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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中国财政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二)
发布时间:2005/1/27 16:32:00 作者:刘剑文 点击率[3316] 评论[0]

    【中文关键字】财政法学;研究述评

    【学科类别】经济法

    【写作时间】2003年


    三、财政法制度研究述评
      
      财政法律制度的研究一般集中在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律制度、预算外资金管理法律制度、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和国债法律制度等几个方面。
      
      (一)财政管理体制研究
      
      我国原有的财政包干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如财政行为不规范、国家财力分散、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削弱等。基于此,学者提出应该予以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1)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使财权与事权相统一。有学者还提出应建立中央与地方彻底分离,各自组织收支平衡的两极财政运行机制。(2)同步改革税制,按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调整税制结构,赋予地方一定限度的税收立法权。(3)增加固定收入,缩小共享收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以掌握宏观经济调控权。
      
      分税制实施后,我国仍存在政府之间权责划分不清、税种划分不合理、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等深层次矛盾,因此,有学者主张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1)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按“政企分开”、“职能转换”的原则界定政府的经济事权;合理划分政府经济事物与社会事物方面的事权;设定中央和地方共管事项和委托事项;(2)制定税收基本法,并使之与分税制立法相衔接,逐步建立分税的完整体系;有学者提出要打破按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做法,建立较为规范的共享税制度;(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国债制度以及与现有法律配套的各项法规、规章,减少财政实施的任意性。
      
      有学者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第一税案” (1998年“金华税案”)中暴露出的各类主要问题的剖析,说明我国财税法制建设存在的主要缺失,特别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财税法之补缺。而要补足财税法制建设存在的诸多缺失,目前尤其应注意着力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财税法制建设与其他制度建设的系统配套问题。
      
      有学者认为,财政管理体制是关于一国中各级各类财政主体的财政地位、财政权限及其相互间财政关系的根本制度。现行研究仅仅关注纵向财政管理体制,而没有注意横向财政管理体制。研究横向财政管理体制是解决我国目前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的根本途径。
      
      有学者从竞争法角度对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其对公平竞争所造成的危害,应充分考虑这些政策的实施是否能收到预期的收益及这些收益能否弥补因公平竞争原则受损而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
      
      (二)预算法律制度研究
      
      在1994年《预算法》颁布以前,学者关于预算法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旧预算体制的缺陷和新预算法的立法上。
      
      关于旧预算体制的缺陷,学者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点:(1)预算立法缺乏系统性、规范性,法律规定较为原则,预算管理权限划分不清,一些预算活动无法可依。(2)预算具体制度不合理。原有的单式预算易混淆国家社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两种不同的身份,不能正确反映预算收支性质。(3)预算制定随意性大,针对性不强,预算审批不严格,不能充分体现民主决策和制约。(4)预算执行不严肃,管理混乱,这是经济波动的深层次原因。(5)预算结果公开性不够,人民群众和人大无法发挥有效的监督。
      
      关于预算法的类型,有学者认为应制定以权责为主的预算法,有学者主张制定完全的预算程序法,还有学者认为预算法应实现程序与权责并重。
      
      关于预算法的内容,学者大多认为应明确中央、地方收支范围,建立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分列制度;确定预算管理体制,从严把握预算程序;通过发行债券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原则上不许进行赤字预算。关于预算形式,学者一般主张实行复式预算,有学者还提出把复式预算分为三部分:国家预算、专项基金预算和有偿性财政资金预算。关于预算监督方面,学者大多认为应加强人大监督,有学者建议把审计部门划归人大。
      
      1994年《预算法》颁布后,学者的研究则围绕对现行预算法的评价和完善而进行。不少学者认为,现行预算法在执行中存在着法律规定不协调,法律术语表述模糊,对违法行为处罚不严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1)修改相关法律,协调法律之间的规定,维护法律的权威。(2)完善法律责任规定,加大处罚力度。(3)提高法律术语的明确性和清晰度。(4)加强人大监督。(5)改革基层预算编制方法。
      
      有学者对预算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如下建议:改革预算年度;延长预算编制时间;改进预算编制方法;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举债权;预算收入应保持适度增长率;实行部门预算,细化预算编制;改革预算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改革。
      
      (三)预算外资金管理法律制度研究
      
      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预算外资金运作过程中法律规定不明确、项目使用混乱、管理主体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协调,因此,应健全预算外资金管理制度,提高法律的效力层次。在宏观管理方面,有学者认为应将其纳入预算管理轨道;有的建议控制预算外资金的增长速度,使之与预算内资金保持适当的比例,以避免分散财力或弱化宏观调控的效果。在具体监管制度上,有学者建议取消单位收入帐户或收入过渡户,设立以财政专户为中心的预算外资金结算体系,实施收支总计划管理,并加强收费票据使用管理,杜绝违法、违纪行为。
      
      (四)转移支付法律制度
      
      关于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有学者认为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在专项拨款补助等方面缺乏比较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合理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应着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 合理确定转移支付总量及结构比例关系;(2) 进一步完善税收返还制度;(3) 加强对因素法的可行性研究。其基本框架由一般性转移支付、分类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四个主要方面构成。有学者认为,应当采用因素法取代基数法,作为确定转移支付的基本方法,并详细说明了如何通过建立地区理想模型、计算本省与理想模型之间的差异、分析弥补该差异所需成本等一系列步骤确定各地不同数额的转移支付拨款。
      
      有学者对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了比较,并指出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均衡效果差,随意性大,转移支付的形式要素不够规范。建议采取纵向平衡为主、纵横交错的模式,按过渡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建立转移支付的目标模式。
      
      关于乡镇财政管理中的转移支付,有学者提出可以有两种基本形式供各地因地制宜选择确定:(1)划分收支范围,主要收入项目与县(市)共享,超收支按系数返还,定额补助(上缴);(2)收支按基数分别考核,支出结余留用,财政转移支付按因素法计算的数额另行核拨。
      
      有学者认为,构建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原则包括明确转移支付目标;转移支付模式应以纵向转移为主,横向转移为辅;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使各级地方政府节制开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构建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途径包括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合理科学地确定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补助数;配套运用转移支付形式,形成较为完整的调控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构建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配套措施:建立一个负责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权威机构来保证构建工作的科学、有效和迅速进行;建立健全与地方财政转移制度相适应的法律法规。
      
      (五)国债法律制度
      
      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关于国债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学者指出,现行国债管理的依据仅停留在行政法规的层次上,而且规定过于简单。国债法应该对国债发行的条件、审批程序、国债交易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学者借鉴了外国政府债券市场的立法经验,从确立国债监管体制、规范组织者及参与者行为、国债使用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国债法律制度的具体措施。
      
      有学者对于公债财政健全的原则进行了系统研究,论述了公债财政健全原则的基础理论,并提出了公债财政健全原则实践的方法:强制平衡预算、建设公债原则、公债上限法定原则、公债期限限定原则、债务基金设置原则等。
      
      (六)政府采购法研究
      
      关于政府采购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包括资金来源具有公共性、目的不具有营利性、公开性、标的具有广泛性、在国内市场所占比例较大、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严格的观理性。也有学者认为包括采购主体是具有公共职能的公共组织或公法人、目的具有公共性、资金来源的公共性、政府采购权是一种公共权力、主要采用公法上的救济方式、超越了私法上的一些规则、适用一些专门程序。
      
      关于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有学者认为包括竞争性原则、公开性原则和公平性原则。也有学者认为包括公开性原则;公平性原则;竞争性原则;经济效率原则;严正性原则。也有学者认为包括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诚实信用原则。
      
      关于政府采购行为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政府采购既是交易行为,又是政府行为。也有学者认为政府采购具有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双重性质,总体上属于行政行为。关于政府采购法的性质,有学者认为政府采购法兼具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属性,从国际层面和长远发展来看,政府采购法主要是市场规制法。
      
      有学者对《政府采购法(草案)》中所涉及的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基本原则、订立和履行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草案中的一些缺陷提出了修改建议。
      
      (七)国有资产管理法研究
      
      有学者认为,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运营体系同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格格不入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运营体系的思路,一是要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二是要把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为此,该学者主张实行“三层次”的框架模式。上层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中层是国有控股公司,下层是全资、控股或参股企业。改学者还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职能和组建的途径、国有控股公司的组建途径和管理等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
      
      有学者认为,改革旧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出来的紧迫任务。改革的目的,是寻找和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有制实现形式,真正做到政企职责分开,既把国家该管的管住,又赋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本文试图通过对目前改革实践中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一些做法的利弊分析,来探讨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有学者认为,研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对国有资产监管、运营体制的客观要求;应尽快将管理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观念和方式,从管理国有企业转向管理国有资产;实行国有资产全民所有,中央、地方两级初始代理,国有资产经营机构授权经营,对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和产权代表制度。
      
      有学者认为,在宪法中增加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法的体系和使政政分离原则获得宪法根据的需要;设立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有利于实现国有资产管理的高效率和明确监管责任;授权制仍然是我国现阶段国有资产经营方式的合理选择。国有资产管理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政政分离、资本股权化、国家投资调节经济、经济责任制、审计监督和会计监督。
      
      (八)财政监督法研究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经济领域违法违纪势头尚未彻底遏制,财经纪律松弛的状况尚未根本好转。财税秩序混乱的状况依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滋生某些腐败现象的土壤。造成上述失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视监督是其关键问题之一。无论从管理学理论意义上分析,还是从社会实践角度总结,监督都是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没有监督或忽视监督的管理,不可能成为科学严密的管理。为此,财政监督作为我国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部分,必须大力加强。另一方面,财政作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和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有条件也有责任通过财政监督,及时分析和反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国家制定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提高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强化财政监督是整顿财政秩序、健全财政管理、加强宏观调控的必然要求。由此,该学者认为,适应市场体制要求,构筑以“监管”与“监督”相结合、以有利“监管”为宗旨,以有利“监察”为原则,以“监察”促进“监管”的财政监督新体制,是强化财政监督的必然选择。
      
      有学者认为,财政监督的初次监督多种机构并存、执法主体不明确、责任不清,再监督机构定位不准、监督乏力,这才是财政财务违纪现象愈演愈烈的症结所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理想模式是:财政部门组织专门力量运用专业手段,依据规范对财政行为及其相关活动进行稽查监督;独立于财政部门之外的监察部门受政府委托对同级财政进行监察监督;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审计部门受人大委托对同级政府财政行为亦即财政监督实施再监督。
      
      有学者论述了财政监督法治化的问题,认为,财政监督从本源上说,它是广大社会民众对于国家财政活动的监督,是民意的要求。民意监督的基本方式是法律监督。在民主法制国家,法律是民意的集中体现。法律规定国家财政收支的范围、规模、方式和程序,还要规定对国家财政活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监督、检查,规定对于财政活动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法律中关于后面的这些规定,便属于财政监督法律规范。财政监督法律规范是财政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般地说,法律规范结构包括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两部分。私法尤其如此,而公法则往往还需规定对行为模式的遵守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当然,法律所规定的监督检查本身也是一种行为模式,但它却有着不同特点。财政监督立法从内容上看,它涉及对国家财政活动各个领域和方面的监督规定。在我国,它通常包括:财政预算监督立法,预算外资金监督立法,税收监督立法,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监督立法等。从监督主体看,可分为关于社会民众对国家财政的监督与国家机关自身的监督。这又分别表现为国家民意机关(代议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包括财政机关)自身的监督,社会监督。其中,国家机关自身监督又可分为纵向监督(指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财政监督)与横向监督(指同级政府机构之间的监督)。财政监督立法因而也可分为以上相应类别。再从法律效力渊源上看,财政监督立法可分为国家宪法上的原则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政府颁布的法规,政府各部门(包括财政机关)颁布的规章,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从法律表现形式上看,又包括综合性和基本的法律及各单项法律规定等。]
      
      四、中国财政法学发展的方向与趋势
      
      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财政法学走过了20年的历程,已经初具规模,但目前的财政法学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与缺陷,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发展的需要。因此,财政法学要在21世纪有较大的发展就必须加强学科建设,加大研究力度,多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成果。我认为,目前我国财政法学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中特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加强财政法学研究,首先要加强合作研究。这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尤为重要。中国财政法学界面对财政法学落后的状况,迫切需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科研投入,发挥规模效应和避免重复研究。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只要有助于开拓思维、知识互补就行。如加强课题合作,鼓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研究者开展横向交流,增强研究人员的凝聚力,甚至国内外学者联合攻关。同时应发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的作用,通过年会、小型研讨会、项目论证会以及创办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将其建设成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一个战斗堡垒,为科研合作提供条件和机会。
      
      加强财政法学研究还需要加大培养财政法人才的力度。目前,财政法学教育在法学院(系)的本科阶段课时较少,且讲授有限,只能要求学生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制度,在财经院校,则又不可能对法学的知识涉猎过多。在中国加入WTO后,随着法治国理念的深入和国家财政之重要,财政法和财政法学应有的地位与政治、经济、法律现实相差太远。我们建议有关院校在法学、财政学本科教育中增大财政法的课时量,在教学内容上强调侧重于通过对财政法理论的灌输,培养学生自觉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样,一方面满足了实务部门对真正财政法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这些人继续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财政法科研人员的培养主要还是通过研究生教育的形式,以硕士、博士、博士后的纵向梯次结构引导有志之才不断攀登,培养财政法学研究的后继人才,为财政法学在不久的将来之兴旺发达积聚力量和资源。
      

    【注释】
    参见蔺翠牌主编:《中国财政法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参见陈万里、张蓉:《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探索》,载《财政》1993年第12期。 
      参见刘剑文:《试论我国分税制立法》,载《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参见刚占标:《我国分税制深化改革和完善的理论思考》,载《经济纵横》1997年第4期。 
      参见朱宪堂、孙茂强主编:《94财税大变革——分税制与新税法》,煤炭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参见张守文:《“第一税案”与财税法之补缺》,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参见王源扩:《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内涵新探》,载刘文华主编:《宏观调控法制文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郑鹏程:《竞争法视野中的财政体制改革》,载《生产力研究》2002年第3期。 
      参见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参见何银宝:《运用法律手段 加强预算管理》,载《财政》1989年第12期。 
      参见曹凤歧、顾志杰:《关于制定预算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 
      参见何银宝:《运用法律手段 加强预算管理》,载《财政》1989年第12期。 
      参见孙树明:《制定国家预算法基本法的几点设想》,载《财政研究》1988年第4期。 
      参见胡志新、刘文彬:《抓紧制定(预算法) 强化预算的法律效力》,载《经济法制》1991年第4期。 
      参见宋得智:《关于制定预算法的若干思考》,载《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参见李伯钧:《对预算立法若干问题的探讨》,载《经济法制》1991年第1期。 
      参见胡玉清、任太:《关于2001—2005年四川财政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思考》,载《改革与发展》2001年第5期。 
      参见李燕:《适时修改<预算法>的几点建议》,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参见范传尧:《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与法律监督》,载《经济与法》1989年第11期。 
      参见张昭立主编:《财政法制纵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 
      参见陈爱乐、夏建华:《关于转移支付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载《财政》1995年第4期。 
      参见蒙丽珍:《转移支付分析比较及选择》,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238页。 
      参见高继恕:《加强农村财税法制建设的设想》,载《财政研究资料》1996年第25期。 
      参见王贞文:《我国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探索》,载《财经科学》2002年增刊。 
      参见刘剑文:《试论我国分税制立法》,载《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参见廖钦福:《公债财政健全原则之研究》,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王小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初探》,载北大法学院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湛中乐、杨君佐:《政府采购基本法律问题研究》,载北大法学院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王小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初探》,载北大法学院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湛中乐、杨君佐:《政府采购基本法律问题研究》,载北大法学院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于敏:《论<政府采购法>的法律价值目标及法律原则》,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参见盛杰民:《政府采购法的属性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定位》,载北大法学院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湛中乐、杨君佐:《政府采购基本法律问题研究》,载北大法学院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前注,盛杰民:《政府采购法的属性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定位》,载北大法学院编:《知识经济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于安:《我国政府采购法的合同问题》,载《法学》2002年第3期。 
      参见马壮昌:《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运营体系的改革》,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参见刘晓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政企分开》,载《福建学刊》1998年第1期。 
      参见韩小明:《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载《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1期。 
      参见曾筱清:《论国有资产管理法的基本原则》,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5期。 
      参见全承相、廖广桃:《强化财政监督的体制思考》,载《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参见王作勤、马新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监督与财政稽查》,载《河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参见漆多俊:《财政监督法治化问题》,载《财政监察》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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