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判断人证真实性研究
2006/10/18 22:51:00  点击率[2072]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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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刑事诉讼法
    【出处】《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4期
    【写作时间】2006年
    【中文摘要】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审查判断人证真实性是我国法律中的空白点。本文从逻辑相关性与法律相关性的角度探讨了品格证据能够影响人证真实性的原因,论述了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例外情况,论证了有罪判决的证据及名誉证据对人证真实性的影响以及应设立的相关规则。
    【中文关键字】人证真实性;品格证据;逻辑相关性;法律相关性
    【全文】

      2005年6月13日,陪审团宣布针对美国著名歌星麦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娈童案”的10项指控罪名均因证据不足而宣告不成立。克尔.杰克逊无罪开释,他的辩护律师团功不可没。迈克尔.杰克逊辩护律师团传唤的50位证人对原告加文.阿维泽及其家人的指控提出了质疑。加文的母亲珍妮特被证明是一个撒谎者和“诡计制造者”,试图利用儿子的癌症大做文章,策划一起阴谋,勒索杰克逊的钱财。被害人、证人的品格证据在本案中起了重要作用。  
     品格(character)是指某人以特定方式思考、感受和行为的倾向性。“在证据法中,它至少包括三种明确的含义,第一,是指某人在其生存的社区环境中所享有的名声;第二,是指某人的为人处世的特定方式;第三是指某人从前所发生的特定事件,如曾因犯罪行为而被判刑等。”品格证据又可分为良好品格证据和不良品格证据。  
     根据是否以人作为证据信息的载体,将证据分为人证与物证。在刑事诉讼中,人证包括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被害人陈述。人证具有主观性、易变性的特点。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利害关系是影响人证真实性的外因,而外因又通过品格等内因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伪证的产生,因此品格是影响人证真实性的因素之一,所以在刑事诉讼中,研究品格证据在质疑人证真实性中的作用,是否达到产生合理怀疑的程度,对正确地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在英美法系有大量品格证据影响人证真实性的立法和司法判例,但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随着我国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品格证据作为影响人证真实性的重要因素,必将引起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关注。  
     一、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能够影响人证真实性的原因  
     (一)品格证据与人证真实性的逻辑相关性  
     普遍联系的原理是证据相关性原则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哲学基础。美国学者雷丽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是融会于证据规则中带有根本性和一贯性的原则。” 证据的关联性或相关性指的是证据必须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定义方法符合逻辑相关性理论。一些证据学者如James, Trautman认为从逻辑角度看,无论证据的证明价值有多么小,即使具有微弱的证明价值,也与证据法的目的相关。因为任何一个理性的事实审判者都会考虑与法律事实的盖然性相关的证据。如果强加任何高标准,就会忽略一种情况,即收集个别的微弱的证据碎片总和起来的证明价值,足以满足法律的任何证明标准。  
     “品格”包括品德、性格。品德主要是指一个人得到的社会评价;性格是指一个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所表现出的个性心理特征。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它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它怎么做”,“做什么”反映一个人追求什么,拒绝什么,反映了人的活动动机及对现实的态度,“怎么做”是说一个人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追求所要达到的目的,反映了一个人的活动方式。人的品格是在个体先天因素的基础上,后天因素的作用下,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实现对事物的认识,然后在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反复,逐步形成的。个体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活动中形成认识体系、观点、观念等,通过不断的内化和深化形成由认知、情感、意志和倾向四个部分构成的稳定的内部心理结构,为个体对现实的态度和习惯化行为方式的形成奠定基础。品格一经形成,就具备知、情、意、行的完整结构,影响制约个体的认识活动方向、认识活动内容,对人的生活态度、言语和行动具有极强的长期指导作用,也是判断一个人如何行为的重要指标。从逻辑相关性角度,品格证据是影响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与人证真实性的法律相关性  
     美国著名证据学家威格摩尔(John Henry Wigmore)在美国率先提出法律相关性理论,内容包括:1、要求具有可采性的证据不能仅具有微小的证明价值,还应有额外的价值。2、要求庭审法官依据经验与先例判定证据的法律相关性。Wigmore教授提出了证据要具有法律相关性不但要满足的“量”的要求,还必须满足“质”的要求。“质”的要求是关于证据“充分”的问题,即证据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要求的程度问题。笔者认为,从对证明价值要求不同这个角度看,逻辑相关性的外延要大于法律相关性,逻辑相关性是品格证据具有的一种自然属性,具有逻辑相关性不代表具有法律相关性,当品格证据具有一定量的证明价值,并对人证真实性的审查判断能够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要求,就满足了Wigmore教授所称的量与质的要求,才具有法律相关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定罪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而且证人、被告人、被害人统称为证人,所以有关证人、被告人、被害人品格的证据,达到足以质疑其陈述真实性的程度,并使人产生合理怀疑,则认为品格证据与人证真实性具有法律相关性。如果该人证是定罪的关键证据,因为存在合理怀疑,可能会导致无罪判决。美国著名的证据学家乔恩•R•华尔兹在他撰写的《刑事证据大全》一书中提出,通过对证人交叉询问来判断证言真实性,一般涉及六种情况:“1、感觉缺陷;2、证人的品格;3、证人的精神状态;4、证人的重罪前科;5、该证人以前的自相矛盾的陈述;6、证人一方的利益和偏见。”美国著名华裔律师高忠智,从律师角度提出,对于证言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应从五个方面考察:1、证人对当事人的偏见;2、证人的感觉器官或者智力状况有缺陷;3、证人的不良品格使其没有可信性;4、前后不一致的陈述;5、互相矛盾。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达到证明标准的证人、被告人、被害人品格证据,与案件事实具有法律相关性,能够质疑人证的真实性。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判断人证真实性的排除规则与例外  
     (一)设立刑事诉讼品格证据排除规则  
     根据证据法律相关性的原理,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达不到证明标准的品格证据,应予以排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404条规定了品格证据排除规则:有关某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不能用以证明该人在某特定场合的行为与其品格或品格特征相一致。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199条之六规定:“询问对争辩证人供述的证明力有必要的事项,应当针对证人的观察、记忆或者表达的正确性等有关证言信用性的事项,以及证人的利害关系、偏见、预断等有关证人信用性的事项进行。但不得任意涉及有损于证人名誉的事项。”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设立刑事诉讼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原因:  
     1.证明价值低,降低诉讼效率  
     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曾指出,过分夸张地依赖一般名誉作为确定证人品性的标准,是“先前较为简单时代的残迹。当时人们生活在很小的社区内,这种确信是有道理的。也许,今天在一些乡村地区,它也还有某些道理。但在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中,这种品性证据就成了笑话。”随着交通、通信的发达,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一个人在社区的声誉有时不能准确反映其真正的品格。如,某甲由于工作调动到A市工作,刚到A市一个月,他的同事乙由于对某案知情出庭作证,但其证言的可信性受到了质疑,乙找到甲为其作证,证明自己诚实的品格。仅凭甲对乙的一个月了解,甲提供的有关乙品格证据的证明价值到底有多大,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即使品格证据与证明案件事实相关,如果其带来的诉讼拖延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它的证明价值,就无法满足法律相关性标准中“质”的要求,不具有法律上的相关性。  
     在刑事诉讼中,大多数情况下,对证人、被告人、被害人品格证据的调查及核实将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此时,投入(查证品格证据所需资源)>产出(品格证据微弱的间接证明力)=>亏损(证明成本过高,降低诉讼效率)。此外,对品格证据的审查,会转移法官对案件审理的注意力,拖延诉讼。所以证人、被告人、被害人的品格证据常常被排除。  
     2.易引起偏见,混淆案件事实  
     品格证据是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证据,会带给陪审员和法官一定的心理暗示,容易引起偏见。“品格证据的证明价值很小并且容易导致偏见。它倾向使事实审判者的注意力从在特定场合真正发生什么这一主要问题中分散出来。它巧妙地允许事实审判者奖励好人并且惩罚坏人,由于他们各自的品格而不管案件的证据表明真正发生了什么。”这正是咨询委员会对设立该规则原因的注释。偏见的产生是情感作用的结果,容易使审判者错误估价和夸大品格证据的证明价值,形成错误的判断。尤其当品格证据与审判者个人的好恶产生共鸣,审判者往往会抛开权威的法律规则,跟着感觉走,此时他们所关注的就只有自己的感觉、兴趣爱好,相信自己的价值取向比法律的选择更好,并据此做出判断,混淆案件事实。   
     (二)规定刑事诉讼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往往是以例外为补充的,例如,传闻证据的排除规则及例外、意见证据的排除规则及例外等,所以,在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审查人证真实性时一般适用排除规则,但在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当人证属于关键证据,在定罪或量刑中具有重要意义时,有关证人、被害人、被告人的特定品格证据被采纳作为影响人证真实性的因素,构成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使用品格证据判断人证真实性就是以询问的方式或者使用外来证据的方式审查判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的可信性。询问的方式又称为内在方法,是指在质证过程中通过询问证人、被告人、被害人,得出影响人证真实性的品格证据。使用外来证据的方式又称为外在方法,是指在质证过程中通过询问证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外的方法,如使用文件或判决书等,来审查判断人证真实性。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和辩方都可以使用以上方法,运用品格证据来审查判断人证真实性。  
     法官判定品格证据在审查判断人证真实性的问题上是否具有法律相关性,往往需要借鉴经验和先例。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法官不能凭空臆断,自身的阅历、先例、案件的具体情况等都是法官必须考虑的因素,当然具有法律相关性的品格证据只是影响人证真实性的一个因素,仅具有一定的间接证明作用,不能仅凭品格证据来判定人证是否真实。笔者认为品格证据在审查判断人证真实性时的运用可以概括成以下两种情况:1、品格证据具有法律相关性被采纳,与其他证据(偏见、身体状况等)形成证据链实现对人证真实性的判断。2、当同等或几乎同等受尊敬之证人提供了相互矛盾的品格证据,则品格证据对审判人员的影响会相互抵消,人证真实性由其他证据证明。在质证过程中,可以提出以下品格证据来判断人证的真实性:  
     1.使用有罪判决的证据  
     有罪判决的证据表明证人、被害人或被告人违反法律,不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因此,他们陈述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如果涉及伪证或虚假陈述等的犯罪,不诚实的品格往往会导致不如实陈述。美国联邦证据规则609(a)允许使用两类定罪对人证的真实性进行弹劾:(1)严重犯罪的定罪判决。证人、被害人曾被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的有罪证据可以用来质疑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有关被告人以前曾被判定有罪的证据,如果法院认为允许使用该证据的证明价值超过引起的对被告人的偏颇影响,也可以采纳。(2)关于不诚实或虚假陈述的有罪判决,不论刑罚如何,则可以采纳质疑证人、被害人或被告人陈述的真实性。不诚实或虚假陈述的行为表明了与说实话不一致的品格特征,与导致人证的不真实,具有比较密切的关联性。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协商会议关于联邦证据规则的报告中认为:关于不诚实或虚假陈述的有罪判决是指诸如伪证或者教唆伪证、虚假陈述、刑事诈骗、贪污或欺诈以及其他具有欺诈性的犯罪,这些犯罪包含某些不诚实、欺诈或者造假的因素,与被告人不如实作证的倾向有关。  
     此外,对于已经赦免、撤销的定罪,不能用来质疑证人的品格。质疑证人的方法既可以采用内在方法,也可以使用外在方法,因为证人的定罪事实的证明可以使用书面定罪判决,避免无益的纠缠于对先前定罪事实的认定,减少了时间上的耗费。还要注意的是任何人犯罪都有改过的机会,任何人都不能因为犯罪就一辈子活在“罪犯”的阴影下。美国联邦证据规则609(b)规定,对于曾受有罪判决的证据,如果从判决确定之日起或从该证人因犯罪被监禁而被释放之日起,以较后者为准,已过10年,该证据即不具有证据能力。如,被告人由于一起交通肇事案被起诉,其传唤B为其作证,检察官W问:“12年前,你是否因为伪证而被定罪?”此时,检察官对证人品格的弹劾是无效的。但是如果为了司法利益,法官认为该项定罪的证明价值确实远远超过它所造成的偏见,同时,提出质疑的一方事先已将打算使用超过十年的定罪质疑证人的意图告知利益冲突的对方当事人,给予相对方充分的准备和公平的机会进行反对时,允许使用超过十年的定罪的证据弹劾证人、被害人或被告人陈述的可信性。  
     2.提出有关诚信的意见证据或者名誉证据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608(a)是关于品格的意见证据和名声证据,对于证人的可信性,可以用意见或名誉形式的证据予以攻击或支持,但应受以下限制:(1)该证据只涉及证人诚实或非诚实的品格,及(2)有关诚实品格的证据,仅在对证人诚实的品格已经以意见或名誉证据或其他方法攻击之后,才具有证据能力。]就该项例外而言,质疑证人可信性的方法主要是外在方法,即传唤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就被弹劾的证人的名声作证或者对证人的可信性发表意见。笔者认为由于证人品格证据的证明价值不高,一旦允许用来质疑证人的可信性,应限制传唤作证的其他证人的范围,其中提供声誉证据的证人必须与被质疑的证人有长期的交往和对被质疑证人的居住、生活和工作情况有深入的了解,但应注意允许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避免在弹劾人证可信性上花费过多的时间。  
     另外,在直接询问中,证人在没有受到质疑的情况下,自证诚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反询问者是否对证人的可信性提出质疑还不确定,他有可能放弃反询问,也有可能不对证人的可信性进行质疑,一旦双方认可证人的可信性,那么在证人受到质疑之前的有关诚信品格的自证就是在浪费司法资源。如,被告S由于盗窃而被起诉。在庭审中S传唤他的证人L出庭作证,L作证称S没有作案时间,案发当晚S在自己家看情节喜剧“我爱我家”。在检方没有质疑证人L证言可信性时,L自称从不说谎的证言没有意义,不具有可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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