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作为公共空间的法博网络
发布时间:2014/12/22 14:46:22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389] 评论[0]

    【出处】本文系根据法律博客网“法博十年”征文要求所写,亦为青春学思的一次美妙追忆

    【中文关键字】公共空间;法博网络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4年


        十年之前,我还在南京大学美丽的校园感受着本科段的美好时光,青春烂漫,挚友相随,鸿雁传书,星湖移情,诗意纵横,在涉法未深之时继续放任地做一个文学青年。那时,法博已然启航,我竟未知。2006年本科毕业时,编定诗集《临海听音》和法律评论集《象牙塔里寻思》,前者多达150篇,后者仅30余篇。那时的所爱所重,那时对一己人生之青春绽放的固执,那时对中国法治抽象理想与具体责任的模糊承载,非今日以法学博士之名历上下求索之境可比。
     
        不知是否谣传,有人坚定地教诲:法意与诗意不可兼得,理性与感性难以相容,而伟大诗人多为法学院逃逸之学生。当时竟以为真,在保研北大法学院成功之后的第一感觉是:此生再难为诗人,文学从此在天涯。而法学范畴内之“法律与文学”或“法律文学”或少数法学家之“诗性正义”求索,大体不过残余之“人文”秉性而已。虽如此,自己亦长期于法学阅读和写作中在在见证并有意留取这一份残余。
     
        不知何人介绍,我在2007年6月18日加入法博(www.fyfz.cn),当时既没有认为会长期驻留,也未想到法博十年来竟然可以枝繁叶茂,活跃为中国法律世界的典范性公共空间。这就像蹒跚前行的中国法治,在各种非法治的压力性体制与因素网络中艰难穿行,竟然数年之间活跃为民间社会与官方共享的“政治正确”话语,底定为共和国执政的新模式。尽管法治根基尚未牢固,但时代精神已然流连于此,非任何政党与人力可以撼动。彼时开端,我之文学青年性格渐渐移转至法律博客写作。在硕士阶段,文章大体无处发表,于是网络成为首要“专栏”。读博开始,法律类公共写作渐多,且报刊发表途径日益顺畅,但每每发表之后,我亦第一时间在法博分享之。
     
        今日比照硕博两段的法博写作,发现前者竟然生机盎然,思想激越,令人感叹青春气壮,蛮力无比,而后者尽管学理更深,却棱角与锐气不甚鲜明,内心多所疑问顾忌,落笔亦斟酌再三,难以尽情尽兴。这一转换固然有正式发表需求倒逼过来的“自我审查”预期,更是因为所读所知渐多,而对更大之无知有更大之恐惧,所谓的“知识圆”悖论。已不记得当时何方友人于博客下方留言,问我是否读博太辛苦而“钝化”了思想锋芒,阅后无言,因我深知硕士段写作趋近青春与人文,无发表亦无功利,而博士段写作趋近成年与社会科学规范,有发表即有消磨,而我亦深知,前者是“终将逝去的青春”,可纪念却不可返回。当然,其中亦有偶尔之反复,做穿越回青春状态的尝试,也每每有神似恍惚之感觉,却大体不敢过久流连。不过,法博提供了一个记录不同年龄段写作与运思风格的整全谱系的画面,使我得以常常有距离地观摩那些彷佛出自数年前我之笔端的灿烂文字。当想到同一主体之文字与情怀也将如我般经历岁月消磨,不禁有些怅然。然而,成长不就如此吗?就像法博又如何能一任原初面目?
     
        博士后半段及从教以来,我自己在公法专业上日益修养进取,而法博也获得了极大成长。我渐然发现,法博似乎也在逐渐改变其初期的零散碎乱的原生态,而渐有“高大上”的取向。以我近年来的观察,法博逐渐成长为中国法律人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保持着对法律公共事件和国家法制变迁的高效率、高质量回应。
     
        中国社会历来缺乏公共空间,从而缺乏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适度阻隔,使得国家得以对个人进行精密编组和控制。中国古代的所谓“皇权不下县”或“皇权与绅权共治”之传统,并不代表中国有完备之社会自治,否则中国自发之宪制秩序早已完成。皇权尽管不下县,但儒家式的“三纲五常”、“修齐治平”之类早已将平民和精英悉数编织进国家精神控制系统,而法家式的法制体系更使得中国具有了同时期超强的“国家能力”(福山语)。如此,则儒家之“家国”原则结合法家之“军国”原则,实在是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以及体制“简单循环”之治理秘密所在。在当时之农业社会的广土众民与超大规模共同体条件下,这一组合治理体系实在有太多高明之处,其伦理建构与制度建构不可谓不宏大而精密,甚至今日之国家控制技术仍多有借鉴古代智慧。然而,若以现代“共和国”之民主法治要求观之,则尚有进取之巨大空间与距离,不可反转迷恋,贻误历史机遇。仍以福山框架衡量,中国现代化之“国家能力”有余,而“法治”和“责任制(民主)”不足,此一缺憾实在妨碍了中国内政稳固与持续崛起。法博以法律人共同体和法治共同理想为职志,提供一可贵的网络公共空间,保持对法律人的高效组织和团结,保持对网络外实体法律世界的密切关注与专业回应,这本身就是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重要组织形式和行动策略。法博的“法律专题”是很好的法律商谈机制,起到了以法律人名义进行的公共议题筛选和公共议程设定的效果。而众多法学名家、大状律师甚至和我数年前一般的“法律文学青年”之进驻,亦大大体现这一空间的公共性与内部多元性。
     
        当然,作为法律人,因教育和职业的具体差异,其对法治和法博写作的投入在方式与尺度上有所区别。作为公法学博士兼青年法学教师,我近些年一直感受着法律公共写作与专业学术研究之间的张力,在“法律公知”与“法律学究”两重角色之间多有彷徨。今日之角色定位当然是学术优先,但一方面法律公共写作是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之一部分,是文学梦的法学形态,已无从割舍,另一方面则中国历处法治转型之大起大落之时,法律人无论是问题意识、学术创意还是与时代精神和责任的深度触碰,都不可能完全如成熟社会般在书斋中自娱自乐,而放任苍茫大地生灵悲苦无依。因此,数年以来,我力求二者之平衡兼顾,相互补济。当然,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如职业律师、法律学生或成名成家后的法学家一般过度赋重于法律公共写作,而是必须以专业学术成长为主要志向。不过,法博于我之厚待,实在令我感佩。2013年是我从教后的第一年,有幸获评“法律博客网2013年度十大影响力博主”,还专门给我寄送了奖状和奖品。我的文章在首页推荐的比率亦大致维持在95%左右。
     
        2014年,我有幸受邀赴香港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访问研究一年。在香江之畔回望内地法治,比较一国两制,现场跟进观摩香港政改,与各方涉港研究与运动人士坦诚交流,实在感觉到中国下一步现代化所受冲击力之大实在难以确估,实在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在历经“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之后,“民主建设”实在无法回避,而民主化之冲击力与颠覆性实在需要特定政治体优先建构较为完备的制度基础设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决断,现在看来具有为未来之民主化建构稳固的制度基础设施之战略预判。香港是一个走在前面的鲜活样本,而法治作为第一核心价值正是保障有序民主化的秘密所在。此外,公民社会、自由媒体、公开执法以及对“暴力”的信仰性排斥,也是涤荡政治过程之“血雨腥风”的真正软实力。没有这些现代性的防护装置,民主作为“众人为众人之事”的政治终极性、不可问责性的原始创制行为,恐怕非一般社会可以消受。当然,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政策的归政策,法治只是现代政治的秩序组件之一,一方面不可能完全吸收和阻遏民主化,另一方面也有着与“体制性暴力”(合法侵害权)合谋而异化与僵化之可能,因此完备的治理现代化必然是兼容民主与法治的,必然是培育并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的,必然是受到普适价值和公共舆论制约与引导的。
     
        今日中国之法治,虽有中央的最高决断,但于建成之日尚有相当距离。政治与法治本是密切互动的关联事物,时下之法治建设虽不直接聚焦政治领域,却有更全面落实法律规定、促进政治过程理性化与程序化之效果。今日中国之“死磕派律师”群体,无论观感如何,实在是法治中国进步的一大生动力量,以跨省援助与法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面向起到了一种来自体制外的倒逼“体制守法”的合法性检验作用。而法博空间里的“法律公共舆论”则是另一种法治支援性行动。“千古文人侠客梦”,在法律人共同体内部,这一特征在律师身上最为显著,法学家则大多是笔端之“侠客”.然而,无论是身体力行,还是笔端汪洋,所知所为皆为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法治故事。
     
        法博之幸,在于这十年与中国法治之“起承转合”大体呼应,一一跟进铭刻了共和国法治进程的筚路蓝缕。我之幸,在于寄托法博空间以文会友,在获取法律人之精神一隅的同时,亦能以一己之力添砖加瓦,分享心得才智,学习与关注新颖法律知识,共同回应法治事件与法制变迁。以现有面向评估,我确信法博之更大作为在于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于集合法律人群体而与中国法治进程更深密的互动之中,从而构成中国法治的一个独特的“意义互联网”。未来中国法治大厦建成之日,或许有一块砖,就叫做“法博”,我想这已足够。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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