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衡平下的保险告知与说明义务
2014/2/27 12:17:38  点击率[626]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保险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4年
    【中文摘要】保险经济原则务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前正确预测与评估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并以此决定是否承保及确定保险费率,借以维持保险业收支平衡。在现代社会中,保险标的通常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最为了解保险标的状况。保险人为了解投保人真实的情况如果通过自行调查成本高昂,效果往往也不佳。于是,基于保险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保险经营活动依赖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各国保险立法均将告知义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予以明确规定。
    【中文关键字】保险标的;保险告知;保险义务;保险合同
    【全文】

      在保险合同纠纷的审判实务中,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很大一部分集中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上,而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恰恰是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法中的核心价值和对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最大约束。

      我国目前保险法在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方面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从《保险法》法条上来看,第十七条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以及投保人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但在审判实践中,由于审判人员对保险法第十七条的理解不尽一致,在适用该条文审判常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有些判决甚至机械的套用该条文,导致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利益明显失衡,严重影响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

      因此,法官在诚实信用的原则指引下,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遵循立法本意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弥补保险立法的不足与缺陷,公平合理的保护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促进保险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认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产生的依据是减少交易成本的需要。保险人可以通过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获得其承保以及确定保险费用的重要信息,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调查费用,降低了交易成本。

      一、保险告知与说明义务的法律含义及其区别

      所谓保险告知义务,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相关的情况向保险人所做的说明。该义务最早源自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disclosure”一词,意为“告知”、“揭示”或“披露”,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重要情况如实向保险人进行声明或作出陈述。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告知义务为法定义务。

      保险说明义务,是指保险人于保险合同订立阶段,依法应当履行的,将保险合同条款、所含专业术语及有关文件内容,向投保人陈述、解释清楚,以便使投保人准确地理解自己的合同权利与义务的法定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17 条第1 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条款的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保险告知义务与说明义务虽然都涉及保险合同的信息披露问题,但各自具有特定的内涵。其中,告知义务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所作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陈述。告知义务与说明义务作为缔约信息义务,都是以当事人进行缔约判断的信息为内容范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告知义务的履行与保险人对说明义务的履行均为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前进行信息交换的重要程序和手段。

      二、保险告知与说明义务的法理基础

      (一)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认可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具有优先于法律的效果。投保人与保险人达成保险协议,从表面上看,是投保人的意思自治的体现。但此意思自治仅为表象,相对于保险人在信息方面占有的不对称优势,投保人在对专业性较强的保险合同条款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仅能对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表示同意或拒绝,即使同意合同约定内容也并非投保人的真实意愿。投保人只有在对合同所约定的内容充分理解并表示接受的情况下,才能真正体现其真实意愿,从而使意思自治原则得以最大体现。保险人说明制度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一缺陷。保险人通过对合同条款的内容进行充分而详细的说明,可以使投保人详细了解合同约定专业术语及专有条款的真正含义,而对自身权利进行取舍,从而达成真正的合意,这也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内在要求。

      (二)最大诚信原则

      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要求保险合同双方必须以最大的诚信全面、善意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中自己应尽的义务,并不得去隐瞒和欺骗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从司法的角度看,这一基本原则是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形式而存在的一个兜底条款,实质上也是立法者赋予司法者补充各种立法遗漏的手段,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裁判依据。

      现代保险制度起源于海上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领域的运用最早就出现在海上保险。由于在当时的条件下保险人无法核查在海上运输的货物,投保人所提供的信息是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主要依据,但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很容易隐瞒有关保险标的风险的事实,从而不正当的致使保险人承担较大的风险。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相对于一般合同而言,各国的法律对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诚实信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

      由于保险产品的专业性、特殊性,使得消费者往往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品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自我保护和风险意识,加之对保险知识认知不足,容易受到各种不法行为的侵害。在为快速交易而重复拟定的格式条款出现之后,条款拟定方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存在的优势,在合同中大量拟定对自身有利的条款,减轻、免除自身的义务,扩大免责条款的范围,加重消费者的义务,造成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

      为了防止保险人在合同拟定的过程中滥用权利,各国均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保险人应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对其单方制定的合同条款向保险消费者即投保人进行积极、主动的解释和说明,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

      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来看,虽然该法没有明确商业保险中投保人是否属于消费者,但根据此规定的内涵,消费者是指为了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而投保人购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其生活消费的目的,其购买保险产品、接受保险服务本身具有消费行为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投保人显然属于“消费者”范畴。为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也对消费者的知情权作出规定。《保险法》规定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从而更好地平衡双方的利益。

      根据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相关学说,告知义务的内涵可分为:(1)事实的告知,指告知一切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事项,是对己存在的事实、情况的告知;(2)观点的告知,仅指希望、意见或信念(intention, opinion or belief)的表示,即有关告知义务人告知时的心理意向,是对将来预料发生的事实、情况的告知;(3)转述的告知,是指投保人由无关之第三人处获得的情报,转向保险人为陈述。广义的告知义务包括保险合同订立时的告知义务和保险合同订立后的通知义务(包括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和事故发生时的通知义务),而狭义的告知义务仅指合同订立时的如实告知义务。

      保险合同的成立,以能测定危险、计算保险费为条件,因此,从保险技术上来说,告知制度是必须的。由投保人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重要情况如实向保险人进行声明或作出陈述,可以为保险人正确评估和测定承保危险提供基本条件和必要保障。

      与一般交易行为相比,保险双方在缔结保险合同时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保险标的控制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手中,保险人的信息劣势绝对且明显。如果在制度设计上,仅通过保险人自行收集与保险标的和承保风险有关的信息,以消除事前信息不均匀分布状态,将产生巨大的交易费用和成本,或导致交易无法完成;如果这种巨大的交易费用和成本以保费的形式转嫁由投保人承担,将会使保险成为一项昂贵的制度,从而背离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至此最佳之制度”的本质。

      从保险告知义务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取向来看,为投保人设定如实告知义务,其目的在于使保险人获取有关保险标的和危险事实的充分信息,促成双方的信息对称和均衡,协助其对承保风险作出正确预测和评估。

      三、完善的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构建分析

      (一)告知义务的主体

      1. 告知义务人。告知义务人一般认为包括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投保人的陈述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保险人是否承保以及保险费率的确定,其负有告知义务理所当然。另外,由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实际情况和危险程度比投保人更为了解,而且往往同时还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是保险合同的受益方,故也应负有相应的如实告知义务。

      2. 告知义务的相对人。通说认为,告知义务的受领人为保险人。对于保险代理人是否能够成为告知义务的相对人,应视具体情形不同而有所区别:(1)专业代理人。专业代理人由于有缔结保险合同、签发保险单的权利,因此是告知相对人。(2)兼业代理人。由于兼业代理人所销售的保险种类较少,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权利义务都较明确,几乎不涉及告知义务的问题,因此一般不成为告知相对人。(3)个人代理人。关于个人代理人是否具有告知领受权,国内外均无明文规定。国外判例大都否定寿险营销员具有告知受领权,如日本就认为“寿险营销员不具有直接接受告知的代理权,只能将告知义务人所告知的内容暂时保管,然后转交给保险人,由其进行判断能否订立保险合同。”我国目前在实务中的做法类似于日本,而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却认为保险人的寿险营销员具有告知领受权。

      (二)告知义务履行的时间

      1. 订立保险合同之前。对此各国规定基本一致,即认为告知义务的履行应当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

      2. 保险合同复效之前。在人寿保险中,德国学者认为保险合同的效力中止后复效,本质上是保险合同效力的继续,而非新合同的订立,故投保人在合同复效时没有告知义务。但其他国家的学者和保险实务多持相反观点。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可能发生变化,致使其不再符合保险人规定的承保条件,加重保险人的风险负担,因此在投保人要求复效时,亦应根据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3. 保险合同转让、变更之前。投保人转让保险合同时,受让人应负有如实告知义务。虽然保险合同变更并不属于新合同的订立,但若改变的内容对保险人的风险评估存在影响时,其实质与新合同的订立无异,受让人负有重新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使保险人获得充分的信息,以平衡其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我国《保险法》仅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应履行告知义务,对于人身保险合同复效时是否需要履行告知义务等并未明确规定,对此,立法应予以明确。

      (三)告知义务履行的方式和范围

      1. 告知方式和范围。各国保险法律对于告知的具体形式一般并无特殊规定,可以是书面或口头、明示或默示。但对于告知的范围,基于不同国家的法律传统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告知制度:(1)无限告知主义,即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主动、全面将有关保险标的一切情况提供给保险人。保险人虽然也会采用书面形式向告知义务人询问重要事实,但法律对告知范围并未作明确界定;告知义务人在回答询问之外,对于与保险标的的危险有关的其他重要事实亦应当主动如实告知,如有疏忽,保险人即拥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2)询问回答主义,即保险人就需了解的相关信息向投保人进行询问,投保人如实作答即视为已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如实告知的内容仅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之内,而询问的内容是否全面、重要,这一判断义务均由保险人自行承受。这种告知制度相对宽松,因而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3)折衷主义,即兼采询问回答主义和无限告知主义。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就其所知的所有危险承受的重要事项,应告知保险人”;第18条规定:“保险人依明了且书面的询问,有疑问时,推定为重要事实。投保人就保险人基于危险事实所为书面询问以外的事实不为告知,以有恶意隐匿为限,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第21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时,若告知义务违反的事实对保险事故的发生及保险人的给付范围无影响者,保险人的给付义务仍然存在。”

      我国《海商法》采用的即为无限告知义务主义,而《保险法》则采用询问回答主义。海上保险不同于陆上保险,保险标的主要是船舶、货物和运费,船舶本身结构极为复杂,同种危险因素造成不同船舶出险的可能也相差甚远;另外,船舶及处于海上运输中的货物流动范围极大,危险因素复杂多变且缺乏统一性,故笔者认为,海上保险采无限告知义务较为合理。

      2. 关于重要事实的确定标准。告知的内容仅限于与保险有关的重要事实。依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的规定,“重要事实是指影响谨慎的保险人确定收取保费的数额和决定是否接受承保的每一事项”。重要事实的确定需要注重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之平衡,一方面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如实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风险的重要情况,另一方面要防止保险人利用如实告知作技巧性抗辩,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之利益。从世界各国立法来看,投保人应告知的事实主要有:足以使被保险危险增加的事实;为特殊动机而投保的,有关此种动机的事实;表明被保险危险特殊性质的事实;显示投保人在某方面非正常的事实。我国《保险法》第17条将重要事实界定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且经“保险人询问”的事项。

      3. 告知义务的限制和免除。

      (1)保险人未作询问的事实。保险人较投保人拥有更为丰富的保险知识,根据保险产品的具体情况所设计制作的投保单和风险询问表视为保险人希望获知的重要事实。除此以外的事实投保人并不负告知的义务。

      (2)保险人知悉或应当知悉的事实。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并非保险人获得保险标的危险信息的唯一途径。对于一个谨慎而理性的保险人而言,在保险经营活动中已知悉,或基于合理期待尽到注意义务即可自行了解的信息,例如其凭借以往的经验或从己知的事实中经合理分析即可推知的事实,资料不完整时的合理推测以及很可能被证实的证言等,投保人无须告知。此外可以免除告知义务的情形还包括:保险人或其代理人已声明不须告知事实;致使承保风险降低的事实等。我国《保险法》对于告知义务的限制和免除未作明确规定;《海商法》第222条中规定,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须告知。

      (四)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域外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主要存在三种立法例:(1)无效主义。即一旦发现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义务,保险合同依法自始丧失效力。此类规定对告知义务人极为严格,而保险人亦无选择余地。目前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均采用此种规定。(2)解除主义。即违反告知义务时,保险合同并非当然无效,保险人有权选择解除保险合同。这种合同具有有效合同的一切特征,但保险人可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同,亦可通过增加保费或改变承保条件等方式维持合同效力。英国、日本、德国等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采取这一做法。(3)撤销主义。即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义务时,保险人有权撤销保险合同,在意大利《商法典》中有此规定。

      1. 解除权的产生及行使。(1)解除权的产生。从《保险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可见,我国采用的是解除主义。从法律性质来看,如实告知义务并非当事人合意而产生的义务,而是保险法规定的先合同义务,投保人违反此义务时,保险人无法以诉讼方式强制请求其履行,而仅能行使法律所赋予之合同解除权,使保险合同自始无效,投保人丧失本可主张之权利并承担因违反义务而产生的不利后果。(2)解除权的效力。对于解除权的效力,《保险法》第17条第3、4款视投保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不同而作出不同规定。对于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由此来看,我国保险法对于因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所规定的解除权,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使合同自始无效;而返还全部保费同时也只有对将来发生终止的效力,而不必恢复原状。(3)解除权的行使方式。解除权系形成权,保险人可以单方面行使而无须征得投保人同意。关于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以书面通知为必要,法律未作规定;为避免举证之困难,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应以书面通知投保人,若未为解除通知,合同仍为有效,并不当然发生保险合同解除之效果。(4)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如果保险人明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故意不行使解除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方主张解除合同以推卸赔付责任,显然对投保人极为不公,有悖诚信原则。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在立法中规定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如若保险人已知或怠于知道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没有在规定期限内解除保险合同,构成弃权行为,丧失解除合同的权利。

      2. 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承担。(1)保险事故发生前解除合同。如果保险人发觉投保人有故意或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即可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发生自始消灭的效果。(2)保险人解除合同前保险事故发生。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即使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保险人仍可以解除合同,免除保险赔偿的责任。如果投保人因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无关,保险人是否能以解除合同方式免除保险理赔的责任,学说上仍有争议,各国立法例也不尽相同,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非因果关系说”。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无论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的事实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均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法国及美国大多数州、我国台湾皆采用此说;其二,“因果关系说”。仅在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的事实与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条件下,保险人才不负给付责任,德国、奥地利、日本及美国堪萨斯、密苏里、罗德州等所采用此种学说。

      从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来看,似乎兼采了两种学说: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采用了非因果关系说,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则采用了因果关系说,以期在最大诚信原则和对价平衡原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

    【作者简介】
    吕焘,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
    【注释】
    覃有土主编:《保险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
    樊启荣著:《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 页。
    曹兴权著:《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0 页。
    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1-23页。
    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江朝国:《论被保险人因犯罪处死或致死之免责条款——最高法院裁判及台湾高等法院暨所属法院座谈会评释》,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1989年第6期第67-78页。
    王安胜:《论保险告知义务的狭义化》,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7年第6期第136-158页。
    沙银华:《日本经典保险判例评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周玉华:《保险合同与保险索赔理赔》,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牛海鹏:《海上保险中的告知义务》,载《中国海商法年刊》,1998年第164-170页。
    约翰·T·斯蒂尔:《保险的原则与实务》,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
    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周玉华:《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10期。
    孙积禄:《投保人告知义务研究》,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3期。
    周玉华:《保险合同与保险索赔理赔》,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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