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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判员职业伦理的实现方式
On the Way about Realizing the Judge’s Professional Ethics
发布时间:2019/7/17 22:39:55 作者:刘辉 点击率[169] 评论[0]

    【出处】《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中文摘要】对审判员而言,司法公正是职责要求,司法宽容是悲悯情怀。司法公正是要确保对行为的裁判结论公正,而司法宽容则是指向行为人的宽容。裁判说理与陪审员制度都是确保司法裁判的技术性与伦理性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法律共同体内部的行业自治与立法对重要伦理义务的确认,均为保障司法公正的有力举措。以公开促公正是构建审判员职业伦理维续机制的首要原则,以民主促公开则是该维续机制的动力保障。

    【中文关键字】司法公正; 司法宽容; 法官惩戒委员会; 陪审员制度; 裁判说理

    【英文摘要】The judicial justice is the duty requirements for the judge. The judicial tolerance is the noble sentiments of the judge. The judicial justice means the court decision is fair for litigants. The judicial tolerance refers to the sympathy to the perpetrator. The explanation institution about referee basis and the jury system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ensure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he technical and ethical features of the judicial judgment. Both the autonomy of law community and the legal confirmation about some important ethical obligations are powerful measures to ensure judicial impartiality. The first principle about how to construct the continuity mechanism of the judge’s professional ethics is to promote openness for justice. The democratic system conducive to information openness is the motive force of this mechanism.

    【英文关键字】judicial justice; judicial tolerance; jury system; referee reasoning; disciplinary committee of judges

    【学科类别】司法制度

    【写作时间】2019年


      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法官法》。在该法的第48-51条规定了法官惩戒委员会运作机制方面的内容。审判员职业伦理的维续需要作为行业自律组织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发挥基础作用。公正与宽容是审判员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需要职业伦理自律机构与法律规定予以维护,也需要陪审员制度、裁判说理等配套制度的支持,才能有效落实到司法职业的实践中。司法的首要职能在于维护个案公平与社会公正,保障公众对未来的可靠预期。在司法场域中,公众对审判员公正行使裁量、判断职权的角色期待获得回应的圆满程度,不仅依赖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对司法裁量权的合理约束,也离不开审判员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裁判能力的支持,还取决于审判员个人道德良知与职业伦理自律的状况。职业伦理建设与国家法律强制之间的主辅关系,是重视司法职业伦理自律的逻辑前提。司法职业伦理建设服务于增强司法权威的目标,从结果角度来看,裁判文书对技术性与伦理性要求予以兼顾是反映审判员履行伦理义务状况的客观形式。通过专业推理与民意常理在审判员独立司法与陪审员参审过程中的合理平衡,可以实现在司法公正前提下追求司法宽容的伦理目标。从过程角度来看,以媒体监督为代表的公众舆论监督和以法官惩戒委员会为代表的行业自律监督,对审判员遵循审判规则的情况发挥着监督功能,国家立法与国家职能机关则发挥着辅助保障司法职业伦理维续的作用。
     
      一、司法公正与宽容要求的职业伦理意蕴
     
      对我国公务员职业伦理规范的基本认识,是讨论审判员职业伦理问题的评判前提。对于公务员而言,作为底线要求的廉政义务应当通过制度、法律予以确认;作为高尚追求的勤政义务,需要借助内化的人格力量提供支持。“我国的法官道德毫无例外地都是在行政化的指示下建立。”[1]在讨论司法职业伦理问题时,首先需要考虑对“干部”设定的行政伦理标准。检察院的检察员与法院的审判员都首先需要遵循公务员职业伦理要求的廉政义务。
     
      (一)审判员职业伦理建设的迫切性
     
      法院与审判员的职能在于维护个案公平与社会公正,守护社会秩序的底线,为公众提供合理预期的参照基准。审判员精湛的司法技能与优良的道德品质能够充分展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即在于职业伦理规范的完备与有效程度。以人格与角色独立为基点的职业伦理规范,不同于以服从与责任承担为基点的职业伦理规范,因为前者更可能是以个体对宗教理想、政治信念等超越式理念的虔诚信仰作为理念前提,而后者以个体对群体的忠实奉献作为现实要求。在我国,审判员的职业伦理规范显然是建立在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自觉认同、积极奉献,因此审判员需要在爱国亲民、廉洁公正的长期、全面精神规训状态下,努力塑造符合组织期待与民众偏好的角色形象。这种将伦理规范的基础完全构筑在现世生活细节上的文化形态,不同于国民普遍信仰宗教的国度给个体保留适度超越尘世寄托之思维空间的文化类型,认为外在意识规训强于个人反躬内省的的作用,所以在职业伦理规范的安排上容易倾向于对行为结果的监控而忽视对行为过程的督导。在结果导向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容易忽视任何行为过程都依赖相应的社会条件支持才能导向预期结果的规律,而是经常强调个体应当通过个人努力克服现实条件的障碍来确保预期结果的实现。从概率论的角度来看,少数人的确有可能凭借强韧的意志做到攻坚克难、拒腐防变,但也会有少数人选择在外观行为上迎合组织与公众的角色期待,但在伦理规范与法律制度监管疏漏的环节更多考虑个人需要的满足。这种表面上无私、暗地里苟且的人格分裂现象,可能因少数投机者对预期秩序的肆意破坏而呈现蔓延的趋势,从而有力地瓦解通过全面、长期意识规训营造的观念氛围。“破解司法活动中腐败之难题,其要在于构建制度、伦理、环境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2]《财经》杂志在2013年刊发的《法官腐败报告》中对200位法官的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包括窝案与串案增多、中高级法院腐败现象堪忧、法院院长成为腐败高发人群等结论。这反映出预防、惩治法官腐败的难度。“2004年5月,时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吴振汉和10多名法院庭局负责人、法官因严重违法、违纪,先后东窗事发;2005年至2006年,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爆发‘腐败窝案’后,又相继爆发了三任院长‘前腐后继’的惊人案例。同期,武汉中院两任院长腐败落马、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名副院长和4名法官因涉嫌受贿被逮捕。”[3]2008年被查处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2015年被“双规”的原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都是发人深省的警示案例,反映出仅靠法制监督但对审判员职业伦理自律机制重视不够的问题。推进职业伦理建设的前提是承认制度建设的基础作用。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会强调借助个人的品行修养来弥补制度监控的疏漏,这种对于“有德者宜在高位”的价值预期,经常会因为公职人员无法妥善处理多重社会角色冲突的现实矛盾关系干扰而陡然落空。因此,只有承认个体自私的本性需要制度安排予以约束,才能构建出让公职人员在面临角色冲突时“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条件。在制度有效运行的前提下,职业伦理建设才能够发挥引导公职人员树立并坚定“不愿腐”信念的作用。
     
      为改善司法工作作风、增强司法公信度,最高法院在2010年5月20日发布《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后,又于2010年12月6日发布了修订的《法官行为规范》。维护司法机关与审判员的独立地位,以保障实现司法公正目标,是现代世界关于法治建设的价值共识。“2001年2月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和促进国际透明度及司法公正组织起草了《法官行为准则》。”[4]法治的优点在于为公众提供稳定的秩序预期,并以对司法裁判的强制执行来保障法律秩序的实现。审判员公正地适用法律做出裁判,是公众对立法构建的秩序框架增强信任的前提条件。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短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基于审判员职业伦理的特殊要求,重视对审判员独立司法地位的制度保障,提升职业群体内部对审判员行为进行全程监督的效能,给审判员在审判程序空间内展开基于司法良知的裁判说理创造必要的条件,才能解决仅靠外在规训无法督促个体主动追求更高道德标准的难题。职业伦理的导控作用主要表现为对行为过程、方式的约束,因此并非判断案件裁判结论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对于裁判结论的评价,主要依靠陪审员参审与裁判说理的制度建设以及不断提升审判员职业技能水平。
     
      (二)司法公正是司法宽容的前提
     
      审判员在运用法律解释技能、事实认定技能的过程中,始终需要持守独立司法的信念,不偏不倚地适用法律,在法律程序设定的空间内裁判。在法律规则明确可以适用的条件下,优先适用法律规则;在法律规则存在漏洞的情况下,衡量适用法律原则,是审判员在司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首要准则。司法程序的基本作用表现为,对利益交涉过程的规范化。在当事人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展开论辩的情形下,审判员通过指挥庭审过程、中立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为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或信服裁判结论创造了必要条件。在遵守审判程序要求的前提下,对于司法裁量的理由进行充分说理论证,才能让当事人直观地感受到司法公正。“法官适用和解释法律的过程就是实现正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保证法官形成内心的确信。”[5]从程序制度对司法适用过程的规范作用来看,维护司法公正的伦理义务,首先表现为中立、平等地对待当事人。这是准确适用法律的必要条件,也是追寻个案公平与社会公正目标的必然选择。“司法公正无疑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司法伦理的基本内容。”[6]廉政义务是公务员应当遵循的伦理、法制要求;对审判员而言,公正司法的义务也是如此。基于公正司法要求展开的职业伦理监督,意味着对不当司法行为的预防与规制,而非仅对违法裁判结果的惩治。对于适当司法行为的判断标准需要以审判员群体的阶段性共识为依据,而且审判员群体的共识应该获得社会公众的基本认同,因此通过构建职业自律组织的形式来强化审判员群体内部对司法公正目标的尊崇,是塑造审判员职业共同体意识的首要任务。
     
      审判员的职业伦理表现为司法公正与司法宽容。司法公正是要确保对行为的裁判结论公正,司法宽容则是指向行为人的宽容。司法宽容只能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实施。由于立法者与裁判者均非全知全能的超人,而只是通常在专业技能与伦理水平上略高于诉讼当事人,所以在努力做到公正适用法律的同时,还应当对当事人的过错抱以宽容地惩戒的态度。在对涉案行为的公正评判与对行为人的宽容理解之间,并不存在紧张的冲突关系。“司法宽容只能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实施。”[7]人性无善恶,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不存在善恶之分,但演化为具体目的之行为选择却需要接受关于是非善恶的评判。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基本的秩序来确保文明的维续与个体的安宁,所以对于反社会行为或越轨行为必然需要予以适度规制。法律视角的评判首先关注行为,并力求基于关系疏离的预设条件来拆解式地评判具体行为对法律关系的影响;但审判员也需要兼顾在不同的成长条件下与现实境遇中做出行为选择的行为人个体的独特性,从而做出呼应公众情理期待的裁判结论。“法律人应当为整个法律的道德吸引力负责”[8],因为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来看,实施越轨行为的个体同样是群体不应轻易疏离的组成人员,而法律制度的宗旨首先是维护人权、构建良序社会;所以在惩戒越轨行为的同时对行为人存有必要的同情态度,是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要求;那么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秉持司法宽容的态度,就成为审判员义不容辞的职业伦理义务。
     
      综上所述,从功能视角来看,法律主要是用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等价值冲突问题的规制工具,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基于不同价值标准产生的善恶评价问题。审判员在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过程中,需要追求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的目标,以实现公正地评判涉案行为是否合法以及如何分配法律责任的问题。由于作为个体的审判员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专业知识、思维方式与价值偏好对事实与法律问题做出判断,所以在廉洁司法的基本前提下,将对行为评判的司法公正与对行为人认知局限的司法宽容作为对审判员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有利于发挥法院化解利益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在扎实开展职业技能训练的条件下,审判员群体的职业自律是促进司法公正追求顺利实现的首要方式,而立法层面的强制督导则发挥着必要的辅助保障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忽视诉讼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利,审判员可能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方面出现严重的认知失误,因此对审判员遵循职业伦理要求的情况也应当以程序化监督作为首选方案。至于裁判结果的对错,则不应被视为评判审判员遵循职业伦理情况的重要依据。否则,行政化的请示与审批现象干扰审判员独立审判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二、设立审判员职业伦理自律机构
     
      审判员职业伦理的首要作用在于,通过防范滥用司法权力的腐败行为,防范司法不公的现象出现。“司法腐败,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司法职权,违反法律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以非正当手段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9]伦理义务的履行状况首先取决于职业团体内部的自治水平,其次需要借重伦理义务适度法律化的转换,但绝不能过度迷信国家机构包办统揽的效果。仅靠伦理规范的宣教引导,显然难以达到反腐倡廉的目标,但片面依靠法律制度督廉也不足以促成审判员的自律行为。唯有借助具有社会自治性质的伦理规范与具有国家强制底色的法律形成的合力,才能更有效地实现依靠他律、促成自律的目标。
     
      (一)审判员职业伦理自律机构的作用
     
      公职伦理规范属于社会自治规约,因此充分发挥公务员职业协会、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职业自律功用,才能使公职伦理规范切实地发挥督导个体行为的作用。从域外的法官职业伦理发展实践来看,法官群体的内部监督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内聚力的重要保障。我国司法实践的复杂现状,使得名义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存在诸多矛盾,究其原因在于司法体制改革亟须推进、法官遴选制度不够合理、社会氛围不容乐观。“对法官在不同场域中予以不同的角色定位是造成角色冲突的根本原因。”[10]只有努力构建审判员应当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力的共识,才能按照法治发展的规律推动司法职业伦理建设活动向恰当的目标推进。在政府向市场、社会还权的时代背景下,利用职业自律机构、社会舆论监督的力量,实现对审判员的他律目标,具有成本低、收益高的优势。当然,由于我国新闻行业的职业伦理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媒体监督必须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造成舆论干预司法的负面影响。
     
      维护法律秩序是法院的基本职责,促进社会和谐则是法院工作追求的永恒目标。法院通过审判员的公正司法行为实现维护法律秩序的功能,借助审判员司法宽容的悲悯情怀实现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在法院独立审判的制度背景下,审判员应当承担维护司法公正的伦理义务,并砥砺司法宽容的思想境界。伦理规范内化为道德人格需要经过认知、情感、意志与行为环节的连贯锤炼。尽管职业教育、个人修养等因素能够提升审判员的伦理认知水平,但缺少必要的制度支撑,就会让坚守伦理义务的审判员承受过高的成本甚至损失。域外诸国设置公职人员伦理监督机构的做法,显然是维护恪守职业伦理者正当利益的有效举措。“现今的中国司法仍然呈行政化管理特征,法官无独立超然的地位且收入菲薄,法官并不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神圣的职业。”[11]既然仅靠倡廉无法确保审判员自律,那就需要通过制度与法律的创设进行督廉。在加强审判员职业伦理制度化与法律化建设的过程中,域外设立审判员职业伦理自律机构的做法值得效仿。从裁判结果、诉讼程序与职业伦理三方面整合审判员责任制度,使职业伦理自律成为督促审判员诚信、廉洁司法的首要方式,可以在司法独立与责任追究的价值目标之间实现恰当平衡,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不当司法行为的发生。
     
      (二)设立审判员职业伦理自律机构
     
      以公开促公正是构建审判员职业伦理维续机制的首要原则,以民主促公开则是该维续机制的动力保障。职业伦理的他律功能是促进道德人格养成的现实基础。审判员职业伦理维续机制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但按照社会自治与法律监督的划分方式来看,职业公会的自律与新闻媒体的监督都属于社会自治的内容。法律共同体内部的行业自治与立法对重要伦理义务的确认,均为保障司法公正的有力举措。司法公信度的提升需要经济、社会与政治条件的合力支持,审判员职业伦理维续机制建设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对于职责伦理的遵循情况,首先应当由法律职业共同体组建的职业公会进行监管。例如,“在美国,无论律师、检察官还是法官,都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行为受全国或州一级的司法伦理规则约束。”[12]同行评价是提升职业伦理水平的优先选择,立法干预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审判员职业伦理的维续机制首先表现为,法官协会对遵循职业规范情况的监督。“我国目前与法律职业有关的协会主要有律师协会、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及法律教育工作者协会等。这些协会一般制订有职业伦理守则之类的规范,但一般都处于悬置状态。”[13]随着各界呼声的增强,近几年来最高法院已经开始推行探索建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举措。将于2019年10月1日实施的、最新修订的《法官法》已经将各地试点探索的重要经验纳入相关的法律条文中予以确认。
     
      2017年8月29日《江苏法制报》在第二版用整个版面,公布了《江苏省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官代表委员库组成人员基本情况》《江苏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检察官代表委员库组成人员基本情况》,其中江苏省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官代表委员有60名,分别来自三级法院不同审判庭室、以及执行、管理岗位。“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制定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序。”[14]目前,京、沪等市与吉、辽、闽、冀等省已经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试行章程,初步构建起审判员职业伦理的维续机制。选任职业伦理惩戒机构组成人员仅为开展监督工作创造了初始条件。针对审判员的言论、社交等行为设定细化的行为准则,以及受理社会各界投诉、听取被投诉审判员的抗辩意见等具体程序机制的完善,都是在近期应当抓紧推进的重要工作。
     
      综上所述,在立法为审判员队伍职业化建设预留自治空间的条件下,通过立法督促审判员廉洁司法的切入点在于构建法官问责制度,按照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明确问责情形、究责程序、豁免条件等内容。除了通过立法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之外,审判员的职业自律规范应将预防、惩戒审判员违反裁判规范的行为作为重点,使审判员的司法失当、违法行为能够在伦理规范与法律制度的双重约束下得到及时矫治。法律制度的施行成本较高、运行效率偏低,因此在防范审判员违背职业伦理要求方面只能发挥补漏、兜底的作用,法官惩戒委员会作为行业自治组织应当发挥比法律制度更加便捷、有效的行为督导作用。
     
      三、协调法理与常理的司法制度安排
     
      在审判员队伍职业化建设方面,提高审判员的裁判说理能力、发挥陪审员在裁判结论社会效果方面的权衡作用、加强法官惩戒委员会作为职业自律机构的基础作用,都是当前亟待探索完善的重要工作内容。对于裁判结论合理性的保障,首先需要依靠陪审员等制度的改革。陪审员基于社会生活常识的立场提供的庭审意见,则是防范审判员在逻辑与经验之间选择失衡的重要判断依据。裁判说理与陪审员制度都是确保司法裁判的技术性与伦理性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
     
      (一)陪审员制度保障司法公正的功能
     
      审判员的专业判断是否符合公众基于常情、常理、常识形成的观感,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度的提升。陪审员制度的推行有利于实现在专业判断与常识判断之间的恰当平衡。在刑事司法领域,域外的陪审员制度对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司法公正程度发挥着直接的作用。例如,“在法国,由3名法官和9名陪审员审理刑事案件时,案件结果由合议庭投票决定。其中8票及以上决定案件事实,6票及以上决定法律适用。在决定案件事实时,至少需要8票。这说明在决定被告人有罪无罪时,即使3名职业法官都认为被告人有罪,还需要至少5名陪审员的一致选票。”[15]如果在事实认定方面,陪审员享有5/8的决定权;在法律适用方面,陪审员享有3/6的决定权,那么立法规定不合理或法官裁判有失公允导致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况,就可能最大限度地被预防与矫正。“陪审员与当事人有共同的价值观,目的是为了保护被告免于受贪污或偏颇的检察官控诉、非中立的法官对于法律的任意解释以及不合情理的、恣意的法律适用。”[16]由于刑事审判事关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或财产权益,所以发挥陪审员制度的平衡作用显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裁判结论的合理程度不仅体现在专业的逻辑推理方面,而且反映在其与民意常理的契合程度方面。中国目前仍处于形式法治初创时期,因此通过完善陪审员制度来有效化解司法与民意之间的观念冲突,可以不断增强司法的公信度与权威性。司法精英化、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之间的张力,可以通过陪审员制度的逐渐完善而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在民事、行政审判领域,通晓民情的陪审员同样可以发挥促进个案公平、提升司法公信度的作用。在社会内生的规则与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罅隙,陪审员则是熟悉并能够合理反映社会内生规则具体内容的有生力量,可以给审判员依法行使裁量职权提供翔实的参考依据。“法庭上需要的人民陪审员应当是通晓事理、公道正派、熟悉当地风俗民情和生活习惯的‘社会贤达’。”[17]2016年12月底,在全国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督察推进会上,28家来自全国部分省市的高级、中级、基层法院交流了工作经验。兰州市新区法院等法院还权于合议庭、主审法官的做法,为陪审员发挥民主参与的作用创造了条件。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于2016年6月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中,总结了陪审员履职的经验与困难,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建议。2018年4月27日,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人民陪审员法》,已经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做出相应规定。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与陪审员制度的逐渐完善,裁判文书说理制度也有望得到合理加强,有利于确保法院裁判文书的技术性与伦理性特征获得兼顾。
     
      (二)通过裁判说理促进司法公正
     
      审判员对司法公正与宽容的伦理追求,都能够通过裁判理由与结论,直观地展现在当事人和公众面前。“许多国家的立法都非常重视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如比利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第二款规定:所有判决必须简明扼要地说明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择定某种刑罚或措施及其程度的理由;意大利刑法典第132条第一款规定:法官在权限内自由判刑,但须附具自由裁量的正当理由。”[18]裁判说理制度就是要通过审判员的说理行为,来检验其对司法公正伦理义务的遵循状况。建国以来的司法工作机制注重追求“案结事了”的社会、政治效果,因此沿袭了中国传统的“礼情司法”模式中的一些做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现代社会多元价值并存背景下民众法治信仰的形成。我国目前的司法管理体制具有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因此审判员为避免被舆论监督或上级问责,不敢说理、怠于说理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就使得司法公信度难以获得裁判说理具体实践的支持。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背景下,向审判员与合议庭还权,以及成立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的举措,都有利于保障法官独立司法,解决审判员不敢说理、怠于说理的问题。
     
      法律内容安排的合理性不能代替法律适用过程的正当性。审判员对职业伦理义务的遵循状况,直接关系到对优良立法的恰当解释或对立法偏颇的适度矫正。如果审判员的裁判说理不能充分地向当事人展示,而只能保存在副卷中用于向领导汇报和接受日后的监督检查,那么审判员与作为紧密结合型组织的政府中的普通公务员就没有实质区别。“对法院独立的司法体制应当予以检讨。改革的路径,应围绕法官独立这一核心而展开。”[19]域外的法治建设经验能够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在法院与法官的关系处理方面,过分强调行政化的特色,只能带来贬损司法公信度的后果。随着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审判员真正转变为独立法官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强。作为独立施动角色的法官,才更可能将职业伦理要求内化为对高尚品格的期求。裁判说理是审判员在逻辑上说服当事人认同法律规范与裁判结论的必要方式。详细说理的裁判文书是评价审判员是否恪守公正司法伦理规范的基本凭证。
     
      综上所述,提升审判员裁判说理能力与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都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举措。陪审员制度作为弥补精英司法过程中审判员社会生活经验不足的合理安排,同样是促进司法公正与宽容的重要保障。随着司法程序制度的逐渐完善,对实质司法公正的追寻已经更多地体现出依赖司法职业伦理规范作用的倾向,因此在司法责任制改革向审判员与合议庭还权的形势推动下,积极构建审判员职业伦理维续机制是保障法官独立司法的必要条件。
     
      总而言之,就像医生诊断病症的过程中需要依赖专业知识、技能独立判断一样,审判员在裁判案件过程中也需要根据庭审过程中的论辩交涉情况作出裁判结论。这类高度专业化的业务行为需要受到职业伦理规范的有效约束。虽然立法可以吸纳部分重要的伦理义务要求,实现有力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但并非所有伦理义务都适合借助赋税成本的支持而添置法律义务的包装。司法职业伦理追求的实现,不仅需要诉讼程序制度的完善、审判员裁判说理能力的提升、陪审员参审作用的有效发挥、法官惩戒委员会运行机制的成熟等条件支持,而且需要在理念层面上对审判员独立审判地位的尊重,以及审判员对司法公正与宽容的目标发自内心的认同与维护。仅靠国家的立法规定只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形式司法公正的保障,只有发挥审判员职业伦理维续机制的社会自治作用,才能卓有成效地实现实质司法公正的目标。


    【作者简介】

    刘辉,法学博士,乡村振兴法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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