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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死刑制度改革
发布时间:2012/6/8 14:28:39 作者:赵秉志 点击率[941] 评论[0]

    【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3月第50卷第2期

    【中文摘要】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代,死刑制度全球发展呈现出废止死刑成为主要潮流、深受国际人权观念和人权运动影响、受到国际组织力量的有力推动以及国际法制化特点明显等趋势,并在适用的罪种、对象、溯及力、救济措施、执行方式和数字公开等方面严格限制死刑。我国当今的死刑制度在死刑的价值和适用的罪种、对象、救济制度及数字公开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改革完善。当代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应以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作为近期目标,以全面彻底废止死刑为远期目标;选择司法改革与立法改革并进的路径,并在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积极采取多种改革措施。

    【中文关键字】全球化;中国死刑制度;死刑制度改革

    【学科类别】刑法总则

    【写作时间】2010年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之中。“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18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限制与废止死刑成为非常响亮和强劲的时代命题。这一命题不仅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律文件所认可,而且逐步成为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废止死刑的全球化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对死刑适用的严格限制,对中国死刑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但是,“除了一切人所共有的准则以外,每个民族的自身都包含着某些原因,使它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71。中国的死刑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因此,在特定的死刑历史、文化、法律、民意、社会实践等条件和死刑全球化变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死刑制度的发展面临着如何有效整合这两方面要求的重任。本文拟从全球化的视角,研析中国死刑制度在当今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及改革对策。

      一、全球化时代死刑变革的国际趋势暨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

      尽管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法律制度等差异,世界各国的死刑状况存在一定不同,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死刑的发展出现了趋同的趋势,并形成了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

      (一)全球化时代死刑变革的国际趋势

      在中外刑法立法史上,死刑曾经泛滥一时。但是,伴随着人权思想的复兴,死刑逐渐受到质疑。18世纪初,英国著名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乌托邦》中指出,应该废止窃盗罪的死刑。120-125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者贝卡里亚首次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系统而鲜明地提出了废止死刑的理论主张。49-51随后,限制与废止死刑论开始产生广泛影响,并进而推动了很多国家废止死刑或者削减死刑罪名的立法。18世纪80年代,贝卡里亚的观点首先被托斯卡纳和奥地利的开明统治者所采纳,他们在几年之内将死刑暂时搁置起来。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面临将死刑限制在最严重犯罪范围内的压力。1794年,宾夕法尼亚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除了对一级谋杀以外其他所有犯罪都废止死刑的州。1861年,出于实践的需要,英国也将死刑限制于谋杀罪。20世纪初期,一些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和平时期对所有的罪行都废止了死刑。但是,由于20世纪中期发生了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国际事件,原来一些已经废止了死刑的国家,又重新恢复了死刑。到20世纪60年代,即在贝卡里亚系统提出废止死刑主张近200年之后,全世界仅有25个国家废止了死刑,其中11个国家系彻底废止,14个国家系废止和平时期的普通犯罪死刑。但此后30多年中,又有52个国家废止了所有犯罪的死刑。截止2000年10月,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废止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大约为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有10个,而保留死刑的国家为71个。16321世纪后,世界废止死刑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世界废止死刑运动是相关国际环境与各国国内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它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死刑的格局,并导致了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新趋势。总体而言,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代国际死刑制度的变革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废止死刑成为死刑变革的国际主要潮流,并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现代国家关于死刑的实践主要有4种:完全废止死刑、对普通犯罪废止死刑、事实上废止死刑以及保留死刑。当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废止了死刑,并且这一现象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文献记载,1965年,诺威尔·莫里斯教授向联合国报告了死刑在世界上的状况,在当时,仅有25个国家废止了死刑。到2001年12月,废止死刑的国家增加到了89个。到2007年12月31日,91个国家对任何情况下的任何犯罪都废止了死刑;10个国家对普通刑事犯罪废止了死刑;另外,有33个国家已经10年以上没有适用死刑。589-595废止死刑的国家在世界上占了大多数。而截至2009年6月30日,世界上超过2/3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其中,废止所有犯罪死刑的国家地区多达95个,废止普通犯罪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为8个,而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为35个(以过去10年未执行一例死刑为标准),即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多达138个。1可见,全球范围内废止死刑的趋势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第二,全球死刑的变革受到国际人权观念和人权运动的深刻影响。“国际人权法上限制死刑的态势的形成,最明显不过地打上了国际人权研究的烙印。”从历史的角度,无论是国际限制与废止死刑思想的萌芽,还是全球限制与废止死刑思想和运动的不断勃兴,都与国际人权的观念和人权运动密不可分。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关于人权的观念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这主要是“二战”后,人们对战争、和平等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对国家权力进行了重新定位,在人权观念方面有了新的认识,进而使死刑的限制与废止形成了一个大的潮流,其背后支持的基本理念,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人权。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全面废止死刑时代。而这也与1983年欧洲理事会通过《关于废止死刑的第六附加议定书》、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旨在废止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二任择议定书》和1990年《美洲人权公约》的成员国通过《〈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止死刑的议定书》密不可分。“这三大人权公约的出台提升了人类社会废止死刑的速度,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轮废止死刑的高潮。”

      第三,全球死刑的变革受多种国际组织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作为一种国际潮流和全球化趋势,全球死刑的变革除各国自身的努力外,还受到了多种国际组织力量的影响和制约。在各种组织中,联合国、欧盟、美洲国家和国际组织、非洲联盟等对全球死刑的变革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如联合国1966年12月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89年12月通过的《旨在废止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以及1984年12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等法律文件都对国际社会限制死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欧洲理事会1983年通过的《<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止死刑的第六议定书》和2002年通过的《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全面废止死刑的第十三议定书》等国际文件对欧洲乃至全球废止死刑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美洲国家和国际组织、非洲联盟也都致力于废止死刑运动。如1990年美洲国家组织大会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废止死刑议定书》仅允许成员国在战争时期保留死刑,且仅限于极其严重的战争罪;2008年12月5日非洲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号召非洲国家中止执行死刑。所有这些都显示,国际组织对国际死刑的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全球死刑的变革呈现出国际法制化的倾向。这主要体现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都对死刑废止与限制进行明确,并因此对条约签署国具有公约约束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死刑的全球化变革。在国际条约方面,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启了全球死刑废止历史的进程。该公约第6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最为严重的犯罪”。1989年联合国《旨在废止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则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废止死刑运动向前发展。该议定书第2条规定:“本议定书缔约国管辖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同时,该条第2款还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已经废止死刑的国家不得恢复适用死刑”。除此之外,一些区域性国际条约,如《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废止死刑的第六议定书》、《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全面废止死刑的第十三议定书》、《美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止死刑的议定书》等,也都对死刑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在国际法制的影响下,全球死刑废止的国家不断增加,死刑实际执行数不断下降,死刑废止已成为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媒介因素,并直接影响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开展。

      (二)全球化时代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

      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是指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制定与通过的有关死刑适用的国际规范。当前,国际社会在推动死刑废止的同时,也为尚未废止死刑国家的死刑适用制定了一些国际标准。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看,这些标准主要包括以下6个方面:

      第一,关于死刑适用的罪种标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中限定:“在未废止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何谓“最严重的罪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第1条规定:“在未废止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应当理解为其适用范围不应超过致命的或其他极度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与此同时,在2005年4月20日通过的联合国2005/59号决议中,联合国人权署敦促各国对死刑的适用必须“确保死刑不被适用于如金融犯罪、宗教活动或意识形态的表达以及成年人间经同意的性行为。”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1999年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列举的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的情况(即指不应配置死刑的情形)主要有:毒品犯罪、强奸罪、绑架罪、经济犯罪(包括我国所称的财产犯罪)、职务上的犯罪、宗教犯罪等。从而进一步明确和严格限定了死刑适用的罪种范围。

      第二,关于死刑适用的对象标准。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主要从4个方面对死刑适用的对象进行了限制:1)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5款规定:“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第3条对此予以重申。这一禁止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2)对孕妇或新生婴儿的母亲不得执行死刑。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5款规定:“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第3条规定:“对孕妇或新生婴儿的母亲不得执行死刑。”3)对弱智人与精神病患者不适用或不执行死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第3条规定:“对已患精神病者不得执行死刑。”同时,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1989/64号决议通过的《对保障措施的补充规定》第3条规定:“在量刑或执行阶段停止对弱智人与精神严重不健全者适用死刑。”4)提倡对超过一定年龄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1989/64号决议通过的《对保障措施的补充规定》第3条提出了“确定不可判处或执行死刑的上限年龄。”体现了国际社会进一步限制死刑的精神。

      第三,关于死刑适用的效力标准。这主要体现为死刑适用的溯及力标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应按照犯罪时有效的法律判处死刑。对此,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第2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只有犯罪时法律有明文规定该罪行应判死刑的情况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如果在犯罪之后法律有规定可以轻判,该罪犯应予轻判。”可见,关于死刑适用的溯及力,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第四,关于死刑适用的救济标准。从当前国际社会的死刑实践来看,判处死刑的人数与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这是因为罪犯从被判处死刑到被执行死刑期间还可能获得很多救济,并因而得以免除死刑的执行。当前,这种救济也成为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之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第7条也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寻求赦免或减刑,所有死刑案件均可给予赦免或减刑。”通过赦免或者减刑,被判处死刑的人最终可能免予死刑的执行。这体现出国际社会对死刑的限制和对死刑犯权利的保障。

      第五,关于死刑执行的方式标准。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第9条规定:“判处死刑的执行应尽量以引起最少痛苦的方式为之。”与此同时,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1996/15号决议通过的《对保障措施的补充规定》第5条进一步要求:“催促可能执行死刑的成员国适用《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将被判处死刑囚犯所受痛苦降至最低,并避免此种痛苦加剧。”虽然这两个法律文件并没有明确规定死刑执行的具体方式,但是其所强调的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执行的痛苦,体现了对死刑犯的人权保障。

      第六,关于公开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标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0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各缔约国承担在(甲)本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的一年内及(乙)此后每逢委员会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提出关于它们已经采取而使本公约所承认的各项权利得以实施的措施和关于在享受这些权利方面所作出的进展的报告。”据此,虽然与死刑相关的国际公约并没有明确要求各国公开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但是考虑到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0条第1款规定的报告义务,以及各国在报告死刑情况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因此,笔者认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0条第1款的规定,实际上包含了各缔约国有报告本国死刑判决和执行数字的义务。

      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死刑制度及其面临的挑战

      全球限制与废止死刑的浪潮和有关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是国际社会注重罪犯人权保障乃至由此推动人权普遍保障的体现。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死刑的这种全球化变革趋势和要求也对中国现有的死刑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全球化时代中国死刑制度的现状①

      死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现有的死刑制度主要规定在1997年的刑法典中。②总体而言,中国现有的死刑制度状况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死刑适用的对象。刑法典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49条同时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法典并没有明确“罪行极其严重”的具体内涵。学界一般认为,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458

      第二,关于死刑适用的罪种。死刑适用的罪种主要体现为刑法典分则的具体死刑罪名。③据统计,1997年通过的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死刑罪名数量多达68种,由于后来相关司法解释取消了奸淫幼女罪而将之并入强奸罪④,所以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为67种。其中非暴力犯罪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5.67%,占全部358种非暴力犯罪的12.29%;仅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渎职罪两章中的非暴力犯罪没有设置死刑条款。

      第三,关于死刑的法定刑设置。中国现行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相对确定的死刑,但也对少数几种犯罪的加重犯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死刑。其中,现行刑法典对劫持航空器罪、绑架罪、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以及拐卖妇女、儿童罪等罪的加重犯就规定了应当判处死刑的绝对法定刑。绝对死刑立法使法官在对罪犯的量刑无自由裁量的余地,而只能不加区别地适用死刑,这不利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同时也不利于区别对待和“少杀”刑事政策的贯彻。111

      第四,关于死刑的执行方式。中国现行刑法典规定了两种死刑执行方式,即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中,关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刑法典第48条第1款后半段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在中国,死缓制度的确立是为了减少死刑的执行,从而贯彻“少杀”政策,而不是为了减少死刑的适用,因为死缓仍然属于死刑的范畴。254

      第五,关于死刑的溯及力。按照中国现行刑法典第12条关于“从旧兼从轻”的刑法溯及力的规定,中国死刑适用的溯及力采取的当然也是从旧兼从轻原则。

      第六,关于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关于中国判决和执行的死刑数字,基于国际和国内等多方面原因的考虑,至今尚未公开。虽然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经常会通过各种渠道(如新闻媒体的报道)了解并公开其所掌握的中国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但这也仅仅是有关国际组织的粗略统计,并不准确。实际上,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公开每年的死刑判决和执行数字。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死刑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

      对照死刑变革的国际趋势和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笔者认为,中国死刑制度在死刑适用的效力标准和死刑执行的方式标准这两个方面基本符合死刑全球化的要求,但在死刑的价值、罪种、对象、救济和死刑公开数字等标准方面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主要体现为:

      第一,在死刑的价值标准方面,注重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仍有待加强。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法律思维最重要的影响,表现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须承认、维护和促进世界政治体系的共同价值标准,比如法治、公正、人权等等。这就要求各个民族国家必须把自己的法律发展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中。作为全球限制与废止死刑运动的最主要理念,人权观念对死刑制度的改革有着深远影响。近年来,虽然中国的人权理念得到了不断加强,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还于2004年3月载入宪法而成为中国的宪政原则;但是与西方民主和法治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权理念仍存在相当的差距,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二,在死刑适用的罪种方面,刑法典分则规定的死刑罪种与刑法典总则的规定精神并未完全对应,死刑适用的罪种范围存在泛化倾向。虽然中国现行刑法典总则第48条第1款将死刑适用的罪种限定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有利于限制死刑适用的罪种范围,但是从刑法典分则设置的死刑罪名来看,其对死刑罪种的规定并未与总则的限制完全对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1)刑法典分则规定的死刑罪名中,有些并没有达到性质极其严重的程度,如走私淫秽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组织卖淫罪等都难以堪称性质极其严重。尤其是传授犯罪方法罪也被列入死刑罪名之中,更是不能令人接受。4582)有些罪种如盗窃罪,行为人采取秘密手段窃取,并未使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对这类犯罪设置死刑,至少在犯罪的客观层面上难以体现与具有暴力性质的抢劫罪的区别,从而背离了刑法公正。3)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均设置为死刑条件,不利于抑制杀人犯罪,反而可能使伤害罪的行为人进而杀人。基于中国死刑罪名设置的现状,我国有学者正确地指出,以中国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衡量,中国当前宽泛地设置死刑罪名,尤其是对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的犯罪设置死刑,明显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相冲突。第三,在死刑适用的对象方面,现行刑法典对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不够。如前所述,中国现行刑法典对死刑适用与执行对象的禁止仅限于“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但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已经将不得适用或执行死刑的对象范围扩大到了“新生婴儿的母亲”、“弱智人”和“精神病患者”,甚至提倡对超过一定年龄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因此,中国应当扩大禁止适用与执行死刑的对象范围,以便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

      第四,在死刑适用的救济方面,当下中国的赦免制度名存实亡,死刑判决的救济手段十分有限。由于中国存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一死刑执行制度,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只要在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就可以通过减刑而免予一死,这有利于贯彻“少杀”,是对死刑犯的一种救济。但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却很难通过有效的救济手段免予执行死刑。实际上,中国的宪法中虽然规定了特赦,但是由于晚近30余年来中国一直未实施过特赦,赦免制度几近名存实亡。这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关于“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的规定大相径庭,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第五,在死刑判决和执行数字的公开方面,中国一直没有予以公开。笔者以为,公开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不仅有利于中外了解当前中国涉及死刑的犯罪状况,满足公民对国家死刑状况的知情权,而且有利于加强民众对我国死刑制度及其改革的监督,促进民众对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认同,同时也是履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0条第1款规定的报告义务的需要。而不公开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显然是弊端丛生、令人质疑的。

      三、全球化时代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对策

      针对中国死刑制度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我国应当正确确立死刑制度改革的方向,选择合适的改革路径,并通过积极的制度建设,使死刑制度朝着全球死刑变革的潮流和方向不断完善。

      (一)全球化时代中国死刑制度改革方向的确立

      关于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方向,概括而言,无外乎三种主张:一是主张保留现有的死刑制度不变;二是主张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但不废止死刑;三是主张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并最终废止死刑。其中第二、三种主张在路径上会有阶段性的重合,但由于最终目标的不一致,因此即便在相同阶段其对死刑的限制和减少幅度等也会存在一定的区别。笔者认为,从应对死刑变革全球化挑战的角度,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以现有的死刑制度为基础、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并最终废止死刑。其中,限制和减少死刑可以作为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而全面和彻底废止死刑则可以作为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远期目标。这是因为:

      第一,从国际方面看,限制和废止死刑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流,并为许多国际法律文件所规定。据统计,截止2008年6月底,中国政府签署或者加入的人权类国际公约共有23部。在这些人权国际公约中,有多部与限制或者废止死刑的问题紧密相关,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这些公约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对死刑的限制。同时,一些国际性法律文件如2007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62/149号决议,还号召在全世界范围中止执行死刑。对此,中国应当顺应死刑变革的国际潮流并切实履行有关死刑的国际义务,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并最终废止死刑。

      第二,从国内方面看,民众对限制与废止死刑并非完全不能接受,限制与废止死刑逐渐在当今中国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虽然当前许多调查表明,中国绝大多数民众还都赞成死刑,但有的调查得出了一些积极结论。如有调查显示,关于对死刑的总体态度,虽然主张保留死刑的人数占到了被调查对象的90%,但是其中主张“完全保留死刑”的仅有29.9%,有60.1%的人主张“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而当被问及“有学者主张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死刑,如用不可减刑、不可假释的无期徒刑代替死刑(即对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不判处死刑,而是改将他一辈子都关在监狱里),对此,您是否能接受”时,有62·2%的人表示可以接受。该调查表明,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民众对限制与废止死刑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能够接受限制和废止死刑的民众还会不断增多。

      可见,中国死刑制度改革以现有的死刑制度为基础,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并最终废止死刑为发展方向,符合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要求,也具有一定的国情民意基础。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死刑制度改革路径的选择

      关于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路径,当前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主张完全采取死刑制度改革的司法路径,如有学者主张以死缓全面替代死刑立即执行,也有学者主张以立功这一法定从宽情节作为司法实践中限制死刑的非常规路径。二是主张完全采取死刑制度改革的立法路径,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死刑在步入现代化的征途中需要实现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需要在罪名设置上大力压缩,并在刑法修订中禁止增设新的死罪;重置死刑条件予以严格规范;在死刑适用对象上人道地缩减适用范围;在法定刑模式上重新定位并力避重刑倾向;在死刑核准上革新机制,收归核准之权;在死刑执行上革新方法,强力弱化“司法杀人”,并以理性和人性代替感性和冲动。三是主张采取死刑制度改革的立法与司法并进的路径,如有学者认为,从法治的层面上看,死刑制度的改革不外乎两个方面:死刑的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死刑的立法改革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司法来控制和减少死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死刑制度的改革应当立法和司法并进。

      对于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具体路径,笔者认为,从应对死刑变革全球化挑战的角度,应当采取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并进的路径。这是因为:一方面,死刑制度的立法改革,能在源头上实现限制与减少死刑适用的目标,因为规定更为严格的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与更为宽松的死缓适用标准,努力减少死刑罪名,并在法律上严格限制具体犯罪的死刑适用规格,显然能够直接产生减少死刑适用的法律效果,从而能有效地缓解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限制和废止死刑的国际压力;另一方面,考虑到死刑的立法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又程序繁多的重大工程,死刑制度的立法改革步伐与力度就可能会受到较大的限制,改革的进度也可能会比较缓慢,而死刑制度的司法改革可以避开很多障碍,从而能够更为方便、快捷地限制死刑的适用。因此,在对死刑制度进行立法改革之前,应充分利用现行刑法典的规定,运用司法的手段切实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不过,尽管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应当立法和司法并进,但是就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而言,死刑制度的司法改革应被定位为仅仅是一个过渡手段,因为死刑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最终必须借助于立法手段。

      (三)全球化时代中国死刑制度改革对策的建构

      就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而言,要实现废止死刑的最终目标,只需在刑法典中删除死刑刑种即可。但是考虑到中国大陆地区当下还缺乏立即全面废止死刑的文化条件,尚不具备在短期内废止死刑的必要社会基础,因而还不能立即废止死刑。因此,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死刑制度改革需要顺应死刑变革的国际趋势和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寻找限制和减少死刑的对策。

      第一,在死刑立法改革方面,中国死刑制度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1)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罪种范围。对此,一方面需要对刑法典总则第48条第1款中的“罪行极其严重”作进一步限定;另一方面则需要对刑法典分则中的罪名进行大幅度削减,首先要删除对某些具体犯罪(如传授犯罪方法罪等)所配置的设而不用、近乎于虚置的死刑。同时可以考虑分阶段逐步削减与删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尤其应考虑尽快删除多种经济犯罪的死刑,从而迈开逐步废止死刑的步伐,并为最终废止死刑创造条件。2)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可以考虑规定对哺乳婴儿的妇女、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和老年人(具体年龄可通过研究论证并借鉴国外相似规定予以确定)不得适用死刑。3)努力建立和健全死刑替代措施。针对当前有期徒刑期限过短、对无期徒刑犯罪人实际关押时间仅10余年的实际情况,对废止死刑的罪名可考虑配置期限显著超过现行刑法典关于有期徒刑最高为15年的规定,并考虑对那些不适用死刑或者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严重犯罪人限制适用减刑或者假释,甚至适用不得减刑并需执行相当期间后(如20年)方能假释的终身监禁刑,为切实减少死刑适用创造必要条件。4)建立完善的死刑赦免制度,明确规定赦免的条件和程序,允许被判处死刑者申请赦免,从而有利于“弥补刑法规则的刚性不足、纠正可能发生的司法裁判错误、缓和一般认为过于严厉的刑罚、舒缓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团结的刑事政策的需要”。5)明确规定适用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标准,归纳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节尽可能地予以列举,增强该标准的可操作性。6)完善撤销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条件,对如何处理有一般立功表现的死缓犯的问题也应作出明确规定。

      第二,在死刑司法改革方面,中国死刑制度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1)随着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进展和死刑数量的不断下降,应当努力改变观念并创造条件,尽早定期公开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让国际社会和中国公民予以了解,以有助于强化对死刑司法的监督。2)对非暴力犯罪尽量不适用死刑或者以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宣布停止适用死刑,使得这些死刑规定逐步成为虚置的条文,在司法实践中失去适用的机会,从而在事实上废止这些犯罪的死刑。3)对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也要尽可能重视和扩大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适用,以死刑缓期执行来逐步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大部分适用,使得死刑立即执行逐步成为备而不用或者至少是备而少用的制度。4)对具体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制定出较为统一的具体犯罪(尤其是判处死刑较多的罪名)的死刑适用标准,至少将不适用死刑或者适用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情形,明确地规定出来。5)对于严重刑事案件,在减少适用死刑或者扩大适用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情况下,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尽可能严格控制减刑、假释的适用,适当延长不适用死刑的严重罪犯的羁押期限,以便与减少死刑适用的情形相协调。6)积极推进注射刑的实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死刑犯执行的痛苦,同时培育民众对死刑执行的淡化之心和善良情感,减少和弱化死刑的威慑效应。

      死刑制度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系统法治工程,需要各有关方面、各部门及各项制度的协同进行。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必须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确立正确的改革方向和路径,同时综合运用死刑改革的立法和司法手段,制定各种改革对策,不断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逐步废止死刑。只有这样,中国的死刑制度才能顺应当前死刑变革的全球趋势和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并切实履行中国应当承担的有关死刑的国际义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既要面向世界,又要立足本国国情;既要勇于探索,又要慎重选择;要学会在不断改革、借鉴中逐步完善中国的死刑制度。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进步和人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中国的死刑制度一定能得以逐步限制和减少乃至最终废止,从而实现与国际社会废止死刑主流的全面接轨。


    【作者简介】赵秉志,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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