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的个人空间

法律的抑或政治的?——香港基本法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反思
发布时间:2008/2/22 9:38:00 作者:田飞龙 点击率[1790] 评论[0]

    【出处】本文载于《研究生法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6期

    【学科类别】法律社会学

    【写作时间】2008年


    一、 导论:从“吴嘉玲案”谈起 

      回归十年,举国欢腾。香港人有足够的理由庆祝,因为基本法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自治权力,而中央政府的持续慷慨又保证了香港的金融稳定和社会发展。作为法律学人,则专注于提炼有意义的问题,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转化和解答。通过阅读和思考,我发现“香港基本法模式”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并非尽善尽美,甚至遗留了一些非常重要且棘手的宪法问题,这些问题将进一步考验大陆的政治智慧和大陆宪法学者的理论能力。这便是笔者重提“吴嘉玲”案的一个基本原因。 

      “吴嘉玲案”是“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香港法院判决的所有案件中最轰动和影响深远的案件”,原因即在于该案直接成为1999年中港“宪法危机”的导火索。笔者在此无意于纠缠该案所涉及的具体法律解释技术问题,而是侧重观察该案所涉及的在宪法学上有意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危机问题以及基本法所能提供的解决此类危机的方式。该案中最值得探究的是香港终审法院在其判决中的下列观点: 

      “鉴于制定基本法是为了按照《联合声明》所宣示和具体说明的内容,落实维持香港五十年不变的中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上述论点便更具说服力。基本法第159(4)条订明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抵触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为了行使司法管辖权去执行及解释基本法,法院必须具有上述的司法管线权去审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行为,以确保这些行为符合基本法。” 

      从法律人的角度看,香港终审法院在这里采用了目的论的宪法解释方法,明确宣告了自身的违宪审查权,并将之覆盖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由此引发北京方面的激烈反应。依照香港终审法院的司法逻辑一推到底,中央对于香港将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控制,因为不仅基本法的解释权被其垄断,而且全国人大修改基本法的行为也要受到其所谓的“违宪审查”,由此酿成1999年的中港“宪法危机”。这一危机的本质是基本法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梗阻问题,该问题内含于基本法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是基本法过分让渡“中央司法主权”的必然结果。为了纠正香港终审法院的“过激行为”,中港政府通过“协商政治”的方式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该问题实际上是在一系列特殊条件下得以“政治的方式”解决的:法院判决的结果与特区政府的人口控制政策及居民的普遍福利发生冲突,这是导致特区政府提请释法的根本原因;中央保持对香港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种影响力通过各种管道在香港扩散;中央的“协商政治”传统及成熟的政治经验等等。因此,这里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梗阻的化解完全是一个特例,一个在多重严格条件下协商解决的结果。设若该案的一些条件发生变化,特别是法院的判决如果与特区政府的政策及香港居民利益一致,提请释法是否还有可能?不进行释法,中央如何约束高度自我膨胀的香港“违宪审查权”?基本法的解释权及修改行为的合宪性是否永久的易手于香港法院?这将导致更加严重的宪法危机。而且此次释法的成功与中央的整体国家能力有直接的关系,这种高度依赖国家政治能力的处理模式是否能够持久?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都逼使我们通过宪法学的理论和知识去认识和化解。笔者对此系列问题的基本判断是:香港基本法模式的设计及其运行高度依赖于大陆的“协商政治”传统;基本法在处理国家的司法主权时将原英国枢密院的终审权完全给予香港法院可能是一种失误,而对这种失误的纠正完全依赖于现行体制下的人大释法模式将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基本法没有建立中央对香港的任何意义或机制上的司法主权(人大释法实际上仍然是立法主权的体现),因此未来中港关系的发展仍将适时出现危机,这都提醒我们去反思基本法模式的不足。 

      本文以下将通过对基本法的文本阅读、模式定位及主权规范理论的考察对笔者的上述判断作出说明和论证,并试图提出一些法律上的建议。 

      二、 基本法的文本阅读:中央与地方在权力面上的对应与缺失 

      “吴嘉玲案”引发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宪法危机”显然需要从基本法所创设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面上寻找原因。笔者无意于繁琐地检验每个具体条文,而侧重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基础性条文和因应该条文而安排的中央权力的控制机制。 

      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基础性条文是《基本法》第2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从该条的直接规定来看,香港所实际享有的自治权的高度实在是令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自治感到“高不可攀”,以致于从主权角度研究香港基本法问题的陈端洪先生不得不提出“高度自治的顶限(Ceiling)”问题。下面我们再来检索与香港高度自治的三种基本权力相关的中央政府权力。这些条文集中在第15条、第17条第2、3款以及第158、159条。 

      在行政权方面,中央掌握着对香港特区主要官员的任命权。陈端洪先生推测:随着港区特首普选改革的推进,未来将会出现香港民选的特首不获中央任命的可能性。这具体涉及基本法第15条与第45条第1款(特首产生条款)之间的协调问题。陈端洪先生认为这种人事权的危机是难以避免的,宪法学家的任务正是要洞察制度的空隙,改进制度设计从而防止危机。王叔文先生则认为这种危机可以通过中央与地方的事前协商及征询意见得到解决。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基本法第45条规定的特首产生办法包括两种:选举或协商。这就为中央所惯常的“协商政治”预留了空间。但是如果随着香港民主化的进一步推进,特首产生办法必然被特定化为选举一种,此时将应验陈端洪先生的“危机意识”。未来中央对特首及其他主要官员的任命权是否仍然可以维持实质性,将影响到中央在行政权层面对香港地方的有效控制。但从可能趋势来看,总有一天香港的民主化发展可能冲破中央的实质任命权,届时的危机如何化解一时还难以推测。 在笔者看来,中央之所以紧抓住特区主要官员的实质任命权不放,问题就出在基本法初始设计时放弃了中央的司法主权,导致中央对香港的控制高度依赖于行政和立法两大分支。在有中央司法主权保障的前提下,中央放弃对地方主要官员的实质任命权也未尝不可,像联邦制下的美国各州州长就是由地方居民选举产生的。因此面对未来香港的民主改革,特别是特首普选的推进,中央很难再使用惯常的“协商政治”传统来支持其实质任命权,不如变换一下思维,放弃行政官员的实质任命权,将其交由香港地方民主解决,而寻求建立某种中央司法主权体制。值得指出的是,在对香港地方行政权的控制方面,中央权力主体是国务院。 

      在立法权方面,中央掌握的是基本法的解释和修改权,以及对香港自主立法的发回权。中央对香港的控制,在立法权方面是颇费思量的。尽管香港拥有基本法以下的普通立法权,但该权力受到中央的备案程序及发回程序的限制,在这两种程序中,后者是最重要的程序,体现了对香港普通立法权的实质控制——因为被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立法控制的另外两个重要机制是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我们看到几次的中港“宪法危机”基本上都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得以最后解决的。尽管有学者认为解释权在本质上属于司法权,并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而享有部分司法权,,但笔者以为这里的人大释法并不宜解释为司法行为,而是立法行为,因为全国人大是主权者代表,其行为只能是普遍行为,而不可能是个别行为。在该解释权的具体行使程序上,香港法院认为必需由法院提请才能发动,并因此质疑1999年“宪法危机”期间特首提请释法的程序正当性问题。依香港法院的逻辑,人大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就是被动性的,而且只要香港的法院不提请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不能释法,并且是否符合提请释法的标准由香港法院自主认定。这种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架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定解释权,这对于实现中港关系的法治化是不利的。对于法院的极端观点,香港资深人士也表示异议,如香港原律政司司长最近表示“社会起初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的权力有些误解,认为只可由法院提出要求作出解释,但其实如果人大按照《基本法》及其程序作出法律解释,法院不能对此作出质疑,亦不存在不合宪、不合法、不应行使权力的批评,如果可以由一个特区去约束全国最高权力机构行使的权力,这是不合理的。”她还呼吁香港呼吁法律界人士应透过法院案例的建立、法律解释等,以开放脑筋接受新制度的变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于普通法司法传统在处理中港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港方资深法律人士已有所认识。其实从主权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晰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当然有对其制定的法律根据自身判断随时进行解释的权力,而且其解释的效力当然可以约束香港的任何一级法院。在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上,由于基本法完全放弃了中央的司法主权,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就必须是主动和经常的。当然,在笔者看来,如果将来恢复了中央的司法主权,该解释权可以考虑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剥离,但在中央司法主权缺失的情况下,该解释权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掌握并在程序上和效力上得到强化。立法权控制的另外一个机制是修改权,为保持基本法的稳定性,其修改一般不宜经常启动,但修改权归属中央是非常重要的,这将保证中央具有最终的决定香港整体性政治法律制度发展的必要权力。在修改权的行使程序上,基本法规定了香港代表团之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这两类主体,这将从根本上保证中央启动基本法修改程序的主动权,这是真正主权者的权力。否则,自己制定的法律却不能修改,岂不荒谬?值得注意的是,对香港立法权进行控制的中央权力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在检索并比较完了中央与香港在行政与立法两大权力模块上的控制、对应及互动发展的关系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司法。笔者在此追究的不是中央司法主权缺失的事实本身,而是该种事实形成的原因以及未来其他权力模块发生变化之后中央司法主权得到恢复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检索整个基本法的条文,我们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法中竟无任何实质性的法律地位——没有针对基本法的司法管辖权,似乎基本法与最高人民法院是完全“绝缘”的。笔者推测中央司法主权的放弃可能基于下列一种或多种原因: 

      (1)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带有传统帝国模式下“怀柔政治”痕迹,对主权内外功能的理解存在传统与现代之别。在中英谈判时中方对于国家主权一直坚持原则立场,甚至不惜谈判破裂,但对回归后的基本法设计时,在主权问题上并没有严守原则,而是作了最大可能的让步。所有让步中最大也是最紧要的就是司法主权的完全放弃。这是有历史传统的,因为中国在处理历史上的国家与民族统一问题时基本采取一种“帝国模式”——以自治甚至财政上的逆向输出换取地方实体对中央的基本效忠,并使地方实体保留在一个大的中央体系之下,这种体系或可称为“天下体系”。这不是一种成熟的现代国家观念,而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中央的道德优越性和文化的高度开放性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受到传统政治思维影响的中国政治家看来,主权的功能主要是对外的,满足国际交往中的独立性和国家间利益竞争的需要,而对内则不必拘泥于严格的主权原理,可以为了更加现实的目标做出独特的安排。因此,“回归”就是“统一”,而不是符合主权原理才是统一。这里对主权对外功能的理解上是现代的,而对主权的对内功能(国家统一维度)的理解则是传统的。香港基本法作为中国内部秩序的一部分,其模式就并非简单地移用主权原理,而更多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内部秩序的构成原理。这种对于主权内外功能的差异理解有着特殊的近代史背景。在1840年以前,中国国家秩序的构成基本遵循封闭而完整的“天下体系”原理,这是一种在东亚文明中有着深厚历史基础的“中华帝国模式”。1840年以后,在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民族意识与主权意识出现结构性变革,但这种变革主要服务于整个中国近现代的“救亡图存”主题。中国近代主权意识的产生主要不是内部秩序的需要(因而不同于西方主权观念的发生背景),而是在外敌入侵的背景下追求独立和解放的需要。因此,西方主权观念对近代中国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主权的对外功能上,而内部秩序的维持仍然依赖原有传统。在“救亡图存”需求压倒内部秩序需求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家所分享的对主权内外功能的差异理解也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了。后来的革命尽管对于中国内部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和改造,但中国传统的内部秩序构成原理及其思维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几代的政治家们。 

      (2)对中港实力对比上中央一方政治优势与国家能力的高度自信。香港的地理面积过分狭小,经济过分依赖于自由港地位基础上的转口贸易,日常生活消费资料高度依赖内地的供给。作为一个地方实体的香港尽管在法律上高度独立,但这种独立依赖于复杂的地缘条件和政治条件的支持,因而必然是一种受非法律因素制约的、有限的独立。也因此,中央政府能够承受中央司法主权的放弃,而服膺其“协商政治”传统; 

      (3)在大陆的政治法律传统中,司法部门的重要性一直都被看低。司法独立在中央一级一直没有实现,而法理上的“人大至上”和事实上的“行政主导”使得最终在基本法安排的、承担对香港地方自治权力控制任务的主体就只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国务院。基本法的安排实际上正反映了中国整体国家生活中立法和行政的优越地位,以及司法的辅助性角色。 

      (4)政治上满足英国人依赖普通法司法传统保护利益的需要。英国经营香港长达150多年,在香港遗留下重要的实体利益和贸易利益,而这种利益的保护需求及其方式必然成为中英回归谈判的一个核心。英国服膺其普通法传统(戴雪的法治观便将普通法司法传统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将利益的保护寄托在独立的普通法司法体制之上。中国方面承认并有效保护英国的在港利益成为中英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如果中国寻求在香港基本法的安排上建立某种强有力的中央司法主权,英国人会很自然地感觉到自身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妥协,满足英国人依赖独立的普通法司法传统保护利益的需要,中国方面放弃了未来基本法设计中的中央司法主权。此外,香港基本法的形式规范基础是《宪法》,但其实质规范基础却是以国际协议形式存在的《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是执行该国际协议并对英方利益主张作出妥协的一种结果。在此意义上,对于香港人来说,司法的终审权可能只是一个“反射利益”。 

      (5)香港制度的试验性质。“一国两制”最初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只是由于历史时空的挤压而优先在港澳问题上适用。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是台湾问题,而“一国两制”作为伟大的构想在实践中到底如何需要历史长时段的观察,港澳问题适时地提供了这样一种实践和观察的机会。我们可以把中央司法主权的放弃视为面向更大统一问题的一种制度试验,无论其最终成功还是失败,都将为未来更大的国家统一提供难得的历史经验——毕竟“一国两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原因可能更加复杂,而且原因本身可能就提供了历史选择的正当性,但笔者还是必须指出:基本法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在立法与行政两大基本模块上做到了对应性的设计且大致符合主权原理,但在司法模块上,中央司法主权的根本放弃,无论基于什么理由,是违背主权原理的,并进而为国家统一之后的深度整合制造了根本性的障碍。 

      三、基本法的模式定位及主权规范理论的考察 

      1、基本法的模式定位:“政治模式”优先于“法律模式” 

      通过第二部分的条文考察与分析,我们看到:基本法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在权力面上的关系时,轻司法而重立法与行政,从而导致整个基本法完全放弃了中央司法主权,这是历次中港关系出现“宪法危机”的最重要原因。在立法与行政两大基本权力模块的设计上,行政权方面的中央实质任命权不断受到香港民主化发展的挑战,最终可能不得不放弃,而立法权方面的设计在现有体制下是最有效的,因此历次“宪法危机”基本都是以“人大释法”的模式得以最终解决。这种轻司法而重立法与行政,并且高度依赖中央所惯常的“协商政治”传统来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笔者称之为香港基本法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政治模式”,这是现实存在的模式。值得指出的是,附设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正是这里的“协商政治”传统的功能性机构。与之相对应的是通过中央司法主权的确立与有效运行而实现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控制,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提供中央一级的司法保障,这一种模式笔者称之为“法律模式”(或称司法模式),该模式在未来香港政制发展与基本法改革中,特别是香港民主化进一步深化导致中央不得不放弃行政官员的实质任命权的条件下,将成为极有价值的一种参考模式。 

      笔者认为基本法的这种“政治模式”对于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实现香港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在短期来看问题不大,但在长期来看弊处可能逐步凸现,特别是未来需要面临更加复杂的香港的民主化格局和政党政治。采取“政治模式”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从而保证了相对充分的政策空间,但却不利于获得问题解决的规则化与效率化。因此,就一个长期的综合评价而言,笔者以为“法律模式”要优于“政治模式”,并且应该成为“五十年”之后基本法发展的基本方向,尽管目前基本法的整体架构是恰恰相反。“法律模式”的研究需要大大提前才能够为未来的基本法改革提供必要的智识基础。 

      2、“政治模式”的一个历史解释:毛泽东的“协商政治”传统 

      历史最害怕还原,但还原又常常必要。对“一国两制”这种国家统一的创新模式的认识也是这样。本文通过对基本法条文的系统考察及分析,概括出了基本法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的模式特征——“政治模式”。该模式是统一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基本逻辑之下的。而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原则,基本法的智慧——“政治模式“基本上没有超出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的思想框架。毛泽东在该报告中指出: 

      (a)“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该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b)“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a)段思想后来转化为现行宪法第3条第4款的内容,成为指导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性原则。(b)段实际上建立了党和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的“协商政治”传统,这种传统更深的历史渊源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协商传统与按政策办事的习惯。“商量办事”长期以来成为中共处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重要传统,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也是一样。这种传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在“法律虚无主义”时代氛围中“政策主导型”政治的必然结果。80年代初进行回归谈判时,虽然经济上开始了市场化的努力,但在政治法律层面,“政策主导型”的政治思维并没有根本改变,“协商政治”的传统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以当时领导人的政治理解,基本法选择依赖于“协商政治”传统的“政治模式”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而且完全排除建立中央司法主权的可能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目标和1997年确定法治国家目标之后,“政治模式”在处理中港关系问题上的制度性效用日益降低,并且不住地需要中央的慷慨来慰留香港的人心。幸好中国何其之大,香港何其之小,以及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央政治与法律能力的不足,通过经济上的“慷慨”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中央与地方权利义务的失衡和“宪法危机”的迭出,所证明的不是基本法模式的优越性,而是基本法模式背后的“协商政治”传统及其支持的“政治模式”的缺陷。苏力在一篇研究论文中也指出,“商量办事”和“两个积极性”的传统应该在新的时期获得法制转化,这实际上指明了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需要逐步摆脱对原有政治资源及模式的倚重,学会进行法制转化并以法律(在操作上即为司法)的模式来处理相应问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3、主权规范理论的简要考察 

      香港基本法在制度设计上居然完全放弃了中央司法主权,而且该法的立法主体不是香港地方,而是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种处置让熟悉主权规范理论的人大跌眼镜,同时也暗暗佩服实践者的胆量。但理论上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那就是:作为主权者代表,全国人大是不是高兴放弃什么权力就放弃什么权力?作为机构的主权者,全国人大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权力才能够成其为全国人大?在此笔者只考察主权规范理论的两个代表者:博丹和霍布斯。 

      提到主权理论,我们几乎一下子就会想到博丹,因为他是“16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法学家和最有原创性的政治理论家。他的主权理论是现代政治理论(宪法理论)的转折和基础。在他著名的《国家六书》中,他明确的将主权界定为“国家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在主权的具体构造上,博丹采取的是权利束的思维,这是典型的法律思维——他列举出主权的若干项权能,并把它们界定为主权者不能放弃的绝对权力,认为只有不放弃这些权力主权者才成其为主权者。在它所列举的诸多主权权力中,终审权被明确地列为第四项主权特权。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采取了跟博丹类似的思维,将主权设定为绝对权力,并以权利束的思维进行经验性的列举,他也将司法权明确列入了主权范围,并坚持包括司法权在内的主权权利都不能分割,不能转让。 

      重读博丹和霍布斯的主权规范理论,并不是要复兴其绝对主义的主权观,也无意于具体品读他们各自结合自身经验所作的权利列举,笔者所重视的是其中蕴含的深刻的思维方式,即关注于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建构,并且深刻的指出这种建构必须立基于两个基石之上:一是存在明确界定的共同体的公共利益,二是存在这种公共利益的最终守护者,即主权者,因而需要赋予主权者绝对而永久的权力,并禁止主权权力的分割与转让——即主权者必须成其为主权者,主权者要合格。 

      这一主权规范理论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借鉴来思考香港基本法问题,思考本文所提出的基本法架构中“中央司法主权缺失”的评价问题。以主权规范理论来检视香港基本法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安排,我们会发现主权者存在太多的让步,甚至让出了维系其根本生命的中央司法主权。这样的“慷慨”出让是有特定历史条件的,这在第二部分中已作过分析。但随着新问题的兴起,如香港的民主化发展可能对中央实质任命权构成挑战,香港过分独立的司法已经构成了对基本法建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威胁,特别是对中央主权权威的威胁,这些都是必须转化为有效的理论问题并进行宪法理论上的解答。因此,回归主权规范理论对于我们观察、思考和评价基本法的制度架构,以及研究未来香港政制发展与基本法改革具有重要的知识论意义。 

      四、结语 

      行文至此,笔者忽然有了一种更大的不安,这是一种由于在理论上洞见了未来的趋势与困难之后,对于政治法律结构调整可能性的一种焦虑。现行的基本法模式在创设之初完全放弃了中央司法主权,现在看来在当时那种“速定统一”的激情之下确实是太过草率了。由于中央司法主权的缺失,香港法院能够凭借普通法司法传统尝试性地挑战中央主权权威,虽然后来通过基本法内置的“政治模式”而获得解决,但那只是基本法模式的个案性胜利,是以依靠强大的中央政治能力与“协商政治”传统为基础的。随着“法治国家”时代传统“政治模式”的式微,我们必须不要把特例和个案当作普遍的经验,也不必过分留恋过去屡试不爽的政治解决传统。思考香港基本法问题,尤其是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为促进国家统一之后的深度整合,为辨认、识别和维护中央与香港的共同利益,为减少中央与香港交往中的政治碰撞,促进中央与香港关系的法治化,以及相应纠纷解决的规则化、司法化与效率化,必须充分研究笔者所提出的中央与香港关系问题上的“法律模式”,在民主化压力下可能弃守行政控制的情况逐渐明朗时及时地探讨恢复建立某种形式的中央司法主权机制的可能性。五十年,长亦长亦,短亦短也,但确实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制度智慧与深度整合能力的高位挑战。在此意义上,统一的问题往往在统一之后,此话不虚。 

      

    【注释】
    典型的如独立的司法权与终审权,这在殖民地时期是无法想象的,因而那时香港案件的终审权是由英国的枢密院掌握的,基本法将该终审权完全的让渡给了香港本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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