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的个人空间

关于中国法学家的国际影响问题
发布时间:2005/1/14 14:46:00 作者:贺卫方 点击率[4974]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学科类别】法律信息

    【写作时间】2003年


    这是今年上半年在法律思想网与网友就中国法学家的国际影响问题进行讨论时我的发言的汇集,贴在这里,希望能够听到这里网友的高见,也希望能够成为这里的“贺卫方”的确是李逵而非李鬼的一个证据。
      
      一、 问题的提出
      
      看了桃花仙的那篇关于张文显教授的贴子以及各位网友的跟贴,很有些感触。其实老桃所针对的与其说是张教授本人,不如说是提出了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学者的具有国际影响,以及如何对待国际影响的问题。国际影响怎么界定?如果这个前提不先搞清楚,讨论就会陷于混乱。我觉得,所谓国际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学说著述得到了其他国家学术界的关注、引用,对于相关课题的学术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具体到我们中国学者,这种影响可以分作两个层面,一个是学术主张得到了汉学界的重视和较多引用;第二个层面则是著作受到了外国主流学术界的关注,甚至对于主流学说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回应并受到重视。就前者而言,这样的学者是不乏其人的。例如,西方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对于国内比较活跃的同行学者的作品通常是比较关注的,在著作中也经常引用。随便翻翻一些汉学家的著作,查查索引,可以发现一些最受作者关注的国内学者的著述被引用的情况。这样的影响应当说是国际影响——你总不好说这是国内影响吧。不过,这样的国际影响是意义不大的一种;真正值得关注的影响是第二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要遗憾地说,中国学者具有国际影响的人一个也没有。其中原因说来也很简单,首先是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有着两千年的漫长积累,能够作出原创性贡献的学者需要长久地在这样的学说与文化的长河中浸淫渗透,字里行间无不体现这样的文化特质。“纸上得来终觉浅”,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哪里是仅仅读上一些书、到外面留学几年就能够实现的。整体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法学这样的领域,中国还处在学习的阶段。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语言运用和语言能力。由于1949年以后官方对于法律教育以及法学研究的长期摧残,以及它的只有二十多年的缓慢恢复期,国内法学界至今能够用英语以及其他西方语言娴熟地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学者还很少。试看西方主流学术刊物所发表的重要论文,中国学者发表者有几篇?陋见所及,是一篇也没有!(记得武汉大学的韩德培教授曾经在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是介绍中国法的。)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本身法治以及经济的落后。法学的发展与学者所处的制度环境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在一个法治如此残缺不全的国度里,要产生具有国际影响的法学家恐怕是很困难的。同时,经济法治的落后也不大容易引发外人对于我们的学术界的关注。我们不妨看一下,是否有哪位印度法学家的学说在中国具有影响?在北大法学图书馆里,也有十来册印度的法学著作,也是英语著作,好像从来就没有人借阅过。而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眼里,中国的法治程度离印度还差一大截子呢!
      前一段时间我曾在回应桃花仙的帖子时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一方面要注重向西方的主流学术学习,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对西方学术的了解和西方影响作为衡量我们的法学成绩的惟一标尺——“别不拿村长当干部”。在这片土地上,为这个民族的法治建立做些贡献是更重要的。老桃看起来是不大同意我的看法。可惜他是神“仙”见首不见尾,很长时间不知到哪里神游去了。不管怎样,把上面的粗浅看法写出来,请大家批评。
      
      二、民族主义和语言
      
      民族主义可能是一个因素,不过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语言和文化。在二战以后的世界,随着美国国势的日趋崛起,英语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学生们的第一外语,在世界学术界的使用频度也越来越强,仿佛想当年法语在整个欧洲的地位。这使得能够直接用英语写作的学者较少的国家在学术的竞争中不容易处于优势。所以,巴西人昂格尔完全可以在美国的法学界独领风骚,N.卢曼只有著作有了英译本才国际声誉日隆。另一方面,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美国学术界对于外部文化的兴趣似乎远不及二十世纪之前。我们看那里的法律学者的著作,通篇只引英语作品的比比皆是,但是这并不妨碍那样的著作成为当代法学的经典。
      
      考虑到整个西方世界具有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的共同背景,所以相互之间的文化隔阂或许不像与东方之间那么大。我们有时候会低估这类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文化因素带来的交流困难。情况仿佛我们有时遇到某个中文说得很流畅的老外,但是交谈时你稍用些典故,他就一头雾水,交流的乐趣就大打折扣了。
      
      三、网友phoebus提到吴经熊先生
      
      是啊,吴经熊庶几近之了。想当年,John Wu意气风发,在《密执安法律评论》(1923)发表过“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律哲学”一文,霍姆斯本人以及著名法学家斯塔姆勒对于该文都评价甚高,后者还专门在后来的一期《密执安法律评论》上撰文评论,给出高度评价。霍姆斯去世后,其继承人退还霍姆斯保留的吴氏给霍姆斯的书信就有八十余封。在吴经熊的著作《超越东西方》里,作者详细描述了他与霍姆斯、庞德、威格摩尔等当时一流法学家的学术和个人交往,值得一读。
      
      四、对话能力与学科划分
      
      温故先生,愚意即使是宪法、民事法、刑事法等领域,学者们也许仍然有学术指向上的合理分工,有些人扎根本土,有些人可能追求国际对话。个人不大喜欢的只是过分看重某一个向度的价值而鄙夷其他学人的态度。当然,最好的那种是能够兼顾两者的学者。
      
      五、学术评价尺度
      
      用获得声誉(以及相应的利益)对于学者在哪里发表文章作出解释的确是很重要的。不过,至少在比较有名的大学,在西方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是很荣光的,例如每年都要统计学者们在被S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字,对于相关作者还要奖励。我觉得,更基本的原因还是目前在法学界有能力发表这类文章的学者太少。
      
      遥想当年,王宠惠、吴经熊那几代法学家达到的境界到今日还是难以企及的呢。在时下四十多岁的一代,季卫东教授在日本法学界确立了一定的地位。更大的希望恐怕要寄托给如今三十左右或者更年轻的学人了。法思网诸年轻网友,多努力啊!
      
      六、回复楼兰所谓“妾身未明”说
      
      首先,对于你所说的,“其实,贺教授所言,与这些人异曲同工,都是代表了那些尚未被外国人‘扶正’,从而有‘妾身未明’之感慨的中国人。” 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从何谈起。看看我最早的发言,只是因为大家似乎对于一位学者是否具有国际影响发生了争议,我提出需要对于怎样才算有国际影响需要作些界定,另外,如何看待所谓国际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甚至明确地表达了不同意那种一味地以国际影响来评价我们的法学成绩的做法,这个说法还得到了龙梁、一二等网友的肯定,白屏黑字,就在眼前,为什么你会说我也是那样的一个代表呢?
      
      当然,我的确觉得缺乏国际影响是当今中国法学研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希望在更年轻的学人的努力下,出现一些能够对于世界性的学术思想发展起到引领作用的大师级学者。这不是什么谁“扶正”谁的问题,而是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应有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把这种参与和对话的努力描述得如此“卑微”,这恐怕只能用“接受美学”的道理去解读。沈浪君最近刚在绿竹幽径贴出一则读书笔记,引三则文字,颇堪玩味。王船山《诗绎》论“兴观群怨”曰:“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常州派说词曰:“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刘辰翁《须溪集》卷六《题刘玉田题杜诗》云:“观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交涉。”此理或可用在这里。
      
      至于说列举主流法学刊物,我想,如果一个做学问的人,居然不知道在学术界,有些刊物是深受学界推重的,一文发表而天下关注,而另外一些刊物却引不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应该属于学术常识贫乏的问题。恕俺不在这里普及常识了。
      
      七、本土话语与理解
      
      很有趣。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法学界,用外来话语阐述和论证问题的著作大家在理解上没有多大困难,反而追求用本土概念表达思想的学者却往往只能面临普遍的不解。清华法学院的江山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跟高度近视君一样,据说江山教授也曾说他的书是为数百年乃至千年后的中国人写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值得讨论的呢。
      
      八、文化建设上的粗陋
      
      国栋兄的话让我想起肖乾先生在《尤利西斯》译序里的话,赶快找出来,抄在这里:“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我在英国伯明翰参观过一次莎士比亚外国译本的展览。在东方国家的译本中,最辉煌、最完整的是日本坪内消遥的那套全集:剧本之外,还附有传记、年谱、研究专集等精装烫金数十册,真是洋洋大观。紧挨着的就是中国:空荡荡的台子上,摆了薄薄的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田汉(说不定还是由日文转译的),中华书局出版。……那个孤零零的小册子同日本的全集译本并排摆在一起,就像是在一桌丰盛的筵席旁边放的一碟小菜。还不如一本不放,真是丢人!我至今想起此事,仍记得当时何等狼狈。我赶紧从展览会上溜出,一路在想:一个国家的国力不仅仅表现在大炮军舰的数目上,也不光看它的国民产值多少。像世界公认的这样经典名著的迻译情况,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文化水平。”
      
      九、应注重研究什么是“中国法学”
      
      谢谢郑戈博士的回应。“法学四才子”的说法俺是第一次听到,老鹤居然也末席陪坐,不禁大惭……
      郑戈的说法我很赞成,也很感叹。唐德刚、黄仁宇以及余英时诸先生的文章我也很喜欢,对于其中的不凡学识,尤其是家国情怀真正是印象极深。过去我很不喜欢“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类说法。但是,面对这中西学问与学人难以真正契合无间的问题,不免有些困惑了。
      
      前天东耳君的发言提出了很有价值的问题,他问道:“诸位似乎认为有各个地域的法学,比如说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法学,不知何谓?是问题是中国的还是解决方法是中国的?如果是前者的话,区分中国问题与非中国问题的标准是什么?中国有法学吗?有脱离社会学的法学吗?无论是苏力还是其反对者,都使用社会学的观点,法学现今独立了吗?对于规范理论与法律推理又有什么重量的论文?不要责备法学,因为根本就没有。要出现世界级的法学家,不对整个思想史作出贡献就不可能。又有几人了解思想史哪?”
      可否请诸位在这类问题上多费心讨论一下呢?另外,我们的学术制度也颇多需要检讨之处,它们是哪些呢?
      
      十、中国法学著作的外文版
      
      谢谢微云提出这个紧紧围绕主题的问题。“陋见所及”,就大陆学者而言,过去很长时间就是瞿同祖先生的著作(Tung-tsu Ch’u, 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Hague: Mouton,1961;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Ch’ing,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文革后的作品,包括张晋藩教授的《中国法制史》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王亚新教授的《中国民事裁判研究》(日本评论社,1995),季卫东教授的《现代中国法的变动》(日本评论社,2001。不知道“变得”一词在日语里是否就是“改革”的意思)。另外,在香港任教的大陆出身的几位学者——例如港大的傅华伶教授等——也有一些英文著作出版。
      
      温故和文斌两位先生能否介绍一下台湾学者著作在国外出版的情况。我只知道张伟仁先生有一部著作好像要在美国出版。另外,过去曾经翻过一本研究明治时期日本法律的中国因素的英文著作,作者仿佛叫做Paul H.C.Chen的,曾经留学日本和英国。
      
      十一、学术规范化及学术资源
      
      首先要感谢雪狼嚎君用了很多心力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在这里表达出来。这几天忙些别的事情,没有及时回应,请多谅。你在这篇议论涉及到国际影响的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讨论了怎样的法学研究才能够获得某种实在的国际影响。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是要在研究的视角、方法或者所谓进路(approach)上跟域外的研究有某种共同性,一是需要通过逐渐的积累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奠定的知识基础加以把握,并且能够在研究的过程中轻车熟路地运用。
      
      对于这两点我都非常赞成。的确,我们的法学研究在很长时间里是缺乏一种学术规范的规制的,举一个最浅显也是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形式表现,什么是论文,什么是评论,什么是规范书评,到现在仍然是糊里糊涂的。至于实证研究的缺乏更是明显的事实。对于学术研究的方法,尽管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广告式的书评里说什么本书方法新颖独到,但是那毕竟有些自娱的因素;实际上法学界整体上还缺乏对于法学方法的自觉,如何提出理论上的假说,在哪些地方获得证据,如何论证,怎样得出一个结论,以及法学的方法跟其他学科方法之间具有怎样的异同,等等,都很少仔细的讨论,更不必说形成某种主流意义上的共识了。九十年代中期,学界曾经有关于学术规范化的讨论,不过没有很深入地持续下去,在法学界的影响更是如强弩之末,没有多大的回声。闭门造车于僻壤之间,却寄希望于出门合辙于九州之外,当然是异想天开了。
      
      第二个看法涉及到比较复杂的问题。很明显,我们看今日的法学大师的经典著述,的确,是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资源加以支撑的。罗尔斯、德沃金、哈特,包括波斯纳,谁也不引用孔子、孟子的伟大著作。除了在修辞上或者偶尔到中国来讲学时为取悦于“客场”听众而引用一两句论语外,现代的法律政治思想的走势跟我天朝上国的煌煌思想史是没任何关联的。八十年代中,我曾经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中西文化比较讲习班,杜维明教授曾解释他这样的中国学专家在彼邦大学里的处境,略谓汉学家必须竭尽全力讲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之高妙价值,否则即有饭碗之虞——如果没有多少价值,开那么多银子聘这么多教授岂非吃饱撑的没事干了?不过,他在哈佛燕京学社可以如此,对于我们在国内从事法学研究的人来说,还是要在西学的道路上跋涉。可是,一味地跟西人讲西学,只是顺着柏拉图以降的路子爬,我们的“出头”之日恐怕要等黄河清了。
      唉,想不清楚了……
      
      十二、学术研究的分与合
      
      近日内手边有一活需要赶出,但是还是不由自主地总过来看一看大家的讨论。各位的观点都有启发意义:居士点出学科之间打通的重要,我很赞成。神游的分工说当然也有道理,不过,可能更需要看到分久必合,能够产生大影响的学者一定是在“合”的层面上作出大贡献的。楼兰对于法学界的边缘化的评价值得重视,但是现在已经看得到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其他学科的学者近年来也越来越意识到法律知识匮乏的缺陷,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不少学者表达了这样的态度,他们开始关注法律,阅读法学著作。因此,在逐渐形成自家绝活的同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沟通也是法学界应当注重的一项工作。祥虎的说法很有意思,我也赞成。实际上,能够为在我们这个老大帝国里建成法治作出实实在在的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理论,或者检验西方理论,这真正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呢。花园看来没有仔细看我在“楼顶”的那篇东西,我只是希望能够对于什么是国际影响,是否应当追求这种影响进行中立的讨论。另外,“殖民地”这样的表达我并不是太喜欢,什么叫“殖民地”?中国的思想学术如果彻底不允许所谓的“殖民”的话,我们是否还应当严格守着先秦诸子的摊子,决不容许任何外来学说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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