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简体  繁体  
法律动态 法学在线 北大法宝V5   北大法宝V4 英文法规 英华培训 远程教育 北大法学院 北大英华
法学论坛 律师天下 法规中心   法学期刊 审 判 通 司法考试 助力成长 法律大讲堂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法宝视频 司法案例 裁判标准new 行业研究 法律图书 律师培训 检察官培训 产品服务
返回网站首页
 
  您的当前位置:首 页 >> 法学在线首页 >> 文章阅读  
快速检索: 包 含: 开始检索 清 除
【法宝引证码】
发表评论
【访问量】
马来西亚宪法的最新发展
(马来西亚首席大法官艾哈麦德·法鲁兹2006年3月13日在新加坡最高法院大礼堂所作的第19次《新加坡法律评论》公共讲座)
【学科分类】外国宪法
【写作年份】2006年

【正文】
     导读
  
  本讲座稿作者艾哈麦德·法鲁兹先生是现任马来西亚首席大法官,在新加坡共和国独立的前一年即1964年毕业于当时的新加坡大学、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后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学获得国际法和比较法硕士学位。1967年,艾哈麦德·法鲁兹先生进入马来西亚法律界,担任马来西亚司法和法律服务局的见习法律官员,随后担任了各种职务,如四季法院院长、总理办公室顾问委员会的国家法律顾问和主席。1988年,他被任命为马来亚高等法院司法专员,随后被任命为高等法院法官。1995年12月1日,他升任上诉法院法官,2000年9月1日转任联邦法院法官。2002年12月1日被任命为上诉法院院长。2003年3月14日起,担任马来西亚首席大法官。
  
  演讲的组织者——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刊物《新加坡法律评论》(Singapore Law Review)——每年邀请一位国际或国内法律界及法学界知名人物到新加坡来作演讲,其中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杰拉德·德沃金教授,1997年他的演讲题目是:《知识产权:何为适当的保护要件》(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What are the appropriate terms of protection)。演讲会全部由法学院学生组织,而大学则在资金、人选和联系等方面从旁协助。在邀请及组织这种演讲的条件和能力方面,我们国内任何一所大学法学院都是无法企及的。本次演讲会是第19次了,在新建成的新加坡最高法院礼堂举办。
  
  马来西亚司法系统较为复杂,为顺利阅读下面译文,有必要作一简要介绍。广义上说,马来西亚有三类司法系统,即普通法院、特别法庭和沙里亚法院。普通法院(civil courts)分上下级两个层次,上级法院(superior courts)包括两个权力、地位平等的高等法院(HighCourts),一个设在马来半岛,另一个设在东部的沙巴州和沙涝越州,审理较重要的民刑等一审案件和从下级法院提出的上诉案件,其院长称为“首席法官”(Chief Judge);在两个高等法院之上的是一个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有8名法官,院长称为“上诉法院主席”(Presidentof the Court of Appeal),审理从高等法院上诉的案件;再往上就是联邦法院(FederalCourt),是马来西亚的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上诉审,事实上,在1994年修改宪法以前,这个法院的名称就是“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此后才称为联邦法院,所以在下面译文中提到的案例中,有些是“最高法院”审判的,有些是“联邦法院”审判的,其实都是同一法院以1994年6月为分界线所作出的审判。联邦法院院长是“首席大法官”(ChiefJustice),也称为“马来西亚首席大法官”,是司法系统的最高职位,因而也称之为“主席阁下”(LordPresident)。特别法庭(SpecialCourt)是1993年宪法修改时设立的,由首席大法官任主席,两名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和由最高元首会议任命的另外两名法官共5人组成,专门审理涉及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民刑事案件。作为多数公民为穆斯林的国家,与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普通法院和特别法庭平行的是宗教司法系统,即沙里亚法院(),基本上分为地方、州、联邦三级,处理穆斯林间的婚姻家庭等方面民事案件以及违反伊斯兰教法的轻微刑事案件。本演讲的主要内容就集中于论述普通法院与沙里亚法院司法管辖权方面的宪法问题。
  
  马来西亚的司法传统主要有普通法和伊斯兰教法两套传统并存,这一现象在原为英国殖民地的穆斯林国家中是常见的。但马来西亚对普通法传统的传承相对较多,主要原因是马来西亚在1957年获得独立后直到1984年12月31日止,其最高司法权仍掌握在英国枢密院手中,而事实上,马来西亚的普通法习惯已经传承了二百年,所以,英国法的影响至今犹在。相反,沙里亚司法权的建立并没有多长时间。但沙里亚法院管辖权扩张的趋势不容小觑。
  
  本演讲内容以1988年有关司法权的宪法修正案为中心展开,介绍了马来西亚司法审查制的一些新发展,特别是介绍了近些年来马国宗教司法权与国家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冲突与协调。本演讲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一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家法院与沙里亚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的管辖权分歧及其调和;二是介绍了两类法院在人权保护上的作用。在这两个内容下,译者认为,演讲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在国家司法权与沙里亚司法权的关系中,前者占主导地位。在两类法院之间的关系上,尽管法律规定了各自的管辖权范围,但在实践中仍有发生管辖权冲突的可能,而这时,决定具体案件管辖权以及确立管辖权具体分配原则的是国家法院,而非沙里亚法院。换言之,除法律的明确规定外,沙里亚法院不能自己决定管辖权的范围。形成这一权力分配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于马来西亚政治制度中的英国传统。根据这一传统,马来西亚联邦议会享有最高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权力,并有权修改宪法;然而,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当然属于国家法院,沙里亚法院不可能享有对马来西亚联邦宪法和普通法律的解释权。
  
  2.从文字上看,1988年对司法权的宪法修正案将联邦司法权“属于”(vested in)国家法院的规定修改为“授予”(conferred by),因而剥夺了法院的“固有权力”(inherent powers),使马来西亚司法机关屈从于有修宪权和立法权的立法机关的意志,同时又因为议会内阁制下的议会实际上为行政机关所控制,修宪的结果必然是全部权力集中于行政机关手中,进而威胁到三权分立原则。法鲁兹先生不否认这一点,且对此也颇有微辞,但他不同意明显违反宪法修正案的司法抵抗,必须摆正司法机关位置:它们是适用法律的机关,不是立法机关,更不应与作为主权代表的议会进行对抗,因为这样做的最终受害者是法院,而不是议会。同时,他明确指出,宪法修正案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划分国家司法管辖权与沙里亚司法管辖权的界限,在国家司法权占优的情况下保证后者的宪法地位。
  
  3.不管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的目的是什么,它造成的管辖权冲突是客观存在。作为马来西亚首席大法官,艾哈麦德·法鲁兹先生承担着保持司法领域中政治利益平衡的责任,因而在演讲中既表达了维护国家司法权地位的倾向,同时又强调协调两种司法权之间矛盾的重要性。这又是英国政治重妥协传统的体现。
  
  4.认为艾哈麦德·法鲁兹先生在司法管辖权问题上有倾向性意见,这只是译者在读完演讲稿后的一种印象。事实上,尽管人们可以认为演讲者对某一争议性问题有倾向性意见,但很难在他的文字中找到确切的证据。对于争议问题和案件,艾哈麦德·法鲁兹先生尽量介绍各个方面的观点和理由,同时尽量避免对冲突作出确定不疑的回答,表现了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而这是国家首席大法官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5.在人权保护的问题上,艾哈麦德·法鲁兹先生并不超然,在演讲中阐明马来西亚所有司法活动的核心价值是维护人权,并以实例证明,在马来西亚,不管是国家法院还是沙里亚法院,在维护人权的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在演讲的结尾,他以浪漫的语句表达了马来西亚——也应是所有国家——司法活动的最终目的:“司法过程中宪法的任何修正或发展只应在为满足现时外部环境与内部需求时方可发生,其目的且为改善我们星球上之人类生活。这是我们的理想。”
  
  在阅读和思考这篇演讲稿的内容时,译者建议应结合伊斯兰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抬头的大趋势来考察马来西亚的宪法问题。如果说1988年马来西亚修改宪法时主要出于技术性考虑而对司法管辖权进行宪法调整且并未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如同法鲁兹先生所言,这项宪法修正案只是在近年来才引发了一些世俗与宗教司法管辖权间的冲突。在译者看来,两种司法权之间的冲突应当由来已久,并不是近年才发生的,近年来一系列案件所引发的关注其实折射了政治大环境的变迁、特别是“九一一”以后两种文明冲突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1988年马来西亚的宪法修正案是否侵夺了马来西亚司法机关的“固有权力”,它力图协调两种司法制度之间关系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可以消弭社会矛盾于未形,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不是很好地发挥了司法机关的公断人作用了吗?在特定条件下,“司法权当然地属于法院”其实不一定是英国法习惯中最根本的原则,最根本的应当是法律和司法反映社会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以及法院承担社会公断人“定分止争”职责的原则。作为英国法传统的一个承受者,马来西亚的上述宪法修正案及本演讲稿所表达的观点较好地反映了英国法传统中的这种处理社会矛盾的功利主义方式。
  
  应当说明的是,尽管马来西亚60%左右的人民信仰伊斯兰教,但她在穆斯林世界中是一个介于宗教化和世俗化之间的国家,宗教感情并非常激烈,少有教派冲突的事件,这是她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上比较发达、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她较深地接受了英国法的影响外,包括像本演讲稿作者这样的大法官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的睿智也是形成这种社会局势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最后要说明的是,译文保留了英文原文中的黑体字和斜体字格式,但文中除“结论”外的标题均为译者所加,以方便读者阅读。另外,在翻译中有些人名、地名等专门用语可能译得不准确,请读者原谅。
  
  译文
  
  一、开场白
  
  (向出席讲座的来宾致意——略)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受到《新加坡法律评论》的邀请作此讲座,还要感谢新加坡首席大法官阁下、诸位法官阁下和新加坡总检察长阁下的出席。对我来说,新加坡和在武吉知马校园时的原新加坡大学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而现在我不想在此公开它们。不过,对于现在的学生,我的忠告是,当你们还在这里时不要浪费每一寸光阴,在学校期间认真对待 “千秋功业决于一时”(日本谚语)的社会道德戒律,记着“昨日已成梦境,明日只是一个期待,但今日,有意义的生活使每一个昨日都变成一个幸福的梦境、每一个明日都变成一个充满希望的期待”的格言。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今晚讲座的题目是“马来西亚宪法的最新发展”。我选择这一题目,是受我们地区报纸头条新闻所登载的一些新近事件和问题的影响,而且我认为,这也符合《新加坡法律评论》讲座的宗旨:“有助于本评论反映最新法律问题以及促进法学院学生对法律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女士们、先生们,
  
  我注意到评论讲座以前的讲演者均为他们各自领域中的皎皎者,因而在接受作讲座的邀请时,我感到不无惶恐。总之,在继续我的讲演前我是否可以登记一项诉讼中止请求:如果我在下面的讲座中强调了什么,那么就是在对有关问题表达我自己的个人看法。不过,我欢迎劝戒并愿意改变我的初衷。
  
  二、宪法第121条的修改及法院的固有权力
  
  (一)有关法院固有权力的争拗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先回溯到1988年的议会修正案,因为那一年若干修正案的影响,无论是通过行政行为还是司法意见,只是在近些年来才得以显现。
  
  1988年6月10日生效的《A704法案》第8条修改了马来西亚宪法的第121条第1款。这一款原来规定:
  
  “依据第2款,联邦司法权属于具有同等管辖权和法律地位的高等法院,即马来亚高等法院……和……婆罗洲高等法院……以及联邦法律所设立的其他下级法院。”
  
  现在,修改后的条文规定:
  
   “具有同等管辖权和法律地位的两个高等法院,即
  
  (甲)……马来亚高等法院……
  
  及
  
  (乙)……沙巴和沙涝越高等法院……
  
  (丙)(废除)
  
  以及联邦法律所设立的其他下级法院,并且各高等法院和下级法院享有的管辖权和权力均由或依照联邦法律的授予。”
  
  修正案的关键部分是以“各高等法院和下级法院享有的管辖权和权力均由或依照联邦法律的授予”替代了“联邦司法权属于……”。因此,问题就在于高等法院普通法上的管辖权——特别是固有权力——在何种程度上为“均由或依照联邦法律的授予”这样的字句所削减。最高法院在1987年“公诉人诉拿督叶平案”(Public Prosecutor v Dato’Yap Peng 2 MLJ 311)的多数判决意见中)宣称,司法权“被广泛地定义为以某种观点审查由权威机构作出的决定而引发的问题的权力,因为该决定涉及一方或多方权利与责任。事实上,建构一个无所不包的或独一无二的司法权概念体系是不可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布杜尔卡德(Abdoolcader SCJ)在第317页如是说。
  
  近年一些案件提出了一个概念:法院依据宪法第121条第1款享有权力,体现了宪法基本结构的神圣性。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说法在法院中并未得到支持。例如在2005年“艾哈麦德·亚尼·本·伊斯梅尔诉警察总监案”(Ahmad Yani Bin Ismail& Anor v Inspector General of Police & Ors 4 MLJ 636)中,尊敬的法官认为,参照《法院法》(Courts of Judicature Act)第25条和法院的固有权力理论,“如果没有‘根据或依照联邦法律’的限定,‘授予’二字就不能成立,因为如不这样,后者就可能被解释为没有任何限制,从而允许本法院扩充司法权的含义,也即本法院可能求诸于一些其他源泉以决定法院的权力”。
  
  在1999年“面粉技术贸易公司诉友建混凝土公司案”(Filotek Trading Sdn Bhd vBuildcon-Cimaco Concrete Sdn Bhd 4 MLJ 268)中,另一位高等法院法官也具有类似的观点,认为“修正案废除了法院的联邦司法权保留”。他说,“各法院现在必须依据联邦法律去了解他们在一件诉讼中对争讼是否有管辖权或权力”。并且,他接着问:哪项“联邦法律规定了固有管辖权?”在他看来,他所能找到的规定只是“1980年《高等法院规则》第4则第92条,而且是在1980年《高等法院规则》可以被认作是一项联邦法律时方才如此”。这位尊敬的法官进一步自问道:“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问题就在于1980年《高等法院规则》第4则第92条是否受到第121条的修正案的影响?1964年《法院法》第25条是不是保留了这些权力,不管联邦宪法有着什么样的修正案?”《法院法》第25条规定:
  
   “⑴在不损害宪法第121条一般性的前提下,高等法院在行使其管辖权时享有马来西亚日之前属于它的全部权力一如任一有效成文法规定的、在其地方管辖权内属于它的其他权力。
  
  ⑵在不损害第⑴款一般性的前提下,高等法院享有宪法附件中所列的其他权力:
  
  假如全部这些权力依成文法或依具有同等性质的法院规则行使时。”
  
  他的结论是,“将1964年《法院法》第25条解读为不管在马来西亚日之前属于高等法院的是什么样的权力,它们都属于高等法院,尽管此后对联邦宪法第121条作了修正。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有力的说明是(1988年6月10日生效的第A704号法案所增加的)该条第(1甲)款。最高法院和联邦法院已在众多案件中赋予该修正案以这样的实效:当一项争诉处于沙里亚法院管辖权范围内时,高等法院就没有管辖权——见“达利普·考尔诉地方警察厅警官案”(Dalip Kaur v PegawaiPolis Daerah, Balai Polis Daerah, Bukit Mertajam & Anor 1 MLJ 1)、“穆罕默德·哈比布拉·本·马哈穆德诉法利达·比特·拿督塔利布案”(Mohamed Habibullah binMahmood v Faridah bte Dato Talib 2 MLJ 793)和更新的“素恩·辛格诉马来西亚伊斯兰慈善组织案”(Soon Singh v PertubuhanKebajikan Islam Malaysia (PERKIM) Kedah & Anor 1 MLJ 690)。
  
  在‘穆罕默德·哈比布拉案’中,最高法院的确不同意时任高等法院法官的小埃德加·约瑟夫(Edgar Joseph Jr)在‘沙哈敏·法伊祖尔·昆·本·阿布杜拉诉阿斯马·比特·哈吉·尤努斯案’(Shahamin Faizul Kung binAbdullah v Asma bte Haji Junus 3 MLJ 327)中所表达的观点,即第121条第(1甲)款因1964年《法院法》第4条的条款而无规范效力。”
  
  如果资深法官们所表达的观点被采用作对第121条第1款修正案的真实解释的话,那么,说今天的马来西亚司法机关屈从于立法机关意志就不为过了,而在责任政府体制下,行政机关又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立法活动,换句话说,法院的“司法权力全都在‘做你告诉他们怎么做’”,最高法院阿布都尔卡德大法官(Abdoolcader SCJ)在“公诉人诉拿督叶平案”中如是说。
  
  正因为如此,国际律师协会(International BarAssociation)在其报告中才表达了对修正案的关切,作出了如下评论:
  
  “我们认为,本修正案有着消灭法院固有权力和管辖权的效果。因此,它从根本上颠覆了分权理论,影响了司法机关实施基本权利的能力。它有使司法机关沦为立法机关的分支、行政机关的工具的倾向。”
  
  这一评价也获得了国际法学家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of Jurists)的支持,他们评论道:
  
   “宪法第121条的表述使高等法院的管辖权和司法权附属于联邦法律,也就是说,法院没有确立在宪法之上的原始管辖权。这就埋葬了权力分立,提供了对司法权行使施加影响的暗示模式。这使高等法院的活动附属于立法机关,从而威胁到司法机关的结构性独立。”
  
  人们会思考:这些来自国际团体的批评或评论是否正当?那些曾经直接或间接对修正案负有责任的人,现在表达他们对法官无力依据“固有权力”作出判决的不满是否正当?
  
  提出宪法修正案的议案在其解释性说明中根本没有作出解释,而只是陈述了提议中的修正案目的在于删除现有宪法条文中的某些部分并以议案中的内容取代,其中包括插入一个附加的第121(1甲)款。因此,按照修正案的字面意义,可以不无道理地说:如果议会今天希望进一步限制法律审理案件的种类,那么这样的修宪活动是在第121条第(1)款权限范围内的。
  
  我感觉到需要在第121条第(1)款中插入第(1甲)款可能有某种理由,即第(1甲)款的规定:
  
  “第(1)款所列法院于沙里亚法院管辖之事项上无管辖权。”
  
  假如保留原有条款,第(1甲)款将毫无意义,因为(依据联邦宪法附件九的“州权目录”在各州所创立的)沙里亚法院可能不具有排他管辖权,遵循第121条,世俗法院(civil courts)基于联邦司法权属于它们的事实却被合法地授权,使它们有权运用其固有权力去审查沙里亚法院的判决。而依据修改了的第121条第(1)款,说世俗法院现在仍保留留给它们的监督沙里亚法院判决的固有权力,仅仅是自由解释论就不够了:这种解释可能超出了第121条第(1甲)款清晰的文字含义范围。因此,最近在“S. 穆尔提案”(S. Moorthy)案的争议中有许多人作出评论,包括那些负责颁布修正案的人都说,法院没有勇气按正义所要求的那样对案件作出判决。这真是不幸。
  
  无论如何,尽管有修正了的第121条第(1)款,一些法官还是对法院的剩余权力持有与之不同的异见。
  
  例如,在“R. 拉玛·昌德兰诉马来西亚工业法庭案”(R Rama Chandran v TheIndustrial Court of MalaysiaAnor 1 MLJ 145)中,联邦法院大法官小埃德加·约瑟夫在1997年《马来西亚法律公报》第145-1期第238页说道:
  
   “在我看来,《高等法院规则》第4则第92条是一个独特的法院规则,因为在它既未定义也未规定管辖权时,它却起着一个提示和确认的作用——唯恐我们忘记——法院的普通法权力,即剩余的和保留的权力是与法院从制定法获得的权力相分离的和相区别的权力。”
  
  第4则第92条规定:
  
   “毫无疑问,这里所宣布的是,这些规则都不应被认为是限制或影响法院作出任何命令的固有权力,因为这些权力是为了防止非正义或防止滥用法院程序的。”
  
  这位尊敬的法官还说,即使没有上述规则,高等法院也仍有固有权力,就像英国的高等法院一样。其推论是,法院监督性的管辖权是普通法的创设,由此而产生的固有权力可以通过司法发展和立法干预而扩张,便如宪法附件第1段通过1964年《法院法》第25条予以解读一样。
  
  虽然在前述案件里这位尊敬的法官没有明确地涉及第121条第1款,但却在其所言中暗示,尽管已经有了修正案,但法院仍保留着其固有的权力。
  
  在另一件最近的案件——“纳吉玛丁·本·拿督公主殿下诉马来银行案”(Megat Najmuddin Bin DatoSeri (DR) Megat Khas v Bank Bumiputra (M) Bhd 1 MLJ 385)——中,沙巴和沙涝越的首席法官在多数判决中表达了他的观点:联邦法院的固有权力已经被保留了,这首先规定在1995年《联邦法院规则》的第137条规则中:
  
   “毫无疑问,由此断言,这些规则中没有任何看来是限制或影响本法院接受申请或作出决定的固有权力的,因为此权力对抑制非正义或抑制滥用本法院程序来说是必要的。”
  
  其次是在法院固有权力的普通法原则的应用中,即在1956年《民法》第3条第(1)款第(甲)项中所规定的:
  
   “(1)除其他条款已规定或今后任何在马来西亚生效的成文法中规定外,高等法院有权——
  
  (甲)在西马来西亚及其任一部分适用英格兰普通法和在1956年4月7日起在英格兰执行的衡平法。”
  
   “谢燕德诉黄瑞杰案”(Chia Yan Teck & Anor v Ng Swee Keat & Anor 4MLJ 1)亦被引作证据。
  
  (二)对宪法地位的一般看法
  
  允许我在此关节点上强调一个事实:尽管有《法院法》第25条、1980年《高等法院规则》第4则第92条和1995年《联邦法院规则》第137规,但人们决不应忽略《联邦宪法》第4条的规定,即联邦宪法是联邦的最高法律。
  
  转到认为马来西亚宪法基本结构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上,在第159条是否使议会地位高于宪法本身的的问题上人们看法不一。而议会高于宪法的观点可以从“方进福诉公诉人案”(Phang Chin Hock v PP 1 MLJ 70)中得到说明。在这一案件中,法官认为宪法中没有禁止对它的修正案,因此可以说,如果不这样认为,第159条就将是多余的了。
  
  第159条第(1)款规定:
  
   “(1)遵循本条下述规定及第161戊条之规定,本宪法之条款均可由联邦法律修正之。”
  
  同时,还有一些法院的法官和著名的法律工作者表达了反映成文宪法具有某些不可侵犯的基本信条的观念。例如,澳大利亚高等法院迈克尔·科尔比大法官(Justice Michael Kirby)认为,法官之所以在意其固有权力,“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审理明显的严重权力腐败案件中时常遭遇挑战,部分是因为他们需要面对那些自以为是的权力主张,而这些权力主张看来是与法治原则相冲突的。法院对这种法律条款的反应被描绘为‘有礼貌的反抗’(polite rebellion)。通过严谨的司法技术构造和通过对议会关注基本权利而使立法有时显得很天真的考察,在看来需要维护正义的地方,法院发现有很多方法可以规避、越过或排除适用这些剥夺权力的条款。”
  
  科尔比大法官继续阐发库克爵士(原大法官罗宾·库克先生,Justice Robin Cooke)作为新西兰上诉法院院长时在“甲诉乙案”(L v M 2 NZLR 519)中所叙述的法律学说。有一项剥夺法院履行它们一般宪法职能的剥夺条款,此条款中新西兰事故赔偿委员会享有排他的确定某人已经遭受事故引发的人身伤害的权力,对其法律属性,他在第519-2号《新西兰法律公报》第527页附带说明:
  
   “这可以说是议会的一个坚定的和奇怪的步骤,企图授予一个非法院的机构以最后权力,决定是否禁止在法院进行诉讼。有合理的空间让人怀疑,议会能否证明其有此宪法上的权能。”
  
  在另一件也是新西兰的案件——“弗雷泽诉国家社会服务委员会案”(Fraser v State ServicesCommission 1 NZLR 116)中,大法官库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第116-2号《新西兰法律公报》第121页中他是这样表述的:
  
   “这也许是一个暗示,人们可以认为,有些普通法权利如此之深邃,以致于法院不会接受议会有权去摧毁它们。”
  
  人们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一个国家宪法规定司法权属于法院的条款——就像我国宪法原第121条第(1)款——在其他国家司法权上是保持完整的。例如,新加坡宪法第93条规定:
  
  “新加坡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为现时有效之任何成文法所设立之下属法院。”
  
  香港基本法第80条的规定采用同样的立场:
  
  “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审判权。”
  
  此亦南非共和国和印度的立场。印度最高法院在“米内瓦制造公司诉印度联合航空公司案”(Minerva Mills Ltd v Unionof India AIR 1980 SC 1789)中认为,印度宪法第368条“没有授权议会改变宪法的基本结构或架构”,因此认为该条第(4)、(5)款“授予了议会广泛的、不受限制的修改宪法的权力,甚至歪曲宪法亦无不可”的观点因超出了议会修宪权力而被驳回。“由于宪法将一项有限的权力授予了议会,议会就不能借行使这一有限权力时将其扩张至绝对权力。权力有限的原则不得被摧毁。换句话说,在第368条下,议会不能扩张其修宪权而为自己获得废除、取消宪法或摧毁宪法基本和实质构造的权利。”
  
  印度宪法第368条第(1)款规定:
  
   “无论本宪法作何规定,议会均可依本条所规定之程序,行使其代表人民之权修改宪法,补充、调整或废除任何条款。”
  
  可以看到,第368条第(1)款在实质上与马来西亚宪法第159条第(1)款并无二致。
  
  三、有关沙里亚法院与国家法院的权限分配
  
  (一)在民事案件中的权限分配
  
  另一个宪法发展是同一个《A704法案》第8节在宪法第121条中插入了第(1甲)款,于1988年6月10日生效。在第121条这一新条款的字面意义上,议会只不过想要将审理属于沙里亚法院权限范围内案件的管辖权排除在国家法院权力之外。在制定第(1甲)款之前,沙里亚法院的判决可以由高等法院复核,这一权能可以在诸如“宗教事务高级专员诉端姑马利安案”Commissioner for Religions Affairs vTengku Mariam (1970) 1 MLJ 220)、“那普西亚诉阿布杜尔·马吉德案”(Napsiah v Abdul Majid (1969) 2 MLJ174案和Roberts v Ummi Kalthom (1966)1 MLJ 165)中得到最好的说明。
  
  在前述“穆罕默德·哈比布拉·本·马哈穆德诉法利达·比特·拿督塔利布案”中,当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兰·哈希姆(Harun Hashim SCJ)在谈到第(1甲)款时肯定了其目的:
  
   “……毋庸置疑,从宪法第九附件中可以看到,宪法起草者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本国穆斯林应遵从《伊斯兰家庭法》(Islamic Family Law)……第121条第(1甲)款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执行这种伊斯兰法的问题上授予沙里亚法院以排他的管辖权……
  
  ……根据“达利普·考尔诉地方警察厅警官案”的判决,议会通过第121条第(1甲)款的意图是从高等法院管辖权中剥离对任何在沙里亚管辖权范围内的事项之权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第(1甲)款可能终止沙里亚法院和国家法院间冲突的合理预期在我后面将要谈到的一些案件中遭到了破坏。这在法利德·苏菲安·舒艾布(Farid Suffian Shuaib)《马来西亚沙里亚法院裁判权》一书中得到了印证,他在第4页中写道:
  
  “原指望修正案或可在沙里亚法院和国家法院间减少冲突……不幸地是,冲突还在继续”。
  
  例如,在“沙哈明·法依扎尔·康·本·阿布都拉诉阿斯玛·比特·哈吉·尤努斯案”(Shahamin Faizal Kang bin.Abdullah v Asma bte Haji Junus 1991 (3) CLJ 220),当事人双方都是穆斯林,一方申请人身保护令,而事实上却是一项将一个6岁男孩置于他亲祖母监护之下的申请。尽管有第121条第(1甲)款,尊敬的初审法官还是受理了案件。当事人提出,1959年《槟榔屿州穆斯林立法大纲》明确授予伊斯兰教律法官以审理全部当事人都是穆斯林的诉讼的权力,其事项包括“扶养亲属、收养、未成年人的保护或监护”,因而第121条第(1甲)款剥夺了高等法院在槟榔屿州接受诉讼请求的管辖权。但法官拒绝了这一辩护。当时的法官、尊敬的小埃德加·约瑟夫法官在判决中认为,他有管辖权,因为伊斯兰教律法法院的管辖权不是排他的。他还引用1964年《法院法》第4条的规定:
  
  “除在本法实施时有效之宪法外,在本法与任何其他成文法相矛盾或相冲突的情况下,本法规定优先。”
  
  约瑟夫法官指出,除其第5条(1964年9月16日生效)外,1964年《法院法》在1964年3月16日生效,而第121条第(1甲)款只是因《A704法案》而在最近的1988年6月10日生效。尊敬的约瑟夫法官因而推断,1964年《法院法》第4、22和24条给予法院以接受诉讼请求的管辖权。不过,这一立场是短命的,当时的最高法院在随后的一个案件——前述“穆罕默德·哈比布拉·本·马哈穆德诉法利达·比特·拿督塔利布案”——中一致拒绝了约瑟夫法官在前述“沙哈明案”中的论证。
  
  前述“穆罕默德·哈比布拉案”是在一对均为穆斯林的夫妇之间发生的案件,妻子声称受到了丈夫的殴打,因此向法院申请禁制令。高等法院接受了妻子的申请。但在上诉审时,当时的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第121条第(1甲)款已经将高等法院对有关事项的管辖权放到了沙里亚法院的管辖权下了。最高法院判决还认为,像丈夫与妻子为两造的案件纯粹属于婚姻犯罪,属于沙里亚法的调整范围。
  
  在“苏恩·辛格和比卡尔·辛格诉马来西亚吉打州伊斯兰福利局案”(Soon Singh a/l BikarSingh v Pertubuhan Kebajikan Islam Malaysia (PERKIM) Kedah (1999) 1 MLJ 489)中,联邦法院考察了沙里亚法院的管辖权是否暗含在有关它的其他制定法条款中。本案上诉人是一个锡克教徒,在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时皈依伊斯兰教,年满21周岁时脱离伊斯兰教,经律师签订一份单边契约,声明他是一个锡克教徒。在高等法院面前,他申请发布一项他不再是穆斯林的声明。答辩一方主张,高等法院没有管辖权,因为争讼属于沙里亚法院的管辖范围。高等法院同意答辩方的意见,驳回了申请。在上诉审时,联邦法院指出,全部《州立法及联邦领土法案》(State Enactments andFederal Territories Act)都包含着明白无误的条款,规定转信伊斯兰教事项的管辖权属于沙里亚法院。根据《克莱依斯制定法》(Craies on Statute Law)第7版第112页、“阿尔本诉派克案”(Albon v Pyke (1842) 4 M & G 421,424)、《本尼翁制定法解释》(Bennion’s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第2版第362页,联邦法院在判词中说:
  
   “当管辖权明白地授予沙里亚法院在有关皈依伊斯兰教的事务上以裁判权时……它就合乎逻辑地说明,解除皈依伊斯兰教(脱教)可以被认为必然地暗含在沙里亚法院的管辖权范围内。”
  
  在作出其判决的过程中,联邦法院在判词中考虑了“哈吉姆·李医学博士诉伊斯兰教地区会议案”Md Hakim Lee v Majlis Agama IslamWilayah Persekutuan (1997) 4 CLJ supp 419)的判决,即州立法机关被授予根据宪法州权目录事项进行立法的权力,即使州立法机关尚未进行立法,但按照州权目录分类一的立法意图,也不能排除那些事项处于沙里亚管辖权范围之内的事实。联邦法院还考虑了“林赞成诉槟榔屿伊斯兰宗教旅游事务主任案”(Lim Chan Seng v PengarahJabatan Agama Islam Pulau Pinang (1996) 3 CLJ 23),本案中那时作为民事法官的阿布都尔·哈米德(Abdul Hamid)在判决中认为,州立法机关必须首先按照宪法第74和77条以及州权目录制定法律,授予沙里亚法院以管辖权。只有那样,有关事项才处于沙里亚法院的管辖权下。
  
  
  
  考察这些案件后,联邦法院写道:
  
  “我们虽同意所持立场……即当对管辖权提出疑义时,正确的立场是看州的立法在与争议有关事项上是否明确授予沙里亚法院以管辖权;然而,我们不同意法官阁下的结论,即由于槟榔屿州立法在争议问题上没有明确授权沙里亚法院,所以没有理由阻止国家法院审理和裁判这一争议。”
  
  饶有兴味的是,联邦法院看来像高等法院一样,采取支持对立双方观点的立场,从而延长了已有的混乱,看来争论在前述“穆罕默德·哈比布拉案”中会毫不减缓地进行下去。
  
  对于前述“苏恩·辛格案”判决理念上的缺陷的确已有许多评论。一位作者写道:“……脱教案引发了有关宗教自由和联邦法院对本案的判决的一些根本性宪法问题,法院推翻了‘林赞成诉伊斯兰宗教旅游事务主任案’就等于拒绝认可案件所涉之宪法规范及其向沙里亚法院移送案件的不容争辨的义务。”
  
  (二)在刑事案件中的权限分配
  
  自第121条第(1甲)款插入宪法后,“苏克马·达马万·萨斯米塔特·马加诉马来西亚监狱委员会主席案”(Sukma Darmawan SasmitaatMadja v Ketua Pengarah Penjara Malaysia & Anor (1998) 4 MLJ 742 (HC),(1999) 1 MLJ 266 (CA), (1999) 2 MLJ 241 (FC))为国家法院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以审视犯罪方面管辖权的冲突。案件最早在四季法院提出,根据《刑法典》第377丁条,上诉人被处以重猥亵罪。上诉人表示认罪并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随后他便申请了一个人身保护令,理由是四季法院无权审判他。他辩称是一个穆斯林,认为根据1977年《沙里亚刑事犯罪法案(全联邦)》(Syariah Criminal Offences Act 1977),只有沙里亚法院有权以“鸡奸”的控罪审判他。联邦法院在判决叙述中同意第121条第(1甲)款“是为终止受权利受侵害而告诉的当事人由高等法院复核沙里亚法院作出的判决这一做法”。法院还认为,第121条第(1甲)款不应按字面解释得出它或许违背立法机关初衷的推论。法院宁愿“将第(1)款和第(1甲)款进行捆绑解释,并选择一种与司法制度平稳运行的要求相一致的解释,而这才是本宪法条文所意欲予以规范的”。接着,法院进一步运用“《解释法》第59条的规定,以使做出合于两个或多个成文法所规定罪名的故意或过失行为的行为人可以依据这些法律中的任意一个受到起诉和惩罚,只要他不因同一行为而被处罚两次”。法院的最后判决是:“在一个行为人所为之犯行既可由世俗法院亦可由沙里亚法院审判的情况下,他可以在其中任一法院被起诉”。
  
  人们会再度得出结论:联邦法院的判决看来没有解决世俗法院和沙里亚法院因第(1甲)款写入宪法第121条而引发的明显的管辖权冲突。
  
  州权目录分类一规定,沙里亚法院“仅对信奉伊斯兰教的自然人且相应地仅在本段文字所包括的事项范围内行使管辖权,除迄今由联邦法律授予之权限外,对其他犯行无管辖权”。具体说到授予沙里亚法院对有关犯行行使管辖权的联邦法律,是指1965年通过的《沙里亚法院(刑事审判)法》(Syariah Courts (CriminalJurisdiction) Act 1965)。有意思的是,这一管辖权限制是最高3年监禁、5000马来西亚令吉罚款和6下鞭刑之类的可受处罚的犯罪行为,因此,马来西亚有一个迫切的宪法问题,即有些州制定的“胡督”法(Hudud laws)的地位问题,它们规定了比1965年法律所允许的限度更高的刑罚。
  
  (三)有关宗教自由案件上的权限分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涉及第121条第(1甲)款最近的、最有争议的和撞击马来西亚人良知的案件是2005年12月28日高等法院审理的“卡利阿马尔·西姆那撒米诉联邦地区伊斯兰教友接待处主任案”(Kaliammal a/p Simnasamy vPengarah Jabatan Agama Islam Wilayah Persekutuan (JAWI) and 2 others),通常称为“穆提案”(Moorthy case)。法院认为,它对沙里亚法院的判决没有管辖权,也没有司法审查权。案件简况是:请求人是一个印度教徒,1995年11月25日与同是印度教徒的穆提·玛尼安结婚。在丈夫去世后,请求人辩称她刚去世的丈夫从未告诉她有关他的新信仰,而且一直是按印度教信仰行事。为了解决僵局,全联邦伊斯兰教委员会(Federal Territory IslamicCouncil)单方向沙里亚法院提出申请并获得了一项命令,内中宣布死者在他去世时是一个穆斯林,因而应按照伊斯兰教仪式予以安葬,还宣布死者从未背弃其伊斯兰信仰。与此同时,寡妇也向吉隆坡高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宣布死者是一个印度教徒。很遗憾,她的申请正被聆讯时,沙里亚法院已经作出了判决,高等法院以其不具有第121条第(1甲)款规定的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她的请求。
  
  寡妇是一个非穆斯林,因此她无权出庭沙里亚法院,因为州权目录第一段明确规定,沙里亚法院“只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个人行使管辖权……”。同时,第121条第(1甲)款又是她向普通法院寻求救济的一个障碍。因此,根据高等法院的判决,她似乎没有获得救济的途径。为对抗高等法院的判决,寡妇上诉于上诉法院。
  
  在“穆提案”之后不久发生了另一件类似的案件,吸引了公众关注,它通常被称作“南雅案”(Nonya’s case)。案件简况是,一位马来妇女在1936年嫁给了一名佛教徒并在婚后转信了她丈夫的宗教。1986年她向阿罗牙也县宗教办公室和伊斯兰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她活着是一个佛教徒,也要按一个佛教徒安葬。阿罗牙也地区宗教事务官因而进行了一次调查,得出她无意回归伊斯兰教的结论。但当她在89岁去世时还是发生了到底按何种宗教仪式安葬的争论。争议被提交给芙蓉市沙里亚高等法院,由法院判断其去世前的宗教信仰。死者非穆斯林亲属提供的宣誓证词在经审议后为法院所接受。在其最后判决中,法院宣布,死者在死亡时不是穆斯林。于是她按佛教徒仪式得到了安葬。我提供这一案件的理由是要强调一个事实,即沙里亚高等法院在接受非穆斯林宣誓证词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这能否回答沙里亚法院和国家法院间至今仍存在着的明显冲突,无论是否插入了第121条第(1甲)款?我认为在作出结论性回答之前,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
  
  与上述问题相伴的是困难的且常常是情感色彩很重的脱教问题。这自然涉及到基本权利问题。联邦宪法第11条宗教自由基本权利的捍卫者宣言,他们的权利已如此之深地确立,如果他们被剥夺了选择自己宗教的权利,这就是侵犯他们的基本人权。第11条规定:
  
  “(1)任何人均有信奉和实践其宗教的权利,且依第(4)款之规定,有传播其宗教之权利。”
  
  需指出的是,宪法中没有关于改变宗教的明确规定。但这一事项在1966年《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提到了。
  
  从一开始,宪法第11条便受到司法机关的关注。在“马来西亚国内事务部部长诉贾玛鲁丁·本·奥特曼案”(Minister For HomeAffairs, Malaysia & Anor v Jamaluddin Bin Othman 1 MLJ 418)中,依1960年《国内安全法》第8条,答辩者被拘留,理由是他卷入了一项在穆斯林中传播基督教的计划或项目,且其活动可能引起马来西亚穆斯林社区和基督教社区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高等法院准许其人身保护申请,理由是“部长无权剥夺一个人受宪法第11条保护的信奉和实践其宗教的权利,因此,如果部长采取行动限制一个人信奉和实践宗教的自由,部长的行为因不符合第11条的规定,其发布的任何拘留令便归于无效”。部长向最高法院的上诉被驳回,理由是上诉人据以监禁被告的原因不充分,除了说被告出席和参加了一些集会和讲座之外,没有陈述被告到底做了什么。进一步说,认定被告使6个马来人转信了基督教,即使这是事实,也不能认为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法院还在高等法院已经陈述的内容上加了一段附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一个人信奉和实践其宗教的自由不应被转变为从事非法行为或导致损害或威胁国家安全的许可证。信奉和实践个人宗教的自由本身处于国家在宪法第11条第(5)款中明确规定的一般法律之下,这一款是这样说的:
  
  第11条第(5)款本条并未授权使任何行为得违背与公共秩序、公众健康或公共道德相关之任何一般法律。
  
  这一点亦在‘玛玛特·本·达乌德诉马来西亚政府案’(Mamat bin Daud & Ors vGovernment of Malaysia 1 MLJ 119)中有所暗示。因此,宪法第11条下的保护不可能是所有行为的遮天保护伞。”
  
  “克拉雅安·内格里·克兰坦案”(Kamariah bte Ali danLain-lain lwn Kerajaan Negeri Kelantan dan Satu Lagi 1 MLJ 197)涉及沙里亚法院对不再信奉伊斯兰教之人的管辖权事项。第11条被沙里亚法院援引为权威规范,在原告声明她已经脱离伊斯兰教时便无管辖权。但是,联邦法院没有发现这种援引与案件事实和环境有关联,在此基础上判决,既然原告在她所控诉的行为发生时仍是一个穆斯林,所以沙里亚法院有权审判她。
  
  另一个有意思的案件是“里娜·卓伊诉国家登记事务总主任案”(Lina Joy v Ketua PengarahPendaftaran Negara 6 MLJ 193),本案在高等法院提起,上诉人要求法院根据第11条的充分前提为她发布一份声明,表明她不再是一个穆斯林。但法院拒绝发出经请求的声明(declaration prayed for),因为尊敬的法官认为,在有关脱离伊斯兰宗教的问题上,适宜的地方是沙里亚法院。在上诉至上诉法院后,并未以第11条的本质为出发点来讨论问题,尊敬的上诉人律师转而选择另一立场,即注意有关上诉人申请改变其身份证特别项目、特别是删除“伊斯兰”字样的规章,认为上诉只应沿着考虑国家登记事务部(National RegistrationDepartment,NRD)在解释这一规章时是否正确的途径。简单说,上诉将诉的方向改为行政法上的请求了。法院做出了一份意见分歧的判决,两个上诉审法官采取驳回申请的立场,而一个法官则认为请求应予接受。
  
  多数判词的观点认为,国家登记事务部正确地决定不允许上诉人申请从她的身份证上删除“伊斯兰”字样,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没能满足国家登记事务部根据1990年《国家登记规章》相关规定提出的要求,即她此前未能宣布脱离伊斯兰教。并且,国家登记事务部被授权作出不允许,因为判断包括脱离宗教在内的伊斯兰律法的适当权威是沙里亚法院而不是政府部门。据此,多数判词宣判,从法律上说国家登记事务部没有错,决定不接受上诉人在其身份证上删除“伊斯兰”字样并非不合理或理由不充分。顺带说一句,对穆斯林来说,根据《规章》,他们的宗教信仰必须记载在他们的身份证上。
  
  少数意见从不同视角审视,宁愿认为沙里亚法院发出的命令没有支持正确的事实,即上诉人是一个基督徒。这位法官继续说,在要求沙里亚法院作出命令或证明的问题上,国家登记事务部总主任重视的是一个不相关的考量——决定不对上诉人的身份证进行修正。现在这个案件正在向联邦法院的上诉过程中。
  
  四、在人权司法保护上的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最新发展是有关宪法基本权利的条款,即有关第5条第(1)款的解释。在“陈德成诉教育服务委员会案”(Tan Tek Seng v SuruhanjayaPerkhidmatan Pendidikan & Anor ] 1 MLJ 261)中,上诉法院在解释第5条和第8条时没有按照“传统的和学理的限制”,并接着说,“当法官在担当最高法律的解释者时应当采取自由方法,以执行联邦宪法制定者的真实意图。这一目的只可能在给予第5条第(1)款中对‘生命’这一用语以宽泛而自由的含义时才能做到。”
  
  因此,出现在第5条第(1)款中的“生命“用语就被解释得超过了生存的意义。它被扩张为意味着“生命本身的完整性及构成生活质量的那些事物之全部侧面”。这些侧面的某些部分就是有薪受雇权,包括在公共部门任职及得到全部利益和设施,使之在这个国家中享有居住在合理的和有益健康的环境中的权利。
  
  这一观点在前引联邦法院的“R. 拉玛·昌德兰案”中得到默许,小埃德加·约瑟夫在公报的第190页说道:
  
  “并且,宪法第5条第(1)款中的‘生命’,如在……“陈德成诉教育服务委员会案”中所说,宽泛得足以包含从事合法和赢利职业的权利。”
  
  结论
  
  欲使成文宪法成为联系和反映国家与其人民间关系与利益的神圣契约,它就必须专门由司法机关予以审查,使之成为反映时代需求的活文件,对此人们并无争议。因而,通过议会或司法判决予以积极修正的方式使它免于在变化与发展面前成为一段死木头,此亦不成其为问题。对此,就像我刚刚试图阐明的那样,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也不例外。然而,理想地看,司法过程中宪法的任何修正或发展只应是为了满足现时外部环境与内部需求时方可发生,其目的且为我们星球上人类生活之改善。
  
  女士们、先生们,谢谢!
  
  翻译:甘超英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注释】

译者有幸聆听了这次演讲,认为值得推荐。原文请见http://www.singaporelawreview.org/events/lecture/2006_speech.htm。

参见新加坡法律评论网:http://www.singaporelawreview.org/events/lecture。——译注

参见“TheMalaysian Judiciary”,http://www.kehakiman.gov.my/courts/maljudiciary.shtml。——译注。

参见M Bakri Musa, The judicialconundrum of shariah and secular courts , http://alphabetsoup.bloggoing.com/2006/02/11/the-judicial-conundrum-of-shariah-and-secular-courts-mkini/。——译注。

马来西亚沙里亚法律体系最早是英国殖民政府建立的,其标志是1880年实施的《婚姻法令》(Mohammedan Marriage Ordinance 1880)。沙里亚司法体系在二战后才逐步形成。参见http://www.law.emory.edu/IFL/legal/malaysia.htm。——译注。

参见TommyThomas, Human Rights in 21st Century Malaysia, http://www.aliran.com/oldsite/hr/tt4.html。然而,沙里亚法律的适用则有相当长的历史。参见AbdulAziz Bari, The Evolution of Malaysian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http://www.law.chula.ac.th/asli/paper/f13.pdf——译注。

1988年宪法修正案甚至被称为一次马来西亚的“宪法危机”。参见前引Abdul Aziz Bari, The Evolution of Malaysian ConstitutionalTradition, 注3。——译注。

英国上议院的一个议员(Lord Lester of Herne Hill)曾经就司法独立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司法独立的关键在于当“旧制度已经……制度性分裂,以至于不能承担协调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利益之公共责任要求时”,司法可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参见Michael J Allen & Brian Thompson, Cases and Materials on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4th Ed., 1996 BlackstonePress Ltd., Hampshire, p. 206)。——译注。

按照宗教信仰由强至弱的分类,穆斯林国家可以分为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国家和世俗国家,一般认为,马来西亚属于穆斯林国家。参见陳中和:《伊斯蘭刑法在馬來西亞的實踐——對穆斯林政府和伊斯蘭反對黨觀點的一個比較分析》,http://www.csict.nccu.edu.tw/newinfo/B.doc。——译注。

武吉知马是新加坡的一个地名,位于新加坡西北部,独立前的新加坡大学坐落于此,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的所在地。——译注。

“2 MLJ 311”指《马来西亚法律公报》的期号。此后案件编号不再注明。——译注。

“马来西亚日”(Malaysia Day)是每年的8月31日,也即马来西亚的国庆节,1957年的这一天马来西亚获得独立。——译注。

“拿督”为Dato的音译,是马来西亚的勋衔,由各州的苏丹或统治者封赐。——译注。

Speech given at the conference Auckland 4th-5th April 1997- Thestruggle for simplicity.

“端姑”是Tengku的音译,意为“王子”或皇室成员。——译注。

CLJ是马来西亚《最新法律公报》(Current Law Journal)的缩写。——译注。

But Article 121(1A) has also been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it is meant for Muslims only and a spouse of a new covert who remains anon-Muslim is not bound by any order of the Kadi’s court: see- Ng Siew Pian lwnAbd Wahid Bin Abu Hassan, Kadi Daerah Bukit Mertajam & Satu Yang Lain] 2 MLJ 425

“哈吉姆”是Hakim的音译,意为伊斯兰学者。——译注。

Jurisdiction of State authorities to punish offences against theprecepts of Islam: A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ProfessorShad Saleem Faruqi – INSAF Vol. XXXIV No. 1

“胡督法”是伊斯兰教法中的刑事法律,意为“固定刑罚”。参见前引陳中和:《伊斯蘭刑法在馬來西亞的實踐——對穆斯林政府和伊斯蘭反對黨觀點的一個比較分析》。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下 载 打 印 关 闭
分享到:
     关注法宝动态:  
我来评两句(评论需要审核)  
网友评论 本文共有评论 0 条
评论人: 提交
验证码:   看不清,换一张!
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网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查看此篇文章在专题新闻栏目内的相关内容
  该作者其他文章 [更多]
探求信息公开本质
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探微
社会戾气的法律观察
作为宪法范畴的德国财产权:..
新中国宪法财产制度的历史回..
法学院郑州会议三题
联邦制国家财政自治的国际比..
“大象婚礼”誓言——德国联..
  同类其他文章 [更多]
美国问责制的基本构成
法国宪政的产生与发展(下)
法国宪政的产生与发展(上)
北大法律人追忆撒切尔夫人
自然法抑或实证法
美国宪政要案简介绍
俄罗斯联邦反贪污贿赂的治理..
加强型双向群构:欧盟《里斯..
  该作者在法学期刊中的文章
新中国宪法财产制度的历史回..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
德国联邦议院的调查权
联邦德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德国联邦议会监督政府的机制
  法学期刊中的同类文章
网络经济交易下的税收征管
环境税和费的法律与国际贸易..
中国税收文化
P2P网络信贷平台资金安全..
2009年财税法理论研究综..
| 本站介绍 | 网站建设 | 招聘启事 | 公司介绍 | 英华产品 | 合作意向 | 联系英华 | 广告服务 | 网站地图 | 版权声明 |
版权所有 ©  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北大法宝)  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  在线客服: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QQ交谈 MSN
Copyright ©  Chinalawinfo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Legal Information
Email:info@chinalawinfo.com  电话:86-10-82668266  传真:86-10-82668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