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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的法律创伤
发布时间:2014/8/20 13:31:53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458] 评论[0]

    【出处】《法治周末》2014年8月21日

    【中文关键字】宏观调控;铁本案

    【学科类别】经济法学


        2004年的铁本案是“正直商人”戴国芳的滑铁卢,自此未定罪而遭超期羁押长达近5年,铁本老厂与新厂也因此案在价值上大幅缩水,资不抵债。戴国芳是本分的钢铁商人,从收购废旧钢铁起家,1996年创办铁本公司,通过巨额融资和行业适时扩张,成为常州经济重要支柱。他也因此被地方政府鼓动上马千万吨级钢铁项目,最终遭遇国家宏观调控直接封杀,开启钢铁业产能调控新时代。
     
        戴国芳的“冤屈”是无法回避的:第一,铁本新项目的仓促上马及分拆规避方案不可能是铁本的单方决策,而必然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挂号项目,否则相关审批的“一路绿灯”不可能顺利开启;第二,国家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后,戴国芳为自首赎罪,曾主动提交“自查报告”承认虚开发票抵扣税款情节,并快速补齐税款差额,这成为后续对其定罪的主要证据;第三,戴国芳被羁押、审判和定罪获刑,并未牵连出显著的贪污贿赂案件,也没有与之相称的行政问责,可见该项目并非戴国芳“官商勾结”的腐败成果,而是地方政府的项目需求与铁本的发展需求相结合的产物,但这一结合却不经意间触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红线;第四,戴国芳最终以与该项目基本无关的“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领刑5年,略长于其羁押期限,使其自后期取保候审以来的人身自由得以继续,同时还巧妙回避了国家赔偿与错案追究问题。
     
        2004年,戴国芳陪着地方政府“高调”了一回,据接近他的人士透露,他本是一个正直而不高调的人。部委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确认铁本项目的性质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确认存在的五大问题是:地方政府越权分22次将项目化整为零分拆审批、违规征地、铁本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铁本违反国家固定资产审贷和现金管理规定,以及大量偷漏税。其中的“项目分拆”和“违规征地”属于地方政府职权范围,与戴国芳无关。至于骗取贷款、违反审贷与现金管理规定以及偷漏税等情节,最终认定属于可定罪情节的也只有偷漏税,而其中的关键证据还是戴国芳主动提供的。
     
        就戴国芳案件本身的法律问题,其实依然存在重要争议。该案两名代理律师孙国祥与钱列阳均进行了无罪辩护。孙国祥是南京大学法学院著名刑法学教授,在江苏省刑事法研究与刑事辩护领域颇有影响,提供的无罪辩护意见要点为:第一,铁本公司的“虚开”发票行为虽然存在,但在刑法意义上不成立;第二,铁本公司从物资回收公司取得发票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第三,铁本公司不存在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的故意;第四,铁本公司虚开行为不具有该罪的实质危害性。当然,这些辩护意见没有否认铁本公司存在虚开发票行为,而虚开的发票也确实用于抵扣了税款,而且这一行为本身的违法性在法律上并非不成立。问题是,一方面这一虚开发票行为在废旧钢铁收购业普遍存在,成为某种行业惯例,铁本并未明显“出格”;另一方面,公权力存在严重的“选择性执法”,破坏行业公平,损害铁本公司核心利益。然而,“选择性执法”也是执法,在形式法治意义上,“法不责众”只是一个明显偏弱的合理性辩护理由,较真起来还真不过了合法性这一关。
     
        从2004年4月到2008年10月,戴国芳共被羁押长达4年半,最终才获得取保候审。如果最终被判无罪,则有关司法机关将承担较大的国家赔偿责任。这还不仅仅是赔钱的事情,还有错案追究制的压力,可能涉及主办人员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2009年4月17日,常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戴国芳“虚开抵扣税款罪”成立,定刑5年。这个刑期是大有讲究的,一方面考虑到了2004年调查组进驻后戴国芳主动提交“自查报告”的自首行为,从轻处罚;另一方面,5年刑期略高于羁押期限,可“精致”回避国家赔偿与错案追究问题。这里出现了司法过程的某种悖谬,即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的制度初衷是救济被告人权利和追惩主办人员责任,但却反向诱导责任人进行“精致利己主义”的司法裁量。这一遭遇和困境绝不限于戴国芳个案。
     
        无论如何,戴国芳的“羁押折抵刑期”的遭遇实际上使得他从2008年10月取保候审开始即恢复人身自由,而无论是当地群众、地方政府、经济学家与法学家还是普通国人,大多不认为他是“罪大恶极”的经济罪犯。他只是一个正直本分的钢铁商人,以收购废旧钢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其中不乏“虚开”发票抵扣税款的“小动作”,而这也是行业的普遍动作。虚开发票问题不是铁本案的导火线与核心问题,只是调查切入点和结案所依赖的必要情节。
     
        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与政策鼓励下,他并没有充分的风险评估和先知先觉,本着回报乡梓和支持政府发展的初衷积极配合完成规定动作,当然商人谋利,其中肯定不乏乘机做大做强的商业功利企图,这无可厚非。铁本没有成为“第二个宝钢”,而常州市打造铁本项目的竞争性举动势必引发对宝钢地位的某种挑战,造成区域产业恶性竞争和无序发展,但责任也未是铁本一方。后续许多故事便再次诠释了中国式“政治经济学”的某种玄妙。只是,戴国芳不知道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不知道国家突然开始进行钢铁业宏观调控并拿铁本祭旗。只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和“选择性执法”下的“转移定罪”造成了让铁本公司和戴国芳本人无法承受的“法律创伤”。
     
        铁本案基本终结了铁本公司和戴国芳的钢铁产业前途。自2004年戴国芳被拘捕开始,铁本公司即被以低廉租金协调给其他钢厂租赁经营,新厂项目则势成烂尾,土地又无法复耕,企业整体资产不断蒸发缩水。戴国芳重获自由后本有获取铁本清算剩余并东山再起之志,地方政府亦有确认权益并相应补偿戴国芳的计划,但2009年7月开始的公司破产清算结果却是资不抵债:登记债权人总债权额为38.4亿,但铁本公司的老厂与新厂资产拍卖总价不足10亿,其中权属不完备的土地使用权未纳入拍卖。不过,作为铁本曾经的老板以及颇受同情的民营企业家,戴国芳在江苏的官场人脉和融资关系并未严重受损,其于2010年正式出山,成立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移师苏北盐城,目标是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大镍铁生产基地。他从此更加低调谨慎行事,对政府政绩工程亦审慎应对。只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铁本的法律创伤是否可能完全疗就?二次创业又如何再获胆商与机运?耽误掉的6年商业黄金期是否真能补回?民营钢铁业新的竞争格局是否还有“旧铁本”灵魂人物的一席之地?一切均在未定之天。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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