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民族奶粉业的滑铁卢
发布时间:2014/8/27 11:31:55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458] 评论[0]

    【出处】《法治周末》2014年8月28日

    【中文关键字】民族奶粉业;三鹿奶粉事件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4年


        田文华不是一个学历和能力特别出众的人,但却是家里7个子女中唯一读书成才的。1966年,她毕业于张家口农业学校兽医专业,1968年被分配到三鹿集团前身石家庄牛奶厂工作。从其家庭出身、专业背景与职业经历来看,很难与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中煊赫一时的董事长身份相联系。作为基层员工,她从事过母牛喂食、接生等底层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职业生涯中勤劳工作,享受着一个国企职工的常规福利,但也无甚前途。
     
        她的成功是从1983年开始的。从这一年起她担任牛奶厂副厂长并主抓产品技术创新。改革给了她解放思想与技术创新的诱导和启发。她从朴素的生活经验以及十余年基层工作中深切体会到“奶粉母乳化”有着深广的市场前景。她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企业决策:全力争取国家级“奶粉配方母乳化”课题,跻身“母乳化奶粉”定点生产企业行列。因工作成绩突出,田文华1987年成为牛奶厂正职负责人。1993年,三鹿集团突破“奶粉配方母乳化”技术难关,抢占奶粉市场制高点,其优势一直保持到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之时。田文华是中国民族奶粉业的“拿破仑”,对整体行业的发展模式、技术标准和业态规模的形成有着不可取代的奠基性贡献,但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却成为她自身、三鹿集团乃至于整个中国民族奶粉业的“滑铁卢”。
     
        2008年事发时,田文华66岁,已功成名就,享誉四海。恰恰就在其事业最巅峰之时,奶粉安全问题总爆发。该事件的基本发展过程及法律影响如下:(1)从2007年12月份开始,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2)2008年5月17日,三鹿集团客户服务部书面向田文华、王玉良等集团领导班子成员通报了此类投诉的有关情况,三鹿集团于2008年5月20日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通过排查确认该集团所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至6倍,怀疑其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3)2008年7月24日,三鹿集团将其生产的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送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8月1日,检测报告确认三鹿集团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15个批次含有三聚氰胺;(4) 2008年8月1日田文华等召开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进行商议,明知三鹿牌婴幼儿系列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虽然作出了暂时封存产品、对库存产品的三聚氰胺含量进行检测以及以返货形式换回市场上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等决定,但在缺乏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根据一份非正式的欧盟食品安全标准研究报告自行确定了10mg/kg的企业标准并继续出售库存中在此标准之下的产品,导致危害扩大;(5)2008年9月初,“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曝光,8天后的9月17日,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田文华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刑拘,9月26日被批准逮捕,后经法院审判定罪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6)2008年9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废除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通知(国办发 [2008] 110号);(7)2008年10月7日,卫生部发布《关于乳与乳制品中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规定的公告》,其中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为1mg/kg;(8)2009年2月28日《食品安全法》通过,6月1日正式实施。
     
        “三鹿奶粉事件”成为2008年度最受公众关注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也是推动食品免检制废除和《食品安全法》立法的直接动力。“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相关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重大缺陷(比如免检制度)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工作的严重滞后。首先是食品免检制大大放松了对企业的监管,延长了检查周期,降低了检查频度,从而使食品安全更多地依赖于生产者自身的“企业标准”。其次是缺失关键性的国家标准,如8月1日三鹿高层决策时并无国家标准作为依据。再次是企业标准制定程序混乱,缺乏行政备案和必要的行政指导,导致企业为追逐利润和减少损失故意维持宽松标准。“三鹿奶粉事件”为我们提出了食品安全规制的难题。这一事件直接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食品安全规制的反思,很多声音反映出对政府监管不力的不满。在事件的严重性和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面前,政府做出了强化规制的措施:废除食品免检制并启动食品安全立法(侧重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法》同样贯彻了加强规制的立法思路,在食品安全标准这一章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标准的强制性,并排除了行业标准。在新的食品安全标准规制体系中,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均为单方面的政府规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行业组织没有标准管理的规范性地位,企业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通过制定“企业标准”进行自我规制,受到政府标准的有力限定。
     
        除了食品安全层面的变法之外,田文华案还牵涉了一系列与法治转型期法律状况有关的重要问题:第一,地方政府监管问题,即在婴幼儿致病报道及普遍舆论压力下,三鹿集团已将严重状况上报石家庄市政府,但被压下不报,最后还是新西兰总理直接通报中央政府才正式启动该案的法律程序,但有关损害已进一步扩大;第二,行政问责与刑事责任的不对称问题,该事件绝非三鹿集团的单方面责任,但最后获刑的基本都是三鹿集团高管,相关的地方政府领导和监管责任官员只是受到免职的行政问责,且不久后即复出任职,而严格依据刑事法规定,其中责任人员存在玩忽职守和渎职的犯罪嫌疑,可予追惩;第三,不透明的改判与减刑程序,即田文华服刑后于2011年11月被改判有期徒刑19年,2014年5月再被减刑1年9个月,但相关法律程序与细节处于保密状态,职能部门三缄其口,传闻是考虑到年老多疾且认罪服刑态度好,遵守监规,考核记功奖励3次,改判有期后有望进一步争取保外就医。
     
        然而,另外一个不应被遗忘的数字是: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时,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它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4万。这一群体及其家庭系统所受创伤非短期内可能弥补。也许我们不应紧盯田文华的过错与罪责,她已实际承受着应有的刑事惩罚。我们应该反思的是,那些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官员“带病复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法律责任如何确定和追究的问题。
     
        总之,三鹿奶粉事件和田文华案成了中国民族奶粉业的当代“滑铁卢”,从此中国消费者丧失了对国产奶粉的消费信任,各种“洋奶粉”成为消费新宠,甚至引发了香港奶粉限购的反制措施。田文华曾经带领这一行业走出了一条民族奶粉业的产业改革发展之路,但也因法律缺陷和企业相对忽视消费者健康而亲手毁掉了这条路。浴火重生,如今的中国民族奶粉业正在艰难地重建行业信誉和发展模式。三鹿集团的破产启发我们:一方面,国家在法治转型期应强化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建构和监管责任完全问责,从他律维度堵死法律漏洞;另一方面,企业应建立“消费者福利”伦理观,实现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均衡,加强自律管理,以安全高质产品赢得市场和消费者,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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