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抗震评论与“乌有之乡”新解
发布时间:2008/5/26 9:33: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1744] 评论[0]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08年


    我是在06年秋来北大之后开始关注乌有之乡网站及其系列活动的。当时由于已经在自由主义导向的“法学本科”(特别是以民商法为中心)里浸泡了四年,再加上党化教育的“拙劣”所遗下的“审美疲劳”,离“左边”很是有一段距离了——所以对于“乌有之乡”首先是感到奇怪,其次是有些兴趣,或者主要是好奇——它会是什么样子?参加过它的一些活动,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些活动里我系统感受了一个被重新压抑的“中国”,它给我观察和思考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素材。批判总是激动人心的,无论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因为激烈批判背后总恍惚着一种强烈的道德力量——尽管可能是虚幻的。我也写作过几篇与它所关注的话题相关的文章,并受到一定的转载和关注。但是在一年之后,我逐渐感觉他们整个对问题的回应思维有问题——他们常常可以提出极深刻的问题,但是在解决法上永远无法超越“毛泽东”——这是有问题的,至少是明显不现实的。后来由于考博等事情,加之开始了系统的专业科研,去参加它的活动的机会就很少了。 

      考上博之后也没大关注它。老实说,在经历初期的“痛快淋漓”之后,我实在不大喜欢他们谈论问题的方式和写作的文风——他们常常走极端,常常过分美化历史。当然,我完全理解他们其中一部分人的道德热情,但也可能不乏投机者——相反相成,有时是可以更加获利的。今天下午闲来无事,再上它的网站看了一下,印象依旧。有一篇韩德强的文章,是关于汶川地震的,他的基本主张是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废除一切保险公司。韩先生是研究经济学的,我曾经看过他关于经济史研究中贸易自由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系,以及物理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很受启发。但上次在乌有之乡发动对《色戒》的第二次讨伐时,他的发言却让我极其失望——毫无学理上的严谨性和深度,类似“愤青”。这一次韩先生又主张以道德传统代替保险法律体制,而且语气如此果敢决绝,让人很难相信这可能是出自一个现代经济学家之口。救灾只是应急机制,在这种紧急状态下,道德传统、国家力量可以短暂地超越国家常态的法律结构,但一切回复日常以后,还是应该以法治化为主导方向建立一个常态型的和平国家。“专政”就是通过政治的非常态逻辑和所谓的道德热情颠覆常态国家,从而同时造成对自由和秩序的摧毁的。我们在救灾中看到了国家的巨大力量(包括军队的巨大力量),但这不是我们据以留恋国家强力,打破常态法律体制的充足理由——相反,法律的理性在于抑制国家在常态下的权力扩张。保险业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国家总体责任部分转移到社会的自然结果——没有这种转移,整个改革开放都是不可能的。同时,这种转移也创造了社会自治和个体自由的必要空间。这一空间极其重要,因为它是维持国家常态和平与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安全的根本屏障。我们需要赋予国家一定的伦理色彩,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福利国家的语境下,但国家的伦理性又必须是有限的,否则我们个人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国家吞没——解放我们的人完全可以做我们新的“主人”,而我们每一个人在经验范围内的地位没有任何改变。这是解放哲学的悖论,也是积极自由的悖论。所以,废除市场化的保险公司,要求国家对每一个人提供完全的保险责任,实际上也等于把每一个人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国家,并且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国家的奴隶——因为收支是需要平衡的,国家的完全责任同时必然意味着公民的完全奉献。同时,由于总体性排除了法治化的安排以及执行官员的道德风险,分配中的等级制又注定是无法克服的,而且可能比市场分配的公平性差得多。这些基本的判断都是有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证明的。 

      关于地震的一连串评论中,“乌有之乡”里的人还高抬军队的重要性,将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人民解放军简直奉若神明。我高度肯定解放军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的丰功伟绩,也热情肯认此次抗震救灾中的杰出表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称他们为魏巍所谓的“最可爱的人”。但是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最可爱的人”及其所代表的高度军事化和集体化的精神来管辖我们一切的生活领域呢?那将注定是灾难。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宽容与多元的环境,需要公民社会和日常法治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军事化崇拜仍然是一种危机应急心理,与常态化的现代化建设,包括改革开放本身延续下来的自由维度是格格不入的。“最可爱的人”如果是重申一种关于良善的军民伦理,我举双手支持;但如果是重新主张一种军事崇拜和总体国家,我则坚决反对。在和平时期,一方面军队应该裁减以较少国防财政开支,并将青壮年精英留在公民社会领域以促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搞精兵战略——这也符合国防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军队文化应该从社会主流文化中主动退出,让一种健康、理性与平和的公民社会文化自主产生和发展。 

      我本人对“左边”的朋友保持着深深的同情,因为我能够深刻地理解他们的道德热情和心灵焦虑——但无论有如何的热情和焦虑,我们都不能丧失关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基本构成与运行的理性立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社会改革出现的一些问题而责难于整个体制及其改革方向——关于现代化,甚至和谐社会,我们的历史经验还远远不够,特别是无法用三十年改革的微薄经验来完整地矫正千年文化传统和百年革命史所带来的诸多偏颇和价值干涉。因此,对于改革三十年以来初步实践并积淀下来的关于政治、经济与法律的价值共识与制度成果,我们应该持一种宽容和珍惜的态度。“左边”的朋友对毛时代的崇拜总体上是一种历史的悲情,是整体主义道德观的结果,没有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演进的辩证过程——比如邓时代就是对毛时代的一次有益的辩证否定,一次将军事化和集体伦理转换为民治化和个体伦理的历史过程——中国必须这么走过来,舍此将毫无出路。 

      这是我对“乌有之乡”的新解,提供给“左边”的朋友以及其他来路的朋友们分享和参考。我的专业是宪法,但我也绝不是过分简单和浪漫化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和马克思在我看来都不是最合理的制度思想资源。我坚持认为当代中国必须在以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和以法治精神为核心的政治法律结构的基础上,以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追求一个常态化的和平国家的建设。肯认这一点甚至是我们应该持守的民族意识伦理——因为我们的智慧已经可以穿透历史,因为我们已经在关于中华民族的新的历史辩证法阶段。改革以来,我们正是有着这样的基本理性和信心,初步的中国奇迹才有了可能。在开放的全球化结构中,应以开放、理性与合作的精神发展我们民族自身。中华民族历经历史苦难,今日终于显现复兴气象,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历史的悲情和片面的道德热情而人为葬送这一过程。笔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面向未来,为竞争与生存计,中华民族应该以现代性为前提来整合民族性,以巩固统一和发展,且只有在融贯西式现代性和自身民族性的综合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地“赶英超美”,以泱泱十几亿人口和几千年连续之文化传统的大国现代发展模式贡献于世界的发展文明。这里尤需注意的是,对于现代性的肯认与追求是兼容事实与价值的,其首要目的在于中华民族本身的竞争与生存——一个民族的竞争理性与生存状态,绝不应仅仅是一种事实优势,还应该是一种价值优势。 

      我要告诉“左边”的朋友的是,1949年解决的只是我们民族如何“独立”的问题,显示的是一种关于生存的事实上的优势,但1978年开始的却是我们民族如何“融入”世界的过程,漳显的是西式现代性和民族性相综合的基础上的价值优势,以及一种可扩展与可交流的我们民族的现代新文化的优势。 

      我愿以理性而虔敬之心祝福地震中的灾民,以及超越这一现实灾难的我们民族的未来命运! 

      (2008年5月24日午后于北京大学畅春新园) 

      

    【注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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