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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下)
发布时间:2003/7/12 21:19:00 作者:刘剑文 点击率[2952] 评论[0]

    【出处】刘剑文著《税法专题研究》

    【中文关键字】暂缺

    【学科类别】财税法

    【写作时间】2002年


    专题一 二十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六、税法发展与完善研究述评
      (一)关于税收基本法立法
      
      税收基本法是有关国家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以及税法的基本问题的立法,它对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税收基本法是税法的“宪法”,起统帅作用,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不得与其抵触。而我国目前缺少一部介于宪法与具体税法之间的税收基本法,因而有关税收法律体系中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如税收的定义、目的、基本原则、要素、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等都缺少高效力层级的规定。
      
      我国关于税收基本法的研究已有相当时日。从1990年当时的国家税务局税种改革司提出制定税收基本法的设想至今,已历时11年。在这段时间中,围绕着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在起草和研究上曾经掀起一个小小的高潮,有关组织和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1991年3月,国家税务局组织了部分在京的专家召开了税收基本法专题讨论会,1992年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将其列入科研课题,1994年中共中央2号文件批准的八届人大立法规划中列入了税收基本法,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组织有关人员完成了税收基本法的草稿,1997年3月修改完成了第四稿。税法学界对税收基本法的制定也非常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最为深入系统的当属涂龙力、王鸿貌主编的《税收基本法研究》一书。
      
      学者们基本同意我国采取税收基本法而非编纂法典的立法形式。这是因为,税法典的编纂是以基本稳定的税制为前提的,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因此税制必然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变革。而制定税收基本法一方面可以对税制改革的实践提出最基本的法律准则,另一方面,即使现实经济生活或者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也只需制定、修改和废除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收基本法的稳定性仍可以得到保证。
      
      有的学者站在立法学的角度,对税收基本法的内容体系和结构安排作了论证,对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学者认为,税收基本法应由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组成,其正文结构形式从纵向上看应分为若干层次,设章、节、条、款、项,不设卷,不设编,也不必设目。税收基本法总则部分主要包括立法目的和根据、适用范围、税法基本原则、税法基本制度、税法的适用规定,分则部分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税收行政执法、税务司法和法律责任,附则部分则包括通用条款、税收基本法适用空间范围的排除、税收基本法的解释权、抵触的处理规定以及施行时间规定。
      
      我们认为,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困难不仅仅体现为立法技术的加强,更主要的是导因于我国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落后。税收基本法中的任何一项规定,可能就是税法理论中的一项大课题。如果对后者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要想制定出一部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的税收基本法,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我国有关税收法律关系、税法基本原则、税收要素、税收立法体制、税收司法保障等问题还未见基本一致的理解和结论,对国外立法的学习也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因此,如果仓促上马,只会形成一个破漏百出的矛盾综合体,对法律观念的形成和税法实践的优化都会有很大的消极影响。我们倡议税法学界以此为契机,加强理论研究,多出优秀成果,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奠定基础。
      
       (二)关于税收实体法的修改与完善
      
       自从1994年税法大规模集中改革以来,现行税法对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立法论证过程过于简短和过于顺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从其施行的第一天开始,各税种法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缺陷和弊端。学者们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广泛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在许多方面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
      
      在所得税法方面,学者们认为企业所得税(包含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的课征范围过于宽泛,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也列为纳税人,重复征税的现象十分严重;应税所得与企业财务会计所得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征收管理体制中存在纳税地点不统一、征管主体多元化等问题;税收优惠措施有待进一步规范,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亟待统一。而个人所得税法也应该改革目前的分类所得税制度模式,实现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化,为此需进一步扩大税基,降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推广税收指数化,建立弹性税制;改进不公平的差别待遇,规范税前费用扣除,进一步实现税负公平;改革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形成以纳税申报为基础,以税务稽查为保证,以税务代理为辅助的征管模式。与此同时还须改革和完善农业税,进一步研究如何开征社会保障税。
      
      在流转税方面,学者们认为应当将现行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将劳务列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规范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和行为,加强专用发票的管理,探索采用新的征管模式;应当调整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将已经变为日用必需品的商品剔除,增加对环境保护不利的商品,同时考虑对高档服务消费征税;应当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的附加税地位,使其成为一种正税;最后,应当尽快开征证券交易税,理顺证券税制的内部关系。
      
      在行为税法方面,学者们大都认为应当废止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理顺印花税内部的法律效力冲突,同时将车船使用税与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为车船税,定位为财产税性质。
      
      在财产税法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遗产税的开征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如遗产税开征的理论依据,遗产税开征的现实条件,遗产税的模式选择及制度建构等。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经济社会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应当适时立法。在立法模式方面,应当采纳总遗产税制。为防范税收规避,赠与税也应同时开征。观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税收要素的具体设计,如税率选择、减免税的范围、遗产的确定等。我们也认为中国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经济社会条件,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与遗产税相关的制度建设以及遗产税本身的研究相当落后, 如财产一般登记制度和评估制度缺位,《继承法》关于遗产分割的顺序有待修改,遗产税和赠与税中复杂的民法与税法交集的问题无人问津等。这些已经成为遗产税立法的制度障碍,也将会成为执法标准混乱和守法意识模糊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呼吁立法部门不必急于通过立法,而应该在立法过程中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加强研究和论证,使遗产税法能够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
      
      还有的学者站在WTO体制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角度对我国税收实体法如何完善提出了看法。
      
      在税收实体法体系中,相比而言,我国学者对所得税法的研究较为深入。但总体而言,税法学界对税收实体法的研究还不能与税收学明显地划分界限,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或者说没有找到自己准确的研究视角。人们一般都满足于对税法制度的宏观设计和规划津津乐道,但对制度的功能宗旨、作用范围、效力协调等缺乏精密细致的分析。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学者们似乎忘却了税法总论对各个税种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很少出现将二者结合起来综合研究的成果,使得税收实体法的研究更显得过于就事论事和流于表面。
      
      (三)关于税收程序法的修改与完善
      
      从税收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出发,税收程序法并非超越和独立于税收实体法,而都是税收之债作用的领域,只不过前者注重税收要素的建构,而后者则侧重于税收之债的发生、变更、消灭过程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互动关系。我国税收征管法最大的问题在于过于重视保障“征税权力的运作”,而对纳税人的权利考虑太少。税法学者们近几年结合税收征管法的修改虽有一些相关的成果问世,但据我们观察,这种研究大多是应景之作,缺乏自己独立的立场和观点,特别是一味逢迎税务机关加强征管权力的呼声,对权力运行的程序控制漠不关心。修改后的《税收征管法》虽然在这方面有所进步,但我们认为远远不够,今后税收征管法应当和税收基本法一样成为我国税法学研究的中心,使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法理成为贯穿整个税法的一条主线。
      
      
      
      
      
      
      
      
      
      
      
      
      
      
      
      
      
      
      
      
      
      
      
      
      
      
      
      
      
      
      
      
      
      
      
      
      
      
      
      
      
      
      
      
      
      
      
      
      
      
      
      
      
      
      
      
      
      
      
      七、中国税法学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否定和剥夺,税法的职能究竟是为征税权力的运作提供法律依据,使其具备合法的外衣,还是为了防范权力的滥用,保证纳税人牺牲的实质公平,这实际上有关税法学的立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税法学可以构筑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规范制度,也只有具备鲜明的立场,税法学才能对形形色色的税收现象提供及时准确的解决方案。由此,中国税法学需要明确自己的立场!
      
      20年来中国税法学研究也可以归纳出自己的立场,那就是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和经济的高效运行,同时兼顾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在这种立场指导下,税法学不必研究如何控制立法权力,如何规范征收管理行为,如何加强司法和行政救济等,相反,它只需安心设计各种理论和制度,以缩小纳税人的自由空间,便利税种的开征和税款的征收。所以,税法学无需斤斤计较各种程序的优化,也不必刻意钻研如何借鉴国外税收立法的科学合理之处,满足于注释和宣传税收政策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
      
      新世纪的中国税法学必须明确以纳税人权利为中心的立场,这既是民主法治思想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研究中注重税法规范的宪法效力,重视税法基本原则的运用,推行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完善税收征管的程序约束,而税法学也才有机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回顾20年来中国税法学的生命历程,其目的绝不在于为过去的表面繁荣而窃喜,相反,我们希望以自我解剖的精神寻找中国税法学落后的成因,并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引。虽然如此重大的课题非我们个人力所能及,需要整个税法学界群策群力,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是真诚地有志于推进税法的完善和发展,任何善意的批评和建议都是弥足珍贵的!
      
      在我们的视野中,以下几个方面是造成中国税法学研究落后的主要原因:
      
      1.理论研究重视不够。税法学并不是不能够从事现行法律规范的解释工作,相反,解决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是中国税法学的天职。税法的解释,既有利于法律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又有利于税法的普及,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同时也是每一个国家法制和法学发展史上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税法学者参与税法活动的各个环节时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不一定与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乃至守法者的视角完全吻合,这样才能保证它作为一门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总体来说,税法学者应该比参与税法活动的其他任何主体更能把握问题的实质。要锻造税法学这种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有赖于税法学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税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税法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征纳过程中税款的计算、税收优惠的程度等具体的问题,更会着意将自己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关心自己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关心自己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等;也只有税法基础理论才能够使税法内部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税法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税法学能否独立地成为一门法学学科,也决定了税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反观中国税法学界,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是在税法基本原则、税收基本法方面有一些介绍性的论述,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互动研究也只是在借鉴民法债权制度方面有一些初步成果。不过不管怎样,这些成果毕竟对中国税法理论的研究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有助于中国税法学的理性和成熟。
      
       2.研究方法尚显单一。这首先表现为税法学对税收学的长期依赖状态。从学科关系上看,税法学和税收学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个对象,其内在的相通性是毫无疑问的。由于税收学的研究较税法学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在税法学刚刚起步的时候有意识地合理借鉴税收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确的,它有助于提高效率,加快研究进程。再加上税法学本身的特性所致,很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税法学的发展离不开借鉴税收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然而,这二者毕竟分别属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不同性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税法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它所关心的焦点可以在某一点上与税收学相同或相通,但是在更多的方面,应该是不同于税收学的。从税法学的研究整体及其发展过程来看,税法学研究长期过分依附于税收学研究,连许多税法学研究的成果都是税收学界的人土在专攻税收学的同时附带地作为一个新领域开拓出来的,这就难怪人们善意地责怪税法和税法学“活性”不强了。的确,仅仅从税法学的角度研究税法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学科局限性的影响。因此,应当从税法学自发的需要出发,在研究过程中合理借鉴和参考税收学的内容,而不是从税收学的角度出发去裁剪税法学,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法律角度研究税收问题。
      
       如果说以上所述的税法学在处理与税收学的关系时是过于机械的话,那么,税法学在处理自己与法学其他学科的关系时就是失之狭隘了。实际上税法学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投资法学、冲突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税法学应该善于站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的高度处理税法问题,税法学也应该吸收和借鉴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的具体概念、原则、制度等研究成果,此外,作为宏观调控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国家依法调控经济之理念也应随时指导税法学的研究和实践。总而言之,税法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它必须借鉴其他法学学科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税法每天面对的都是日新月异、快速运动的社会经济生活,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税法学首先必须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知识对其加以理解和接受后,才有可能回到自己的领地上研讨出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如果税法学研究时带有明显的学科狭隘性,就税法论税法,而没有将其放到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联系中,或是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中加以分析,所得出来的结论必定有失允当,难以为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所认可。我国税法学研究长期以来的确表现出缺乏兼容性的弱点,很少有人主动地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在更广阔的天地中为税法学的繁荣和兴旺披荆斩棘、拓土开荒,相反却总是愿意亦步亦趋地围绕着现行税法,要么着力论证变革旧税制,实施新税法的合理性,要么对现行税法提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意见。这充分说明了其缺乏学术远见、安于现状,同时也再一次展示了中国税法学的不成熟。
      
      3.研究人员知识结构不尽合理。虽然我们对于税法学机械地照搬照抄税收经济学的内容持批评态度,但是研究税法学又的确不能不掌握税收经济学,否则研究不可能深入下去。这主要是因为税收立法关于税种选择、税率确定以及减免税的幅度等方面的决策都必须要考虑它们可能带来的经济效果,而税收经济学对此已经有成熟系统的研究,因此税法学完全可以合理借鉴。比如税收经济学对各种税种之优劣比较、税收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具体衡量及其演变,税收的宏观与微观经济效果、不同历史时期税收的职能之发挥,以及课税的理论依据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这些对于税收立法观念的形成意义重大。税法学者所要作的,不是否定税收经济学,而是在充分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超越它,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积极主动地运用这些知识填充自己的体系大厦。为了使税法学学者的眼界开阔,摆脱狭隘性的束缚,首先“当然要致力于本部门法、本学科的研究,要钻进去;但也需要顾及相关和相邻的部门法和学科,要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为此,有时需要跳出来,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统观整个法的体系和法律科学体系的全局”。要做到这一点,必然要求税法学者的知识结构不能过于单一,不能因为研究税法就不愿意涉猎其他领域。如果不具备深厚的法理学基础,如果不能够站在财政宪法的高度考察税法的本质要求,如果不能理解税法从民法、刑法、行政法或诉讼法、国际私法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制度的准确含义,税法学在这些学者眼中无非只是如井底之蛙所能看到的天空一样。同理,税法学内部的研究分工也不宜太细,研究税法学理论的学者,必须同时对各个具体税种法或程序法有深入的了解;专攻税法学各专门领域的研究人员,也不仅应当从整体上把握税法学研究状况,还应当适当掌握税法学其他部分的研究信息。而我国税法学研究人员在这些方面都比较欠缺,国际税法、国内税法和外国税法不能连为一体,不愿意横向地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导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难以产生。
      
      4.可供挖掘的理论资源贫乏。同样是受“文革”的影响,民法学和刑法学在停滞10余年后能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蒸蒸日上,行政法学也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壮大,这与重视理论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是有着很大的联系的。以民法学为例,民法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国外的法典、学术史料浩如烟海,新中国成立前也有过短暂的繁荣时期,而我国台湾地区对民法学的研究也从未间断,且早已达到很高的水准,这些都是民法学能够在短时期内恢复活力的重要条件。中国民法研究恢复启动后,民法学界非常关心挖掘这些理论资源并孜孜不倦地加以学习和汲取。翻译外国著名民法典和民法学著作,校勘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专门著述,使得民法学有条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所突破。这是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超越的发展规律。税法学并不是没有理论资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税法首先在德国独立以来,税法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颇具价值的成果,其中尤以德国、日本为胜。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重视税法学的研究,并迅速在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领域出版了大量的文章、专著,其研究偏重于理论概括和逻辑统一,深受税收法定主义思潮的影响。发展至今天,我国台湾地区税法学者更倾向于站在财政宪法的高度,利用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在要求,对各种现行立法全面进行理论检讨和得失评点。这些都是税法学宝库中的瑰宝,是我们继续从事深入研究宝贵的理论财富,不千方百计地试图挖掘其合理内核,却完全不顾其存在而只是在一些细梢末节上隔靴搔痒,这是一件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情。遗憾的是,中国税法学界很少有人专注于外国税法学名著的翻译,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著述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难以与大陆读者见面。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已有资源的无端浪费,另一方面是中国税法学研究的低水平徘徊,这对有志于继续从事税法学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然,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责怪他人不去从事经典文献的翻译和挖掘工作,因为外语是税法学研究者知识结构中不言而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法学者最起码应该掌握一门外语才有可能深入从事研究,其中尤其德语或日语为最佳。而何况,真正应该去尝试翻译的艰辛,为税法学的繁荣兴旺修桥铺路的,应该是税法学者们自己,而不是他人。
      
      面对严峻的深层次问题,税法学实在不能为其表面的出版繁荣而盲目乐观。蓦然回首,人类历史上影响巨大的20世纪已悄然隐退,税法学与税法学者们都已经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中。要想使税法学在新千年和新世纪的滚滚长河中有所发展,税法学界任重而道远!就其近期规划而言,我们主张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期促进税法学研究尽早走向正轨:
      
      1.加强合作研究。为了适应依法治税的需要,促进税法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有的学者主张“团结全国现有的从事税法教学、研究工作者与从事税收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者,把现有比较分散的、小规模的研究转化为方向明确、有规模效益的研究,把过去院校研究和业务部门相脱节的情况转变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教学科研部门和业务部门密切联系,把零星的间断的对外联系变成有组织的系统的对外交往”。的确,中国税法学界面对税法学的落后状况,迫切需要以合作的形式增加科研投入,发挥规模效应和避免重复研究。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只要有助于开阔思维,知识互补就行,如加强课题合作,鼓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研究者们开展横向交流,增强研究人员的凝聚力。同时应发挥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的职能,通过年会、小型研讨会、项目论证会以及创办刊物支持出版等工作,将之建设成中国税法学研究的一个战斗堡垒,为科研合作提供条件和机会。当然,《财税法论丛》的出版使得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集中地发表,代表着中国税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必将成为中国税法学的一个繁荣温馨的理论家园。
      
      2.培养税法人才。税法教育在各个综合性重点大学的法学院系和各专门政法院校中的本科阶段很难进行得非常深入系统。在有限的课时内要求将税法总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等由点到面地系统讲授不大现实,只可能走马观花,难于深入。而在专门的税务院校和财经院系里又不大可能对税收从法学的角度涉及太多。但是随着税法的日益复杂以及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联系的日趋紧密,涉税诉讼的增加和税法风险防范意识的加强,税务部门、企业对高层次的税法专业人才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在本科教育阶段加大税法学的课时量,而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强调侧重于通过对税法理论的灌输,培养学生的自觉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样做一方面满足了实务部门对真正的税法专业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这些人继续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税法学科研人员的培养主要还是要通过研究生教育的形式,以硕士、博士、博士后的纵向梯次结构引导有志之才不断攀登,培育税法学研究的后继人才,为税法学在不久的将来之兴旺发
      
      达积聚力量和资源。
      
      3.重视税法理论。我们一再提到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是因为,一旦缺少它,税法将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生命与活力再也与它无缘。税法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实际即是要进行“税法的法理学研究”,将税法的理论及其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范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税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讨,使其为税法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税法学自身出发,对税收及税法的起源、原因、性质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税法活动,而从具体的税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的法理,这样才可能引导税法学走向成熟。税法理论研究还需要关注税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随着税收法定主义思想在各国的普及,宪法对税法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和规范,税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不仅要考虑是否合法,更要考虑是否合宪。不少学者站在财税宪法的角度研究税法,不少国家有专门的机构对税收立法和执法过程是否违宪进行审查。如果这种观念也能够通过税法学者的研究和宣传在中国得以普及,税收法治将不会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当然,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税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等相关科学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4.挖掘学术资源。如前所述,税法学虽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从整体上看其理论深度和学科完善性都不能与源远流长的民法等学科相媲美。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税法学也已经积累了可观的学术成果和立法资料,这是中国税法学应当充分挖掘和利用的学术资料,是中国税法学走向成熟的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面对国内外税法学研究水平的巨大反差,作为中国惟一的全国性税法学理论研究团体——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应当责无旁贷地挑起这副历史重担,在挖掘学术资源、承继学术传统方面不遗余力地调兵遣将、组织实施。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税法资料中心。对其中特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参考意义的,应当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绝不仅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税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有能力的个人或单位都应该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税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税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这两个资料中心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的全体会员开放。如果因为资金、设备、场地、人员等原因而无法接纳太多的研究人员时,最起码在短期内应该向全体理事开放,并通过理事辐射全国。
      
      5.拓宽研究领域。作为税法学研究对象的税收法律关系本来就复杂多样,既有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也有国内税收法律关系;既有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又有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税法学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而应当满怀热情地将它们纳入自己正常的研究视野中来。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之研究重点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进行定位和调整,但是不能从整体上割裂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与此同时,税法学还应当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这方面税法与民法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起步,并且有了一些较高质量的成果,但与其他学科的关联研究还远远不够,税法与宪法(如税收权利的宪法保障、税收立法等)、税法与刑法(如各种税务违法犯罪行为等),税法与外国投资法(如税收国民待遇等)、税法与诉讼法(如税收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等)、税法与国际私法或冲突法(如大陆税法与港、澳、台三地税法间的冲突与协调等)其实都能找到跨部门法合作研究的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后税法学必然在继续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发展。除此之外,中国税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税法和国际税法的研究,通过比较,广泛地借鉴和参考国外税收立法和实践的先进经验,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税法学。
      
      
      
      (原文与熊伟合作发表于笔者主编的《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收入本书时作了部分增减)
      

    【注释】
    参见刘隆亨等:《制定我国税收基本法应具备的特征》,《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侯怀霞:《我国亟待制定税收基本法》,《税收与企业》1997年第4期;陈学东:《浅论税收基本法的调整对象》,《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李刚:《对税收基本法几个问题的认识》,《财经研究》1996年第2期;华国庆:《制定我国税收基本法刍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郭勇平:《关于我国税收基本法中税收司法体系的立法思考》,《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徐志:《我国税收基本法之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1期。

    参见刘剑文、熊伟:《也谈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研究》1997年第5期。

    参见涂龙力、王鸿貌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67页。

    关于这一问题,相关主管部门已经通过有关规定予以解决。参见《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

    参见朱大旗:《关于开征遗产税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柴效武:《论遗产税开征的理论依据与税制构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2卷第2期;蔡磊、仇永胜:《我国遗产税法的法理分析》,《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参见雷根强:《我国开征遗产税的难点分析》,《涉外税务》2000年第8期。

    在这方面,《合同法》、《婚姻法》的立法过程值得遗产税立法学习和借鉴。

    参见本书《WTO体制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法对策》一文。

    详见刘剑文、熊伟:《中国税法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法学》2001年第2期。

    日本学者北野弘久甚至认为,从法实践论的立场出发,税法学就是一种解释法学,它属于法律学或实用法学的领域。税法解释的意义,在于以宪法的精神和原则为指导,探求税收立法和执法的合宪性要求,使整个税法成为层次分明、效力统一的体系。参见其《税法学原论》(第4版),第10-14页。

    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以为,税收学与税法学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因为税收法律关系与税收关系从来就是合二为一的整体,理论上所谓税收法律关系是对税收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产物的提法只是学者们为了显示自己学科的特定价值而人为的区分。所以,完全可以说,税法学是研究如何对税收关系进行法律规范的学科,税收学是研究如何对税法进行经济分析的学科,二者研究对象重叠,研究视角各异,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研究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共享。参见刘剑文主编、熊伟副主编:《财政税收法》(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7页。

    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第3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

    参见杨仁泽:《现代“租税法”之评介与研究》,台湾地区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第33卷第4期。

    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刘隆亨:《中国税法学研究会筹备工作的报告》,《税法研究》1998年第4期。

    中国税法学研究会已于1998年3月28日成立,它是全国税法学界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者自愿参加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详见《税法研究》1998年第4期。并在此基础上,于2001年11月3日成立了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会。

    ]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法学研究》1999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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