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一个面向中国大地的宪法学者
发布时间:2010/11/25 15:18:12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936] 评论[0]

    【出处】《新快报》2010年11月24日

    【学科类别】宪法学

    【写作时间】2010年


        前天上午,收到身在美国的师弟阎天的短信:“蔡定剑老师走了!”这是隐语,我自然明白,却很震惊:一位在中国宪法学界和公共领域如此“矫健”的思想者与行动者就这样走了?我立即与蔡老师的博士生方明取得联系,确证了这一消息。我迅即上网,发现各大网站已经纷纷刊出哀讯。

        因为早年的工作经历的关系,蔡老师学术研究更多集中于宪政民主领域,在宪法权利领域则主要关注宪法平等权的政策改革。所谓宪政民主,蔡老师最初的关注集中于选举和人大制度,其连出四版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至今仍可归入该领域的重要参考书行列,《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则对中国的选举过程进行了实证的观察与分析——这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超出了研究成果本身。近年来,蔡老师又集中精力做公众参与的研究,这是宪政民主框架中除选举和代议机制之外更加重要的领域。

        2009年由蔡老师编辑出版的《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和经验》以及《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对于推动中国宪政转型期民主参与的理念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蔡老师还特别重视宪法平等权的研究和实践。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北大的讲座中,老师曾通过展示2004年张先著的一封来信,表达了自己转向平等权领域的心路历程——当时蔡老师满含感情,热泪盈眶,在场之人无不动容。我想老师长期坚持宪法实践的根本动力,就在于他对当下中国弱势群体的痛苦有着真切理解与反思。

        蔡老师已经去了,在一个他自身事业和当代中国改革都亟须更进一步的时刻。我想老师离去的最后一刻一定仍然眷恋着终其一生加以守护和实践的宪政理想。在这一刻,各种纪念活动在不同的圈子里展开,这是对逝者的敬意,更是对生者之责任的申明。

        老师是50后,他们那一代学人有着独特的历史体验、价值追求和行动精神。对我们80后法律人而言,老师留下的遗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老师直接的著作,二是老师行动的精神。按照习惯,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标签”来纪念蔡老师,就我而言,我谨以“一个面向中国大地的宪法学者”的评价作为内心感念的凝结。

        这一刻,在追思之余,一个问题萦绕我心,久久难安:我们80后法律学人能够为中国的宪政转型做些什么?我们能够以何种学养和行动来承载人类最大之文明体的现代转型?相比于蔡老师他们那一代,80后法律人有着更好的实践基础,但也承受着更加艰难的历史责任。我们80后法律人成长于一个政治上重新开放、社会与经济领域重新自由、现代性中的“个体”重被激活的时代,尽管偶有波折,但改革年代里的我们有着更加连续与一致的改革共识,有着进行更深层次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有着更加丰富和完整的知识与经验背景。

        但是,更艰难之处在于我们80后需要承担一种历史的“综合”,需要我们对于中学和西学具有更加完整的知识理性,对于传统、现代乃至于后现代有更好的价值平衡,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经验有更具穿透力的解释和归纳,对于最终的结构性命题有最具思想性和实践性的回应。

        这一刻,具体的宪法方法论、学术观点、知识来源乃至于思想性差异都已不重要,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因为我们共有一个中国,因为我们都要面向这片大地,深嵌其中,无处可逃。无论我们将来走多远,蔡老师都是那支撑过一段历史的“肩膀”!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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