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政改中间道路的两难与进取
发布时间:2014/8/18 10:32:53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407] 评论[0]

    【出处】香港《大公报》2014年8月16日

    【中文关键字】政改;香港

    【学科类别】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写作时间】2014年


        8月的香港是雨季和酷暑交替,政改博弈亦进入了最后的冲刺期和焦虑期。在这一时期,两种不同的政治努力值得关注:一是建制派强势推展的“反占中”签名与游行活动动员了过百万的香港居民,与“占中派”之民意分庭抗礼,这是“对立”甚至“决战”的一面;二是“13学者改进方案”和“39贤达联署”所开辟的“中间道路”,试图适度弥合双方的剑张弩拔,消解政改的极化冲动与广场对决预期。与政治经验不足的青年学生以及投机取巧的反对派政客不同,这些“学者”与“贤达”是香港社会价值与秩序守护的中坚力量,需要充分理解和支持。
     
        可惜的是,在这一场政治预期和对抗冲动被日益飙高的社会运动中,这些中坚力量的声音与动员能力实际上是相对微弱的。周八骏博士在《大公报》8月14日的评论中指出了政改“中间道路”的两难:中间阵营难以提出另一种独立于两大对立政治阵营的理论和法律根据。然而这不是轻率抛弃中间道路的理由。中间道路的两难是人类政治史的常态,而如何在此两难间实现“伟大的妥协”则是政治创制成败的关键。
     
        政治是实践妥协的艺术
     
        从理论的清晰性与系统性来看,反对派的“国际标准论”以及建制派的“基本法法制论”分别可以奠基于自然法和实证法两大传统,以“普适价值”和“具体秩序”分别诠释各自的全套主张。相比之下,中间论述颇多的两头迁就,有着理论上的含混性与政治主张上的妥协性。然而,政治本身并非纯粹的理论事物,而恰恰是一种实践理性,是妥协的艺术,是中间化的艺术。中间道路的两难不是嘲讽或轻率放弃中间道路的理由,而恰恰是以实践智慧使中间道路成为可能的动力。
     
        观诸人类民主政治史,缺乏“中间理性”的民主化只能导致长久对抗与动荡,所取得的“一方全胜”的政治成果亦不可能巩固。理论上清晰决绝的法式民主,其长期表现远远不如具有妥协特征和中间理性的英美民主。中华民族挺立于世,其文明与历史奥秘恰恰不在于理论上的严苛与教条,而在于饱满的实践智慧与中间化技巧。历史已一再证明,凡是中间理性运用得当的时期,通常是国运昌盛,文明繁茂,而极化理性占优时,则对抗不断,内耗不已,国势难料。香港政改正在经历“中间理性”的历史考验,如果不能顺利走出,则其长期表现堪忧。
     
        将即将到来的“占中”与“反占中”的广场式对抗称为“政改决战”颇为不妥。无论反对派的“外国势力”背景多么浓重,2017特首普选在政治和宪法意义上都是严格的“人民内部”事件,而绝对不是“敌我”事件。因此,我为此轮政治争论的定性是“博弈”,这是一个融合竞争与合作、探讨竞争中的合作艺术的理性交互过程。“决战”思维属于敌我“斗争”思维,应用于基本法保障下的特首普选改革,是观念错位,更可能导致在政策选择上对中间道路与中间理性的轻慢和懈怠。在“决战”思维下,反占中签名和游行上的民意数字可能带来暂时的政治信心,然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才应该大胆探讨中间道路,充分信任港人接受“中间理性”的可能性,而不是以相对优势民意来单向支撑一方的所有政治立场。更关键的是,反对派的泛民基础在功能组别存在的前提下在立法会依然有着至少三分之一的议员代表,而占中公投即使扣除水分亦有数十万之众,他们中有野心家、投机家和外国势力支持的人,但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天真的学生和朴素的市民,他们也都是港人,是治理香港的主体和香港有效管治的依靠。
     
        “一锤定音”给“中间理性”适当空间
     
        其实,即使从理论和法律根据来讲,中间道路也并非不可论证。基本法第45条建构的是提名委员会模式下的普选框架,这一框架固然排除了并列性的公民提名与政党提名的合法性,但却为提名委员会的具体构造设定了“广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两个核心特征。中间道路的核心诉求不在于违法的公民提名,而是在“广泛代表性”与“民主程序”上朝向“公民提名”方向用尽制度资源。严格而言,中间道路并没有突破建制派所坚持的“基本法法制主义”,仍然是在基本法第45条、附件一及五部曲轨道内寻求更优方案,只是这一寻求与单纯的建制派立场有所不同:第一,不以绝对控制候选人立场为预设前提,保持制度中立性,不以“筛选”为最高指导原则;第二,充分反映香港社会的“公民”甚至“政党”因素在提委会机制中的功能与作用,部分普选提委、公民推荐及其各种改进版本属于此一思路;第三,在提委过半数确定正式候选人之前建构“预选”性质的公民推荐与适当比例提委提名程序;第四,以“名单制”适当约束提委会的“筛选”意图和空间。
     
        这显示出中间道路的本质是寻求一种最大化弥合建制派与泛民派政治对抗的理性、有说服力的方案。这一努力实际上有效消解了所谓的“国际标准论”根植的不妥协的普适价值主义,以“方案”的具体理性对消极化立场的非理性。这恰恰是中间理性的本质逻辑和力量所在,是有利于最有效地维护基本法秩序和香港繁荣稳定目标的,也是最有利于抑制“外部势力”放任政治对抗、陷香港于祸乱境地之险恶企图的。“决战”思维下的不妥协,其实也正是“外国势力”隐秘的追求。然而,对香港,对中央,最大的利益和出路还在于有原则的妥协,通过中间理性引导政改共识,顺利实现特首普选,争取最大多数港人的民心支持。这才是治港的最大政治成就。说到底,香港人的主体是爱国爱港的,是同胞,是中国人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与外国势力严酷斗争的战场和牺牲品。
     
        月底的“一锤定音”,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权限,只能明确否定或不予提及“公民提名”,但反对派特别希望“公民提名”获得正面回应,故应依据基本法做出合理回应与安排,而不是刚性否决,不给出任何理由或说明。
     
        我建议的回复方案是:
     
        第一,鉴于基本法第45条确定的提名委员会单一提名机制以及基本法修改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无法在2017特首普选的五部曲中予以制度化落实,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亦不能越权肯定公民提名的合法性,但考虑到香港部分团体和居民对参与特首提名过程的民主愿望和诉求,以及将提名程序理解为整体普选程序重要一环的特定政治认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特区政府就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进行修改,并建议特区政府启动第二轮政改咨询,将焦点集中于提名委员会组成的代表性以及提名工作程序的民主性如何获得具体规则和机制的支持上并在准备提交给立法会的修改议案中予以明确体现,以充分保障提名程序的民主代表性和正当性。
     
        第二,正式候选人的产生应以提名委员会投票过半数为最终条件,但在此之前如何设计预选和委员提名规则,可以参照选举委员会经验并适当改进。
     
        第三,正式候选人应控制于4-6人,以兼顾全体选民对候选人的认知需求与选择需求。
     
        第四,“爱国爱港”的要求应体现在提名程序的参选宣誓仪式中,并作为政治问责适用情形写入最终修改议案。
     
        这样的回复既使得政改完全在基本法与人大决定框架内进行,又保障了香港居民对提名过程的有效民主参与,增强了提委会工作的民主代表性与灵活性,提升了候选人的民意接受度与选民选择空间。
     
        第一轮咨询主要是意向咨询和原则博弈,第二轮咨询应该顺势转向方案确定和规则设计。而“一锤定音”起到的正应当是这种从“原则”向“规则”的转换作用,因此应给中间道路以充分空间,有效管理和降低“原则”立场上的直接冲撞和对抗,将香港社会的政改辩论焦点转移到具体方案和规则设计上来。鉴于目前的对立态势,即使是给出中间空间的“一锤定音”,由于依法否决了公民提名,仍然可能遭遇到规模或大或小的“占中”对抗,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只要中央给足政策空间和中间道路机会,“占中”就不会演变成连续性对抗,而不过是反对派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勉强交卷的“最后广场秀”,之后便走向边缘化。中央应着眼于“后占中”长远视角看待和积极回应中间道路的优势与理性,如此则劫波可度,对抗可消,民心可用,和谐可得。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香港大学法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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