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刑法对足球“黑哨”问题的介入——刑法视角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2002/7/3 14:07:00  点击率[96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总则
    【写作时间】2002年
    【中文关键字】暂缺
    【全文】

      试析刑法对足球“黑哨”问题的介入  
     ——刑法视角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湖南大学法学院李晟  
      
     内容提要:足球裁判接受俱乐部提供的不正当利益而违反规则裁判,导致比赛结果不公的行为,即“黑哨”,是近期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各界都对法律的介入寄与希望。而刑法则是与这一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之一,本文将从刑法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分析法律介入的应然性与必要性,以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  
      
     关键词:足球裁判受贿刑法考察事实判断价值判断  
      
     足球的“黑哨”问题,在中国足球界由来已久,但似乎一直仅仅是圈内人的事情,而与足球圈外无涉,法律的威力也无法进入其中。直到2001年底,浙江绿城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与浙江省体育局长陈培德愤然拍案而起,石破天惊地揭露裁判黑幕,才引发对“黑哨”问题的全社会性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今日说法》、《东方时空》等名牌栏目均介入这一问题,新华社也在内参中进行了披露,其他新闻媒体更是积极报道。在关注这一问题时,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法律,而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的“杀无赦、斩立决”之语,更是让刑法吸引了最多的目光。本文将通过对刑法介入的分析,探寻清除“黑哨”这一足球的毒瘤的方法。  
      
     (一)刑法介入的事实判断  
     所谓刑法介入的事实判断,即从事实与刑法规定的方面进行分析,观察“黑哨”是否符合刑法介入的要求。刑法是一种恶,一种必要的恶,一种不得已的恶,既然如此,刑法就只有在为了制恶,并且是非刑法不足以制恶的条件下启动。因此,刑法的锋芒指向是确定的,即对社会有严重危害、触犯了刑法的规定的行为——犯罪行为。那么,“黑哨”问题是否应该引发刑法的介入,首先就从这两个方面开始分析,如果不成其为犯罪行为的话,也就谈不上刑法的介入了。  
     在社会危害性问题上,没有太多值得怀疑的地方。第一、对俱乐部而言,“黑哨”交易使得一些俱乐部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球队自身的建设上,而是用在“场外工作”上。而俱乐部对球队的投资也就变成了这种非法交易的牺牲品。当前,中国大部分足球俱乐部都是由国有企业扶持的,因此足球俱乐部的投资的损失也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第二、对国家而言,“场外交易”使得俱乐部不再将主要精力用于竞技水平的提高,而会影响国家相应项目的竞技水平的提高,而体育竞技的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国际比赛成绩是国家荣誉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球场腐败还给国家的国际声誉、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黑哨”也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第三、对人民而言,由于比赛因为裁判的腐败而不能体现其真实的竞技水平,一场虚假的比赛使得球迷观看比赛的热情、投入受到欺骗和践踏,极大地伤害了球迷的感情。作为消费者,球迷所接受的产品质量有严重缺陷,法益受到了侵害。第四、对社会而言,安定受到严重影响。近些年来,球迷因为““黑哨””而追打裁判时有发生,更有球迷因此在公共场所聚众闹事,使得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在近几年的联赛中,每场比赛都需要动用上千甚至上万名警力,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而且仍然有影响安定团结的情况出现,甚至发生过数千名球迷的游行示威。而1999年延边队受到裁判不公正对待后引发的朝鲜族球迷的抗议更是上升到了民族问题的高度,惊动了中央领导。可以看到,裁判接受不合法的收入后,随意妄为、枉法裁判的行为,对社会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种行为,不是仅靠中国足协这个社会团体法人的内部管理能够解决的。这也就构成了社会各界呼唤法律、尤其是刑法的介入的起点。  
     虽然“黑哨”的社会危害性已经得到明确,但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之下,只有确实违反了刑法的明确规定,存在刑事违法性,才可以发动刑法的制裁。如果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存在冲突,即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应当坚持刑事违法性标准,其根据在于:1、体现了刑事法治的根本要求。2、是人权保障的要求。3体现了一般公正的要求。因此,只有明确了“黑哨”在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上的违法性,才可以实施刑法上的制裁。而这也是问题的复杂之处所在。我国《刑法》第38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而裁判的行为,也正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获取非法利益并违背了职务上的要求。因此,人们在考虑“黑哨”问题时自然地与受贿罪联系了起来。但是,裁判是否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求呢?我国《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进行了明确规定:在该条第一款中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并在该条第2款中还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裁判在球场上根据规则而规范比赛进程的活动,又被称为“执法”,从中可见其明显的公权力的特点,但到底属不属于从事公务呢?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中国足球协会的地位。  
     中国足球协会是一个社团法人组织,本身不是行政组织,但根据法律的授权,它也具有了相当多的行政权力。《体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对体育竞赛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第四十条进一步授予了体育协会更多权力,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体育法》还通过第四十九、第五十条的规定,将对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以及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行为的处罚权也授权给中国足协。在“国家对……进行管理”这样一个语境之下,这种权力的行政性也就昭然若揭了,拥有管理权的中国足球协会,自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团体法人组织,而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并且,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则是“货真价实”的行政机关,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下属机构,所有工作人员都由体育总局任命。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足协的主体地位——根据法律授权而获得国家行政管理权力的社会团体。 那么,裁判接受足协的委派,而从事足球比赛的管理活动,就可以认定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地位也就由此成立。裁判既已符合了受贿罪的主体要求,刑事违法性也就得到了确认,于是自然地引出下一个问题——应受刑法惩罚性。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行为应受刑法的惩罚,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逻辑。但体育却似乎有其特殊性,行规管理一切,以至于司法介入倒成了一个需要“考虑”、“提请”的问题。事实上,在竞技体育运动高度职业化以前,体育运动中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在进行调整时主要依靠内部的行业规定就能够达到目的,这也就似乎成为了体育与法律无关的一个惯例。但在体育职业化的今天,体育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变得相当密切,行规已不能成为体育活动中违法行为的保护伞。因此,我国体育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揭开了“行规”这个保护伞,使体育活动中符合犯罪概念要求的行为直面刑法的制裁。此前对“黑哨”的分析,已经肯定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这样两个犯罪的“标签”,而又不存在其他可以逃避刑法的理由,应受刑法惩罚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明确了下来。基于以上三点,从事实判断上,刑法应当介入。  
      
     (二)刑法介入的价值判断  
     所谓刑法上的价值判断,即从刑法的立法起点出发,遵循刑法的价值理念,分析刑法介入的价值意义。在刑法的价值论意义上,刑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规制功能、保护功能与保障功能,本文的分析,也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刑法的规制功能,又包括对于人民的评价功能和意思决定功能以及对于司法者的限制和约束功能。评价功能在于明确人民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意思决定功能则通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对应关系,等于向人民发布了保护法益的命令,要求人民自我抑制犯罪意念,不去实施犯罪。对司法者的限制和约束,则是要求司法者以刑法作为裁判规范,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在刑法的范围实施裁判。对于“黑哨”,人们普遍报以否定评价,刑法的介入,则能进一步将这种否定评价上升到犯罪高度,明确这一行为的犯罪性。“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从于法律?”只有通过这种行为的刑法上的正式否定评价,才能唤起憎恶不正义行为的人民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而这种否定性的评价,则使得人们为避免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即避免刑事制裁,而克制自己不为这种行为。而从司法者的角度来说,对于“黑哨”的看法可能是因人而异,但刑法的介入则决定了无论司法者个人持有何种态度,都只能必须依照刑法的规定来审理与裁决这种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的范围与规格定罪量刑。通过刑法对“黑哨”的介入,可以有效地规制足球比赛与足球市场中的各种行为,规制司法对足球活动的治理,首先就体现了刑法价值的规制功能。  
     刑法的保护功能,是指刑法的社会保护,即通过打击犯罪来保护社会法益不受侵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传统观念中刑法的工具理性,通过刑法的“刀把子”功能打击一切“侵犯社会生存条件”的犯罪行为。“存在刑法,国家机关适用刑法,这本来无非是保护国民的利益而已。”前面已经分析过,“黑哨”对俱乐部投资、国家荣誉、球迷感情、社会稳定带来的巨大危害,对法益形成了严重侵害。而通过刑法的制裁,消灭与预防“黑哨”的出现,将净化中国足球赛场风气,提高中国足球运动竞技水平,提高国家声誉。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使球迷与俱乐部的投入获得正常的回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对这些法益的保护,具有很高的刑法价值意义,因此,刑法对于“黑哨”问题的积极介入,也是基于刑法价值的保护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刑法的保障功能,即保护犯罪行为者的权利及利益,避免因国家权力的滥用而使其受害的功能。具体来说,就是根据罪刑法定主义这一刑事法领域根本法治原则的要求,司法者只能对符合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危害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并据以定罪量刑,即便是对确认有罪的人也只能根据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判处刑法规定的符合实体正义原则的刑罚,严禁对犯罪人适用法外刑,从而保障遵纪守法的公民生命、自由、财产不受司法者的刑罚擅断的侵害。这是刑法个人价值本位的一种体现,即不能为了公共利益而无原则地牺牲个人自由。“黑哨”的巨大社会危害性使其引起了善良的人们的极大愤慨,这才有了“杀无赦”、“斩立决”这样的说法。如果仅从公共利益出发,即使没有刑法,也可以通过刑事政策对“黑哨”进行惩罚,但这样的话,就是为了社会利益而将个人自由全盘牺牲,有悖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因此,必须依照刑法的规定对“黑哨”予以惩罚,这是刑法价值的保障功能的要求与体现。可见,从刑法价值的三个方面来看,刑法介入“黑哨”问题都是必然且应然的。以上立足于刑法价值层面的分析,与刑法事实层面上的分析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通过刑法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我们已经明确了刑法必须介入这一问题,同时也就不能不涉及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黑哨”作为一种犯罪的属性既已确认,“黑哨”的解决方法便也无异于其他犯罪行为。刑法通过其否定性评价对人民施以告诫,以刑罚的惩罚手段进行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以达到预防的目的。同样,犯罪不是刑法所能消灭的,“黑哨”问题也不会因为刑法的介入而从绿茵场上消失,在职业足球蕴涵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今天,再严厉的刑法制裁也无法达到“消灭”这一目的。本文开头所说的“清除毒瘤”,似乎应易之为“遏制”或是“防治”更为妥当。而在与“黑哨”的斗争中,也如同与其他犯罪作斗争一样,需要刑法与社会政策的结合,刑法首先通过对犯罪人个体的影响来与犯罪作斗争,而社会政策的使命是消除或限制产生犯罪的社会条件。只有刑法与社会政策相结合,才能最为有效地遏制“黑哨”这一危害体育事业的犯罪行为。  
      虽然陈兴良教授语出惊人地扬言要把社会危害性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认为只应坚持刑事违法性标准,但我认为,即使社会危害性标准丧失了其决定犯罪概念的“霸主”地位,也应该在犯罪的基本特征中占据一席之地。参见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在通行的犯罪概念中,还存在第三个特征:应受刑法惩罚性。但这是一个后果问题,只有明确了前面两点之后,才能谈到这一点。  
      在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14支参赛队中,有11支球队的后台企业为国有企业。而甲B联赛的12支球队中,国有企业扶持的球队有9支。  
      参见陈兴良:《社会危害性理论——一个反思性检讨》,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中国足协的领导人在讲话中,经常提到“必要的时候提请司法介入”,但司法介入的时机并不是能由足协决定的,而是法律规定的。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9页。  
      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和哲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3页。  
      参见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和哲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3页。  
      参见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参见]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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