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政治概念的变迁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底色
发布时间:2009/10/29 16:26:01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769]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学科类别】法理学

    【写作时间】2009年


      “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的这句魔咒用在现代人身上也许更加合适,因为不论中西,从帝国时代到共和国时代,政治范围的扩展、政治建构的规模与层次的复杂提升都对人的政治品性与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历史演进的自然过程。这一过程对于西方来说也并非田园牧歌,真神俗神眼花缭乱,激情理想缠绕逶迤,创造挫折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西方在近代的入口处,政治的民主规定性已获确认,通过与自由的平衡而在宪政制度下完成现代政治之理念与制度的定型。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概念的现代进化则充满曲折反复。中国在“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中缺乏合适的内部经济基础与和平的外部国际环境,民族的利益认同与维护优先于民主。1949年也没有提供“民主政治”的充分经济基础与国际环境,“紧急状态”下的政治与建设难以为常态民主提供空间。毛时代的阶级政治是一种非常政治。1978年开始、至今未终结的时代可以统称为“改革时代”,阶级政治的概念被抛弃,但并非代之以西方现成的代议式民主政治,尽管包含其重要的制度外表和局部实践形式。改革时代的政治概念可以概括为“协商政治”,这也是一种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概念和传统帝国体系中的协商精神的历史耦合。协商性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的底色。从阶级政治向协商政治的转变,体现了中国政治理性化的发展方向。协商政治作为中国当代政治的底色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发展的阶段性,对此需要立足本民族的历史基础、发展利益和政治认知进行客观而科学的评价。笔者在意的是建国六十年间中国场域里政治概念从“阶级政治”向“协商政治”变迁的时代基础与历史理性。
     
      毛时代的政治概念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基本精神的。“专政”在基本逻辑上内含了一种“假想敌”观念,其基本思维工具是“人民-敌人”,社会操作工具是“成分”标准(具体化的阶级标准)。在专政精神下通过对人进行历史社会身份的甄别,完成“敌我区分”,一切政治待遇和斗争方式都以这一区分为规范性基础。当然,人民的边界是会发生浮动的,这取决于斗争的策略需要以及具体斗争的实际效果。这一政治概念与操作原则和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如出一辙。当然,这也许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客观环境有关--外部空间上承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系性封锁的巨大压力;内部空间上,国民党盘踞台湾并在大陆潜伏大量特务,各地土匪林立,国内政治环境险象环生;革命后干部的道德素质与专业素质出现危机,等等。内忧外患之际,革命虽然成功,但“专政”的需求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为了保卫政权和提供国家工业化的秩序前提,国家的专政职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毛时代的政治概念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正当性,基本回应了那一时代建设非常政治的理论与制度性需求,尽管某些个案(比如文革)中出现了重大的实践性错误。
     
      改革时代与毛时代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国家建设走上了常态化的轨道,即从“阶级斗争”走向“经济建设”,最终综合到“和谐社会”。国家的常态化要求政治概念也作出相应的变化,这主要变现为从敌我/阶级政治向协商政治的转变。
     
      根据成熟民主国家的政治实践,常态政治一般为选举式的民主政治,且需要以政党竞争为动力机制。但中国的常态政治建设无法绕开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在我国,不存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因为执政权是宪法规定的,不是周期性选举的,我们采行的是一种合作性的政党体制--这也是一种民主体制,即协商民主。由于宏观政治领域缺乏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有效的代议式民主难以发展起来,协商民主正好填补了这一空间。但在基层,民主选举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依赖相对较弱,可以按照代议式民主甚至直接民主(比如村民自治)的模式发展。这样,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概念便呈现为“基层民主,高层协商”的基本格局,但其重心在于“协商”。协商原则已经成为党的领导原则的程序性子原则,甚至成为中国宪法的一个重要惯例。所谓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其实就是协商关系,而政协所起的根本作用也在于此。
     
      协商政治既不同于传统保守的阶级政治,也不同于纯粹的西方选举式民主政治,其基本特点在于:(1)开放性:国家重大决策作出之前,往往经过了党中央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审议与磋商,民主党派相对超越(没有选举负担)地参政议政,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普通民众也可提出评论意见;(2)可扩展性:在代议式民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协商政治模式除了在高层政治决策中的运用之外,还可扩展至一般的权力过程和社会过程之中,如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和协商、企业层次的参与协商、基层治理中的参与协商,这有利于培养社会参与和社会自治的理性精神与能力,甚至可以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的系统化风险;(3)民主的日常性:从宏观政治领域扩展之后的协商政治相对于选举式民主政治而言,更加具备民主的参与性和日常性;(4)理性:协商政治模式的核心关注在于提升决策的理性化程度,协商中所交流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信息与责任,这可以为决策提供更加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制度常常具有比较优势,协商政治模式也许不具有选举式民主政治的某些优势(比如严格的民主责任制、反腐败、财政公共化等),但却可以具有政策与权威的连续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决策的理性化、公民协商能力的有效培养等优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国改革时代逐步探索成熟的协商政治模式未必不会给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一条稳定安全但又高质的转型路径。
     
      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还必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因而在政权意义上我们不存在周期性的民主问题,我们是在法定执政权的前提下讨论中国当代政治概念的。虽然如此,我们所需要的也绝不是一种僵化保守的“党的领导”,而是富有开放性和创新精神的“党的领导”,协商政治模式就是推动党的领导开放化与创新的新的政治概念。此外,在当代语境下谈论政治的概念已经无法不同时谈论民主的概念了。除了与党的领导原则直接联系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协商(民主)政治模式之外,我们还需要建设多层次、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其中包括人大的代议式民主、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同样也没有社会主义政治的活力。所谓“有序政治参与”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法律内涵--“有序”要求任何政治行为以法律特别是宪法为前提,“政治”指示了行为的性质和作用领域,而“参与”既是民主的,也是协商的。
     
      综上,中国当代的政治概念已经从敌我/阶级政治转变为协商政治,协商性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的底色。之所以没有一步走到西方的选举式民主政治的地步,就在于我们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一样不是所谓的“休克疗法”,而是渐进模式。渐进模式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审慎的历史理性,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乌托邦思维,立足中国革命历史的政治前提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侧重实践与效果,在经验探寻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前进。这种审慎的历史理性与协商政治的基本精神暗合,或者说改革时代中国政治概念上的“协商”正是这种审慎的历史理性的体现。我们看到党的领导从僵化的专政原则逐步走向与常态国家建设相适应的理性和开放性格局。协商政治,辅之以富有活力的各层次民主,确实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建构的一大特色。


    【作者简介】田飞龙,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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