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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评析《香港绿谷投资公司诉加拿大绿谷(国际)投资公司等 股权纠纷案》
发布时间:2016/12/23 13:51:54 作者:左明 点击率[291]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关键字】案例评析

    【学科类别】行政法学

    【写作时间】2016年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7期
     
      一、翻译
     
      CREEN  VALLEY,这似乎应该是英文吧?但是,翻译过来是“绿谷”吗?汉字“绿”翻译为英文似乎应该是GREEN而不是CREEN吧?
     
      我的英文水平实在是烂的提不起来。斗胆设问,肯定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
     
      说明:我所看到的案例文本来自于互联网(恕不注明网站名称),而不是纸质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相信、不敢相信《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二、当事人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
     
      加拿大似乎也应该有营业执照,只是不知其中是否有“法定代表人”这一称谓?换言之:“法定代表人”这一称谓,到底是国际惯例,还是中国特色?
     
      2、何许人也?
     
      有两位当事人在上诉审(即二审)时的身份是“原审被告”。问题是:这两位“原审被告”在上诉审中,到底是何地位?有可能既不是上诉人,也不是被上诉人,那至少也应该是上诉第三人吧,总不能仅仅以“原审被告”的身份,就出现在上诉审中吧?
     
      3、一身兼二职
     
      在本案的当事人中,其中有两位即绿谷(国际)投资与管理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恰恰就是郝晓荧)和郝晓荧,共同委托了同一位律师(即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的刘志洪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真乃一道奇景也。也不知道,在法庭之上,该代理人是否会手忙脚乱、忙不过来?
     
      三、案由
     
      “上诉人绿谷(国际)投资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拿大绿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绿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绿谷公司)以及原审被告上海鑫达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郝晓荧股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沪高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其中的“因”字,明显不当,应删去。“股权纠纷”,语义含混、不清不楚,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应改为:股权变更。
     
      特别说明:上诉审(自然也包括奇葩的再审)不能改变案件名称。本案的名称显然应该是:香港绿谷投资公司诉加拿大绿谷(国际)投资公司、上海鑫达实业总公司、郝晓荧股权变更案。因此,在撰写案由部分的时候,当然不应该颠倒当事人的顺序,也没必要改变当事人的身份称谓。
     
      综上,这一部分似应改为:绿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绿谷公司)诉绿谷(国际)投资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拿大绿谷公司)、上海鑫达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郝晓荧股权变更一案,加拿大绿谷公司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沪高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四、合议庭
     
      “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玧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陈纪忠、高晓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参加评议”,绝对十足的奇葩!!!敢问:这二位法官在合议庭中,难道仅仅是参加评议而不参与庭审吗?真乃画蛇添足也!真是笑死人不偿命的节奏呀!
     
      创新,可不是这种玩儿法呀。
     
      左明老师应该为全国所有法官就“裁判文书写作规范”问题做一次集体培训。
     
      五、一审法院查明
     
      1、“由于外方资金未到位”。
     
      读者诸君请看:多么轻描淡写的一个“资金未到位”。自公司设立之时起,时隔近三年半,外方的注册资本金居然能够迟迟不到位。而这一问题也是由公司内部各方股东提出并予以解决的,而与中国的官方监管机关毫无关系。
     
      结论:现实中所谓的注册资本制度,不过就是“逗你玩儿”,与扯淡无异。
     
      2、“上海华申文化娱乐服务公司与香港凯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凯怡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该股权转让经上海假日别墅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
     
      这应该是一份真实的协议书。上海华申文化娱乐服务公司与香港凯怡公司的股权转让,也应该是真实的。
     
      也许,在该公司的章程中明确规定:股权转让须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注意:不是——股权转让须经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
     
      这很好,在私法领域里,就要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嘛。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中国尚没有诞生《公司法》。即使是之后出台了《公司法》(1993年),该法的立法原则也应该明确:公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应该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不去不当干预私权的存在和行使。
     
      3、“香港凯怡公司曾致函上海绿谷公司董事会,称:由于香港凯怡公司业务的发展及公司结构体制的改革,原在上海绿谷公司注册使用的香港凯怡公司名称,现更改为香港绿谷公司。自此,前香港凯怡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香港绿谷公司全权,请在协议书上确认。”
     
      这是函件的内容。函件是由当事人自己书写的,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待考。
     
      该函件内容的表述与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律表述存在明显不同:1、如果是公司内部股权结构变更的话,怎么能够说是“公司结构体制的改革”呢?2、“香港凯怡公司”根本就不是在中国大陆地区注册进而使用的名称,就更不存在“在上海绿谷公司注册使用”的问题;3、股东变更名称的法律后果,绝对无需多言,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债权、债务转移的问题;4、“全权”二字,更是高深莫测、不知所云;5、这仅仅是一份通知函,何来什么“协议书”?又何须接收函件者“确认”呢?
     
      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呀,不就是作为上海绿谷公司股东的香港凯怡公司名称变更嘛!被所谓法治发达地区的人士给整的是稀奇古怪、面目全非。
     
      4、“同年7月18日,香港绿谷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登记总处登记成立。”
     
      请注意:1991年2月16日,香港凯怡公司致函上海绿谷公司董事会,前者通知后者:自己的公司名称更改为香港绿谷公司。而同年7月18日,也就是五个月后,香港绿谷公司才在香港公司注册登记总处登记成立。
     
      忽而更名,忽而成立,这都哪儿跟哪儿呀?必有一假!
     
      5、“1992年1月5日,香港绿谷公司与香港凯怡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
     
      着实吓着宝宝了!让我再一次引述前文内容:“原在上海绿谷公司注册使用的香港凯怡公司名称,现更改为香港绿谷公司。”这句中文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到底是1、香港凯怡公司的名称更改为香港绿谷公司?还是2、香港凯怡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香港绿谷公司?
     
      对中文的正确理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铁的事实居然是:在通知变更名称之后,香港绿谷公司与香港凯怡公司竟然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从这句中文可以毫无异议的得出结论:香港绿谷公司与香港凯怡公司分明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经济实体,根本就不可能是前后相继的名称变更关系。
     
      事实是客观的,之所以会出现前后矛盾的中文表述,很有可能不是词不达意所致,其中必然另有蹊跷。
     
      6、“香港凯怡公司致函上海绿谷公司,称‘因我公司香港业务全面调整,经董事会研究,现决定公司名称更改为香港绿谷公司,请协助办理更换批准证书、工商登记等相关法律手续。’”
     
      这又是函件的内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待考。
     
      请看:到底还是公司名称变更。
     
      奇葩!难道香港地区的法律专业人士能够坦然面对同一家公司在变更名称的过程中可以以自己变更之前的公司名称与自己变更之后的公司名称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这一事实吗?
     
      这得是多么高深莫测的法律思维呀?
     
      7、“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沪外资委协字(92)第158号《关于上海绿谷公司港方投资者更名的批复》中称:‘由于上海绿谷公司港方投资者——香港凯怡公司更名为香港绿谷公司,故同意上海绿谷公司合同、章程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
     
      请看:还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法律专业人士的表述清晰明确、干净漂亮!
     
      不过,其中的“合同”,似乎应改为:合资合同。
     
      最最要命的问题出现了,请问:中国大陆地区的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之时,依据什么?难道仅仅是依据行政相对人自己撰写的函件吗?难道不需要由行政相对人提供能够证明函件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充分的相关证据吗?
     
      如果中国大陆地区的行政机关要求申请者提供出资方公司变更名称的法律文件(当然应该由香港官方机构出具)的话,恐怕就不至于后患无穷了吧?
     
      如果中国大陆地区的行政机关看到了香港绿谷公司与香港凯怡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也一定会大感意外、大吃一惊吧!恐怕就不会做出这一关于投资者更名的《批复》了吧?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好似猫鼠关系一样,也不知道各自有多少“猫腻儿”背着对方隐藏在暗处呢。愿意拿出来示人的,通常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8、“由香港绿谷公司全体董事出席的会议作出决议,香港绿谷公司股份重新分配为黄耀林、黄光明、刘建国、郝晓荧、吕嘉东各占20%.”。
     
      “全体董事出席的会议”,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会议?是董事会会议,还是股东会会议?
     
      股权分配,这是董事会可以做出的决议吗?这当然应该是股东会的职权。
     
      9、“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出具‘关于香港绿谷公司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的说明’,载明:‘上海绿谷公司丙方投资方为香港绿谷公司,现因本公司迁移至加拿大,公司注册于加拿大,因此原香港绿谷公司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法人董事长未有变动,上海绿谷公司的丙方投资方的股权不变’。”
     
      请注意:这只是一份说明。而没有与说明内容相印证的任何证据。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待考。
     
      公司迁址,十分常见,在法律意义上不会对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变化。
     
      但是,如果跨境(当然是指国境、边境)迁址,恐怕就绝不仅仅是迁址的问题了。公司需要按照新址所在地的法律重新注册。换言之,迁址前的公司已经消亡,迁址后的公司获得新生。迁址前后是两家公司(分别注册时所依据的法律很可能会有所不同,甚至是存在极大的差异),而绝不是同一家公司的更名问题。当然,跨境迁址前后的两家公司之间是自我蜕变的关系,与第三人的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改变,但是,应该履行一下形式变更手续。香港绿谷公司与加拿大绿谷公司之间,应该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最最可怕的事情出现了: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居然就是以这一份说明为依据,做出了《关于同意上海绿谷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长府外经发(1995)225号)。最最起码也应该有加拿大官方机构出具的法律文书才好意思敷衍过去呀。可叹,连这一点都给省略了。真是恐怖至极!左某人是否言过其实?试举一例:一日,一心怀不轨但道貌岸然之男子对一美貌如花但丈夫出差之女子说:“我就是你的丈夫,我利用这次出差机会经过易容手术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为的就是给你一个惊喜。来、来、来,你我夫妻快快共度鱼水之欢。”请问:这位女子如果也不做进一步核实,仅仅听其一面之词就与其同床共枕,难道这还不足以令人震惊吗?
     
      一个巴掌(即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拍不响,有人(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帮忙才能把事情做成。
     
      商纣可恶,难道助纣为虐者就不可恶了吗?
     
      10、“香港绿谷公司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很困惑: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一共只有五个自然人股东,何来什么“股东大会”?当然应该是召开特别股东会会议了。
     
      11、“黄光明、黄耀林出席,其中黄耀林亦代表刘欣然参加此次大会,郝晓荧、吕嘉东缺席”。
     
      结合前文,“香港绿谷公司股份重新分配为黄耀林、黄光明、刘建国、郝晓荧、吕嘉东各占20%”。其中有“刘建国”这一位股东,但却没有“刘欣然”这一位股东。这一细节可能发生变化,案例应该交代清楚。
     
      “代表”一词,很是不妥。当然应该是:代理。
     
      拥有百分之六十(明显过半数)股权的股东(当然不应该是过半数股东人数的股东)出席股东会会议,按照常情常理,会议应该符合召开的形式条件。
     
      12、“会议决议授权上海明立律师事务所两律师在该公司投资的上海绿谷公司项目中所产生的纠纷一案作为代理人,授权黄光明、黄耀林代表公司全权处理有关上述诉讼案件的有关事项”。
     
      其中的第一个“授权”,似应改为:委托。
     
      “在该公司投资的上海绿谷公司项目中所产生的纠纷一案作为代理人”,似应改为:在在(这里应该是两个“在”字)该公司投资的上海绿谷公司项目中所产生的纠纷案件(未必只有一件)中作为代理人。
     
      13、“由黄光明、黄耀林出席的董事会作出决议,授权黄光明代表香港绿谷公司签署有关上海绿谷公司项目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
     
      也不知道该公司的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如何。只有两位董事出席,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会议召开的形式条件?
     
      在中国大陆地区,《民事起诉状》,到底是应该由授权代表签署,还是应该加盖公司印章?
     
      14、“香港绿谷公司以鑫达公司、加拿大英明公司、加拿大绿谷公司、郝晓荧为被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侵占了香港绿谷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中55%的股权;鑫达公司、加拿大英明公司作为投资方,未及时阻止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的侵占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真是祸起萧墙。
     
      假如加拿大绿谷公司(伙同郝晓荧,或者是被郝晓荧所操纵)侵占了香港绿谷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中55%的股权是事实的话,那么责任人当然应该是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而鑫达公司和加拿大英明公司,作为上海绿谷公司的另外两方投资人,则不仅没有参与侵占行为,而且也没有“及时阻止”他人侵占行为的义务。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义务去识别他人的侵占行为是否存在。
     
      特别提醒:这似乎不应该是一起民事案件,而当然应该是一起典型的刑事案件。
     
      15、“上海绿谷公司于1994年至1997年的年度税后利润额分别为人民币245万元、2287万元、5413万元,而香港绿谷公司始终未能得到其所占55%股份额应分配的利润。”
     
      奇怪,“于1994年至1997年”,这期间到底应该是四年,还是三年?
     
      未能得到相应份额的分配利润,至少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两种可能:1、公司压根儿就没有分配利润;2、公司分配的利润被他人侵占了。前者,也许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即便如此,被告也应该是上海绿谷公司,而根本就不可能是上海绿谷公司的另外两方投资人;而后者,则当然应该通过报案而有可能形成刑事诉讼。
     
      16、“案件审理过程中,香港绿谷公司于1999年7月 13日请求撤销第三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1994年—1997年上海绿谷公司经营以来其应分得的利润’。”
     
      不难推测:上海绿谷公司根本就没有分配利润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作为上海绿谷公司投资人的香港绿谷公司应得利润被人侵占的可能性。既然没有分配利润,那又何来判令支付应得利润。
     
      由此可见,起初提出这一诉讼请求,如果不是故意捣乱的话,就一定是脑子进水了。
     
      17、“香港绿谷公司又以加拿大英明公司‘对上海绿谷公司丙方香港绿谷公司1995年更改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一节,完全不知’,且已与加拿大英明公司达成谅解为由,申请撤销对加拿大英明公司的起诉。”
     
      诉权,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起诉可不应该等同于——疯狗咬人。
     
      不要说不知情,即使是知情(香港绿谷公司可能认为鑫达公司知道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的侵占行为的情况),知情者也没有“及时阻止”他人侵占行为的义务。某人看到小偷在偷东西,就有及时阻止其偷窃行为的义务吗?被偷之人难道可以将看到偷窃但却没有提醒被偷之人或制止偷窃之人之人告上法庭吗?
     
      由此可见,把鑫达公司列为被告,如果不是脑子进水了的话,就一定是故意捣乱。
     
      18、“原审法院口头裁定准许香港绿谷公司撤回上述两项诉讼请求。”
     
      好一个“口头裁定”,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请问:香港绿谷公司撤回上述两项诉讼请求的方式,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
     
      具有法律效力的诉讼行为(包括当事人和法院),可以是口头的吗?至少也应该是记录在案吧。
     
      19、“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认证的赵晶晶及由赵晶晶代郝晓荧、吕嘉东签署的声明称:郝晓荧、吕嘉东及赵晶晶是香港绿谷公司的董事,公司董事局从未研究过亦未做出过决议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诉讼,所谓诉讼状他们并不知晓。”
     
      “总领事馆认证”,这在法律上具有何种效力?恐怕也就仅仅能够证明:该声明内容是声明者在当时当地由自己(或代理他人)做出的意思表示,该签字是本人所为。而根本就未证明也不可能证明声明的内容是否真实。
     
      请注意:这又只是一份声明,只不过这一次是一份经过“认证”的声明。而没有与声明内容相印证的任何证据。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待考。
     
      怪哉!郝晓荧等人不是早在1995年就自称香港绿谷公司已经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吗?这般人等怎么在1999年还能以香港绿谷公司董事的身份发出上述声明呢?这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抽自己吗?
     
      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说辞。忽而“特别股东大会”,忽而又“董事局”,这明显是有人在“另立中央”,出现了李逵和李鬼。必有一假,定会水落石出。
     
      假如“香港绿谷公司股份重新分配为黄耀林、黄光明、刘建国、郝晓荧、吕嘉东各占20%”是事实的话,那么郝晓荧和吕嘉东则仅占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也不知赵晶晶是何方神圣),明显居于少数地位。
     
      20、“在半数董事未知情及未赞同之形势下的诉讼是非法的。”
     
      请问:全数董事是多少人呀?
     
      公司提起诉讼,应该由谁做出决议呀?到底是股东会?还是董事会?公司章程该不会对此没有规定吧?
     
      “非法”,言重了吧!当然应该是因违背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归于无效。
     
      21、“由郝晓荧、吕嘉东、赵晶晶出席的香港绿谷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黄光明等董事未经全体董事讨论并达成决议,擅自以公司的名义对鑫达公司、加拿大英明公司、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无效,决定以香港绿谷公司的名义申请撤诉。”
     
      真假“美猴王”开战了,好不热闹!
     
      “未经全体董事讨论并达成决议”,拜托,公司就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决议,无需全体董事参与,只需持有过半数股权的股东参与并达成一致即可通过决议。
     
      岂不知:这项决议本身也未经全体董事讨论并达成决议。是否也应该归于无效呢?这不是自己在抽自己的脸吗?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郝晓荧、吕嘉东、赵晶晶等人似乎应该是加拿大绿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而不一定是香港绿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闹剧:原本应该与香港绿谷公司势不两立的加拿大绿谷公司,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也是香港绿谷公司的股东)也在争抢香港绿谷公司的控制权。
     
      本案的案情已经越来越清晰了,香港绿谷公司里出现了因内讧而产生的分裂。双方角逐的结果,当然会以力量强大一方的获胜而收场。
     
      22、“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盖有香港绿谷公司公章的《撤诉申请书》”。
     
      很明显,郝晓荧、吕嘉东、赵晶晶等人居然掌握着香港绿谷公司的公章。
     
      23、“由黄光明、黄耀林、刘欣然参加的香港绿谷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
     
      这明显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节奏。
     
      是不是随便什么人(当然应该是以公司股东的身份),都可以召开董事会会议(或者股东会会议)呢?如此焦点问题,公司章程可能不做出明确规定吗?没有任何交集的两拨儿人,怎么可能都能符合章程的规定而召开董事会会议呢?必有一假。
     
      在公司里,股权(即以出资数额为基础的出资比例),也只有股权,才是唯一的衡量公司内部是是非非、曲曲折折的尺度。
     
      股权最大,股权为王!!!
     
      这不是由哪一家公司的章程所规定的最高准则,而是人所共知的基本人类经验法则。
     
      24、“郝晓荧、吕嘉东以黄光明、黄耀林、刘欣然、香港绿谷公司为被告,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法庭起诉,请求确认香港绿谷公司于1998年5月2日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是否有效。”
     
      请看:这一次郝晓荧、吕嘉东等人不再以香港绿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居,而是调整策略、反戈一击,直接将香港绿谷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黄光明、黄耀林、刘欣然)告上法庭。从公司(即香港绿谷公司)的内部纷争演化为两家公司(即香港绿谷公司与加拿大绿谷公司,郝晓荧、吕嘉东等人似乎应该是加拿大绿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争。
     
      25、“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法庭作出2001年第5905号判决,认为原告有权获得该股东特别大会的通知且该通知并未有效送达原告,但由于不构成对少数股东的欺诈且因该决议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故最终认定该股东会议有效。”
     
      “有权获得该股东特别大会的通知”,这仅仅是一种无关大局的程序性权利。
     
      “该通知并未有效送达原告”,这仅仅是一种无关痛痒的对程序性权利的侵犯。
     
      我行我素、关你屁事。这就是在公司中拥有较多股权的股东相对于拥有较少股权的股东而言的基本行事方式。这一点通常与“欺诈”无关。
     
      “为了公司的利益”,其判断标准十分明确:是否符合拥有较多股权的股东的意志。
     
      百分之四十对百分之六十,胜负立判!绝不仅仅会议本身是有效的,而且会议所做出的决议也一定是有效的。
     
      以卵击石,其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败。
     
      这等愚蠢诉讼,明显是原告智商不足的体现。也许是原告心怀侥幸,期盼能够把水搅浑、乱中取胜。这当属当事人对司法制度的轻蔑挑战!如果连这样的官司都不能够公正裁判,该国家或地区的司法体制、体系可就真是考试不及格了。
     
      该案原告可能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法院和法官,都是可以被金钱等诱惑支配的混蛋兼王八蛋。
     
      26、“香港凯怡公司于1987年9月25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成立,现有董事黄耀林、黄光明、刘建国。”
     
      不会吧!香港凯怡公司居然“现在”(即该案审理之时的2003年)还健康活着。
     
      “香港凯怡公司更名为香港绿谷公司”,难道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于1992年3月4日做出的这一结论是放屁吗?这一结论没有充足的事实证据来支撑吗?
     
      香港凯怡公司与香港绿谷公司,此二者之间到底是更名关系,还是股权转让关系?该案例至此仍未能交代清楚。
     
      27、“香港绿谷公司于1991年7月18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成立”。
     
      结合上一点,请看:香港凯怡公司与香港绿谷公司,分别各自“注册成立”,并没有显现出丝毫的更名关系。
     
      难道审理该案的法官对此不感异样吗?
     
      28、“加拿大绿谷公司于1994年6月1日在加拿大注册成立,董事为郝晓荧、吕嘉东。”
     
      也许,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这也足以说明加拿大绿谷公司与香港绿谷公司之间根本就不是更名关系。
     
      29、“郝晓荧、吕嘉东、刘建国、赵晶晶为香港绿谷公司派驻上海绿谷公司的董事;上海绿谷公司现任董事长为郝晓荧,总经理为吕嘉东。”
     
      由此可以看出,除了刘建国(其与黄耀林、黄光明、刘欣然等人是“一伙儿人”)之外,郝晓荧、吕嘉东、赵晶晶这“一伙儿人”是上海绿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正是基于此,上海绿谷公司也才有可能会按照郝晓荧、吕嘉东、赵晶晶这“一伙儿人”的意志,并在中国大陆地区相关行政机关的“积极配合”之下,完成了“狸猫换太子”的一场好戏。
     
      用如此明显低劣的手段窃取他人股权,这也太铤而走险、太不顾自身安危了吧?骗得了(但愿不是精诚合作)大陆地区的相关行政机关,但却不可能永远不被被窃取股权的股东所发现。这可不是生米煮成熟饭就不可更改的事情!!!被颠倒的事实完全有可能再被颠倒回来。如意算盘是彻底打错了。
     
      我真为某些人的智商着急。也许他们自己却十分自信:“左明之流认为不能做并做不成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做并能做成的。因为,我们深谙‘中国特色’。我们所知道并遵循的游戏规则,根本就与左明之流格格不入、完全不同。”
     
      我懂了!这次我不会再为他们的智商着急了。但是,却开始为中国的命运悲叹了。
     
      六、一审法院认为
     
      1、“从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香港绿谷公司从未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亦未迁址至加拿大,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不同国籍公司之间的更名和迁址问题。”
     
      这就是法律思维和法律逻辑:在做出重要结论之前,需要依赖证据支撑。仅有说明(即1995年9月16日,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出具的“关于香港绿谷公司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的说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印证说明内容的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证据。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任意编写任何内容的说明,这样的说明完全有可能会歪曲事实。
     
      仅仅是虚假说明,也许还不至于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该虚假说明被用于特殊用途、意欲达到某种特殊目的的话,结果可能就会大不相同了。
     
      在本案中,该虚假说明是出示给中国官方机构的,是为了达到侵占他人合法权益(通过窃取他人股东地位的方式便可实现窃取他人股权及其收益的目的)的目的的。其行为的性质已经十分清晰,诈骗嫌疑无疑!刑事犯罪嫌疑无疑!!
     
      本案的审理法官,当然可以对此项犯罪嫌疑不予理睬、不置可否,但是,本案被侵占利益一方的当事人绝对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无所行动。当然应该立刻启动相应的司法程序。
     
      2、“即使香港绿谷公司股东内部之间存在权利纠纷,加拿大绿谷公司以上述方式获取上海绿谷公司股东地位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违背了法律规定,其行为侵害了香港绿谷公司的权益。”
     
      “上述方式”,就是向中国官方机构出具上述虚假说明。
     
      请注意:是“获取”,而不是——窃取。一审法院对利用虚假说明侵害他人权益行为的定性那是相当的温和,因为本案也只是一起民事诉讼案件。
     
      愚以为:刑法专业的朋友,应该对此会有自己的高见。
     
      3、“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管理机构。”
     
      这一表述也许还值得推敲。
     
      前半句,绝对没有问题(“股东大会”,似应改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股东会对应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应股份公司)。后半句,事关董事会的法律属性、法律地位这一重大问题。很遗憾,中国的《公司法》回避了这一问题。愚以为:董事会似乎应该是公司的常设权力机构。而经理(在此处,经理应该被理解为是公司内部的一个机构,而不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岗位)才是公司的业务管理机构,即决策执行机构。
     
      4、“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行为经公司三位占60%股权的股东同意,符合公司章程,应为有效。”
     
      三位股东,这并不重要。股权过半数,这就是最大、最硬的道理!!!
     
      公司的本质就是:公共司掌的企业,最高原则就是股权决定制。股权高于一切。
     
      5、“加拿大绿谷公司提供的以香港绿谷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未经香港绿谷公司股东成员的多数同意,故对该撤诉申请不予采纳。”
     
      请看:该撤诉申请,即使是加盖了公司印章(本案未涉及该公章的真伪鉴定),也被认定是无效的。因为虽然具有合法的外衣,但是却不具有实质上的合法性——股权过半。
     
      6、“加拿大绿谷公司提出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香港绿谷公司知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而诉讼时效必须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这是一句经典的判词。尽管其内容是业内的常识,但是,却具有极其良好的普法效果。世人需皆知:诉讼时效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主张对方超过诉讼时效的一方需要承担确定对方知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的举证责任。
     
      7、“由于香港绿谷公司授权郝晓荧在上海绿谷公司从事经营行为,且外资企业投资主体的变更也不必进行公告,故香港绿谷公司不知其权利被侵害存在可能性,加拿大绿谷公司的抗辩主张难以成立。”
     
      很明显,被授权人郝晓荧,利用职务之便,以侵害授权人的方式谋取一己私利。
     
      这样的侵害行为当然是暗中悄悄进行的,当然会瞒着授权人偷偷去干。但是,请不要忘了中国古训:纸包不住火。瞒天过海,只能瞒过一时,怎可瞒过一世?
     
      拜托,“加拿大绿谷公司的抗辩主张”,其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呀?
     
      8、“关于本案由经济庭或民庭受理的问题,是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
     
      请看:在当年,就连这样的问题居然也能够被当事人提出。纯属是诉讼策略、搅局心态。
     
      9、“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从行政途径解决的问题,由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权利、停止侵害,法院审查的亦是原告是否权利主体及权利是否被侵害的事实,法院当然可以对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权利予以确认。”
     
      此言甚妥!!!
     
      其实,本案确实是错综复杂,各种法律关系盘根错节。愚以为,至少可以同时或先后从三种途径去寻求解决之道:1、刑事诉讼。本案某个或某些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受侵害人完全可以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2、民事诉讼。通过确认权利、停止侵害,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3、行政诉讼。改变、撤销那些没有根据事实或证据或者根据虚假的事实或证据而做出的违法行政行为。
     
      10、“香港绿谷公司与加拿大绿谷公司、郝晓荧对在上海绿谷公司中原股东香港凯怡公司变更为香港绿谷公司这一事实均无异议”。
     
      至此,方才水落石出。香港凯怡公司与香港绿谷公司之间,根本就不是什么更名关系,而是股权转让关系。
     
      即使没有主观恶意,当事人也绝对不应该信口开河、随意表达那些具有特定含义的法律术语。
     
      11、“至于其是否将资金支付给香港凯怡公司,是其与香港凯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请注意:本案不是股权出资纠纷案,而是冒名股东、侵占利益纠纷案。涉案公司之间的股权出资是否实际到位,确实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
     
      12、“加拿大绿谷公司认为其是实际出资人,缺乏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
     
      出资凭证是最直接的出资证据,出资人自己不可能没有这样的证据。即使是退一万步——直接证据丢失了,也还会有一系列的直接证据在运行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可资证明。
     
      空口说白话,这到底是诉讼策略,还是撒泼耍赖?
     
      13、“郝晓荧作为加拿大绿谷公司的董事长,其所实施的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行为,依法应当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且慢!那还要看是需要承担什么性质的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话,郝晓荧个人的罪责很可能难逃。
     
      七、一审判决
     
      “加拿大绿谷公司应停止侵害,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确认投资主体和投资款归属香港绿谷公司。”
     
      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主体,应该是本案被告之一的加拿大绿谷公司吗?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似乎应该是上海绿谷公司自己吧?
     
      这样的内容,不应该出现在这份民事诉讼判决书中吧?
     
      八、加拿大绿谷公司上诉
     
      1、“原审判决置本案诉争股权属于合法转让的基本事实于不顾,以股权变更过程中的形式要件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加拿大绿谷公司享有诉争股权,缺乏事实依据。”
     
      请问:1、“本案诉争股权属于合法转让”的事实依据到底是什么?2、也不知此处的“股权变更过程中的形式要件存在瑕疵”,到底是指什么?3、加拿大绿谷公司享有诉争股权的事实依据,到底是什么?
     
      2、“1992年12月8日,香港绿谷公司因资金紧张向加拿大绿谷公司借款”。
     
      “加拿大绿谷公司于1994年6月1日在加拿大注册成立”,这已经是本案查清的事实。请问:在公司尚未注册成立之前,怎么可能对外借款呢?
     
      以下关于这一份协议的具体内容的各种述说,还有必要当真吗?
     
      3、“双方达成协议”。
     
      拜托,请加拿大绿谷公司当庭出示这份协议。
     
      4、“如到期不能归还,香港绿谷公司将全部项目股份归为加拿大绿谷公司名下”。
     
      只要是有一点点公司法基本常识(是通行的法理常识,而不是指具体国家的法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有限公司(非指股份公司)的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不可能自动就可以转化为股权转让关系的。换言之:要想成为某家有限公司的股东,任何独立于该有限公司其他股东的私下密谋都是无效的。想入伙,不是不可以,但须经其他股东的知情并表态。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可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封的。
     
      这样的私下约定,无异于小孩子玩儿过家家的游戏。双方当事人可都太“天真无邪”了。
     
      5、“在香港绿谷公司、上海绿谷公司及其他股东的配合下,取得了本案诉争股权”。
     
      真敢招呼呀!在香港绿谷公司和上海绿谷公司其他股东的配合下,请问:事实依据何在?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海绿谷公司的董事长与加拿大绿谷公司的董事长同为郝晓荧一人。恐怕是自己在自己的积极配合之下,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偷梁换柱的把戏吧?
     
      6、“此次股权变更已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变更了工商登记。”
     
      这的确是事实无疑。
     
      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毛主席说你对,你就真的对吗?如果毛主席说错了呢?
     
      任何形式包装的假象,永远只能还是假象。
     
      行政机关已经依职权做出的结论,就同一事实,司法机关在非针对该行政行为的诉讼中是否能够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这是一个重大的公法理论问题。
     
      这可真是拔起萝卜带出泥呀。
     
      7、“双方在进行股权转让时,为了简化手续,以香港绿谷公司迁址更名为由向有关管理部门申请股东变更,并办理了相关手续,是违反有关外资企业管理和登记规定的,但这种形式上的错误并不能必然改变双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
     
      好一个“为了简化手续”!真是体贴温存、善解人意呀!!!
     
      香港绿谷公司迁址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这个“简化”也太不明智了吧?也太经不起推敲了吧?既然此二者之间是“迁址更名”关系,那么只能是公司更名关系,那又何来言之凿凿的股权转让关系呢?岂不是自抽嘴巴???
     
      要命的是:不同国籍身份、不同法律体系之下的两家公司,可能进行迁址更名吗?这是用脚后跟也可以想清楚的问题呀!
     
      更要命的是:“有关管理部门”对如此狗屁不通的申请,居然就能够坦然笑纳!竟然就可以慨然应允!!公权机关如此任性的做出公权行为,足以令全体国人胆战心惊!!!
     
      “违反有关外资企业管理和登记规定”,难道这仅仅是“形式上的错误”吗?
     
      “双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拜托,但愿这真的是双方的而非单方的真实意思,就怕拿不出相应的证据来。
     
      8、“股权转让是双方协议的结果,且上海绿谷公司的董事会就公司丙方由香港绿谷公司变更为加拿大绿谷公司的有关事宜专门召开过董事会会议,香港绿谷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该次董事会会议,香港绿谷公司对此变更显然是清楚的。”
     
      只可惜,加拿大绿谷公司就是拿不出这份“双方协议”的协议文本。
     
      请注意:1、上海绿谷公司的董事长与加拿大绿谷公司的董事长同为郝晓荧一人。换言之,郝晓荧完全可以操纵上海绿谷公司的董事会;2、香港绿谷公司的股东为:黄耀林、黄光明、刘欣然、郝晓荧、吕嘉东。上海绿谷公司董事长为郝晓荧,总经理为吕嘉东。换言之:郝晓荧和吕嘉东是“一伙儿人”,他们二人就可以被称为“香港绿谷公司的代表”。
     
      请问:能否基于上述事实得出“香港绿谷公司对此变更显然是清楚的”这一结论?
     
      9、“自1994年开始,香港绿谷公司即没有从上海绿谷公司中取得过分红利润,而从未进行过询问或提出异议,直至诉讼时才主张分配 1994年后的利润,这也可看出香港绿谷公司不仅明知其股权已转让给加拿大绿谷公司,而且对转让并无异议。”
     
      股东没有从公司中取得分红利润,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公司亏损、公司决定不分配利润等等,并不能必然直接得出股东已经丧失股东身份的结论。
     
      况且,这仅仅是一方当事人的一种主观推测,在没有相关证据的支撑之下,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
     
      10、“香港绿谷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何时才知道其股权被变更。”
     
      不好意思,香港绿谷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何时才知道其股权被变更的义务。
     
      11、“在本案所涉股权变更登记活动中,上海绿谷公司不仅是参与者,也是具体工作的实施者”。
     
      此言不谬。
     
      但是,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针对“本案所涉股权变更登记活动”,而只是针对本案核心——不当获取股权活动。因此,上海绿谷公司不仅不是这一活动的参与者,而且也不是这一活动具体工作的实施者。
     
      当然,上海绿谷公司是不当获取股权活动的协助者,但却不是共谋者。因此,也就不存在共同侵权的问题。
     
      另一方面,假设加拿大绿谷公司收买了政府官员,使行政机关做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该行政机关就不当获取股权活动而言,也不能算是共同侵权人。
     
      12、“无论从是否共同侵权的角度,还是从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角度,以及从判决结果所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上海绿谷公司都应当成为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此言荒谬至极!
     
      法谚:无利害,必无诉讼。只有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才有可能成为案件的当事人。“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所造成的影响”,这些绝对都不是可以成为案件当事人的合理理由。
     
      13、“原审漏列当事人”。
     
      此处的“原审”,似乎应该是指原审法院,而不太可能是指原审原告。
     
      法院是否具有罗列当事人的权力?请不要忘记:不告不理,这可是最最基本的司法原则。如果原告漏列当事人的话,法院当然可以做出对其不利的裁判,但是,法院却万万没有主动去追加当事人的权力。
     
      别以为打官司是促销大酬宾,还买一赠一——原告告一个(被告),法院再送一个(被告)。您当这是做买卖呐。
     
      14、“在审理过程中又拒不等待有可能判决香港绿谷公司起诉行为无效的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
     
      真乃天大的笑话!
     
      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行为是否有效,当然应该由受理这一起诉的法院自己来作出认定和判断,而怎么可能由任何其他法院对此说三道四呢?正确的做法当然应该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加拿大绿谷公司当然可以对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行为是否有效提出质疑,但须阐明相关理由并出示相关证据。
     
      15、“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公司的诉讼行为应当获得持有公司95%股份的股东支持方可进行。”
     
      有没有搞错!这是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的诉讼活动。当然应该遵守中国大陆地区相关的法律规定。
     
      16、“加拿大绿谷公司将有关情况通报原审法院,并当庭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待香港法院的审理有结果后再决定是否审理。”
     
      请注意:1、本案的起诉时间是1998年5月18日;2、2001年11月8日,郝晓荧、吕嘉东以黄光明、黄耀林、刘欣然、香港绿谷公司为被告,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法庭起诉,请求确认香港绿谷公司于1998年5月2日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是否有效。
     
      请看:在原告起诉近三年有半之后,被告之一郝晓荧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法庭起诉原告(香港绿谷公司),质疑其特别股东大会是否有效。
     
      由此可见,中国大陆地区的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期限,绝对是弹性十足。“当庭”,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哪一天。
     
      17、“香港绿谷公司曾书面申请撤诉,原审法院在未作任何裁定的情况下继续本案审理”。
     
      请看:“加拿大绿谷公司提供的以香港绿谷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未经香港绿谷公司股东成员的多数同意,故对该撤诉申请不予采纳。”被告居然能够以原告的名义替原告做出撤诉的申请,真乃世间奇迹也!这恰恰就是本案的奇葩所在:加拿大绿谷公司(本案被告)的两位股东同时也是香港绿谷公司(本案原告)的股东(占有40%的股权),同时还握有香港绿谷公司的公章。
     
      须知:只有针对合法有效的撤诉申请,法院才有做出相应裁定的义务。
     
      九、香港绿谷公司上诉答辩
     
      1、“加拿大绿谷公司出示的所谓汇款单是案外人绿谷管理公司及赵晶晶、郝晓荧自己与他人的经济往来款项,不是借款凭证,也不是股权转让款,更不是注册登记,仅说明赵晶晶私人款项的去向。”
     
      事实胜于雄辩!!!
     
      加拿大绿谷公司出示的汇款单,清清楚楚的显示着双方当事人的名称和汇款用途,不容随意歪曲曲解。怎么能够凭空说是香港绿谷公司向加拿大绿谷公司借的钱呢?更与股权转让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2、“赵晶晶是郝晓荧的妻子”。
     
      这恐怕是不难证明的事实吧?
     
      3、“加拿大绿谷公司欺骗了上级主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
     
      其中的“欺骗”二字,真的是意蕴无穷呀!!!这样的欺骗,除了傻子,还有谁会上当呢???
     
      4、“加拿大绿谷公司欲以此表明其合法性,掩盖其侵占手段和侵占实质。”
     
      说的太好了!!!
     
      中国的某些官府恰恰就是某些不法之徒的守护神、护身符!!!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官府都说我合法,谁还敢说我违法?
     
      十、二审法院认为
     
      1、“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的实质是香港绿谷公司与加拿大绿谷公司之间就上海绿谷公司55%的股权归属发生的争议。”
     
      对此,在下深以为然!
     
      这是一起典型的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明确,诉因清晰。二审法院当然有义务对该案进行审理并做出公正裁判。
     
      2、“虽然香港绿谷公司系以加拿大绿谷公司为被告,以股权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但究其实质,是要否定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的批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上海市政府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行为,即否定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好一个“究其实质”!二审法院的法官可真是目光深邃、高瞻远瞩呀!!!
     
      退一万步来讲:恭喜法官大人,您猜对了!但是,您猜对了又能怎么样呢?您猜对了本案原告的下一个(或曰:另一个)打击目标,那又与审理并裁判本案有何关系呢?
     
      愿闻高论!
     
      3、“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直接或间接地使有关行政行为作出变更,但这些行政行为应理解为只是程序性的或形式性的行为,如备案、登记等行为,而对于实质性的行政行为,如本案所涉的审批行为,则是我国法律赋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特有的权力,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作出民事判决予以变更。”
     
      请先要搞搞清楚:不要说在通常情况下,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可能(注意:而不是“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直接使有关行政行为作出变更(也就是说:作出变更是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强加于相关行政机关的义务,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是相关行政机关作出变更行为的依据),而不论该行政行为是程序性的还是实质性的。当然,相关行政机关自觉自愿根据特定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变更自己的行政行为,则另当别论。
     
      乖乖!敢问:人家本案原告可否具有“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作出民事判决”变更“实质性的行政行为”的企图呢?您怎么那么愿意去揣测别人的心思呢?关键的问题是:您总不应该把自己的揣测强加于人吧?人家原告不是傻子,至少还没有傻到妄图“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作出民事判决”变更“实质性的行政行为”的地步。
     
      4、“因此,本案香港绿谷公司请求确认其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股权的主张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本案的民事诉讼解决。”
     
      真乃国际玩笑也!注意:这是一起涉外民事诉讼案件,“国际”二字,实至名归
     
      请求确认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股权的主张,为什么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呢?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确认股权,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有什么必然联系吗?难道离开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股权就无法确认了吗?
     
      世人皆知:中国很奇葩,中国有特色。但是,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的批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上海市政府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行为,都与确认上海绿谷公司股东的股权之间不是因果关系或没有决定关系。请再一次重温如下细节:“1992年4月6日,由香港绿谷公司全体董事出席的会议作出决议,香港绿谷公司股份重新分配为黄耀林、黄光明、刘建国、郝晓荧、吕嘉东各占20%.”请看:在这样的股权确认活动的过程中,出现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了吗?难道这样的股权确认活动就因此而归于无效了吗?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充分证据的支撑情况下,法院为什么就不能进行股权确认呢?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居然不能够对公司股权予以确认的话,这样的法院真的该关门歇业了!
     
      5、“原审法院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直接作出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民事判决不当,应予纠正。”
     
      请醒一醒:原审法院什么时候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直接作出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民事判决了?
     
      为了稳妥,也为了把牢,请允许我全文引述一审判决内容如下:“一、确认上海绿谷公司的股东之一是香港绿谷公司,共计投资550万美元;二、加拿大绿谷公司应停止侵害,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确认投资主体和投资款归属香港绿谷公司;三、香港绿谷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7701.75元,由加拿大绿谷公司承担。”
     
      读者诸君:您们看到原审法院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直接作出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民事判决了吗?
     
      结语:
     
      本案是一起标准的民事诉讼案件。原告的诉求也仅限于民事权利的主张,丝毫也没有额外的非分之想,根本就没打算去质疑并推翻任何一个与本案相关的行政行为。
     
      单纯的确认股权,根本就无需借助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本案原告的诉求之一仅仅就是确认股权,而不是要求更改与确认股权相关的行政行为的内容,更不是要求确认与确认股权相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本案从起诉到一审判决再到终审裁定前后历时超过五年。
     
      最高法院不愧是太极高手,推拿踢球是其看家的绝活儿。
     
      客观而言:上海高院的判决结果在整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有太多的案外因素最终会成为影响司法裁判的关键所在。
     
      这是一个司法体制唯独不是为了维护正义而存在的国家。
     
      2016.8.18.于幸福艺居寓所


    【作者简介】左明,北农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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