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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的“府院互动” ——读《中国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四)
发布时间:2020/8/22 10:46:03 作者:左明 点击率[68]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行政诉讼;府院互动

    【学科类别】行政法学

    【写作时间】2020年


      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的“府院互动”
     
      ——读《中国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四)
     
      左  明
     
      三、行政诉讼中府院互动的生存空间
     
      “美国学者达玛什卡基于‘回应型国家’和‘能动型国家’理想类型的区分,将法律程序运作区分为‘纠纷解决型程序’和‘政策实施型程序’。在以维持社会平衡为己任的回应型国家,司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纠纷;在以按照政治理想改造社会为己任的能动型国家,司法的主要目标是政策实施。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尤其是府院互动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达玛什卡‘多面孔审判’的学术洞见。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管控型政府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规制型政府的过程中,国家模型经历了‘全能行政—有限行政—有为行政’的复杂嬗变。承载权利保护和权力监督理想的行政诉讼制度,在社会转型中不得不担负起纠纷化解和政策实施功能,行政法官事实上扮演着‘裁判者’‘协调者’‘建议者’‘释明者’‘沟通者’‘教化者’等多重角色,‘混合型司法’特征尤为明显。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整体上仍然处在‘选择性司法’状态,行政诉讼中两类府院互动还有充足的生存空间。不同种类府院互动活动的展开,既指向特定的司法目标,也能够拓展行政审判的实际功能,其合理使用有助于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体系的形成。”
     
      学术,不等于文字游戏。
     
      难道“将法律程序运作区分为‘纠纷解决型程序’和‘政策实施型程序’”,还需要“基于‘回应型国家’和‘能动型国家’理想类型的区分”吗?还需要引述美国学者的高论吗?这些根本就是最基础的法学常识。
     
      在这个世界上,确实会有不同类型的国家。但是,却不太可能、不太应该会有不同类型的司法。解决纠纷,当然是司法天经地义的唯一正当目标。而“政策实施”则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司法的正当目标。这分明是行政机关的天然使命。
     
      拜托!“达玛什卡‘多面孔审判’的学术洞见”,其内容到底是什么呀?在如此关键之处,在原本恰恰应该好好展示一下自己观点的理论依据之内容所在的时候,怎么能够欲言又止、戛然而止呢?难道美国也有如该文作者所谓的府院互动一样的理论和实践吗?
     
      所谓的“管控型政府”,其管控的对象应该是行政相对人;所谓的“规制型政府”,其规制的对象到底是谁呀?该不会还是行政相对人吧。
     
      乖乖!“全能行政”与“有限行政”,可以形成一种并列关系。但是,“有为行政”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此二者形成并列关系。因为“全能行政”与“有限行政”肯定都属于“有为行政”。
     
      这貌似一条龙(麻将牌术语),但却不是一条真龙,而是一条假龙。
     
      司法权监督行政权,是不折不扣的伪命题。
     
      我曾经在撰写本文之前反复多次撰文阐明: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保护权利,而不能“监督”权力。恕不重复。
     
      有没有搞错!“纠纷化解”与“权利保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关系是:通过“纠纷化解”这一手段,实现“权利保护”这一目的。请千万不要误认为:“纠纷化解”与“权利保护”是行政诉讼制度各自独立、相互平行的两个目标。
     
      而“权力监督”和“政策实施”,则完全都是那些根本就没有能力真正理解、正确认识行政诉讼制度本质的人的歪理邪说的产物——强加、臆想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
     
      行政诉讼制度一经确立,其目标和功能与社会转型就没有必然关系了。无论社会如何转型,法院都不会去卖粮食。
     
      应该承认:那些酷爱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法官,确实在作为裁判者的本职社会身份之外,还同时在事实上扮演着“‘协调者’‘建议者’‘释明者’‘沟通者’‘教化者’等多重角色”。其实,后面这些社会身份,只不过就是、都是法官核心社会身份——裁判者的辅助、派生或者延伸的身份,它们绝对不可能独立存在。如果把它们与裁判者置于并列地位的话,那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在一个房间里,坐着不同职业的若干人,如果你说:请司法裁判者起立,那么站起来的人一定会是法官(一个或者多个)。而如果你说:请“‘协调者’‘建议者’‘释明者’‘沟通者’‘教化者’”起立,那么站起来的人就极有可能会是五花八门的从业者了。
     
      请教该文作者:何谓“混合型司法”?烦请您进行名词解释。在下愚钝至极,实在不知所云。
     
      关于“选择性司法”,也需要烦劳该文作者进行名词解释。这到底是谁选择什么呀?
     
      愚以为:在行政诉讼制度尚未走上正轨的漫长时间内,“行政诉讼中两类府院互动还有充足的生存空间”。但是,太阳一出,露水顿消。
     
      请问:府院互动到底指向什么“特定的司法目标”呀?该不会就是确保被告立于不败之地吧。
     
      请问:如何“拓展行政审判的实际功能”呀?到底能够拓展到什么程度和范围呀?
     
      卿卿我我,还如何能够公正?
     
      磨磨唧唧,还如何能够高效?
     
      唯唯诺诺,还如何能够权威?
     
      要是让我自己夸自己,我实在是张不开嘴。
     
      该文作者对现有体制的溢美之词,简直已经达到了令人肉麻的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个案处理型府院互动的空间
     
      “依法办案是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首务。只有把已经受理的行政案件公正、及时审理好,法院才有拓展行政审判功能的必要和底气。与民事审判相比,行政审判所面对的纠纷往往蕴含着复杂的利益纠葛,司法机关如同其他政策决定机关一样,‘不得不卷入各种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对立的漩涡之中’。法院自身出于摆脱‘案子收进来却难以下判’的尴尬境地的考虑,具有通过府院互动妥善处理个案的内生动力。自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改以来,从个案处理型府院互动的动向上看,未来还需要从尊重司法规律、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理念出发,在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标准引领下,统筹运用好依法裁判、依法调解、协调化解、司法建议和出庭应诉等机制。”
     
      开展府院互动能够有助于依法办案——“把已经受理的行政案件公正、及时审理好”吗?
     
      有请该文作者论证一下法院“拓展行政审判功能的必要”。法院的“底气”是用来“拓展行政审判功能”的吗?
     
      好一个“复杂的利益纠葛”!开什么法律玩笑!相对于民事审判而言,行政审判所面对的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发生的行政纠纷,往往只蕴含着较为简单的利益纠葛,甚至根本就没有直接的利益纠葛。
     
      烦劳该文作者对“政策决定机关”进行名词解释。
     
      难道司法机关居然也是“政策决定机关”吗?
     
      作为居中裁判的法院,应该、能够“卷入各种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对立的漩涡之中”吗?正确的答案只能是:不是——“不得不”,而是——必须不。
     
      请问:“案子收进来却难以下判”,到底原因何在呢?难道开展府院互动的话,就易于下判了吗?
     
      拜托!府院互动会不会就是法院在因惧怕被告而难以下判之余所设计出来的巴结、讨好被告从而能够以被告可以接受的方式下判的应对之策呢?
     
      猫怕老鼠,这可真不是谣传。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百姓还能够对法院公正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寄予希望吗?
     
      请问:“司法规律”的内容都是什么呀?“以审判为中心”的表现都是什么呀?这些内容和表现包括府院互动吗?
     
      请问:“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我晕!难道“协调化解”不就是实现“依法裁判”和“依法调解”的具体手段吗?难道“司法建议”也可以算是府院互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吗?难道“出庭应诉”不就是应该包含于“依法裁判”和“依法调解”之中吗?
     
      “近五年来,个案处理型府院互动实践存在‘三喜’‘三忧’现象。所谓‘三喜’,是指协调化解率不再作为法官办案硬性指标,协调化解率趋于回落,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常态化。行政诉讼法确立的立案登记制和多样化裁判方式,为人民法院通过依法裁判结案提供了制度支撑,加之政法系统内部对2008年前后过于强调协调化解政策的调整,人民法院对案件协调化解的态度日趋理性。2014年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出庭应诉制度,增加了司法建议类型,使得这两项制度的推行更为有力。所谓‘三忧’,是指依法调解和协调化解界限模糊,诉前调解存在制度悖论,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目标偏移。行政诉讼法第60条明确规定三类行政案件可以调解,第94条将行政调解书置于与行政判决书和裁定书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法院仍然习惯于通过协调促使双方和解并由当事人撤诉结案,很少出具行政调解书,有意无意模糊了调解与协调的边界。一些地方近年来兴起的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模式,试图通过公开化、组织化的府院互动方式在诉前化解行政争议。此举虽然具有实现诉源治理的良好初衷,但与法律规定的立案登记制存在紧张关系。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虽被高调推进,但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将其视为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之举,并未充分体现围绕个案处理互动的旨趣。”
     
      请问:在曾经、过往中,协调化解率依据什么规定可以“作为法官办案硬性指标”?该不会就是长官意志或者方针政策吧?
     
      该文作者此时此刻自己也认为:“协调化解率趋于回落”,是可喜的现象之一。
     
      如果说行政领导出庭应诉趋于“常态化”,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那么说司法建议也趋于“常态化”,则是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立案登记制,与法院“依法裁判结案”没有必然关系。
     
      《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裁判方式,确实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但这却是就整体而非个案而言的。针对特定案件,正确的裁判方式当然只有一种。这一点也很难被认为是为法院“依法裁判结案提供了制度支撑”。
     
      好一个“政法系统”!又是标准的“中国特色”!也不知道其成员到底都包括谁?可以肯定的是:凡是进了这个“圈子”的成员,就已经必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展互动活动了。所谓的府院互动,不过就是这一系列互动活动的一种具体表现罢了。
     
      中国的各种“衙门”,它们永远是亲如一家。开展府院互动,那还不是家常便饭、规定动作。
     
      请问:“日趋理性”,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在此之前,又是什么情况呢?难道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吗?
     
      由此可见“依法调解”与“协调化解”,应该不是一回事儿。调解,是一种结案方式;而协调,则是形成裁判这一结案方式的具体手段。
     
      好一个“诉前调解”!似乎应该就是在正式开始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就进行调解的意思吧?如此神出鬼没的操作,岂不是可以达到将原告以裁判结案的希望扼杀在摇篮里的效果嘛。
     
      愚以为:行政领导出庭应诉这一立法目标,原本就是稀里糊涂、方向不明;司法建议这一立法目标,就更是如霰弹枪一样——不着边际。
     
      哪里是“习惯于”呀!分明是陶醉于呀!请看清楚:法院就连“行政调解书”都不屑于出具了,就更不要说应该出具“行政判决书和裁定书”的情况了。经过一系列妙招连出、无比强大的“协调化解”的神仙操作,便可以搞定几乎所有难缠的原告,使其折戟沉沙、无功而返——乖乖撤诉。所谓的“双方和解”,不过就是在法院与被告的默契配合、联合攻势之下,原告一方独自吞下无力回天、自认倒霉的苦酒罢了。
     
      法院无疑明白但却无意清晰“调解与协调的边界”,其所关心、操心的就是:在充分保护被告(而不论是合法、还是违法)的前提下,最好能够以兵不血刃(就是指:既不调解结案,也不裁判结案,而是迫使原告撤诉)的方式,尽快把原告给打发回家。
     
      我晕!行政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当然应该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了。仅仅“通过公开化、组织化的府院互动方式”,怎么能够“化解行政争议”呢?而且,居然还是要“在诉前”。这简直就是逆天的节奏呀!
     
      拜托!何谓“诉源治理”?请千万不要告诉我:“诉前调解”或者诉前协调就是“诉源治理”。请问:诉前就是诉源吗?
     
      诉讼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如果非要刨根问底的话,那么至少应该往祖坟上刨。
     
      请问:诉源,是可以治理的吗?这恐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吧!
     
      我晕!“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模式”与“法律规定的立案登记制”到底是如何“存在紧张关系”的呢?我的凡胎肉眼怎么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呢,我的榆木脑袋怎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呢。
     
      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它们本质当然是“围绕个案处理互动”的举措了。这一点与“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将其视为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之举”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全面依法治国决定’发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号召,刑事诉讼领域细化举措随后密集跟进,但行政诉讼领域至今未见回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依旧是‘一场未完成的讨论’‘一场未完成的改革’。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是司法权向判断权和中央事权属性的回归,体现出对司法规律的尊重,应当同样落实到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之中。无论如何定位行政诉讼制度功能,解决行政争议属于行政诉讼的直接功能和基本功能都是一个基本共识。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凸显人民法院庭审活动的实质化,避免人民法院及其庭审活动在解决行政争议过程中被边缘化和形式化。最高人民法院自2010年始强调行政审判要致力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在法律框架内对当事人争议的实质性问题作出合法、公正、及时、妥善处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应当是法治而不是律制,是纠纷的实质性解决而不是程序性结案。’近五年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不断被写入裁判文书,成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切实解决行政审判‘程序空转’‘裁判口惠实不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泛社会认同。在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纲要’中,‘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与‘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一起,成为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
     
      好一个“以审判为中心”!这就是此地无银、不打自招!这就足以说明:在此之前,中国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活动一直都是不以审判为中心而设计、开展的。
     
      没有最荒诞,只有更荒诞!
     
      请问:为什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行政诉讼领域里“至今未见回应”,“依旧是‘一场未完成的讨论’‘一场未完成的改革’”?
     
      我的一孔之见:在无比强大的被告——行政机关的面前,势单力薄的法院怎么可能会成为行政诉讼的“中心”呢!法院最多也就只能扮演厚着脸皮、恬不知耻向被告示好、给被告解围的跟包小马仔。而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的司法权长期游离于“判断权”的本质之外。有没有搞错!“中央事权”怎么会成为司法权(也包括现实的而非理论的中国司法权)的属性呢?
     
      不难推论:在此之前,中国的诉讼制度一直都是体现出对司法规律的——不尊重!
     
      有没有搞错!解决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唯一正当且合法的核心功能!
     
      请特别注意:在行政诉讼中、在解决行政争议的过程中,“被边缘化和形式化”的,远远不是“庭审活动”,而恰恰就是法院本身!庭审,是演戏、是过场;法院,是傀儡、是帮凶。
     
      请千万不要搞错!“庭审活动的实质化”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可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牛头不对马嘴的两码事儿。前者是让庭审活动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而后者则只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好愿望。
     
      诉讼活动的基本功能,仅仅就只是形式化解决诉诸司法的法律纠纷。
     
      也许,相对于形式性问题而言的“实质性问题”真的可以得到司法解决,但这却不意味着、更不等同于司法能够“在法律框架内”以“合法、公正、及时、妥善”的方式实质性解决各种法律纠纷。
     
      实质性解决无不处于因果循环关系链条中的社会问题,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不科学的伪命题。
     
      与“实质性解决”相对应的是形式性解决,而不是“程序性结案”。形式性解决,是指纠纷在形式上得到了解决,而不去、也不可能去探究并解决实质意义的纠纷。
     
      毫无疑问:针对程序性问题,也只能“程序性结案”。只有针对实体性问题,才可能实体性结案。
     
      愚以为:无论是针对程序性问题,还是针对实体性问题,都应该追求形式性解决,而不是“实质性解决”。
     
      请教该文作者:您所谓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到底锚点是何含义?有何标准?这一表达虽然可以不断被写入政策文件,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不断被写入裁判文书”呀。
     
      我晕!仅仅是在裁判文书中不断写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字样,就可以发挥“切实解决行政审判‘程序空转’‘裁判口惠实不至’问题”的重要作用了吗?
     
      如果裁判结果是确认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的话,那么又何来“行政审判‘程序空转’‘裁判口惠实不至’问题”呢?
     
      恰恰相反,该文作者所积极倡导、大力宣扬的“协调化解”模式,才是产生“行政审判‘程序空转’‘裁判口惠实不至’问题”的真正罪魁祸首。这种指导思想,根本就不是要直接、正面的积极解决纠纷、消除纠纷,而是要通过向被告讨好而向原告施压的方式来淡化纠纷、掩盖纠纷。
     
      我就纳闷儿了:堂堂正正的“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怎么居然就会“成为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了呢?难道在改革之前一直都没有“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吗?
     
      如果“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居然也可以“成为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的话,那可真是令鄙人对这种改革的方向顿感忧心忡忡。
     
      “在以审判为中心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观念指引下,法院应当对行政案件进行羁束行为和裁量行为、侵害行政和受益行政、违法行为和不当行为、单纯行政争议和行民交织争议、法律争议和政策争议的区分,围绕‘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和‘根据决定的纠纷解决’,通过依法裁判、依法调解和协调化解相结合,辅以运用出庭应诉和司法建议机制,达到‘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处理效果。在当下的行政审判实践中,涌现出一批统筹运用多种府院互动形式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在‘黄绍花诉辉县市政府提高抚恤金标准案’裁定书中,就案件涉及的政策性问题难以审查进行充分说理,通过对案外协调和司法建议发送情况的记载,表达了对再审申请人实际利益的关切。这种融说理与说情于一体的对话式裁判文书,是法院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载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率先向社会公布首批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十大案例,其中,有7件通过协调化解,2件通过出具行政调解书化解,1件通过确认违法判决化解。”
     
      法院真的应该“对行政案件进行羁束行为和裁量行为、侵害行政和受益行政、违法行为和不当行为、单纯行政争议和行民交织争议、法律争议和政策争议的区分”吗?愚以为:如此区分完全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上述区分仅仅具有学理意义,而根本就不具有实践价值。被诉行政行为到底是羁束行为、还是裁量行为,到底是侵害行政、还是受益行政,对裁判的进程和结果均没有任何影响。被诉行政行为到底是违法行为、还是不当行为,这是只有到了裁判结束的时候才能够确定的事情。案件到底是单纯行政争议、还是行民交织争议,根本就不影响正常审理。拜托!政策争议,还能够算是行政诉讼吗?
     
      其中的“‘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和‘根据决定的纠纷解决’”,根本就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此二者到底是产生纠纷的原因,还是解决纠纷的方式?
     
      请问:“依法裁判”、“依法调解”和“协调化解”,此三者是并列关系吗?能够相互结合吗?
     
      真心求教:为什么“调判结合”就可以产生“案结事了”的结果呢?如何证明如此操作就可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呢?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不难看出:在府院互动的“工具箱”里,可供选择的方式还是蛮多的嘛。
     
      在“黄绍花诉辉县市政府提高抚恤金标准案”中,愚以为:法院能够做到“就案件涉及的政策性问题难以审查进行充分说理”,就已经蛮好了、甚至就已经足够了。
     
      可以肯定:法院确实进行了“案外协调”、也确实“发送”了司法建议,甚至还直接在裁判文书中“表达了对再审申请人实际利益的关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却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诉争纠纷,而且也肯定没有达到实际(而非“实质”)解决诉争纠纷的客观结果。建议被告(或者相关行政机关)不断改进工作和善意安慰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原告,所有这些行为其实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正常法院的法定职责、分内之事。
     
      这确实是一份有温度、有温情的裁判文书,可能也达到了“融说理与说情于一体”的效果,但是,却绝对不能被认为是“法院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载体”。不难想象:作为原告的黄绍花,一定是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尽管其揣在怀里的,的的确确是一份相当漂亮的裁判文书。
     
      请问:这个案件能够算是府院互动的典范样板吗?
     
      读者诸君,你们现在还对该文作者所谓的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说法抱有任何幻想吗?
     
      不论是“出具行政调解书”,还是“确认违法判决”,只不过就是解决纠纷的具体方式,据此根本就无法判断行政争议到底是否得到了实质性解决。前文已述,“协调”与调解和裁判,并不是并列关系,“协调”仅仅是开展、进行调解和裁判的具体手段。即使是所谓的“协调化解”,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实质性解决了行政争议。
     
      (二)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的空间
     
      特别说明:这部分内容明显已经超出了该文作者自己所定义的府院互动的范畴。分明不是《中国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这可是该文的题目),而是中国行政诉讼外的府院互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领导干部能否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对法治建设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学法、用法积极性普遍提高,为法院适度拓展审判功能,以及为党和国家政策实施提供法治护航创造了良好环境,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目标导向下,行政机关更愿意采取能够有效实现行政任务和效益最大化的行政手段,对行政效能原则更为倚重。鉴于司法与行政的角色分工,并考虑法治建设区域差异性、城乡差异性以及行政任务和方式自身差异性,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形式应当更为灵活多样。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12月联合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法治政府纲要’),设定了法治政府总体目标和衡量标准,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和示范创建的直接依据,应当被奉为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的行动指南。在法治政府建设约束公权保障私权的‘合法性考量’和提高政府效能的‘最佳性考量’结构中,人民法院只有坚守住行政合法性底线,才能够体现对行政机关最佳性判断的尊重。”
     
      有没有搞错!作为治理模式的法治,其本质是规则之治,而非领导之治。领导干部的具体表现,只是法治的次要方面,而绝非重要方面。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可能会“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但却不一定会“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我的天呐!敢情在“党的十九大”之前,“各级政府学法、用法积极性普遍”有待提高呀!估计这是一句大实话!中国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请教该文作者:难道法院专属的审判功能本身还需要“适度拓展”吗?难道审判功能还有可能会拓展为“为党和国家政策实施提供法治护航”吗?难道“党和国家政策”的实施居然还需要由法院来保驾护航吗?
     
      敢情,法院还身兼“镖局”的工作呀!
     
      法院不忌口——什么活都接、什么单都揽,自然要与各路神仙、各方神圣积极互动、打好交道。
     
      上蹿下跳、忙里忙外的法院,难道这就是司法改革的正确方向吗?
     
      发展,似乎是高于一切的最硬道理。谁也不敢拦而且也拦不住发展,但是,借发展之名,行胡搞之实,恐怕就应该放在桌面上说道、说道了吧。
     
      行政机关不论是倚重、还是更加倚重“行政效能原则”,其本身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可绝对不是行政机关可以违法行政的借口和遁词。
     
      真是万幸!该文作者居然还能够意识到——“司法与行政的角色分工”!难道它们不都是、不同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嘛!难道它们的差异性不是远远小于共同性嘛!难道在它们这对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密无间的阶级兄弟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动还不是想咋咋、爱谁谁嘛!
     
      敢情,法院所扮演的不过就是一个协助建设所谓的法治政府的帮工的角色罢了,既是短工,更是长工。
     
      今日中国的政府与法院,就是老大哥与小兄弟的关系。
     
      面对积极互动的这对亲密兄弟,百姓也就大致知道到底应该何去何从了。
     
      在法官的心里,难道“最佳性考量”还能够与“合法性考量”相提并论、一争高低吗?法院为什么要对行政机关的“最佳性判断”表示尊重?完全没有道理、根本没有依据。
     
      请看清楚:应该“坚守住行政合法性底线”的,只能是法院,而不可能是行政机关。如果在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竟然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关系的话,那么当行政机关坚守不住防线的时候,法院也就不可能坚守得住底线。
     
      “近五年来,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实践存在‘两喜’‘两忧’现象。所谓‘两喜’,是指立足行政案件审理情况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已成为法院常态化工作,旨在助推提升依法行政能力的府院互动方式渐趋制度化。所谓‘两忧’,是指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布呈现运动化、形式化,能力助推提升机制存在谦抑过度和角色模糊风险。各级法院自2017年始频繁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既充分展示自身行政审判成绩,也积极为当地法治建设出谋划策。但仔细阅读各级法院向社会公开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却给人留下‘千书一面’的总体观感。除了各类统计数据和浮在表面的改进执法对策外,鲜有提供对症下药式的精准策略。在忙于互动助力政府提升依法行政能力的过程中,法院对现有其他正式制度功能有所忽略,更多展现出支持和促进行政机关的谦抑者角色,甚至将府院互动当作‘法院在行政审判中谋取合法性的一种策略性手段’。从长远来看,这种淡化甚至弱化法定监督功能的做法,未必能够通过行政审判外部环境优化实现司法公信力的提升。相反,法院在立足合法性审查、顾及最佳性判断基础上依法果断作出裁判,才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提升的最好助推。”
     
      所谓的“行政审判白皮书”,难道就是、只是针对行政机关而发布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又何来府院互动呢?
     
      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所谓的“行政审判白皮书”,该不会就是以“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为目的的“课外学习资料”吧?最为尴尬的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法院精心制作、热情推送,行政机关无意领情、不屑一顾。
     
      一窝儿蜂、大波儿哄,不用想、无需猜,一准儿是中国人又在搞什么运动呢。
     
      致命一问:到底有几个人(尤其是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会去认真阅读“行政审判白皮书”呀?堂堂“行政审判白皮书”的命运该不会沦落到成为村口茅房厕纸的地步吧。
     
      请问:在所谓的“能力助推提升机制”中,到底是谁“谦抑过度和角色模糊”呀?到底是怎么“谦抑”、如何“模糊”呀?
     
      所谓的“行政审判白皮书”,其最为真实的目的该不会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至于“出谋划策”,恐怕也只能算是孤芳自赏、自作多情吧?
     
      如果仅仅是“千书一面”(抄袭、剽窃不受法律保护的作品,主观恶性算是很小)的话,那至少还可以成为笑料。恐怕内容也是乏善可陈吧?
     
      说一句不太恭维的话:法院恐怕还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去给行政机关充当智囊、高参。
     
      跟在大哥的屁股后面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的小弟,怎么可能会针对大哥“提供对症下药式的精准策略”呢?能够提出“浮在表面的改进执法对策”,就已经很不错了。
     
      请问:“现有其他正式制度功能”,到底是指什么?法院为什么会对此“有所忽略”?
     
      看来,所谓的“谦抑者”,就是指法院。可是,在面对原告的时候,法院倒是完全有可能会放心大胆、相当松弛的展现出张扬者的一面。
     
      我的天呐!难道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居然还要为自己去“谋取合法性”吗?这一观点应该已经相当雷人了,但却远远不及这一观点所对应的事实更为吓人。
     
      但愿真的不会出现如下画面:在法庭之上,被告大声斥责法官,并令其滚下台去。
     
      在“淡化甚至弱化”法院自身法定职能的情况下,还怎么能够优化甚至强化司法诉讼的外部环境呢?在此二者之间根本就不是负相关关系,而是正相关关系。
     
      一味的软弱和退让,绝对不可能产生司法公信力。就更不要说提升司法公信力了。
     
      请不要搞错!“立足合法性审查”与“顾及最佳性判断”,根本就是两项不兼容的原则。后者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前者。
     
      法院当然应该干净利落而非拖泥带水的“依法果断作出裁判”,但是,却未必能够产生“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提升的最好助推”的效果。
     
      并非每一个输了官司的人,都会吃一堑、长一智——去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在合法性底线论和行政过程论观念指引下,法院应当在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界限基础上展开良性互动,避免陷入‘乱动’‘盲动’。就各类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方式而言,要注意树立互动效果的靶向性、精准性导向,满足不同地区法治建设水准的差异化需求。福建省新近结合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改革实际,积极探索跨区域联席会议制度,已经形成了福莆宁(福州、莆田、宁德)、厦漳泉(厦门、漳州、泉州)、南三龙(南平、三明、龙岩)三大片区,有效实施片区内协调联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固然需要外力支援,但主要还是靠自身努力,特别要靠‘法治政府纲要’提出的通过积极参加法治实践去提升。上海市新近推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旁听讲评‘三合一’改革举措,实现了个案处理型和法治促进型互动的互通。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法治政府纲要’擘画出法治政府的基本脸谱。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应当对照这些标准,补齐现有法治政府制度体系短板,使法院能够利用审理行政案件的优势适度拓展审判服务功能,对法治政府建设发挥‘输血’功能,与个案处理型府院互动形成良好分工。”
     
      法院真的能够守住判断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底线”吗?果真如此的话,作为独立行使审判权(或曰:判断权)的法院,为什么还非要主动与被告——行政机关勾勾搭搭、拉拉扯扯呢?压根儿就没有开展府院互动的任何道理呀!而不论是“良性互动”,还是“‘乱动’‘盲动’”。
     
      请问:“互动效果的靶向性、精准性”,是掌握在法院这一方的手中吗?法院能够全面主导府院互动的过程和方向吗?
     
      请不要对法院相对于行政机关而言的能力、能量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
     
      请教该文作者:何谓“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到底最终是由谁来管辖?所谓的“跨区域联席会议制度”,目的何在?与会各方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协调联动”?到底是谁与谁“协调联动”?
     
      请问:为什么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升依法行政能力“需要外力支援”?倒要请问:立法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提升依法立法和依法司法能力是否也“需要外力支援”?
     
      到底谁应该成为谁的老师?谁应该成为谁的学生?为什么?
     
      按照该文作者的思路,答案会不会是:所有的国家机关都是一家人,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好一派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繁盛景象!
     
      我晕!“出庭”应诉之人,怎么还能够算是“旁听”?怎么还有机会进行“讲评”?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
     
      好家伙!忽而“互动”、忽而又“互通”,可是真够忙活的呀!请千万要保重身体呀!
     
      求教方家!为什么是“2035年”呢?“党的十九大”为什么能够给“党的二十二大”提出宏伟的目标呢?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意味深长的悠远寓意呢?
     
      请问:在“擘画出法治政府的基本脸谱”的时候,难道法院也去泼墨、挥毫了吗?
     
      请问:难道“补齐现有法治政府制度体系短板”和“对法治政府建设发挥‘输血’功能”的艰巨任务,就义不容辞的落在了“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的肩头之上吗?
     
      这话,有人相信吗?这活,法院敢接吗?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左明,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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