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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从民间行动到官方维权
发布时间:2010/9/13 11:21:36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692]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学科类别】其他

    【写作时间】2010年


      近日发生的日方钓鱼岛扣船事件切中中日关系要害,事态严重,双方均持“主权”立场针锋相对,如何了结,尚难预料。中国此次反应强硬,派出渔政执法船赶赴执法,提供保护机制,这表明在大国崛起与海权意识日增的今天,政府已意识到保钓作为主权事项,实现从“民间行动”到“官方维权”的重要性,且保护主权不能长期流于外交辞令,需有持续之实际行动与成效。既往保钓,民间参与较多,政府基于中日关系大局及“韬光养晦”之外交导向,多以申明原则立场和外交沟通解决,但客观上却放任日方逐渐增强对钓鱼岛的行政管理和军事存在。
     
      中方尽管长期使用“主权”话语,但政治思维上却难以将主权思路贯彻到底。所谓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的策略安排,希冀双方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替代无法让步的主权诉求,探寻一种非主权化的国际主权争端解决模式。确实,主权对抗至少在目前的国际法框架内很难解决。由于历史牵绊、民族情绪和战略利益所系,争议一方不可能在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发生之前完全取得争议中的主权利益。钓鱼岛问题,与日韩之独岛(竹岛)争议、日俄之北方四岛争议、南海岛屿争议尽管存在具体原因和情形差异,但根本点在于主权扩展过程中在海洋范围内的冲突。既然谁都难以取得100%的权益,而主权问题是“全有”或“全无”的原则问题,除了战争,可选立场之空间确实有限。这也是争议各国政府立场协调之难度所在。无论是否是民主政府,现代政治都是一种“民族政治”。“主权”范式是西方经典政治理论提供的国际秩序模式,在奠定西方民族国家基础,建构现代国际政治秩序方面功勋卓著,但对于国际间复杂历史背景下的领土/领海争议,其所提供的操作框架日见其拙。主权理论在形式上排除了区域性帝国秩序的可能性,这是一种现代政治规范,要求去除传统政治模式的制度性因素。然而,这种理性主义的思路,可能与某些特定区域的政治秩序的建构存在偏差。一种简明的形式主义理论,貌似很美,很平等,但却很难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路径。中国之政治思想具有“帝国”遗痕,这种帝国路径不似西方那般服务于资本主义扩张,而是一种面向和谐与责任的“中心-边缘”体系,是“爱”的原则从“家”出发经过“国”而达于“天下”的秩序传递图式。不过,这种图式之现实化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作为中心的“中国”具备成为这一体系核心的软硬实力;二是作为“边缘”的其他政治体理解并认同这一非主权化的秩序合理性与正当性。不过,这种以“爱”和“责任”为基础的模式在主权模式及作为其背景的西方政治文明的挑战下,特别是在工业化硬实力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早已衰微。“天下体系”或“和谐世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道德理想,但其制度实践也需要政治的载体和交往的智慧。中国的主张,有着传统思维的遗痕,却可能是“一厢情愿”--力量不足,正当性不足,缺乏认同,也缺乏适应现代的操作框架。不过,随着中国之崛起,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创造力之发挥,区域秩序中的非主权安排也不是毫无可能,甚至可能成为人类寻求争端解决与和平共存的重要出路。但目前,这种思路无论在钓鱼岛还是在南海,显然都无法获得认同,因而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就。
     
      于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也只能回归保护国家利益的主权立场。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局部主权诉求还是主要服从于“改革大局”,服从于民族复兴所需要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过去几十年内,保钓主要是“民间行动”,而且主要是港澳台及海外华人的居民行动。这种行动固然对保钓有所促进,但在面临日方的行政与军事力量时终究处于弱势,伤亡也时有发生,每每令人扼腕。此次事件,日方不仅肆意“碰撞”,而且公然按照其国内法实施逮捕和审讯,挑衅严重。法律有效性以主权为前提,无论日方法律框架与司法程序如何先进和形式合理,作为其正当性前提的主权要件并不具备,这就是姜瑜所谓的“荒谬论”的法理根据。而大陆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初具大国实力,适时明确保护在发展大局下被“暂时”搁置的主权利益,也是顺理成章。此次大陆官方派出渔政执法船前往保钓,意味着政府的这一责任自觉与策略调整,即保钓从“民间行动”走向“官方维权”。但需注意,日后之保钓,应主要呈现一种官民协作的态势,将维护主权的责任合理分担,人人有责,不可成为“官方垄断”。这种行政执法行为也不应仅仅成为危机之举,而应成为一种常规化机制,无论代价和成本如何,应加以坚持。以“官方”对“官方”,表明中国开始从“发展大局”中适度解脱,运用其改革积累的力量来增强保护国土与领海的决心与实际能力。我们希望通过此次事件,政府能够就“保钓”确立相对稳靠的维权框架--“政府主导,民间参与”,以行政力量进行护渔护航和常规管理,以军事力量作为应急后盾,其行动强度至少不应低于日方当前之意志与力量。通过此次事件,中国也可为周边其他争议国提供一种明确的信号:需要正视崛起的中国,清醒而理智地应对从“发展大局”中适度解脱出来并日益对区域乃至于世界承担更大责任的中国的主权利益。东亚局势,其观察框架应以中美关系为主轴,中国之“和平 崛起”与美国之“和平衰落”将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要事件,日韩等国之两端移动需具有“大局眼光”,其真正前途在于“脱美入亚”。当然,中国也需渐次增强其在调控地区事务上的责任感、力量投入与公允性。比如天安舰事件,演化成后来的韩美军演,就是中国区域调控能力不足的证明。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崛起,也需要政治崛起和思想崛起,认真思考“什么是中国适合承担的大国理念及其行动框架”。当然,“势”不足,则“道”不彰,继续发展仍是主题之一。
     
      此次事件还显见港澳台联合保钓之势,大陆中央政府应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适度统筹保钓之“官方”与“民间”的行动组合,掌握钓鱼岛主权争议解决的主导权,理性引导民间爱国情绪,既不逃避责任,也不使之失控。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此次危机,它不是带出了新问题,只是尖锐而完整地呈现了已经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有智慧、勇气与耐心来应对。这是中国大国崛起背景下走向海洋的必经阵痛,也是中国在经济奠基之后通过全面维护主权与协调两岸四地共同利益的重要经验,更是中国探索区域整合与政治思想创新的积极挑战。当然,我们不能期望钓鱼岛问题一次解决--它必然和东亚新秩序的生成同步到来,同时也是中国作为中华民族利益担纲者和区域整合领导者的能力成熟的标志。
     
    2010年9月11日晨于小南庄寓所


    【作者简介】田飞龙,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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