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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新动向(一)王建胜:谈分离检察院自侦权
发布时间:2009/1/12 0:24:00 作者:王建胜 点击率[4534]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学科类别】检察院

    【写作时间】2009年


        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有检察院监督他人,没有他人监督检察院,检察院的权力忒大了”,在检察院系统也奉行“宁当反贪局大头兵不当有职无权的监督官”。由于检察院一直采用侦查办案的手段来替代法律监督措施,通过打击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利用由此产生的威慑力起到法律监督的作用,久而久之法律监督被弱化了,法律监督的通常措施及方式方法闲置不用了,检察院的侦查权反客为主,变成了检察院的主要职责,甚至有些检察院领导给自己的办案机构制定了案件指标和奖惩办法,每年要求查处县处级多少,科局级多少,以及相应的奖惩办法。我们不能否认有些领导人认为这种监督是最有效、最有震慑力的监督方式。但经过若干年的实践,人民群众批驳最多的还是集中在检察院自侦这个焦点上,因为没有监督,检察院关人、放人随意性很大,由于存在着没有适度监督的特权,检察院的职能出现向侦查一边倒的现象,在某些地方有副检察长宁愿降级,也要争着抢着去当反贪局局长,足可说明问题了,这实在让外人难以琢磨! 

      公元2008年,改革开放的第三十个年头,我国司法界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司法改革报告,决定改革检察院系统的权力配置,将检察院再度定性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隶属于检察院对部分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享有侦查权的反贪局和渎职局,将被彻底分离出去,摆正检察院宪法所赋予专职法律监督之职能,原有的侦查职能将由公安部门或新设的政法机关来行使。 

      中国真正的司法改革起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检察机关一直禀赋《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为法律的正确实施发挥了应有的强有力的显著作用,尤其是1995年《检察官法》实施后,在打击反贪污受贿犯罪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先后有副国级、部级高级领导干部被判处死刑,出现了党风、政风彻底扭转,政府深得民心的大好时局,但也暴露了一些制度上的弊端,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法律监督”的概念,以及如何运用法律监督的权利。 

      《宪法》规定法律监督权由人民检察院专门行使,法律监督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是否严重违反法律所进行的一种监督。依据《检察官法》以及检察官有关工作细则等,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主要是通过批捕权、监所监察权、审查起诉权来行使,对其他国家机构、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检察建议或发出检察通知行使法律监督权,也可以启动诉讼程序进行抗诉或再审。有权利就有责任,检察机关以及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没有依法履行国家赋予的监督职责,对国家工作人员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视而不见,不积极深入进行监督的,因此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害要承当责任,无论失职或渎职只要构成犯罪,也要有专门的机构严肃处理。事实上,在现今制度下,追究检察人员失职、渎职行为的法律责任几乎不能实现。头几年有报道:东北某省一县级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接到检察长受贿举报,秘密巧设计谋让检察长“主动承认”了受贿事实,秘密上报省级检察机构获准后,给自己的顶头上司戴上手铐的新闻。这或许是中国唯一的一起特殊案件,但随着2009年检察院的侦查权利开始实施分离改革,检察院势必也会受到强有力的法律监管,下级给上级戴手铐的事情肯定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事情了。 

      如何分离是一个大动作,需要通过修订一些法律才能得以完成。2008年中央纪检委在全国试点了有各省纪检委牵头,打破检察院地市行政格局,组成联合办案机构集中办理群众举报的大案要案模式。成效斐然,有效的阻挠了地方高官、和各种势力的说请。就以濮阳为例,短短一年,原中原石化董事长、市立人民医院院长、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主任等一批高官被绳之以法,广泛得到人民群众的赞誉,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子。 

      记得有一篇《谈腐败从萨达姆和郴州纪委书记说起》的文章中主张:“检察机关不能自己监督自己,政策开明了还需要好的队伍来具体实施,现在试点的公职律师还没有在全国推广,中国需要让更多的律师转为公职律师参与办理廉政案件。在制度上借鉴新加坡廉政公署的做法,设立的具有查处部级、市级、县级公务员权利的公职岗位,让公职律师担负起责任来。国家各级反贪污贿赂局为了能更快更好的履行国家神圣职责应从地方政府独立出去,直接隶属于中央,各省市县均为派出机构。垂直以后,把当地腐败案件转交由异地办案人员承办,将最大限度的避免查处障碍。同时赋予公职律师更大的查处权限,成立专门反腐的公职律师事务所或者在各级人大、纪检委建立专门的反腐公职律师办公机构。” 

      现在党中央给这次司法改革定了方向,坚持稳定小改、不大改原则,据此不难理解以后检察院的渎职侦查部门会划归各地公安部门,反贪贿赂侦查局可能与先前已经组建的设立在省级的国家预防贪贿赂局组合在一起,新设机构的性质与国家安全局一样,与国家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监察局合署办公。这样一来,纪委“双规”等一些反腐败措施逐步并轨司法程序,中国从2009年开始,反腐败斗争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时代,新设的国家反贪污贿赂局级别提高,中央财政支持,直接垂直于中央,又有各级纪委和监察部门的鼎力配合,将名正言顺了,预示着中国离朗朗乾坤的清平盛世推进了一大步。 

      把检察院的侦查权利分离出去,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也符合《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况且对于检察院内部的自侦案件,不可能采用通过修改《刑诉法》来弥补缺少必要的可操作的法律限制性条款的缺憾。分离出去的反贪局可以查处检察院的贪污受贿犯罪,检察院也可以对分离出去的反贪局的侦查行为、工作人员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变以前的管理被管理关系到监督被监督和查处被查出的关系,理顺了司法体系,限制了失衡的特权,利弊对比显著。 

      可以说只有分离才能让检察院更好的集中全力的履行好法律监督作用,也可能在合适的时候,通过制定《检察院法律监督法》来确保检察院在主体、程序以及监督方法、监督手段等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把法律监督落到实处,切实起到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公民网络监督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让我国的司法制度更加完美无缺。 

      (本文可以原版转载,请注明《北大法律信息网》)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王建胜,男,1990年山东大学法律本科毕业,1991年获得山东省新闻写作一等奖,单位为河南濮阳司法局(河南众孚律师事务所),1997年至今专业律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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