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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人格尊严条款与人权条款的关系分析
发布时间:2017/10/1 21:51:59 作者:刘辉 点击率[318]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摘要】从宪法第33-50条规定的基本权利内容来看,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属于具体权利条款。该条款在条文结构上限制了人格尊严的内涵和外延,从公法人格权的角度来调整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宪法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中,人格尊严主要指人在道德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尊严。人权条款的作用在于顺应社会的发展形势,及时接纳和规范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利益主张。二战后,不仅国际条约将人的尊严作为基本的价值准则,而且德国、波兰、韩国等国的宪法中均设立概括性人权条款,同时还明确人的尊严是人权的基础。以人的尊严作为人权的存在基础,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中文关键字】人格尊严;基本权利;人权条款;价值基础;人的尊严

    【学科类别】宪法学

    【写作时间】2017年


      《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尊严条款是公民对抗滥用公权侵犯人格权行为的基本权利条款。公法上的人格权是宪法规定的人权包含的一项内容。因此,第38条不能成为第33条第3款的解释依据。由于人权条款具有外延的开放性,所以需要借助“人的尊严”来界定“人权”的内涵。人的尊严既包括精神性的人格尊严,也包括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内容。将人的尊严作为人权条款的价值基础,能够为宪法基本权利的种类调整和内涵限定提供参照标准。有学者认为,“宪法基本权利是人的尊严具体化的结果。各项基本权利的正当性基础是人的尊严,人的尊严是我国宪法中的不成文规范。对于已列举的宪法权利,该权利内容和人的尊严可以互相印证,对于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可以从人的尊严出发,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概括性条款而导出。”
     
      一、源自文革教训的第38条
     
      我国现行 1982 年《宪法》第 38 条增设了保障公民人格尊严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肯定的观点认为,“1982年之前中国各时代的宪法均未规定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因应‘文革’期间个人受政府和他人恣意迫害、丧失做人尊严的严重后果, 宪法适时地增设保障人格尊严的条款。1982年《宪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赫然写着‘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根本大法。” 对于文革这段历史记忆的诸种原因与影响,尚须深刻反思。“‘文革’中造反派对‘牛鬼蛇神’实行非法拘禁、公开批斗、群众专政。” 这一将社会成员划分等类进行区别对待的重大历史事件,正是由政权组织内的部分公职人员主导。
     
      同时,也有观点指出第38条的局限性,认为“我国现行宪法中人格尊严规范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工具性突出,而价值性、开放性不足。” 针对该条存在的局限,学者们尝试将“人格尊严”解释为“人的尊严”。这样做的一个理由就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德国基本法》等重要的法律文件, 均将”人的尊严“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来对待。例如, 《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明确规定: ‘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 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更进一步来讲,人类出于对基本安全的渴望,需要对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做出必要的防范。“鉴于无限权力(如纳粹国家)蔑视个人和过度权力(如苏联)贬抑个人的惨痛历史,宪法规定‘人的尊严’旨在禁止把个体作为国家的客体。” 充分地理解第38条的文义射程范围,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
     
      二、第38条是公民对抗滥用公权者的重要条款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在整个宪法权利规范的序列结构中, 第38条乃被置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条款 (第 37条) 之后、住宅不受侵犯条款 (第 39条 )之前, 而这种勾连结构的具体形态也意味着 ‘人格尊严’可被倾向于理解为只是一项个别性的基本权利。” 有观点指出,无论从第33-50条对基本权利内容的体系安排,还是从第38条的条文结构来看,人格尊严的内涵与外延都被严格限定。 对该条款的现实意义予以肯定的观点认为,“正确组织国家权力体系, 培养拥有独立的人格理念与主体性意识、理性处理群己关系的现代公民, 乃立宪民主制的常识。”
     
      立足于释义学的立场,“从历史解释的视角来看,宪法第 38条规定的人格尊严, 是指公民得到尊重的权利。” 具体而言,“侵犯人格尊严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少数人或多数人,还可能是集体(如单位)、或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直接侵犯人格尊严、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可能危害更大,纠正更难,一个社会发生大规模的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往往与权力的介入有关,甚至是由权力一手操办。正因为此,宪法捍卫的人格尊严主要是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人的尊严。” 例如,“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社会公众对于执法者侵害违法者人格尊严的行为,更多的是持宽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因而相对于其他社会性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自身权利更易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且无法得到救济。”
     
      这就意味着第38条着重调整的法律关系,首先是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宪法关系。因此,有学者指出,“宪法上人格尊严须符合宪法关系的一般属性,即其是在对抗公权力对个人施加的侵害之时才予成立的。虽然人的尊严在内容上既与刑事法律关系上的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等有重叠之处,又与民事人格权的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但终因法律关系属性之差异而获得分殊。” 当然,这一条款对与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法律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例如,2006年 3月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5条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 应当公开、公正, 尊重和保障人权, 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
     
      三、人格尊严侧重指称精神方面的人的尊严
     
      为挖掘第38条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潜在意义,有观点曾呼吁,“‘人权入宪’在目前看来,其宣示意义远大于规范意义。因为‘人权’之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的分歧,‘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在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略显突兀,缺乏实在支撑点。唯一可以被用来作为这一宣示的规范落脚点的,似乎就是人格尊严。” 反对的观点认为,“我国宪法第 38 条人格尊严的哲学基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是目的、人格发展、交往理论,而是着重于个人的名誉与荣誉保护;宪法文本表述并非人的尊严、人性尊严,而是人格尊严,且该条既未规定在总纲中,亦未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之首,即使与‘国家尊重与保护人权’一款结合起来阅读,亦无法取得与其它国家宪法上的规范地位。人格尊严在我国宪法上属于独立条款,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因此,人格尊严条款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条款,不宜成为人权条款的价值基础,而人的尊严作为国际通行的价值准则可以被用来担此重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的尊严业已普遍地见诸各种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中。可见,人们对‘二战’的反思,更多地集中于极权主义时期人的尊严的失落。而正是这一重大的历史反思,使人的尊严成为”二战“后世界各国公认的法律上的最高价值准则,并由此成为各国法律及国际公约中的基本条款。”
     
      有学者从语义区别的角度指出,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中国的语境中,人格尊严主要指人在道德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尊严。然而,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尊严只是人的尊严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还包括人的非道德、非精神方面的尊严,如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政治生活方面、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尊严。将人格尊严和人的尊严同义化理解,或许在德国法的语境中能够成立,但在我国的语境中,显然超出了人格尊严的文义承载范围。” 人的尊严作为价值理念可以借助人权条款的实定法形式,与具体的权利形态之间形成紧密的辐辏关系。“当我们承认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时候,那么,每个人根深蒂固并且是最为本质要求的人的尊严,自然就对国家和法律的管理范围、运作方式提出了现实的要求。” 因此,将人的尊严作为人权条款的价值基础更具可行性。“20 世纪人权曾经遭受严重践踏的国家,不仅在宪法中设立概括性人权条款,同时还明确人的尊严是人权的基础。德国、波兰、韩国等国的宪法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四、人的尊严是人权条款的价值基础
     
      人权条款的作用在于顺应社会的发展形势,及时接纳和规范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利益主张。因此,“在形式上,宪法人权规范应当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以适应人的尊严随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发展。” 人的尊严作为维护社群存续的重要价值导向,侧重于描述和规范社群成员在重要社会关系中的相对地位,而非在社群活动中必要的利益分配方案。“人的尊严”和人权的主要差别在于:首先,分析的视角不同。人的尊严是从人的本质着眼,而人权则是从人的行为着眼;其次,具体内涵不同。人的尊严意味着行为人相对于国家、政府或社会所处的地位,而人权意味着一种资格,要求国家的平等对待;再者,所处地位不同。人权是保障人的尊严得以实现的手段。 因此,“人的尊严”并不因为列举权利增加而萎缩,相反,首先作为道德权利存在的“人的尊严”,其含义日益丰富,并可以析出列举权利,是宪法权利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相对于既往的论证方式,人的尊严可以在共同的理性讨论基础上成为社群内部重叠的共识。“在已经去魅化、世俗化、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自然权利说、天赋人权论作为人权的基础已经难以成为共识。在我国当下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人具有尊严是一个经验性命题,是人日常生活中都能够感知得到的,以人的尊严作为人权的存在基础,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例如,“《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在序言中不再沿用《世界人权宣言》对人的尊严的表述方式,而是将宪章所载明的基本权利作为欧洲历史传统的精神与道德遗产,承认尊严、自由、平等与团结为共同体承认的共同与普遍价值。”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尊严可以被无限地抽取到花样繁多的利益主张中作为论据。人的尊严仅支持被社会共识赋予正当性的利益主张。“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的权利,是指直接影响人的尊严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的权利;那些仅仅为人的尊严提供条件或保障的权利,并不属于‘人的尊严必须负载的人的正当权利’范围。一句话,人的尊严所能发散出的权利,只能围绕着人的尊严的核心内容来设定,而不能从人的尊严的外围部分来获取。” 过分地为权利增量的努力,并不必然为人权增值。若将人权条款比喻为公序良俗通过宪法,与公众的利益主张进行沟通的桥梁,那么人的尊严在过去和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则仿佛是人类青睐的桥墩与护栏。
     
      五、人的尊严源于个体独特性对社群存续的价值
     
      人的尊严是权利、义务、责任共同的价值基础。“根据人的尊严的内涵, 人既是法律上的权利主体, 也是法律上的义务主体和责任主体。” 二战以来,人的尊严作为法律体系价值基础的尝试,源自对国家权力滥用的恐慌与防范需求。“回顾西方的宪政史,虽然早在 1937 年爱尔兰宪法的前言部分就已提及对于公民人性尊严的保障,但对‘人的尊严’最早作出完整的宪法规定的是德国基本法。” 学者们对于这一做法展开了翔实的论证工作。例如“在哈特的正义观中,人的尊严是其实质,公正或正义只不过是人的尊严的社会显现,人的尊严由此成为评价制度与行为是否正义的最终标准。” 再如,“人的尊严、民主选举是现代国家正当性的两个重要来源, 已经成为世界宪政不可抗拒的潮流。”
     
      按照规范宪法学的论证方法,可以将人权定义为依据社会重叠共识认定的人的尊严而应当享有的正当利益。“通过宪法解释的技术,将宪法第33条第3款的‘人权’界定为‘人基于人的固有尊严享有的权利’。这种解释根本上仍然属于目的解释,但它不存在背离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问题。从文义解释上说,人权定义为‘基于人的固有尊严而享有的权利’,完全在人权概念的文义射程之内。从体系解释上讲,人权概念所在的条款处于公民基本权利一章的首条,将其定位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原则条款在逻辑上能够成立。” 对于人的尊严的理解建立在重视社群成员多样性对于人类进化的必要性。“尊严是一种超验的价值,它不像成就、财富那样纯属一种形诸于外的价值,而是内在于每一个生命体之中,因为这一生命体是独特的,其思想、形貌、经历、社会关系都是不可复制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独特性成就了人的尊严。” 通过人的尊严观念对依宪释法活动的指导作用,可以为促进规范、文明执法提供伦理资源。“在目前我国行政法律法规不断地将执法者的执法权力纳入到法律监督和制约框架的情况下,公权优位传统思想的影响与执法者自身执法理念的偏差是导致暴虐执法行为频发的更为重要的根源,而非完全归咎于相关行政立法的缺失。” 人的尊严理念是治疗官本位社会中权力崇拜、身份歧视之宿疾的一剂良方。


    【作者简介】刘辉,男,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注释】

    [1]胡玉鸿:《“人的尊严”思想的法律意蕴》,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胡玉鸿:《“人的尊严”的法理疏释》,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6期。
    [3]胡玉鸿:《“人的尊严”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载《公法研究》(第六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胡玉鸿:《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的尊严》,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7期。
    [5]胡玉鸿:《人的尊严与弱者权利保护》,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
    [6]李海平:《宪法上人的尊严的规范分析》,载《当代法学》2011年第6期。
    [7]李海平:《论人的尊严在我国宪法上的性质定位》,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8]李累:《宪法上“人的尊严”》,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9]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 38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0]刘志刚:《人格尊严的宪法意义》,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11]马岭:《国家权力与人的尊严》,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1期。
    [12]马平:《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一个中国语境下的诠释》,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2期。
    [13]石毕凡:《作为基本权利的人格尊严及其规范意涵——以“卖淫女示众事件”为例》,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
    [14]王世涛、杨海涛:《违法者人格尊严的法律保护——以“扫黄”行动中曝光性交易者为例》,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5期。
    [15]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
    [16] 章剑生:《“人的尊严”之下的行政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7]郑贤君:《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规范地位之辨》,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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