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北大公法学术现状与我的悟感
发布时间:2008/5/4 12:00: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1495] 评论[0]

    【学科类别】中国宪法

    【写作时间】2008年


    引子 

      北大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在我进入北大以后,这个梦想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与我的专业相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梦想不能总是梦想,梦想的生命力在于必须具备不断更新的解释维度和不断具体化的实践维度。经过两年的研习,我自身爱上了公法专业,这显然与北大现存的公法学术传统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公法指的是典型意义上的公法,即宪法与行政法,而不包括刑法、诉讼法等宽泛意义上的公法部门。下面我将对于北大公法学术作出简要的介绍,这也是对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北大学术传统的某种纪念方式。由于两年时间接触和交流有限,我仅以对我公法学术影响最深的三位教师即王锡锌、陈端洪和张千帆为例展开,并进一步展示我个人在北大公法学术影响下的初步学术历程。 

      北大公法“三剑客” 

      上面提及的三位老师完全可以称得上北大公法的“三剑客”,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独到的学术决断与实践方式,并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学术判断与选择。 

      王锡锌老师是我的硕士生导师,起初我对他并不熟悉,这主要是因为我对行政法的兴趣不大,而对宪法却情有独钟。但是,在经过第一个学期的相处之后,以及因为是导师的缘故而开始关注他的具体研究领域与成果之后,我开始佩服他的学术判断力与实践能力。王老师拒绝了行政法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基础理论的方向(沈岿老师在这方面保持了持续的努力并颇有成就),二是传统概念法学的方向,而选择了通过行政程序法建构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体系,通过公众参与促进行政的理性化改造和公民社会的成长。这是一条通向行政法之外的道路,王老师要探索的正是这样的道路对于中国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改革的可能性。经过几年的理论研究与制度建设的努力,王老师看到了自己力倡的行政程序改革与公众参与获得了从政治正确性到具体行政过程的建章立制的积极回应——十七大报告七次提到了参与式民主的问题,各级政府对于公众参与在精神意识上开始普遍接受,《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作为第一部地方性行政程序立法最近获得通过,厦门PX事件提供了我们时代公众参与的标本形象,等等。王老师新近又倡导“新概念行政法”,意图建构一种“面向行政过程的行政法框架”,这在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学术上都具有某种“革新”的意义。王老师曾跟我谈及他的学术选择的过程。他说90年代研读公法时也很迷恋理论,但后来他发现中国转型时期的问题太多,没有办法建立一种关于这些问题的统一理论,于是就选择一个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束(核心问题+关联问题),理论目标是建立一种适合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中观理论,但重心在于从实践上推动具体制度的变革以及对公民行动提供具体支持。我充分地理解并佩服王老师的学术决断和不懈努力,并会一直支持和部分参与他的事业。但是我也必须有自己的学术决断,我博士报考的是中国宪法方向,准备从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展开中国宪法的国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我觉得就转型中国的宪法学术需求而言,这两方面不能偏废。上次聚会时王老师给了我一句非常中肯的建议“面向中国的制度和问题,贯通宪法和行政法”,这对我启发很大。 

      陈端洪老师则是我所见过的老师中最富政治哲学天赋的公法学者,而且颇有隐士之风。初识陈老师是在研一的“宪政原理”课上,当时他给我们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兼及对中国宪法问题进行诊断。当时我就感觉颇为新颖和深刻。后来进一步的接触,特别是一年以来的读书会上的交往,我对他的根本焦虑与理论功夫甚为佩服。他这几年专注于主权理论研究,这是一个在国际法和国内公法研究中都普遍受到忽视的命题,但他却牢牢抓住。这也是一种独到的学术决断,因为中国仍然处于一个制度高速转型的时期,公法理论问题的思考需要容纳更多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俗称“中国特色”),而就中国始自近代的民族国家建构任务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家统一问题而言,我们时代存在明显的国家理论需求,而国家理论的核心正是主权。因此,陈老师通过援引各种理论资源,紧紧围绕主权问题,试图建构一个理论上自洽的中国主权结构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的宪法学体系。这是一个仍然保持综合性思考和体系化诉求的、接近启蒙时代气质的知识分子。几天前,我们请陈老师做讲座,讲“政治宪政主义”。他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当代政治结构的宪法论证,提炼了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第一根本法的中国宪法“五大根本法”。评论者提出了重要的质疑。我本身也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因为任何封闭的理论体系都会走向保守。尽管理论之心真诚,但当代中国社会处于高速转型时期,下一阶段的最核心任务就是政改,也许体系问题不应该这个时候就提出来。“政治宪政主义”及作为其核心的“五大根本法”的解释性宪法秩序很可能与刘大生的“党主立宪”一样由“必由之路”走向“可由之路”,进而是“不由之路”。但是,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事后诸葛的眼光肤浅地藏否历史,我们就应该对这样严肃思考的学者表示敬意。当然,也许只有绝顶聪明和自信的学者才敢于这样做。 

      张千帆老师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他温文尔雅,理性、平和且不乏自信。他对于中国宪法的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并坚持中国宪法变革需要更加广泛的世界经验。自美国留学归来,张老师就首先致力于欧美发达宪政体系的系统性介绍及与中国宪法之间的比较研究,《宪法学导论》成为国内宪法学教材中最闪亮的一本。最近一两年张老师又将学术重点转向非西方的转型宪政的研究,希望在中国宪政时刻依赖的政治前提尚未具备时为那一时刻准备更加充分的世界宪政经验和制度智识基础。世界宪政体系是一种新的“天下体系”,一种新的“永久和平”模式。作为当今世界核心构成之一的中国及其宪政体系,其成功转型与合理建构便不仅仅是一个中国问题,也是一个世界问题。不过,世界宪政只是提供一种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张老师的核心关切还在于中国宪政的每一点进步,为此他热心写作了大量的时政评论,并以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宪法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张老师重视宪法中的权利原理,对主权大体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这显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学术决断。 

      就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征而言,转型本身需要秩序,因而需要主权思维,但转型的目的和方向又决定了自由的核心地位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权利思维。我能够理解三位老师各自的学术决断及其理论前途。他们是我见识过的中国最优秀的公法教师,有幸受教于他们,是我人生和学术的莫大幸事。当然,北大其他的公法老师也各有其特色与优势,只是我还没有充分的时间与机会来体认。 

      我的学术初步 

      我个人的公法学术经历实际上才刚刚开始。研究生两年是我公法专业入门的两年,因为本科四年只是打下了一般性的法学基础。我是一个对中国现实非常敏感的人,我的初步研究大体是从中国当下的制度与问题中捕捉素材、汲取灵感的。研一时我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的研究上,后来形成一篇影响很广的网络评论《后物权法时代的争议》以及两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一是《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上的《物权法草案涉宪争议观点评述与思考》,二是《美中法律评论》2007年第4期上的《后物权法时代的问题与主义》。先期发表的网络评论和《江苏警官学院学报》上的那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注意,首先是不少学术性网站的转载,其次是《美中法律评论》编辑部在上述两篇文章基础上的专题约稿,再次是苗连营教授和程雪阳学友在合作相关课题时对我论文中基本理论结构的借鉴与发挥。这鼓励我进一步将学术做深做大。《北大法律人》约我写过全国首例空床费案的评论,恰好我研一第一学期选修的马忆南老师的“亲属继承法专题”的期末论文也是讨论这一问题的,于是以《契约观念的误用》为名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该文后来被中国法学网全文转载,其中的部分观点被《法制日报》以“具体司法不能囿于理论”为标题转载。2007年下半年我主要进行与主权有关的宪法学研究,形成两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一是《研究生法学》2007年第6期的《法律的抑或政治的——香港基本法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反思》,二是《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的《对中国宪法根本原则与“党主立宪”的阅读与比较》。此外还有一篇关于苏力成名作《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书评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7年第2期上。目前还有两篇学术论文已经定稿,很快会发表出来,一篇是关于国家赔偿法的,另一篇是关于《行政复议实施条例》首创行政和解与调解制度的。我的研究视野涵盖了宪法学、行政法学、法理学以及公法与私法关系等领域。当然,这些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只是我在北大的公法学术的初步展开,而且与北大良好的公法教育以及优秀的公法教师的热情指导显然是分不开的。 

      学术的方式不一定限于正式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我本人平时还喜欢写作大量的法律与社会评论,并与导师王锡锌教授合作过两篇评论,分表发表在《法制日报周末》及《法制资讯》上。无功利的法律评论的写作极大锻炼了我的文笔和公法问题意识,那些在专业意识和责任焦虑下写就的文章现在看来还能感染自己。 

      学术之外,我还参加了“青年文化评论”的思想创业,担任《青年文化评论》的编辑部主任。那是我在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理想,但其精神之根是北大的,是未名湖式的,也是公法的。未名湖同样是一个诗意的地方,如南大的星湖一样,只是前者是我的学术起步点,后者是我的精神避难所。从星湖到未名湖,精神格局得到了更新与拓展,但诗性一如既往。我在两年时间完成的诗作《燕园新集》与本科所有的诗作汇成的合集《临海听音》在数量上已经相当,而在精神上则更显稳健与丰满。 

      结语 

      说来真的有些幸运,北大两年的公法研究生教育使我爱上了公法,今年考博的成功又保证我可以继续在北大研习四年公法,具体而言是中国宪法。我在内心认定,这一定是一种前世安排的缘分,使得我与未名湖,与北大公法牢牢结缘。缘分是稀有且珍贵的,所以我不敢懈怠这样的机会,以及这种机会里面必然包含的对于自身、对于学术乃至对于中国的责任。我今年25周岁了,还有5年就是而立之年,憧憬与庆幸之余满是惶恐——那时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考博成功的一小段时间的惊喜之后,我发现自己必须重新认真规划新的学术之路。但无论如何,在这两年里,北大、未名湖、公法、法学社、学术,这些丰富的精神意象为我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诗性格局与理性格局,促使我在人格与思想上逐步成熟。 

      在路上,我是一个永远的探索者。有一种状态,叫“马不停蹄”,它里面含着深刻的忧伤,但却是命定的。我不惧怕忧伤,因为有她的陪伴,以及思想的陪伴。 

      我将铭记未名湖畔的公法之缘,在美丽的未名湖畔继续思考! 

      

    【注释】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硕士。 
       
      本文载于《青年文化评论》2008年第9期 “北大传统与青年中国”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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