     
      “但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不可能只关注中国;相反,它一定要求有足够开阔的国际视野,包括社会的、历史的和文明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当代中国的独特性一定是在国际比较、在历史比较、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文明的比较中呈现出来。就此而言,中国问题在理解、认知和表达上不会是自身独立而心无旁及的。基于中国经验的解说必须具有一般意义,即在不同文化的学人之间,在不同学科之间,是可以经验感受和理性理解的。这就要求并规定了这种解说总体上应当是经验导向和因果导向的,论说方式应当或终将走向社会科学,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它一定要讲道理,这是打造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的一个关键。”
     
      曾经有过这样一句口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至少在中国的中学里,就已经设置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等学科。而作为必修、必考的英语课程,对学生们认识世界倒没有多大帮助。英语只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而不是世界本身。
     
      但愿,“海龟”(即海外留学学成归来人士)比“土鳖”(即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人士)会具有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包括社会的、历史的和文明的”。否则的话,价格不菲的洋墨水儿可就真是都白喝了。
     
      在天下互联的时代背景下,要想具有国际视野,完全无需跨出国门。
     
      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方面,越是可以淡化、甚至忽略国际视野。
     
      通过各种比较、发现诸多差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非常困难、相当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对待差异?
     
      中国学人在“理解、认知和表达”中国问题的时候,当然可以“自身独立而心无旁及”,因为他们(无关性别)才是这个方面真正的专家、内行。
     
      解说中国经验,可以具有一般意义,但却并非普适意义。具有专业属性的经验解说当然无需、甚至不能“在不同文化的学人之间,在不同学科之间,是可以经验感受和理性理解的”。这就是正所谓:隔行如隔山。
     
      经验解说当然通常都会是“经验导向和因果导向的”。解说方式完全可以异彩纷呈,而不必拘泥于所谓的“社会科学”。而且,也肯定不必然“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学术表现的基本特征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并不专属于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些结论。
     
      “但在微观的层面,这一追求只能依赖学人各自的自主选择。我们必须清楚,没有人能对其努力的结果给予承诺和保证,既然有所选择和坚持,就必须准备求仁得仁,无怨无悔;如此,就一定会有所发现、突破或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像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那样:‘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甚至,很难说这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认命’。”
     
      名为学人之人,实为各色人等。自然也就会各有追求:权力和金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选项。
     
      凡是敢于对“努力的结果给予承诺和保证”的,往往都是很低的目标。
     
      拜托!如果真的能够求仁得仁的话,那自然也就会无怨无悔了。可要命的是:求啥却得不到啥。
     
      没错!只要是“有所选择和坚持”,就不论结果、不问收获,都应该无怨无悔!必须以平和、乐观的心态接受如下结果:即便如此,也未必“就一定会有所发现、突破或贡献”。
     
      向前走,而且还是一直向前走,难道这不是选择吗?难道这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吗?
     
      有没有搞错!“认命”,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了。
     
      “世界上有些事只能‘认命’。这不令人轻松,却还是可能让人从容一些。”
     
      我晕!“让人从容”的同时,怎么可能“不令人轻松”呢?
     
      听天由命,这可是一种参透人生之后方可获得的高妙智慧。
     
      某些人偏不“认命”,非要与命争,其结果就是害人害己。
     
      所谓的命,就是命运、就是宿命,就是自然和社会的规律。
     
      本文结语:
     
      中国的法学,有可能也有理由在未来而不是现在将会成为一门显学。
     
      在急于思考“什么是自己的贡献”这个问题之前,最好还是把“自己置身于什么环境”这个问题先要搞搞清楚。
     
      几乎是无法选择、不能改变的自然与社会这两个决定性因素,终极注定了每一个人的人生命运。
     
      在科学领域里,中国人更像是奋力攻克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小学生,根本就对高等数学毫无概念。
     
      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与其说是粗疏、肤浅,不如说是冷漠、无知。中国人缺少、缺失的不是科学知识,而是科学精神。而孕育科学精神的,则是人文环境。
     
      唯利是图、唯权是瞻的社会,不可能产生科学精神。
     
      与其说是自己成就了自己,不如说是众人成就了个人。与其说是个人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不如说是个人对社会回报了恩泽。
     
      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律和法学中的私法部分与公法部分相比较,更容易打破国家的界限。公法往往具有较强甚至极强的国家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的法律和法学才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和可能。
     
      中国特色,不应该成为扭曲、变态的同义语,而应该成为个性、风格的代名词。
     
      2020.10.20.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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