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青年文化评论》2008年第13期“理性与爱国”主题研讨编后语
发布时间:2008/7/4 9:46: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1395] 评论[0]

    【出处】本网首发

    【学科类别】法理学

    【写作时间】2008年


    2008年的上半年已接近尾声——这是尤其特殊的半年,在这半年里面,中国如此密集地承受了历史与自然的“不能承受之重”。作为中国的知识青年,我们一边在实际地参与并分享伟大祖国勇担灾难的智慧与勇气,一边在坚持符合21世纪青年气质的理性思考。在这半年里面,有一个主题雄辩地占据了网络的主阵地,纠缠着不同知识层次的国人的心灵,这就是“理性与爱国”。本期选择这一主题,是因为它在表面上属于2008年上半年,但在本质上属于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整体现代化过程——2008年提供了一次集中性和综合性的公共论辩契机。 

      让人欣喜地是,本期的研讨没有陷入“理性—爱国”的二元对立之中无法自拔,而是试图凸现二者的深层联系并提供建设性的处理方案。法学背景的评论者倾向于以法律理性和个体权利为基本框架架构这一主题。毕雁英博士就明确指出,爱国主义在精神内涵上应包括尊重法治,爱国主义式的道德标准不能凌驾于个体人权之上。方铭先生则聚焦于灾后重建的法治前景,并将这一前景界定为青年的爱国责任。其他背景的评论者则从政治、文化、伦理等诸多角度对这一论题作更具体的展开。张春田认为危机唤起了我们重建时代核心价值的契机,这一核心价值即为“中国认同”,这与程雪阳关于宪法爱国主义理论背后的共同体整合的焦虑相呼应。田飞龙则从常态伦理与非常态伦理的区分出发,试图凸现竞争伦理与互助伦理的场景性差异与功能性互补。 

      从2008年往前推,其实理性与爱国的论辩在中国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文化前提。一楠从两本涉及中国民族主义发生逻辑与中国帝国专制式的救灾政治的学术专著的阅读中,向我们展示了民族主义、现代化及权力斗争的“复线”结构以及中国救灾模式的正面价值。 

      总体来看,本期评论作者没有陷入原子化个人主义的理性迷途,也没有陷入“义和团”式的爱国狂热,而是同时以这两者为警惕和改造的对象。尽管存在具体价值和论述方式的差异,但这些评论还是整体性地展示了我们21世纪的知识青年在理性与爱国关系处理上的智慧与超越的特征。确实,这些青年评论者如果不饱读诗书、遍阅历史、勇担责任,如果不是同时理解了个体又理解了整体,如何可能在评论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一种“同情的理解”和“建设性的责任”? 

      无需回避的是,本期研讨不可能将理性与爱国的复杂关系全部呈现,而且传统的理性与传统的爱国都面临着严重的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价值挑战——程雪阳对民族爱国主义向宪法爱国主义转换的理论考察就初步凸现了这样一种挑战。就中国而言就更加特殊,我们是在一个欠缺成熟的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基础上同时追求着一种适合我们新的生活的个体性与整体性,其中的历史张力可想而知。这也可以说明2008年上半年围绕若干公共危机事件而展开的理性与爱国的激辩是如此的正常和必要。 

      重要的还是当下,我们希望本期讨论能够给国人提供思考该主题的更加综合与平衡的框架,促进危机事件之后的价值重整与制度协同。 

      这只是序曲,这只是一种青年式的思维图景与表达尝试! 

      

    【注释】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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