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强世功访谈(二): 乌克兰宪政危机与政治决断
2004/12/22 11:23:00  点击率[278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理学
    【出处】二十一世纪经济   吴铭 北京报道
    【写作时间】2004年
    【全文】

       乌克兰的局面,要点在于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是掌握在反对派手中。在美俄的争夺中,包含着你死我活的争夺。看不到这种争夺的残酷性,就看不到政治的本质,也就是看不到政治家的政治意志和责任伦理的重要性。  
      
     乌克兰宪政民主的危机与政治决断  
      
     《21世纪》:如果我们不考虑民主化进程中的外部力量,仅仅从国内来讲,是不是意味着民主化的前提是,要建立一套所有人都承认的选举制度,而且各方政治力量都要无条件地承认选举的结果?  
     强世功:你所说的就是宪政问题。换句话说,服从宪法、服从宪法规定的政治(包括选举)程序是民主选举的前提条件。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民主,宪政是民主的前提。没有宪政,民主选举只能导致党争、战争和分裂。  
      
     《21世纪》:如此说来,宪法对于一个民主化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强世功: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宪法看作是一个法律文件。因为宪法不能自己捍卫自己。宪法必须用法律之外的政治力量来捍卫。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施密特和凯尔森争论的焦点所在。在凯尔森看来,整个政治都纳入到宪法之下的法律规范的等级体系之中,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必须服从宪法,一切违背宪法的政  
     治行动都无效的。  
     但是,在施密特看来,这种宪法至上的政治观念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为当一种政治力量准备摧毁整个宪政民主体制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政治陷入到施密特所说的“非常状态”时,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挽救宪政民主体制,在这个时候,任何符合宪法的民主对话与协商最终摧毁了宪政民主体制。这恰恰就是以民主而  
     著称的魏玛宪政灭亡的教训。民主化本身摧毁了宪政民主。  
     正是面对这种政治上最危急状态,主权概念才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主权不服从宪政状态,而是在关键时刻拯救宪政状态。主权依赖的不是宪法,而是高于宪法的决断。危机时刻的政治决断只服从上帝的意志,而不是宪法。  
     施密特的理论实际上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强制的不存在。”这句话仅仅在理想状态中存在,就像牛顿定律一样,这是一种同义反复。但是,自由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强制。换句话说,要捍卫自由,必须用更大的强制来抑制破坏自由的强制。正如施密特所说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分  
     清敌人与朋友。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这就是政治的实质,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敢面对的实质。  
     今天,乌克兰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整个宪政秩序在反对派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的时候,政治统治者缺乏决断的能力,总统和选举中获胜的总理完全丧失了政治决断能力,丧失了用暴力来捍卫宪政体制的能力,而陷入到民主协商的对话、谈判和诉讼中。而其结果,只能将政权拱手让给反对派,将主权交给反对派。其根本就在于在所说的民主、程序、法制的话语中,丧失了韦伯所说的“政治本能”,即捍卫权力的本能。正是在政权争夺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施密特对政治浪漫派无休止的“永恒的对话”深恶痛绝。  
     目前,对于执政阶层而言,乌克兰的局面,要点在于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还是掌握在反对派手中。在美俄的争夺中,包含着你死我活的争夺。看不到这种争夺的残酷性,就看不到政治的本质,也就是看不到政治家的政治意志和责任伦理的重要性。  
      
     作为政治机构的最高法院  
      
     《21世纪》:不过,目前乌克兰的政治危机正在通过最高法院来解决,也就是说,解决宪政民主的危机可以通过最高法院。  
     答:不错。最高法院或者说宪法法院是目前用来解决宪政民主危机的,这样机制是宪政民主自身的机制,就像修宪机制一样。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解决施密特所说的问题,谁来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法院的判决和宪法一样,需要政治强力的保卫。  
     当年,美国面对奴隶制的政治分歧,国会和总统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还真的做了一个政治判决,判定奴隶制符合美国宪法的要求,这就是臭名昭著的Scott案件。但是,这个案件的结果导致了南北内战,因为北方的废奴运动者根本就不承认“与魔鬼签约”的美国宪法,而南方也不愿意接受联邦  
     宪法的约束,主张南方独立。最后当然要用战争来保卫宪法了。  
     此外,即使政治力量遵守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么最高法院也必须要作为政治机构而不是作为司法机构来思考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最高法院解决的不是普通的纠纷,而是要做出一个政治决定。  
     在2000年戈尔诉布什的案件中,最后投下关键一票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后来在阐述支持布什的理由时,他指出:“在这个时候,你必须为历史承担责任。”他认为,之所以投票支持布什,是因为一旦戈尔胜诉,佛罗里德州议会要  
     对计票做出决定,选举有可能拖延下去,可能在克林顿任期届满的时候,美国的总统还没有产生,这样的宪政危机是美国难以承受的。肯尼迪大法官的决定无疑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决定。“9·11事件”的发生,也证明这个判决是恰当的。  
     因此,如果作为政治的考虑,乌克兰最高法院应当判决选举有效,这样可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判决选举结果无效,只能加剧政治分裂,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即使没有出现国家分裂,假如第二次选举也因为舞弊问题引发诉讼,难道能否决选举结果吗?但是,我怀疑乌克兰的最高法院已经被亲美派控制了。  
      
     政治教育与责任伦理  
      
     《21世纪》:乌克兰的民主化,乃至整个东欧、中亚的民主化对中国有什么经验教训呢?  
     强世功:我认为,苏联、东欧和中亚的民主化进程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经验,只能给我们提供教训。一个根本的教训就是民主化转型中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导致国家的分裂,这意味着我们对政治问题要有深刻的认识,尤其是要对政治的残酷性有什么的认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疑会成为其他国家遏制和肢解的对象,对  
     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为了防止民主化转型中的宪政危机,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努力解决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强化各民族之间的纽带;通过党内民主来增强执政能力等等。  
     但我认为最迫切的就是教育,小平同志当年曾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我认为他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知识教育,而是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教育或者通识教育,其中的核心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价值教育。没有这样的教育,整个国家缺乏文化上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面对西方世界早已丧失了国格和人格,怎么能抵御和平演变呢?  
      
     《21世纪》:那么,在民主化过程中,我们究竟能总结出怎样的可供学习的经验呢?  
     强世功: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就是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美国的历史。因为这是两个政治大国,有深厚的政治经验。在大国处理政治事务中,政治意志和政治决断是最重要的。  
     布什就“反恐”问题公开宣布,全世界要么作为朋友站在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一边,要么作为敌人站在其对立面。这就是政治,布什这样说是需要政治气魄的,这也是美国保守派非常可贵的地方。其实,我们今天也应当说:全世界要么作为我们的朋友站在拥护中国和平崛起的一边,要么作为敌人站在遏制和肢解中国的另一  
     边。没有这样政治意志,就无法成为大国,只能作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国。  
     正如韦伯所言,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钢铁般的政治意志和追求权力的政治本能,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权”或者“江山”在谁的手中的问题。政治家听从的不是什么美丽的道德说教,而是要为整个民族和历史担负责任和使命,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  
      
     (全文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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