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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激情对依法治国的负性效应及对策
发布时间:2015/4/23 10:15:32 作者:王永春 点击率[440]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中文摘要】政治激情会损害执政党执政权威和地位,会妨碍社会的理性沟通与交流,阻碍政府和社会的协商对话,会削弱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所以,执政党的执政行为要审慎,社会各阶层要理性对话,政府要与社会民众充分协商,国家应致力于民主宪政,必须全面依法治国。

    【中文关键字】政治激情;依法治国;对策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14年


        在我国这样的政治大国谈依法治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会面临着来自执政党、社会、政府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激情冲击,笔者试图以法社会学的方法揭示其对依法治国的负性效应并提出对策,现不揣浅陋,提出如下观点和论证,有不妥之处,恳请方家、同仁批评、指正。

        “一切权力,甚至包括生活机会,都要求为自身辩护。……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者都不会自动地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1],我国执政党执政也不例外,既然法理型权威为最重要的权威已为当代宪政主义国家共识,所以,从宪法比较法角度分析,我国执政党也应当在现行宪法中寻求其执政的正当性,其执政的正当合法性的阐述载体只能是现行宪法。执政党只有用现行宪法才能阐释其执政的正当性。如果执政党仅以具有集合属性“人民”概念来表述人民主权的性质,排斥其成员个体化的存在和诉求,不用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来兑现其具体权利,各垄断利益集团必然假“人民”来表达本阶层的意志,其中必然充满利益的渗透、反复、异化,最终名实分离,执政党的意志和主张必然会被表达的残缺不全,或被空前弱化、架空。没有法律语言的具体科学表述,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则不可能用来解决社会广泛关注的民生、民权问题,最终沦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装潢,会人为地把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异为统治。过分浓墨重彩渲染美化执政党政策,政治语言就会异化为执政者溯造自已主宰、创造历史的工具,从而降低人民在国家社会中的根本地位,忽视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各垄断利益集团就会竞相将自已的特殊权力意志阐释为最高价值,极可能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精英式寡头政权。

        既然党的领导由宪法确立,说明宪法是党的领导权威的来源和表述载体,如果没有宪法最高权威,党领导地位的正当性就会没有法理准据,所以,要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就必须赋予宪法最高权威。党章明确规定共产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共产党员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不仅表明党的活动是有法律疆界的,不能以党的意志侵夺人民的意志,而且要用自己的行为遵从法律、敬畏法律,以区别于我国历史上的国民党用宪法法律来维护自身统治,对人民训政,其是典型的虎型党思维,这也能反向清楚地证明:执政党在处理问题时,要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不该管、不能管的事最好不要管,不要再借“党管一切”而处理或干渉各类具体事务,把自身本来就不可能管好的事情强揽给自已,或把事件本身任何人处理均面临争议的事情也勉强去做。在我国还没有违宪审査诉讼机制的情况下,这些行为不可能通过宪法诉讼,借司法论证而获得正当性的背景下,极易使执政党的行为遭受各种非议,必然亵渎执政党的执政威信,动摇执政党的合法地位。

        欲改善党的领导,更不能借口用党的领导来破坏法律的实施,法律价值应高于党义,即人民在社会生活中有法律规定的应依法律,法律规定模糊的、有歧义的或是没有规定的,也应该用法律解释、法内造法、法外续造等法律方法来实现法的价值和追求,而不能以党的政策随意取而代之,依法治国就是要全面提高宪法法律的地位,治道运行,一承于法。审慎,是一切事物的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审慎不仅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首要价值,也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指导者、调节者和标准。[2]政治智慧需要审慎,而不是激情,它要求走中道,反对走极端。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急剧转型的复杂政治背景下,执政党肩负着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艰难史命,必然要象驴子那样驮重不驮轻,只有那样,执政党才可能彻底转变执政方式,由虎型党进化为驴型党,实现自身精神、地位全面升华,法治才可能实现。

        当今网络上的语言暴力,其中虽有的是一些基层社会群众遭受权贵的各种形式压制后,没有合理的诉求通道,最后无奈被迫在网络上渲泄外,而有的是极左权贵势力为了永久垄断政治权力,人为地极尽吹捧之能事,塑造了执政党的“高大上、伟光正”形象,制造了一整套绝对主义和客观真理,通过有意识的党史溯源,将符合极左权贵势力的政治教条灌注到历史中,人为地制造历史规律和文化认同,此举一旦以政治语言表达出来,群情昂扬,法律理性荡然无存。虽然不能认为掌权者能够根据话语创造一套完全人为构建的文化认同机制,但通过被神圣化的叙事史、知识、道德规则以及“真理”性知识,话语所表达出来的文化认同已经是一套被“再造”的规则了。[3]权贵利益集团利用文革语言,把自已装扮成纯正的无产阶级,其实自已早就是富藏天下,权倾一方的诸侯,新近查获的大批虎案,就是明证。他们惯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等一类政治语言架空法律价值,以巩固他们单一持久的垄断政治地位,如此权贵阶层用政治语言代替了法律,型塑了人民意志,人民最终可能接受权贵集团意志的奴役和驯化。所以,人民只有运用法治思维才能辨识庐山真面目。

        处于中华同一文化的各垄断利益集团和社会民众,表达话语成为他们竞争最根本的场域,各垄断利益集团和社会民众必然争夺利益表达话语权。社会民众意志只有借助法律表达才可能实现,但各垄断利益集团往往均欲建立自己单一话语表达体系,渲染某种强势政治话语,进而达到操控社会舆论,以致哗众取宠,必然压制人民对法律语言的解析,隔绝人民对法律的直接利用,以阻止人民寻求对人民主权的真实权威判断,进而实现以政治语言来僭越人民意志,以便长久垄断政治权力,侵淫人民主权,这也是当今一些政治语言大行其道,畅通无阻的缘由,这样国法就被空前虚化和弱化,人民再次沦为权贵们不会说话的哑巴工具。所以,人民欲收回被各垄断利益集团侵夺的利益,必须扶正法律价值,必须法言法语才可能使自已的利益诉求正当化,宪法是整合、畅通政治渠道的根本途径。

        垄断利益集团不可能拋弃自已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用自我灭亡的方式而消声匿迹,人民必须用法言法语替代他们的政治话语霸权,如果社会民众也象他们用某种政治观点、政治方式表达人民自已政治经济诉求,他们极可能用“国内阶级敌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等政治语言对其进行阶级专政。社会民众只有借助法律语言才可能打破利益集团利用的政治话语,才可能激发话语体系更新的活力,在话语表达体系不断更新的基础上,増强人民意志的表达能力,逐渐取代各垄断利益集团利用政治语言的偏好,使法言法语成为表达人民意志的工具。彻底改变官民不愿协商,民不知如何与官协商的尴尬局面,增进双方对话商谈的价值和心理基础。只有弘扬法治文化,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尊崇宪法法律,尊重、关怀和服务人的现代法律服务意识,社会民众崇敬宪法法律,学会宽容与理解,懂得用宪法法律来捍卫自已的权利与自由,公民社会意识才会逐渐蕴成。

        其实,政府机关中的每一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只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冲动下,在全能政府体制下,政府规模的无限扩张才导致政府机构臃肿、冗员庞杂,一方面产生了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的低效现象,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人民的财政负担。政府机关力图监管他们的行为,实施能促进他们忠诚于政府机关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一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政府机关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不可能被彻底消除,权力寻租现象屡见不鲜,结果政府机关的监管行为最终还是不能防止官僚机构本身非法受惠。更糟糕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仍信奉一切靠国家的强制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政府在公民个人面前始终表现得很苛刻、很强悍、很威严,完全忽视了公民个人和公民社会自我管理能力。

        正是政府无限扩张的冲动,引发了社会民间的剧烈抗争,全国多次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作为个体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独立性的,但是随着聚众密度的增大,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将渐趋一致,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和非理性。聚众中个体的人丧失了独立的、理性行动的能力,其行为主要受到脑下垂体的控制,在情绪的支配下,既有可能做出英雄之举,也有可能残暴无情。”[4]一旦法律失去了权威,平民领袖就应运而生,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秀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由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能发挥权威,被讥为“橡皮图章”,不能很好地拓展国民价值表达的公共空间,肯定国民平等参与,形成有效公共决策以及培育稳健平和的公民精神,这一议会沟通机制的削弱,客观上加剧了个体的聚众化、非理性的、非制度化行动。这些行动在情绪的支配下往往偏离行动的原初目标,而且很难得到控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为此,很有必要进一歩推进我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使其成为沟通社会民众与政府机关的理性中介桥梁。对于政府机关而言必须时刻保持应有的理性和克制,努力抑制自已扩张国家公权力力的冲动,国家工作人员应时时刻刻保持一种谦卑、温和、礼貌的心态,其作出的服务行为应该周到、体贴而不致莽撞、冲动和越界,其服务行为最高境界应达致“温、恭、俭、让”。这样,政府与社会民间主体间的共治和善治就会逐歩形成。

        如果按阶级专政理论,人民难以真正出场,人民是无名但又是绝对崇高的,所以需要人民代表出场,那就由这个阶级或这个阶级的先锋队政党来代表人民进行专政,人民不可能有很多具体权利,按照这种现代性的集权主义模式,司法体制不可能由个人权利主导的,而是集体、人民与国家主导的,法官当然就不可能独立审判,独立承担责任,司法机关则沦为政治主导的恣意场所,正是在这种人民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人民的法院”、“人民的检察院”粉饰着司法机关,实则是司法机关变成了“人民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话语工具,变成了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然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强调法的最高价值,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进入宪政国家,欲由一个阶级专政国家演变成一个宪政国家,司法机关必须抛弃陈旧的政治观念,进行脱胎换骨地法治理念培植,尊崇法的最高价值。

        民主不可能是权力操控,更不是信囗雌黄,必须拓宽政治参与途径以培育公民文化,唯有民主政治的推行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我国宪法基本原则所肯定的法治原则的政治理想已经独立于政治,相异于政治。人类的宪政史已彰示:宪政的实现就是人类一部不断摆脱邪恶,致力走向理智,不断消逸残忍的本性走向宽容的过程。民主不只是利益妥协,不同于街头运动。宪政下的妥协是指在社会多元化与权力分立化的情势下,各利益主体为推动事物、情势向着有利于自已的方向发展而采取非对抗性方式以解决矛盾而遵循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它是各方寻求共识的过程,应当以深厚的仁爱之心和宽容精神为社会基础。懂得宽容与理解的理性意识,实质上是一种现代理性文化,其本质是法治思维,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唯独崇尚理智的统治的人,与崇尚人治的人相比,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兽性,生命激情自然会注入利益主体几分兽性,甚至会扭曲最优秀领导人的心灵。只有让人们克制兽性,弘扬理性;褪去野蛮,趋向文明;消除狭隘,彰显宽容;拋弃偏见,理性论事,智慧谋事,法治文化才可能弘扬,法治思维即是摒弃了欲望和理智的过程,所以,法律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欲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实现国家、民族的强大,经济指标只是一个考量方面,带血的GDP高速增张并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强盛,不在于其领土多么广阔,也在于其历史多么悠久,文化曾经多么辉煌灿烂,而在于制度和思想的强大,即较高程度的民主宪政。只有优越的民主宪政制度,才可能将我们广阔领土上的复杂文化升华为稳定的政治文明,才能通过公平、公正的资源配置、法制化的社会管理、权责一致的法治理念,才可能给国內带来真正的活力、高效、稳定、和谐。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在国际上才能怀德附远,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信赖和尊重。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能止于政治宣示,这应是社会主义宪政的核心价值与精义,也是宪法的逻辑起点和终极价值。


    【作者简介】王永春,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司法技术专家,四川彰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注释】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9页。
    [2]转引自:刘军宁:为什么审慎是政治生活中的首要美德[J].商务周刊,2010,(6)。
    [3][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55页。
    [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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