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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神话与中国民企想象力
发布时间:2014/6/12 13:19:36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451] 评论[0]

    【出处】《法治周末》2014年6月12日

    【中文关键字】南德神话;中国民企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4年


        异端异于常人之处在于富有想象力,满载进取意识和创新精神。牟其中无疑是中国改革史中最具想象力的企业家,尽管只有半年大专的“学历”,但自学成才,对商业、财富、政治与人性有着超乎常人的洞察和运用。他的想象力太过超拔,不时刺穿了体制与社会的容忍限度,不仅在文革时代,甚至在改革时代,皆令其数度身陷囹圄,成为民营企业史上的“悲剧英雄”。牟其中的三次入狱均与市场有关,也与体制有关。
     
        第一次是1974年的反革命集团罪。在文革武斗的动荡岁月中,他竟然可以埋首苦读,锐意反思,与同道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撰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纲领性文章,同时自撰《社会主义由科学向空想的倒退》以及《从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体系的主张。这些组织与思想行为惊世骇俗,有启蒙破晓之功,却险遭灭顶之灾。同期的著名经济思想家顾准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有影响关系,这更凸显出牟其中的反思品质与创造力。内定的“死刑”未被执行,他“活”入了改革春天,星星之火开始乘势燎原。
     
        第二次是1983年的投机倒把罪。尽管被中央工作组亲自释放并获得了政治高层的隐秘支持,通过“中德商店”证明了私营企业的商业优势,但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环境并不稳定,也不宽松。首先是登记注册难,当时的法律并没有对私营企业予以明确保障,甚至是否可起字号、刻印章之类的基本经营权利也模糊不清。其次是1979刑法中高悬着“投机倒把罪”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那个时代的非公经济如果不“投机倒把”,几乎无法生存。他被符号化为走资派,企图“与社会主义较量”。他很灵活,在狱中一方面提出入党申请,一方面上书中央直陈改革利害,终获释放。
     
        第三次是最致命的一次,但罪名的“政治不正确性”却最低,信用证诈骗罪。时已进入1990年代,牟其中通过“飞机易货”的经典案例将“南德神话”高高竖起,后转入国际卫星合作经营业务,获得巨利,但在资金链上也始终从紧。这起将南德集团卷入并最终毁掉南德神话的信用证纠纷分为民事部分和刑事部分。刑事部分于1999年宣判,后经二审维持原判,牟其中罪名成立,获无期徒刑。该案疑点重重:第一,信用证诈骗在当时并无成熟的刑事司法实践经验,权威司法解释直到2006年才出台,而根据新解释,牟其中罪名很难成立;第二,诈骗罪同案犯多未被追责,唯牟其中获刑,显失公平,裁判不义;第三,随后的民事审判表明,牟其中不应承担直接、主要责任。
     
        这就是牟其中的“三起三落”。“起”者,其才思敏捷,不拘常规,想象力惊人。“落”者,特立独行,傲视体制与社会,超前开拔,与环境的张力突破了相互容忍的临界值。
     
        “南德神话”有很多面向,但其内核是牟其中作为改革企业家的想象力。在其神话般的创业史上,有三大业绩支撑起了这一神话体系:第一,“飞机易货”,做成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一笔易货贸易,以500车皮滞销日用品换回俄国4架民航客机,净赚近1亿;第二,“卫星经营”,与俄罗斯国际卫星组织合作制造、发射、运营“航向号”系列卫星,业务不断向全球扩展;第三,开发满洲里,营建国际边贸口岸。在1990年代,牟其中的“南德神话”为其赢得了一大堆“第一”、“十佳”之类的称号,还进入了福布斯富豪榜。牟心中有着一个清晰的“南德商业帝国”理想,即使在狱中亦不忘完善这一毕生梦想。这个梦,也可以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南德神话”与牟其中个人的商业哲学与风险意识是分不开的。他的经济理论常有过人之处:第一,“最后1度”理论,即市场是经济成功的最后一步,市场盘活,全盘皆活;第二,股份合作理论,即作为企业激烈员工的制度手段,股权奖励作为有效激励机制;第三,智慧文明时代理论,即超越工业文明,建立智慧文明经济的新游戏规则,开“知识经济”先河;第四,对称理论,可雅解为辩证法,可俗解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为对两个“三十年”的对称性解释。这些理论不是学院化产品,而是其“玻璃厂”苦读和商战体验的真切结果。尽管存在围绕牟其中的“造神运动”的各路记者、学者、官员的虚夸,但“神话”的基础毕竟在于其本人,在于其不俗的想象力及其商业应用。
     
        与1990年代被判刑的其他企业家的“张冠李戴”经历不同,牟一直既不认错,也不认罪,一直试图通过刑事再审程序重获自由与清白。在狱中,他依然对南德集团理事会发挥决定性影响,南德集团的资产存量主要是卫星航向3号和满洲里划拨土地,牟期待以此为基础再出江湖,实现毕生的“南德商业帝国”梦。他一直拒绝保外就医和假释,确信自身“无罪”。曾追随牟其中的冯仑、王功权等已自立门户,创造佳绩。老牟欣慰之余也颇为感慨,近20年的狱中生活将其与中国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无情隔离,加之老之将至,身体欠佳,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牟其中时代”和“南德商业帝国”恐在1999年已黯然落幕。
     
        牟的一生创造过改革史的“南德神话”,展现过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超常想象力,获得过“首富”荣耀,但其所穿行的是民营企业之法律政策地位飘摇不定的改革早期,也是民主法治环境相对脆弱的重建初期。我国的刑事纠错程序没有能够精确识别并保护这位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难得的商业奇才。
     
        20年,市场经济滚滚向前,大国崛起步履矫健,但法律秩序对经济自由的保护与促进仍有空间。牟其中在狱中精辟总结过中国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结构性矛盾:“造成困局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按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与按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的矛盾。”这不像商人的语言,而像政治家的语言。牟是一个被体制误伤和耽误了的改革企业家,但其对体制改良和市场进步依然乐观。改革和革命一样,在制度转轨中会造成大量误伤和错失,而测度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必然是体制不与企业家想象力为敌。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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