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的个人空间

对网友对我的评论的简短回应
发布时间:2004/10/12 13:13:00 作者:贺卫方 点击率[4046] 评论[0]

    【中文关键字】无

    【学科类别】法理学

    【写作时间】2001年


    日前,我偶然收到小未通过“乐趣网”给我的一则留言,知道海裔君的“为贺卫方一叹”,以及孤舟等的跟帖。读到海裔的一叹,我也不免一叹再叹――能够得到大家如此关心,心中极感温暖,同时,也极感惭愧,因为不幸的是,海裔的批评实在是点到了我的痛处。
      近年来,我似乎陷入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状态之中。由于这些年发表了一些有关司法改革的文字,尤其是在某些传播较广的大众传媒上发表了不少随笔、访谈等,所以就引来了不少国内高校以及司法部门的讲座邀请。一方面,自己生性随和,不愿意拒绝,另一方面,又自觉这样的工作有其社会意义,而且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些特长,因此就不断地讲了下来。自1998年开始,我每年在北大以外的演讲都不下30场。今年上半年,本来为了能够静心读书,我跟法学院有司商量,校内课停一个学期。可是,出乎意外的是,这个学期里我的讲座次数可能破了单学期讲座的记录――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外出一次,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自己戏称Airbus Professor。原来的读书计划竟然完全执行不了。孔子在说“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两种情况的时候,显然忽视了还有一种“讲而不思”或“讲而不学”的情况。我演讲时向来是不拿稿子的,先把要讲的内容想出个框架,上去就讲。讲的过程中也需要调动自己过去的知识积累,有时甚至有些观点是随机冒出来的,在书桌前反而想不出来。旅行中也总是要读点书,但完全没有在安静的书斋里读书的那种感觉。况且自己性好交友,好美食,好杯中物,每到一地,早有旧雨新知守株待兔,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如此这般,真的是越来越找不到读书的感觉了,焉能不老调重弹?
      我想告诉海裔和其他朋友的是,我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种现状的严重性,也会想方设法地改变这种状况。
      我感到困惑的问题之一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法律学人,究竟应当怎样设定自己的角色,以怎样的方式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我很高兴地看到,在“绿竹幽径”里,沈浪、亚西、孤星、理性诸君都对此给予了热切的关注和有益的讨论。我对自己的定位也有过变化。从前我的想法差不多是“不做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学外国法制史出身,跟当今的现实似乎毫无关联,很长时间,我更愿意涉猎一些与法学没有关心的东西。一会儿篆刻,一会儿读字帖,一会儿淘旧书……钱锺书、李健吾的书都把我迷得利害。而专业方面,虽然也读一些书,但却是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好在在政法大学时我并不教学,因而很少感受到来自学生的挑战。
      1995年调到北大来,对于我而言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我要教法理学,教比较法学,教西方法哲学。在这些方面,我是既无学术积累,又无教学经验。只能临时抱佛脚,边干边学。与此同时,因为教学,必然要思考自己讲解的那些知识,又要面对课堂上同学的挑战,所以眼界逐渐放宽,而且不断地转向中国现实的制度建设。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学术界正在突飞猛进地引进和研究西方的各种理论和学说。如萧翰所说,在90年代的前期,我的工作重点是参与并实际翻译了一些西方的法律著作,另外又通过学术刊物的编辑,为法学的发展作出了一点贡献。不过,没有参与过翻译或编辑工作的朋友也许不一定了解,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两种工作都有一定的代价。人们也许会以为翻译者对所译作品有最精湛的理解,其实呢,更多的时候,译者却是一个见木不见林的角色。虽然他需要对原著的思想以及知识背景有相当的把握,但一旦进入翻译过程之后,基本的重点却是如何将字句中的含义精确地用中文加以表达。这个时候,译者就要经常面临严复所谓“一名之立,踌躇旬月”的状态。记得在翻译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时,涉及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背景以及教皇国家结构中的各种层级官衔的翻译时,困难简直是大得可怕。由于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我对那些青灯黄卷地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们——如严群、何兆武、苗力田等先生——心中充满了敬意。自己近来翻译工作做的少了,但是,还是很乐于从事翻译的组织和策划工作。我坚信,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的法律教育、研究以及法律制度建设都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编辑方面,说老实话,虽然我现在担任着《中外法学》的主编,这份刊物自我主持以后也的确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扪心自问,我对编辑工作已经不像当年从事《比较法研究》编辑工作时那么激情十足了。这里大概有年龄的因素。另外,当年自己编刊物几乎像个体户一般,编校印发,样样都管。通过自己的劳动,眼看着一堆似乎杂乱无章的手稿成为一本赏心悦目、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刊物,心中的那种满足感真正是非亲历者难以想见。那一段时间对编辑以及出版真是着了迷,一些名编辑、名报人的传记,出版史料,相关规范,都不断地买来阅读,并不断的追求学术的规范化。现在编《中外法学》,自己要轻松的多,编辑部有几位十分称职的专职编辑,加上若干法学院在学术上风头正劲的年轻学者做编辑,我这个主编就真的是只管“大政方针”了。当然,这份刊物在许多方面还是能够显露出我的一些“编辑观”的,例如论文不限篇幅,文章的分类,注释体例,等等。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要老实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多产的学者。这种产出少的状况,并非自近一两年开始。自1985年任教迄今16年的时间里,我所发表的论文总数也不过20篇上下。虽然出版过几本文集,但体系化的学术专著却是一本也没有。我的一些同事也经常好心地劝我,应该下点功夫,写上一两本专著,可是自己总提不起兴致来。为什么一定要写专著呢?对于我而言,这真是个问题。虽然对专著兴味索然,但写起豆腐块文字来,却是兴味盎然。从1986年起,自己就经常写些一千多字的文章发表。尤其是90年代以来,写得更多了。以“慕槐”为笔名在《法学研究》上写了不少学术随笔作为“补白”,同时又在当时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刊上写了不少“人文札记”,主持《比较法研究》时每一期都写一篇“编后小记”。97年起,一直到今天,在《工人日报》、《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等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在这些随笔、杂文以及报章访谈里,自认为还是有一种追求的。一方面,要对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事务进行直率的评论,尽到作为学者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追求对相关问题作出具有学术水准的解读。尤其是当一些特别容易走向情绪化的问题上,自己力求以法律人的理性精神作出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使法治和民主的一些基本道理得以传播。
      回顾自己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以及非学术文字中的种种论述,大致上说,主要在下列问题上做了一些有新意的阐述:
      (1) 在法治的理论上,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中介,力图沟通法治和人治这两种传统观点认为不可调和的治理模式;
      (2) 寻找法律决策可依赖性的知识和制度基础;
      (3) 揭示中国古典治理模式中难以建立法律之治的各种原因(当然也探索其中于今日制度建设有价值的方面);
      (4) 对司法独立的必要性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论证,从而避免把它作为纯粹价值追求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困难;
      (5) 更细致地刻画描述中国司法制度建构中的种种问题,并注重从建设性的角度对改革方案的论证。
      许多人知道我,跟我的那篇引起较大反响的“复转军人进法院”有关,因而总觉得这是一个壮怀激烈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误会。虽然我立志不说任何违心之言,但由于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探索取的是一种知识角度的进路,因此所作分析更多的是平和、理性和建设性的。例如,对古典中国之所以无法形成良好法治的原因,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所谓封建统治阶级意志决定的论说;除了社会结构的原因外,我更多地从科举取士导致的种种制度后果作出分析。例如,官员知识结构与知识类型对其决策带来的影响,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能否包容或产生出严格的法律推理和决策的确定性,法庭的结构安排对决策模式的影响,等等。我相信,这样的解说更有助于展示历史的真实,与此同时,也对今天我们的制度建设具有更多的启发意义。今后,自己还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至于海裔君所提出的学术与政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如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三联版页54所说)理解政治的话,我实在是跟政治没有多大关系。既非为政治而生存,亦非靠政治而生存。
      最后,我要谈谈教学问题了。自从到北大以来,除了出国一段时间外,我的教学每年都获得过较好评价。原谅我“王婆卖瓜”一回——1997年获法律系教学一等奖;98年起,这里开始每年由学生评选法学院“十佳教师”,我蝉联三届;1999年度获北京大学优秀教学一等奖,2000年度,又特别光荣地当选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并位居第一。所以,自己从来对教学是很自信的。不过,可能正是这种自信产生了某种负面效果,自我感觉良好遮蔽了潜在的危机。本学期我开设了一门新课:“外国法制史”,深切地感受到了教学之难。有太多的书需要读,太多的问题需要安静地思考,可是,时间呢……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想起孔子的一叹。
      2001年10月11日凌晨 蓝旗营
      2001-10-17 0:22:34发表于雅典学园
      
      

    附:网友对本文的部分回应

      【一水寒】 2001-10-17 14:52:37
      学者是否真的就是“学者”,只学不思考,只从别人那里学来什么东西,就不价思索的用?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的是思考的人。海德格尔的书里面好像很少引用别人的什么话去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别人却经常的引用他的话。康德的著作也没有像中国人这样满篇是别人的话,确找不到自己的一点东西,说这个人说过什么,那个人说过什么,所以我说的对,而只有自己的逻辑论证。为什么我们不想思考?思考太累了,还是没有能力思考。我现在最不想看的就是这样通篇是别人的话,只在最后总结一下说我赞成拿一个或者我说的对的文章。中国人现在对学问的理解好像只在引用别人的话上,好像引用的多,引用的人出名就是大学问家似的,除了研究一个学者的思想不能不引用之外(我们不可能给学者们制造不是他们的思想,所以按照原意引用还是必要的),研究历史之外,我看大可不必这样,要不我们永远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学别人而没有自己的东西。贺老师虽然东西写的不多,但有自己的思考,这就足够了。
      
      【一二】 2001-10-17 17:47:01
      一水寒说得好!我也反对那种“为我所用”式的引用。其实反过来针对这些引用,也能找到一大堆正好相反的理论,甚至可以用同一个人的一段话来反驳其另一段话。所以这种只言片语的引用其实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最多也只能证明作者看的书多吧。思考的确是最重要的,只有思考才会有自己的语言,才能寻找到别人说话的逻辑,才可能与别人交流。
      
      【既醉】 2001-10-18 23:29:54
      贺先生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那就是“身后名”。现在文章少、无专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试看今日“著作等身”之学者,又有多少文字能流传后世,还不是速朽者众。
      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应该有现实的使命感)而言,“身后名”远比身前的名利重要得多,如果要问什么是你的贡献,唯有历史才有资格作答。
      
      【陈永苗】 2001-10-18 23:44:34
      醉兄,你上面的贴子是‘悲欣交集”的吗?
      
      一计名利,便落下乘!
      【曹呈宏】 2001-10-19 0:18:38
      身前名不当计,身后名更不当计。“我思故我在”,足矣!释迦牟尼现世期间,渡人无数,说法无数。如来自己一生没有留下任何专著、任何文章,事实上,连一个字也没有。这些说法之所以得以留传下来,都是他的一个弟子叫“阿难”的作了“课堂笔记”的缘故,所以佛经每一篇开头都是“如是我闻……”。孔子也是差不多,《论语》不是他写的,也是他的弟子的“课堂笔记”和回忆录;《诗经》也不是他写的,但他可能做过些整理工作,所以他说自己是“述而不作”。能够算得上是孔子作品的,大概只有《春秋》了吧。这是一本历史书,写出来后被孔子的弟子大吹法螺,说什么“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而乱臣贼子惧。”不过我看来看去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乱臣贼子”,但却没有一个人“惧”过哪怕一分钟。因此在我的眼里,孔子的这一作品实在没有那么大的功用,倒是《论语》那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宋人倒确实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实录,了不起!
      因此,在我看来,著作不在多,而在精!甚至不在精,而在无!当然,要达到“无”的境界,难之又难矣。在《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即《金刚经》)中记载,那天释迦牟尼去街上讨了饭,吃好后洗了脚,应邀开始上课,上着上着,他突然问弟子须菩提(在如来的弟子中号称“解空第一”):“须菩提啊,你认为我这么多年有说过什么法吗?”这个须菩提答得更绝:“没有啊,老师,您实在没有说过一个字啊。”如来对此大加认同。大家看这是不是莫名其妙?其实也对,如来讲的归他讲的,不是我们所思的,不是我们所得的,而我们所思的、所得的,那不都是我们自己的吗?又何尝是他讲的呢?可见把学问做到“无”的境界之难。佛道“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真是难以表达啊。
      说了这些话,也许有点不着边际,但是既然学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次高境界是“述而不作”,那么贺教授又何必为“作”少而顾虑?旁人又何必苛求其“著作等身”呢?有思想才是重要的!而悟透所有的思想其实从“无”而来,复将归于“无”,则是圣人的境界啊!所谓“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其实,许多所谓的“著作等身”的人,往往是东拼西凑,实是“他人著作等吾身”也。因此,让我唱一句非常俗的歌为贺教授送行:贺教授大胆地向前走啊,向前走,莫回呀头……
      
      【既醉】 2001-10-19 0:35:43
      惭愧,我也无法参透啊。
      永苗兄以前在法律思想论坛上也曾谈过禅,不知还记得否?
      永苗兄一问,既醉反思良多,不问情境,多有指责,必有失德。再细考较,缘何图虚名,其中恐亦有甘苦,回想一下徐国栋的阿东与阿西,别有一番滋味。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新人不跟在老人后面,是出不来的。可怜辜负多少仁人志士,此可谓悲欣交集也。
      
      【劳动者】 2001-10-19 0:41:36
      我觉得老贺是个“做事”强于“立说”的人。个人的选择还应该以个人的偏好,看书是可以一种思考的深入,而讲课的过程中又何尝不是呢?至于强求走哪种模式,的确是没有必要的。常规的课,我想还是减少为好,毕竟学识在某些方面已经相当的丰厚,如果不进行一些总结或个别有兴致问题的进一步的深化,也是一种浪费。然而这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自由的空间来保障的,个人方面应该想办法创造这种条件。此外,注意身体和精力方面的调养,自然可以业与学共进……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既醉】 2001-10-19 1:12:18
      曹兄,无论以佛或会通三家来解,学者的菩萨行当为“身后名”。名一离身,身不具名,实为名不副实,未得名之养。所以“身后名”者非名利之名也。
      以独立之思想存世间,启人以光明,可谓情有智,是菩萨之慈悲心。若即发愿,当求“身后名“,一生修持,当得菩萨道。
      佛陀说金刚经,是名大智慧,不是轻取一二或狂慧知解而能得的。试问自释迦牟尼以来,娑婆世界有几人成佛?当今之世又有几人修得阿罗汉果?唯发愿已多艰。像法时代,因人而异,当大力弘扬学者之“身后名”,此亦为传统之学术精神也。
      另《心经》非《金刚经》也。
      
      请关注贺先生的知识进路。
      【沈浪】 2001-10-19 14:56:50
      引用:
      ----------------------------------------------------
      在这些随笔、杂文以及报章访谈里,自认为还是有一种追求的。一方面,要对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事务进行直率的评论,尽到作为学者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追求对相关问题作出具有学术水准的解读。尤其是当一些特别容易走向情绪化的问题上,自己力求以法律人的理性精神作出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使法治和民主的一些基本道理得以传播。
      回顾自己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以及非学术文字中的种种论述,大致上说,主要在下列问题上做了一些有新意的阐述:
      (1) 在法治的理论上,通过“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中介,力图沟通法治和人治这两种传统观点认为不可调和的治理模式;
      (2) 寻找法律决策可依赖性的知识和制度基础;
      (3) 揭示中国古典治理模式中难以建立法律之治的各种原因(当然也探索其中于今日制度建设有价值的方面);
      (4) 对司法独立的必要性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论证,从而避免把它作为纯粹价值追求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困难;
      (5) 更细致地刻画描述中国司法制度建构中的种种问题,并注重从建设性的角度对改革方案的论证。
      虽然我立志不说任何违心之言,但由于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探索取的是一种知识角度的进路,因此所作分析更多的是平和、理性和建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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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先生的这篇夫子自道,让我感悟良多。我非常注意其中的两个关键词:知识和论证。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在激情、价值、权力等容易情绪化的事件面前,保持一份理性和冷静,坚守知识的立场,通过论证阐述自己的主张,是一件看似容易、其实十分艰难的事情。我们应该尊敬贺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切莫只把贺先生当作一个公众人物,把他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当作社会话题进行发挥;而是要关注他对一些问题所作出的“具有学术水准的解读”,最好是能够在知识和论证的层面上,做一些学术性的跟进。
      
      【lawfox】 2001-10-19 17:06:08
      学人在功利的社会自然的不尽无奈。
      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如今这广厦也该变成一种独到的安宁了吧。
      愿每个学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在书斋中静心。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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