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儿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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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民商法学
    【出处】江苏法院网
    【写作时间】2014年
    【中文关键字】胎儿;权利主体;精神损害赔偿
    【全文】

       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针对侵权引起的人身权利损害而产生,学界对自然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已经达成共识,而胎儿作为一类特殊的存在其能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尚有待研究。本文主要从胎儿是否有受侵害的可能及现有的对胎儿利益保护的途径出发,探析胎儿能否就侵害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一、胎儿受侵害的可能

       胎儿作为母体内的存在,是否有被加害人行为侵害的可能?之前的传统民法习惯于将对怀孕妇女的身体的侵害行为单纯看作侵害了孕妇的身体权、健康权,而忽视了加害行为对孕妇体内胎儿身体和健康的侵害,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母体的伤害无疑会影响到胎儿的生命、身体和健康,对母体的伤害直接作用到孕妇体内的胎儿身上的情况下更是对胎儿的直接伤害。伴随着医学的进步,对胎儿的出生前的损害事由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能够有明确的界定。对胎儿会遭受加害行为侵害的事实,已无异议。

       随着现代生活的意外事故、工业事故、医药事故的不断增多,人在出生前遭受不法侵害,导致其出生后健康、身体受到损害的情形日益严重。如果坚持将胎儿的损害与其母亲的身体损害视为同一,无疑对胎儿的保护大大不利。面对这种情况,有必要寻求胎儿保护的法律上依据。

       二、对胎儿身体、健康法律保护的途径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可能是未来的自然人,其未出生,并不能享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在胎儿的利益遭受侵害时,如何能够得到法律上的独立保护?各国和地区的规定并不相同。

       (一)我国相关规定

       我国继承法中有关于胎儿“特留份”的规定,但这并不能说明例外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特留份的规定只是将财产预留,并不是直接归于胎儿,胎儿必须活产出生,取得了权利能力,才能够取得继承的财产。我国是不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胎儿身体、健康受到侵害并不能单独请求损害赔偿。

       (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已出生。”对胎儿权利能力的范围采概括原则,关于胎儿之利益视为已出生,但不涉及义务的负担。通说认为,该条法律的规范意旨在于:“胎儿于出生前,即取得权利能力,倘将来死产,则溯及的丧失其权利能力。”[1]对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认定为是关于胎儿利益之范围,胎儿是有权利能力的。是故胎儿未出生,只要有证据证明他人侵害了胎儿利益,胎儿的将来亲权行使人可以作为胎儿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胎儿的权利,请求损害赔偿。若胎儿出生为死产者,则胎儿权利溯及的不存在,胎儿溯及的丧失其权利能力,法定代理人应按照不当得利返还所受赔偿。

       (三)德国的相关规定

       德国关于未出生胎儿利益的保护,没有在权利能力理论上寻求突破。因为他们认为关于出生前侵害能否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不是胎儿有无权利能力的问题,而是侵害的问题。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因出生而存在,但此并不改变人于出生前在生物体上存在之事实。人之生命何时开始,自何时起应受保护,与其自何时起始得以一个个体之人而存在享有权利能力,系属二事,不可混淆。[2]故而他们肯定自然人出生后能对其作为胎儿时受到的侵害请求损害赔偿。

       (四)美国的相关规定

       关于出生前侵害之损害赔偿,美国多数州采肯定说,胎儿只需要满足两个限制条件,就可以对胎儿期间所受的损害请求赔偿:一是胎儿必须是可发育的;二是胎儿出生时必须是活体。美国法律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是通过判例迅速发展起来的,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囿于民法体系内的完整一致而在理论困境中挣扎。美国法律没有涉及对权利能力突破的理论或者从侵权请求权基础理论来阐释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有受理法院法官径直认为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是正义的要求。

       以上,我国对于侵害胎儿身体健康的法律救济暂时与司法实践的发展未能一致,对胎儿利益难免保护不周;我国台湾地区对胎儿身体健康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赋予一定条件下的权利能力的方式来实现的;德国不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但是基于胎儿为自然人出生前生物体存在的事实,对于自然人出生后对其作为胎儿时期受损害导致身体、健康受损的赔偿请求权是持肯定态度的;美国作为典型的判例法国家,已经通过判例承认了出生者对于其作为胎儿时期的损害的求偿权,认为肯定对胎儿时期受损害的赔偿请求权符合正义的要求。

       三、胎儿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的法律选择

       胎儿身体、健康受侵害请求损害赔偿似已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立法的肯定。但这是否意味着胎儿也可以就其因身体、健康受到侵害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或者说这些赔偿里是否包含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受侵害而导致精神损害,而所谓精神损害就是指精神痛苦。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胎儿是否有精神痛苦?不同的法律选择将导致迥然不同的法律推论。[3]

       (一)我国台湾地区的保护途径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的规定,胎儿关于其利益之规定,视为有权利能力。胎儿的权利能力区别于一般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仅于利益范围内存在。对于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不生影响。

       自然人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时,不以有痛苦感受之能力为必要。那胎儿是否可以借助无痛苦感受能力之自然人不影响其成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的理由来成就对其精神痛苦的肯定?答案是否定的。对无痛苦感受能力之自然人,认定痛苦及程度是受害人单纯的主观上感受,别人无法通过自己的主观来判断;立法上推定受害人的人身权利遭受侵害,受害人可能因此造成精神痛苦,故而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殊不知,这些认知和推定的前提都是建立在自然人有知觉感官的基础上,对于知觉器官尚未发育(完全)的胎儿,并不适用。

       因为知觉器官或尚未发育完全,否定了胎儿比附无痛苦感受能力之自然人来认定精神损害,是否也就此否定了胎儿的精神损害?从严格的逻辑上来说,是!因为胎儿的知觉器官或未发育,否定了精神损害的可能。但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鉴于胎儿保护的必要性和地位的特殊性,应该在胎儿权利能力的框架内穷尽一切的可能为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寻求法律上的出路。曾世雄先生认为:“该问题之解决,可以从胎儿将来得为活产或死产着眼。胎儿权利能力之取得,通说采用法定解除条件说。胎儿将来若为死产,则权利能力溯及消灭,赔偿请求权当无存在之可能,此一问题根本不存在;胎儿将来为活产时,有两种思维方式可供参考:或认其赔偿请求权之取得延后,延至胎儿出生而为活产时,如此,器官是否具备、痛苦之有无,均非重要,出生后之损害即为依据,此其一;或认权利能力之取得既属法律上之拟制,赔偿请求权之立论依据,只好也以拟制视之,此其二。”[4]仔细推敲不难发现,曾世雄先生提供的这两条解决之道并非十分可靠,是故曾先生自己亦马上指出两条解决之道存在的问题:“前者之优点在于可以说明自然人之同一立论依据说明胎儿之情形,缺点在于基本上抵触法定解除条件说;后者的优点在于与胎儿权利能力之拟制一气相连,缺点在于欠缺可以接受之立论依据以资支持。”[5]由此,这两种方法都无法自圆其说并做到保持现有民法理论的统一。而现下也无法找到其他更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胎儿权利能力理论框架下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问题,可谓穷尽一切可能的方法,仍不能支持胎儿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的理论。所以,在这种法律选择下,正式否定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地位。

       (二)德国法上的保护途径

       德国理论界认为,关于出生前侵害能否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不是胎儿有无权利能力的问题,而是侵害的问题。虽然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因出生而存在,但此并不改变人于出生前在生物体上存在之事实,人之生命何时开始,自何时起应受保护。德国并不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并认为对胎儿期间身体健康保护的问题与权利能力是并无关联的两个问题。胎儿因其活体出生而享有权利能力,胎儿活体出生后对其在胎儿期间所受到的侵害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这一理论是建立在胎儿活体出生事实的基础上,若胎儿尚未出生,纵然医学发达到可以证明孕妇体内胎儿已经受加害人侵害其健康仍不得以胎儿为请求赔偿权利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的这一规定并不影响对胎儿的保护,因为即便是赋予胎儿权利能力而使胎儿的法定代理人得为损害赔偿请求,但若胎儿出生时为死产,胎儿仍不得请求赔偿,法定代理人所受利益按不当得利返还。

       在德国的这种保护途径下,胎儿是否是因为“知觉器官尚未发育(完全)”且无其他理论上救济之方法而否定其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应该说,德国民法理论承认胎儿期间的损害可以赔偿的依据是胎儿出生后作为自然人对其胎儿期间的身体发育受侵害请求损害赔偿,对于在胎儿时期因其身体健康受侵害而导致出生后身体健康损害的,出生后的自然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德国民法理论的模式下是不承认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地位的,其仅得于活体出生后作为自然人就因其胎儿期间所受损害致出生后身体健康受损而产生的精神痛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台湾地区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做法还是德国基于生物体发育连贯性的承认,都不能支持胎儿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主体。对胎儿身体、健康的侵害可得请求损害赔偿,但并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归根到底,前者的损害赔偿是基于侵害导致的客观损害后果(如,伤残),而精神损害赔偿的依据是侵害行为产生的精神痛苦(一种感受),胎儿这一类特殊的存在因其感知器官的不完备而最终无法推定其遭受精神痛苦,故笔者正式否定胎儿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需要说明的是,胎儿虽不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但胎儿活产出生后,对其因在胎儿期间遭受侵害而导致出生后身体、健康受损,其作为自然人可得就既有的身体、健康受损遭受的精神痛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作者简介】
    叶玉,单位为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注释】
    [1]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3]笔者主要介绍了三种法律救济途径,其中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其对胎儿保护的判例虽然有一定借鉴意义,但究其理论支持仍显未明。故此处选取我国台湾地区和德国这两种不同的法律保护途径来说明问题。
    [4]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5]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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