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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目的的认定及其对对赌协议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3/20 17:35:25 作者:郑绪华 点击率[65] 评论[0]

    【出处】微信公众号:金诚同达

    【中文摘要】对于合同目的的精准认定,不仅可以清晰界定合同解除条件是否成就以及合同解释的方向和原则,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止将经营目标与合同目的相混淆进而为经营不利时解除合同寻找借口的不诚信行为,特别对于疫期管控下对赌回购行为的正确实施和有效救济,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中文关键字】合同目的;合同关联合同;合同解除;合同解释;情势变更

    【学科类别】合同法

    【写作时间】2020年


      目录
     
      一、合同目的的认定
     
      二、合同目的与合同关联目的的异同;
     
      三、合同目的认定的例证;
     
      四、以股权为标的的合同目的之认定;
     
      五、如何判定股权类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六、融资方能否以疫期管控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而解除对赌条款
     
      七、融资方能否以疫期管控导致的显失公平为由主张免除或减轻对赌责任
     
      八、结语
     
      始于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造成了主要疫区武汉和湖北其他城市的封城和交通隔绝,更造成了全国鼠年春节假期的延长、大中小学校开学延期和企业开工/复工日期的不定期延长,给全社会各行各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疫期管控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法律界已经有很多专业人士撰文给出了有价值的指引。本文不敢画蛇添足,仅从合同目的的认定角度出发,选取合同目的认定对对赌回购协议的影响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合同目的的认定
     
      《合同法》条文中有多处提及“合同目的”,它关乎到合同能否解除、合同如何适当履行及合同如何解释等重大合同问题。但是究竟何为合同目的,《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
     
      (一)从合同解除条件考察,合同目的为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履行主要合同义务。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是关于合同法定解除相应情形之规定,其内容为:
     
      I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II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III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IV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V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虽表述情形不同,但归纳而言,其实均为不履行根本/主要合同义务。现分析如下:
     
      第I种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和一百一十八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可知,不可抗力影响的是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性,主要和直接关乎到合同义务的履行。
     
      纵观整部《合同法》,其全部条文均是调整平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整部《合同法》聚焦的均是权利义务;即便《合同法》中有关于合同目的的相关条文,也是旨在通过引述合同目的而调整权利义务。即《合同法》只调整权利义务,不调整合同目的。
     
      故不可抗力并不能直接导致合同目的能否实现,它是通过影响合同义务的履行而间接影响合同目的。即《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I种情形规范的是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第II种情形,“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实为明示的不履行主要义务;
     
      第III种情形,“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是指当事人虽未明确宣告不履行义务,但其怠于履行主要义务的方式被法律推定为不履行主要义务的默示方式;
     
      第IV种情形,“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指当事人虽未明确宣告不履行义务,但其既有的违约行为被法律推定为默示的不履行主要义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综观上述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被推定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即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合同目的为对方当事人向本方当事人履行主要合同义务。
     
      (二)从典型合同内容考察,合同目的为双方当事人通过订立合同及履行合同本身所希望直接获得的利益
     
      以买卖合同为例,合同目的对于卖方来讲是取得标的物的对价货款,而对于买方来说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以租赁合同为例,合同目的对于出租方来讲是取得租金,而对于承租方来说则是取得租赁房屋的占有和使用权,即能正常使用租赁房屋的权利。
     
      再以委托合同为例,合同目的对于委托方来讲是取得受托方(代理人)提供特定服务(即处理委托事务)的权利,而对于受托方(代理人)来说则是取得服务对价即委托费用的权利。
     
      复以发起人协议为例,合同目的为通过订立协议而成立公司,并规范各方对公司的权利义务。等等。
     
      考察上述合同的目的,结合合同目的的文义,归纳而言,就会发现合同目的应指双方当事人通过订立合同及履行合同这一行为所希望直接获得的利益,对一方而言是取得标的物(行为)的对价款项,对另一方而言则是取得对方所提供的标的货物或服务的权利。
     
      二、合同目的与合同关联目的的异同
     
      合同目的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行为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合同关联目的是指双方非基于合同行为本身,但是基于与合同有关的其他行为或包含合同行为在内的其他组合行为所进一步追求的目的。
     
      合同目的(即合同本身目的)与合同关联目的是非常容易混淆的一对概念。
     
      如前所述,合同目的是双方通过订立及履行合同这一行为本身所希望直接取得的利益,如买卖合同的卖方的合同目的在于取得标的物价款,买方的合同目的在于取得标的物所有权。
     
      但合同关联目的,并非是双方通过合同行为本身所追求的目的,而是以合同目的为基础或桥梁或条件所进一步追求的目的;也不是仅通过合同行为即可实现,而是要在合同目的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条件才能实现的目的。比如买方在买卖合同项下的合同目的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的进一步目的可能是为了改装成新产品出售或其他;卖方在买卖合同项下的合同目的是取得标的物价款,但其取得标的物价款后的进一步目的可能是为了购买其他所需物品等。
     
      三、合同目的认定之例证
     
      (一)章建清、大兴烨扬(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686号[1]
     
      该案二审判决书中关于“合同目的”的论述摘录如下:
     
      ①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合同目的。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名称为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的核心内容是烨扬公司以6803.16万元对价受让章建清所持和源公司12%的股权,协议中并无和源公司上市等相关内容,故《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系双方当事人就和源公司股权买卖达成的合意,章建清作为股权出让方以获取股权转让对价款为合同订立目的,烨扬公司作为股权受让方以获得和源公司12%的股权为合同订立目的。烨扬公司主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和源公司上市,与合同约定不符,不予支持。
     
      ②二审法院认为:和源公司能否上市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无关。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核心内容是烨扬公司以6803.16万元对价受让章建清所持和源公司12%股权,合同并未涉及和源公司上市事宜。烨扬公司主张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和源公司上市,缺乏合同依据。即使如烨扬公司所称,其受让章建清的和源公司股权,最终目的是推进和源公司上市,那也是和源公司的经营目标,而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故和源公司经营行为对其能否上市的影响,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应否解除无关。
     
      (二)广东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596号[2]
     
      该案二审判决书中关于“合同目的”的论述摘录如下:关于中山大学是否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的问题
     
      本案中,判断中山大学是否有权单方解除《合建协议》《补充协议》的关键事实依据在于,业丰公司与长城公司履行《合建协议》《补充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致使中山大学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之根本违约行为。
     
      本院认为,作为教学科研单位,按时获得通过竣工验收的房屋系中山大学按期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的前提。中山大学按约定在2002年4月20日获得质量合格并可使用的房屋系其签署《补充协议》的根本合同目的,故业丰公司与长城公司未能按期交房的违约行为已致使中山大学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四、以股权为标的的合同目的之认定
     
      以股权为标的的合同大体可以分为股权转让合同及增资扩股合同两大类。而对赌回购合同因其权利义务表现为融资方(目标公司或原股东)购买投资方的股权,故仍属于股权转让合同。
     
      (一)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
     
      股权转让合同是转让方向受让方转移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合同,本质上属于买卖合同的范畴。
     
      《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由此,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对于转让方而言,在于取得所转让股权的对价款;对于受让方而言,在于取得标的股权。申而言之,受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目的,在于取得目标公司对其股权份额及股东身份的确认(章程记载或股东权利证明书记载)或取得相应的股权变更商事登记。
     
      (二)增资扩股合同的目的
     
      增资扩股合同表面看起来并无转让方,但是,目标公司发行新股(或新增注册资本)和拟加入股东认购增资(或新增资本)的行为,仍然具有买卖合同的本质特征。即目标公司为标的股权的出让方,拟加入股东为标的股权的认购方。
     
      如此,增资扩股合同的目的,对于出让方(发行方)而言,在于取得新增注册资本的对价和吸纳新股东;对于认购增资方而言,则在于取得新增股权或新增注册资本对应的股东权利。
     
      (三)对赌回购合同的目的
     
      对赌回购型合同,是一种包含股权转让/增资扩股以及股权回售(股权回购)两种行为的复合型合同。其合同目的视履约阶段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合同履行初期,其合同目的对于融资方(目标公司或原股东)来讲,在于取得标的股权的对应价款及吸纳新股东;对于投资方来说则为取得标的股权。
     
      在合同履行后期,其合同目的对于融资方来讲,在于在符合特定条件下支付溢价股权回购款以回购投资方的股权;对于投资方来说则为按约定溢价取得股权对价款。
     
      五、如何判定股权类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一)普通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判定
     
      如前所述,合同目的在于合同对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后果。故一般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卖方取得价款,买方取得货物或服务的所有权或控制权。
     
      当一方怠于或拒绝履行其主要合同义务时,相对方的合同期望将落空,其合同目的将不能实现。
     
      故可以对方当事人是否履行其主要合同义务来判定一方的合同目的能否实现。
     
      (二)股权类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判定
     
      股权转让合同或增资扩股合同的目的,也应严格遵守上述关于合同目的认定的方法来确定,即以相对方是否履行其主要合同义务为标准来认定。
     
      或有观点认为,股权类合同的目的不仅在于取得标的股权,更在于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以及盈利。故凡阻碍股东对标的公司进行正常生产经营及盈利的事件,均导致股权类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但上述观点混淆了股权类合同的目的与股权类合同关联目的的区别,将目标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这一合同关联目的视为合同本身目的,从而据此认为目标公司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属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这一观点已被最高法院在上述案例中以“目标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属于目标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合同目标”为由予以批判和否定。
     
      六、融资方能否以疫期管控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而解除对赌条款
     
      (一)疫期管控对于对赌回购协议不构成不可抗力
     
      对赌回购协议中,负有对赌回购义务的当事人——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在具备特定条件的情况下,负有以约定溢价购买投资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的义务。即原股东在对赌回购协议项下的义务实为付款义务。
     
      若在对赌回购行为发生前,目标公司所在地发生疫期管控,目标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将受较大程度的不利影响。但由于原股东所负的回购义务实际上是向投资方支付一定价款,该等付款义务的履行不同于依赖现实交通条件的运输义务或交货义务,除非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导致电信中断从而无法实现网络付款,否则,即便出现疫期管控,也不妨碍原股东履行对赌回购义务。
     
      故疫期管控对于对赌回购协议不构成不可抗力。
     
      (二)疫期管控不能阻碍合同目的的实现
     
      如前所述,对于股权类合同而言,其合同目的在于对方当事人履行其主要合同义务的后果。疫期管控(如交通管制和聚集隔离等)虽可能暂时导致相关股东会决议及股权变更登记和支付价款等事项无法现场办理,但却可以通过网络形式予以办理,即疫期管控不仅不能导致受让方支付价款的合同义务不能履行,也不能阻碍转让方或目标公司通过网络形式履行其变更股权的主要合同义务。故不能导致股权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况且,即便影响股权类合同目的短期无法实现,其经过一段时间后仍能实现合同目的。
     
      故疫期管控不能导致股权类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任一方当事人均不能以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特别是对赌回购合同目的为由而请求解除对赌回购合同。
     
      七、融资方能否以疫期管控导致的显失公平为由主张免除或减轻对赌回购责任
     
      如前所述,疫期管控虽然对股权类合同的履行不构成不可抗力,但其确实严重影响了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此时,若因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触发了对赌回购条款而启动对赌回购,则在目标公司已经遭遇重大不利的意外事件的基础上,又要求目标公司或原股东按照原溢价条款回购投资方所持股权,这对于目标公司及其原股东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从平衡双方利益的角度考量,构成不公平。
     
      为此,当疫期管控导致目标公司经营业绩触发对赌回购条款时,应允许融资方与投资方股东协商变更原对赌回购条款,或由融资方以情势变更为由申请变更或解除对赌回购条款。
     
      八、结语
     
      对于合同目的的精准认定,不仅可以清晰界定合同解除条件是否成就以及合同解释的方向和原则,而且可以有效地阻止将经营目标与合同目的相混淆进而为经营不利时解除合同寻找借口的不诚信行为,特别对于疫期管控下对赌回购行为的正确实施和有效救济,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郑绪华,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第九、十届深圳市律师协会公司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广东省律师协会公司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著有股权投融资法律实务专著《精进股权》(法律出版社)、对赌争议法律实务专著《对赌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和《公司诉讼类案裁判研究报告》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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