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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大的惰性及改革方向
发布时间:2014/1/3 19:44:32 作者:王永春 点击率[323] 评论[0]

    【出处】王永春律师学术网

    【中文摘要】我国人大存在严重的惰性,立法程序设计中忽视民主参与渠道,立法彼此冲突现象严重,人大的党化、行政化倾向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各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表达,应当建立理性商谈的论辩机制。

    【中文关键字】人大惰性;改革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14年


      我国人大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它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专门机关,常委会是其常设机构,专司其职,是议会内的政府,它的权力说起来很大,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其他机关似乎是蒙在其上的一张纸,想撤即撤,想撕就撕,可是实际却相反,人大代表既不愿说也不敢说许多敏感的政治问题,即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遵循“沉黙是金”的行动逻辑,在这里很难有真正的民意自由表达,表现了极大的惰性。

      我国目前的立法程序设计中不但缺乏民主参与渠道预设,而且有限的制度安排也没有明确规定立法主体应当如何对待或回应公众的民主参与,如《立法法》第34条和第58条规定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听取民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釆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但最终的形式完全由立法主体决定。而且我国利益表达渠道不仅受到形式和数量上的限制,还把具有抗议性质的表达方式从表达渠道中选择性的剥离,全国人大对公民结社自由权利还停留在以社会稳定为主要的价值取向上,与发挥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多元利益相互制衡思维设计相悖很远,现行的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实现体制已严重阻碍了公民的正当表达,民众用以表达利益诉求的合法化、制度化的渠道屈指可数,诉求表达的信息传递不够通畅,表达方式之温和,无力的象驯弱的羔羊,面对权势集团对人民利益的狼吞虎咽,民意诉求只能在腐恶势力的屠刀下哀哀啼鸣,立法机关的监督功能荡然无存,这样的民意表达不可能是自由的,这样的民意表达机制极有可能成为愚弄民意的圈套,立法深层次并没有设计出常态化的民众自由表达意愿,从而在制度设计中事实上反民主,从而最终反法治。

      地方性法规与法律冲突,地方性规章地方性法规冲突,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以及多种复杂冲突大量存在。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员,消极无力,很少见例上级国家机关撤消下级国家机关违法或者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相应的国家机关怠于履行立法监督职责,这“与立法部门的粗心大意造成了法律矛盾,如果对法律之间的抵触的现象又不在意,则会对法治造成严重的伤害。” 法律彼此之间的矛盾不可能获得普遍服从,互相冲突的法律本身就不是制定的良好法律,法律的权威性自然下降,极易造成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难以获得社会主体对法律的认同与遵重。同时极易滋生潜规则,助长腐败。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大在立法时服从党的领导,承担将党的政策合法化的职能。但是无论哪个党派,其制定的政策都会反映最大化的自身利益。如果有的立法建议不利于执政党的工作大局,那么立法机关是否就可以漠视民意,忽悠公众?是否会牺牲人民的意志,而以“党的利益至上”来维护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以立法的消极不作为来压制民众的立法诉求?我们熟悉的官员财产申报立法提了十几年近二十年,始终不见踪影,民众发几声怨气都不准,可以说人大官僚化之不作为已严重阻碍了民众的自由表达。

      议行合一的人大制度原来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产物,它不能与市场经济代议制度适应。人大代表的兼职身份使代表发生经常性的角色冲突,无法形成稳定的代表身份和角色认同感。市场经济社会,它是由多样利益群体构成,各群体均由自已的政治诉求,这需要各群体有自己的代表,但兼职代表本身是一个利益群体的成员,却要代表另一群体说话,在一个利益相互博弃的社会,这未免太理想化。实践证明,一些代表经常怠于履行自已职责,即使会议期间,也不安心参政议政,而忙于项目、资金、搞公关活动,努力塑造政绩工程,因为这与自已仕途息息相关。这样,老百姓的正当表达早已靠边站了。

      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官”代表,然而我国是一个行政化的国家,不仅行政机关天然有上下级这种社会身份隶属关系,司法系统和各级人大“行政化”普遍存在。他们之间事实上有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根本不可能自由地商谈,辩论,更谈不上激烈的论辩交锋,议题的讨论往往不可能深入、彻厎。即使非官代表,由于来自各行各业,虽具有极广的代表性,问题在于他们并不能很好地理解立法目的和原则,没有较高的政治、文化业务素质、较高的思想觉悟,有的甚至误将人大代表当成一种荣誉称号,不主动行使自己应该履行的政治义务。

      民主最重要的是利益的多元表达,各种利益群体的制度诉求必须得到充分协商交流、政府部门、民主党派的推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要是由各个机构的利益代言人,其并不能真正地代表多元利益表达,它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利益的多元需求,实际上,听证会只是走走程序,不少相关专家缺乏学者的独立批判精神,官奴婢媚骨十足,不敢为人民说话。而且一些部门利益集团正在花钱收买相关专家,充当其利益发言人,专家是否真正有权威,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令民众大为质疑。如此单一的诉求表达不可能制定出饱含民主价值的法律。

      新的三中全会既已确定要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计划体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人大制度其惰性日益暴露,其必须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实行民主,充分反应民意的多元主体的商谈机制,有必要实现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的主观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 它是一种包容的、对话的、多维的、程序的理性,而不是一种封闭排他的、独自的、单维的理性,其具有民主的秉性;它克服了那种远离生活世界、囿于意识哲学的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它是一种面向生活世界、能够超越特定的文化形式以及通过开放性的话语论辩来建立共识的理性。它要求我们的立法过程要做到主体独立,平等商谈,加强对话和论辩,执政党不能把各级人大变成自己承旨办事的传声机构。

      兼职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既已造成我国人大严重行政化倾向,同时人大党化倾向也致使代议主体独立、自由、平等的论辩机制已不可能形成,为此,人大代表专职应当立即推行,以真正地实现人大的代议功能。应当放开报纸、电视、网络、期刊等公共领域公民的言论表达,增强公民民主参与水平和对话协商能力,兑现宪法早已昭示的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论、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形成畅通完善的民意表达机制,化解由于民意沟通不畅而出现的大规模群体事件,真正让人大成为人民畅所欲言的权力机关,实现社会的柔性稳定。


    【作者简介】王永春律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司法技术专家。

    【注释】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77—83页。〔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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