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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王的“掌柜伦理”
发布时间:2014/5/21 11:34:31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385] 评论[0]

    【出处】《法治周末》2014年5月22日

    【中文关键字】国企;“掌柜伦理”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4年


        直到退休之前,褚时健还是严格遵守着国企的“掌柜伦理”。所谓“掌柜伦理”,也就是“经理人伦理”,属于雇员职业伦理的一种。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东家-掌柜”相当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东-经理人”,二者之间是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前者决定后者的薪资水准与基本福利,享有剩余索取权,后者为前者提供管理服务,领取约定报酬。1979年,右派褚时健刚摘帽即执掌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十余年间打造了一个辉煌的烟草帝国,自身成为中国烟王。
     
        退休时刻,掌柜伦理被突破了,褚时健涉嫌贪污公款174万美元,这在1990年代不是小数目。1999年,褚时健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褚自述涉嫌犯罪的动机是:“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据原红塔集团总会计罗以军回忆,褚曾明言:“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国企的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同时缺失,管理性贡献与分配性收益严重不对称,是褚案发生的制度性根源;第二,国企确实存在“所有权虚位”,“东家”并不参与企业管理决策,只坐收利润;第三,褚打造了一个克里斯玛型的企业帝国,僭越了“掌柜伦理”;第四,褚有哥儿们江湖义气。这样的国企管理体制,无论经理人多么优秀,无论企业一度如何辉煌,其悲剧是注定的。褚是这一体制的牺牲品,按制度设计与其个人心智,他逃无可逃。
     
        从法律上看,“英雄”和“罪犯”的双重性也让褚时健的定罪量刑充满变数。褚的落马来源于1995年的一封举报信。褚的妻子和女儿同时涉嫌经济犯罪。褚的最大犯罪情节是直接贪污公款174万美元。在褚的正义认知里,这是他应得的报酬,作为养老之用。但在体制与法律上,这是“东家”(国家)的钱,与“掌柜”无关。对褚的定罪量刑,中纪委对民意进行了一定调查,民间评价对褚十分有利,甚至愿意筹钱还赃。中纪委领导最后定的调子是“过不掩功,功不抵过”。在法律原则上,褚的犯罪情节清清楚楚,但实际量刑仍然进行了某种变通。按照常规量刑,褚必死无疑:第一,褚的贪污金额已达到“死刑”标准;第二,同期宣判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案所涉金额不足其一半。同样基于“功”的变通,褚实际服刑时间极短,很快就获得了减刑和保外就医,甚至从2002年开始还进行了颇为成功的“二次创业”,从烟王转型为橙王,由“掌柜”变成真正的“东家”。
     
        从国企老总到民营企业家,从烟草大王到甜橙巨头,褚时健内心深处似乎有着两股并行的意念束:一是作为管理者的管理艺术,最大的亮点是整合产供销体系并发展出共赢式的分配与激励机制;二是对财富公正分配的顽强信念,该我的就是我的,这曾经使他从国企英雄沦为贪污犯,也同样使他二次创业再造奇迹。
     
        褚案折射出中国国企管理的重大缺陷,案发时也正是国企改革的关键期。从公共政策上看,褚的行为必须判刑,但从国企管理制度上看,对经理人的激励机制必须改革。这里也有一个关于国企激励从“精神”到“物质”的类型变迁。案发前,褚作为成功的国企老总获得了数不清的体制内称号和荣誉,但基本上属于“精神奖”,以致于褚依然认为自己有可能“白苦”。精神奖励不能直接兑现为物质利益,而褚认为这不公平,从而直接从企业账上拿走自己认为合适的“物质奖”。
     
        “精神奖”中心主义是一种义务和奉献为主的集体主义企业伦理,能够满足国企“高积累”的政治目标。“物质奖”中心主义则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主导性激励原则。褚是曾经的右派,尽管能力很强,一直没被“改造”好,并不认同“精神奖”中心主义。他以身试法,作案手法赤裸裸,内心动机理直气壮,从而构成了中国国企管理文化的一个分水岭:由“精神奖”中心主义转向“精神与物质”并重主义。如今的国企老总在分配安排上要大大优越于褚时健时代,是否因褚案刺激了中央的有关政策转变,不必细究,只是国企高薪未必真正“养廉”,近期若干国企行业高管被查即为明证。国企的“掌柜伦理”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而激励安排只是一种中观的管理技术。国企如何探索建立系统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有效监管与有效激励并存的管理体系,是一项长期改革任务。
     
        作为橙王的褚时健不再有“掌柜伦理”困扰,企业利润如何分配可以自己说了算。他对于中国改革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后期的二次创业,而仅仅在于两点:第一,贯穿其商业人生的财富信念和具体管理技艺,这是中国商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挖掘和提炼;第二,褚时健案的法制史与国企改革史意义重大,体制与制度如何不与“人心”和“公平期待”为敌,是今日中国重建政治经济与法治体系的根本任务之一。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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