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组织犯罪刑事规制体系的检视与重构——基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趋势的思考
2021/6/17 14:54:25  点击率[19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分则
    【出处】《法商研究》2021年第3期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摘要】当前,我国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采取“以普通刑事法典为基础,以专门性法律文件为主干,以国际公约相关规定为补充”的形式构建。近些年来,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趋势表明这一刑事规制体系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既有刑事法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精准应对有组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刑事规制体系,已成为有效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必要前提。具体应对措施包括:制定反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法律,加强反有组织犯罪的法制化、体系化建设;完善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体系;完善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关联法体系。
    【中文关键字】有组织犯罪:有组织犯罪集团;企业化;刑事规制体系;刑事法律
    【全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形态也日渐多元化,不断以“新的面目”示人,“其中一个明显趋向,就是黑社会组织日益迈向‘公司化’,即借助于公司的形式与架构积累能量、聚敛财富、伪装自己、对抗侦查”。[1]自2000年以来,我国有组织犯罪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一些犯罪团伙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犯罪组织,甚至逐步向合法行业渗透。[2]“犯罪集团在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比较固定的地盘后,基于犯罪组织的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需要,再辅之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和腐败现象在某些领域依然严重的外部环境,自然会产生向合法经济活动或政治领域渗透的倾向。这是目前中国有组织犯罪十分显见的重要变化趋势之一。”[3]按照经营公司企业的模式组织实施犯罪,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的主要方式,公司企业型组织模式也已成为有组织犯罪较为成熟的组织形态。有组织犯罪的这种犯罪形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犯罪组织以公司、企业等合法形式掩盖其违法犯罪的实质,以暴力、“软暴力”甚至所谓“合法”经营的手段牟取非法利益;二是合法成立的企业为了谋求巨额非法利润,主动与有组织犯罪的组织体相勾结,逐渐向有组织犯罪集团转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有组织犯罪出现的这一新动向表明其开始向企业化发展。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是我国在社会重大转型期所面临的众多复杂犯罪现象之一,向企业化发展不仅使得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借助企业化模式牟取更多的非法利益,而且还使其犯罪能力显著增强,犯罪的隐蔽性进一步加深,社会危害性进一步加大,最终给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治理造成诸多困难。鉴此,笔者基于对我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向企业化发展的总体判断,分析研讨这一发展趋势对我国当前刑事治理法律体系带来的挑战,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希望对提升我国刑事治理有组织犯罪的能力和推动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有所助益。
     
      一、我国治理有组织犯罪刑事法律体系的考察
     
      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是犯罪治理政策得以落实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伴随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经验的积累以及满足现实的需要,我国当前已经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有组织犯罪刑事治理法律体系。概括起来,我国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法律体系的构建采取了“以普通刑事法典为基础,以专门性法律文件为主干,以国际公约相关规定为补充”的形式。
     
      (一)刑法、刑事诉讼法是基础
     
      197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没有对有组织犯罪的规制作出明确的规定。1997年全面修订1979年《刑法》时,基于打击和惩处有组织犯罪的实践需要,在1997年《刑法》294条增设了3个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为了打击和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的下游犯罪,严密刑事法网,在1997年《刑法》191条设置了洗钱罪,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之一,意在阻隔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经济来源,进而铲除其物质基础。1997年《刑法》除了在分则中明确规定专门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罪名外,在总则25条对共同犯罪作出了规定,第26条对犯罪集团作出了规定,它们在司法实践中都能适用于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规制。应该说,1997年《刑法》构建了我国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基本刑法制度体系,为后来开展的诸次“打黑除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将我国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活动引入常态化、法治化的轨道。
     
      同样,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对审理有组织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作出规定,相关诉讼程序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后来颁行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中。例如,在1998年1月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01年8月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中。上述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分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逮捕和会见条件作出了规定,是关于惩治有组织犯罪法律制度在程序上的一个突破。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此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重大修改,从而使得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诉讼制度更加完善。例如,针对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审理中被害人、证人不敢作证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62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初步建立了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保护制度;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侦破难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148条作出了允许谨慎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
     
      (二)反洗钱法、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相关部门的法律文件是主干
     
      2006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2006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对反洗钱行为及调查程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该法加上1997年《刑法》对反洗钱犯罪所作出的规定,标志着我国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反洗钱法律制度,该制度也成为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针对1997年《刑法》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状况,为进一步强化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治,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从5个方面对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进行了修订。[4]
     
      另外,根据有组织犯罪整体发展形势的变化,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他相关部门又相继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乃至座谈会纪要、指导意见等形式,对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体系不断地进行了完善。例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一)》],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二)》],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连续发布《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等。这些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法律文件,与反洗钱法、刑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一起,共同形成我国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法律体系的主干。
     
      (三)批准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是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顺应国际社会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需要,促进和加强各项措施以便更加高效有力地预防与打击腐败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联合国大会分别于2000年和2003年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批准并加入了这两个公约。尽管批准和加入公约并不意味着公约的规定可以立即在我国国内法院直接适用,但是意味着我国在国际法上要承担接受该公约约束的法律义务,从而要积极将公约的内容在国内法上加以转化,进而成为国内法的组成部分,以实现国内法与国际公约相协调的目标。因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有组织犯罪和洗钱犯罪的规定,理应成为我国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刑事法律体系的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5]
     
      二、向企业化发展趋势下我国有组织犯罪刑事规制体系检视
     
      1997年《刑法》规定了3个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罪名,标志着我国反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虽然这些刑法规定对于随后开展的系列“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及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具有规范引领意义,保证了近20年来我国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实践始终未脱离法治化轨道,但是近些年来有组织犯罪在历经多次打击后仍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6]社会危害性仍在增强,特别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趋势意味着有组织犯罪向高端形态快速发展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治,也表明我国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规制体系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向企业化发展反映出我国反有组织犯罪的立法模式存在缺陷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是执法和司法的前提和根据。”[7]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犯罪情势要求采取不同的刑事立法模式和构建不同的刑事立法体系,而不同的立法模式和立法体系又会产生不同的执法、司法效果。总结世界各国反有组织犯罪的经验和教训,发现其相关刑事法律制度无一不是对本国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无一不是在不断试错中建立起反映本国国情、符合本国实际需要的立法模式和体系。
     
      综观世界各国打击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例可以发现,这些立法例大致采取隐含式、法典式、专门立法式和综合式4种立法模式。[8]如前文所述,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反有组织犯罪的法律体系,在立法模式上采取的是法典式立法模式,即仅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有组织犯罪的条款,没有制定专门性的反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如果说法典式立法模式对处于低级发展形态的有组织犯罪尚能作出有效应对的话,那么当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形式不断向高级形态演变特别是向企业化转型时,该立法模式的弊端——应对措施疲软无力、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就逐渐显露出来了。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转型存在多种原因,既有组织本身的内在决定性和组织成员的个人因素,也有多元的外部原因,还有存在适合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外部条件的原因。原因的多元性决定了对有组织犯罪的治理需要多元施策,对有组织犯罪发展态势的有效遏制需要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行政法、经济法、民事法乃至国际法等法律的配合适用和综合处置,因而就需要在立法上对这些相关内容作出集中的规定。我国现行的法典式立法模式仅能在刑法中规定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刑事实体规范,其他相关制度散见于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国际公约、部门规章以及相关指导性或者政策性的文件之中,各种制度、措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形,也会存在制度缺失和制度不衔接的问题,非常不利于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综合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和相关制度的司法操作。
     
      (二)向企业化发展暴露出我国关于有组织犯罪立法在法制化方面的不足
     
      为了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为了准确适用法律打击和惩处有组织犯罪,我国在刑法立法的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以及政策性文件。总结这些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以及政策性文件,其核心要旨在于如何在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准确地适用法律,以及建立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的、多部门分工负责、联动配合的预防、控制有组织犯罪的立体性、综合性防控体系。应该说,这些文件涵盖范围广泛,涉及领域和参与部门较多,顾及了预防、控制和惩处有组织犯罪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对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治理方针和措施,做出了较多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例如,这些文件广泛涉及有组织犯罪防控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建立和健全了有组织犯罪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规定了深挖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铲除有组织犯罪滋生土壤的具体措施,明确了各部门协调配合预防有组织犯罪的职责,统一了切断有组织犯罪集团经济基础的财产处置程序和方法,等等。这些规定有不少是由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等新动向促生的,其中的一些规定也切中了有组织犯罪这一发展新动向的要害,能有效消除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预防和阻断有组织犯罪集团向公司企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对如何惩治企业化的犯罪组织以及如何处置其资产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通过制定一系列文件的形式来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治理机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这些文件的制定和颁行机关不同,适用领域和范围各异,有规定重复甚至冲突的地方,在客观上给司法操作带来了疑惑。例如,2009年的《座谈会纪要(一)》和2015年的《座谈会纪要(二)》与2018年的《指导意见》的某些规定相互之间就存在冲突,令人无所适从。其二,由于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文件的机关不同,因此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性质有所不同,文件的效力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除了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以外,其他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解释的性质,因而其效力如何就存在争议,其实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其三,虽然众多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实际起到指导司法适用的作用,但其本身却没有法律规范的属性定位,难免让人产生是否符合法治原则的疑问。其四,由于这些文件涉及刑事实体、刑事程序、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社会防控等多个领域的规定,因此从其内容看是综合性的规定。当把这些综合性的规定分别置于多个属性不同的文件中,不利于司法机关操作,难以发挥良好的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功用。本来,连续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为了因应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需要,但这种不统一、不成体系的规范形式会严重影响这些文件的实施效果。
     
      (三)向企业化发展凸显了我国防治有组织犯罪配套法律制度不协调、不健全
     
      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必然要通过“洗钱”的方式,掩盖、隐瞒其依靠血腥暴力掠夺和从事非法经济活动获得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进而将其转变为“合法”的收入。洗钱行为将犯罪收益与合法所得融为一体,掩盖了犯罪所得的非法来源,使得犯罪收益得以逃避被没收的命运,从而使犯罪组织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同其他组织或者合法企业展开竞争。除了被用于维持组织的运转和发展之外,洗白后的犯罪收益还被广泛用于贿赂和腐蚀政府官员,或者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通过重新将其投入合法经济领域以牟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由于一项洗钱行为的完成,往往需要众多公司、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配合,因此,设立公司、企业参与市场交易,就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的主要方式。鉴此,在预防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对策中,反洗钱立法就担负着首要之责。同时,腐败与有组织犯罪具有“共生关系”,政治腐败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且在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每一个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背后,都有腐败官员撑起的张张“保护网”,离开腐败官员的包庇和纵容,有组织犯罪将无处遁形。腐败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寻求自保和谋求发展的主要手段,因而反腐败也就成为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主要方法。另外,由于有组织犯罪集团要实现向企业化发展的目标并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就必须依托暴力、威胁或者贿赂等违法犯罪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寻求在行业和地域内的垄断地位,以牟取巨额利润,可以说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破坏了社会公平,扰乱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要预防上述结果的出现,就必须严厉打击和重点防范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上述可知,洗钱、腐败和不正当竞争三者在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腐败保护着洗钱,洗钱滋养着腐败,而洗钱为企业化犯罪组织的不正当竞争提供经济支撑,腐败则直接保护或者直接促成不正当竞争的形成;三者共同作用,最终加快了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进程并扩大了其规模。防治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必须加强、完善反洗钱、反腐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的配套法律制度建设。换言之,防治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对反洗钱法、反腐败法、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配套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协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反洗钱法而言,反洗钱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金融部门的责任,既需要多部门、多环节的配合,如需要完善税法、银行法、海关法、公司法等相关立法,也需要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等相关罪名的刑法立法,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反洗钱合作,从而实现对洗钱犯罪在立法上进行规制的目标。然而,我国现有的反洗钱法律法规缺乏体系性建构,相关规定之间的界线不够清晰,配套立法体系尚未建立,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遏制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反腐败法而言,尽管我国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惩治腐败犯罪的规定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但是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仍主要集中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领域,“在观念上更多的是关注和惩罚已然的腐败犯罪,即通过事后惩罚腐败犯罪的方法来治理腐败”, [9]并且分散立法的模式造成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不成体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内法上的转化仍不够理想,不利于有效预防和打击包庇、纵容有组织犯罪的腐败行为。就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而言,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我国于1993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于2017年和2019年进行了两次修正),于200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前者主要关注市场上企业间的相互竞争行为,目的在于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后者关注竞争者之间的协调行为,目的在于防止市场上形成排除竞争或者严重限制竞争的局面。虽然两部法律相互配合,共同起到一定的制止不正当竞争和预防、制止垄断的作用,但是,这两部法律均是围绕一般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而制定的,其目的在于对垄断行为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含义进行界定以及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而对如何预防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则关注较少,难以有效遏制和预防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无法与其他反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制度一起形成协调、统一、健全的法律治理体系。
     
      (四)向企业化发展暴露出刑事法律相关规定应对有组织犯罪乏力
     
      “准确认识有组织犯罪的特殊危害性,是在刑事政策上确定对其采取特别的查缉和惩罚措施的重要基础。”[10]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现行立法与司法与有组织犯罪的实际存在状况已经严重脱节”, [11]刑事立法在面对有组织犯罪时经常呈现出应对乏力的局面。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本部分仅讨论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背景下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出现应对乏力的问题。
     
      首先,刑法中的法定概念无法涵盖有组织犯罪的所有类型。在我国,“有组织犯罪”尚非法定概念,惩治有组织犯罪时主要适用刑法中有关共同犯罪、犯罪集团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但是,在我国长期开展的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犯罪团伙、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多种犯罪形态的称谓。其中,犯罪团伙、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在实践中均有进一步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可能性,它们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和预备队。尽管向企业化发展是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形态升级转型的重要途径,但是其并非一蹴而就,必然经历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逐渐转变的发展过程。当恶势力犯罪团伙或恶势力犯罪集团开始迈向非法经济领域,通过提供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牟取利益时,就表明该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以牟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符合有组织犯罪的目的性构成特征,从而成为有组织犯罪的一部分。因此,向企业化发展决定了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的发展方向,是其与普通犯罪团伙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犯罪集团分野的主要标志,表明该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正式进入有组织犯罪组织的行列。可见,有组织犯罪的组织体必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3种发展形态: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团伙和恶势力犯罪集团。但是,在我国刑法中仅明确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这一形态无法涵盖所有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形态,当在应对不属于高级形态的有组织犯罪时,刑法的规定就陷入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无法适用1997年《刑法》294条的规定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罪处罚,只能被迫适用1997年《刑法》25条或第26条的规定按照普通共同犯罪或集团犯罪惩处;另一方面,“与一般的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相比,有组织犯罪具有更为独特的典型特征与极强的反社会性倾向,社会危害性巨大……因此,仅依据一般共同犯罪的刑罚罚则惩治有组织犯罪,无论是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考量,还是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角度观察,均有悖于罪刑均衡的量刑原则,无法实现报应刑和目的刑的初衷”。[12]
     
      其次,罪刑规定的缺陷导致无法精准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自1997年以来,经过20余年的刑法立法演进,我国已经建立相对完整的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罪刑制度。然而,相较于国外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反有组织犯罪的刑法立法,我国现行刑法立法仍存在较大的体系性问题,相关规定相对粗糙且不甚严密,留下了很多制度空隙,不利于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趋势进行预防和遏制。[13]仅就有效应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而言,我国现有刑法立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纳入特殊累犯的范围外,我国刑法没有在总则的犯罪体系和刑罚体系中对有组织犯罪作出其他特殊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刑法定性及认定标准的规定仍然忽视对有组织犯罪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以致极大地影响了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预防和遏制;第二,除《刑法修正案(八)》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经常实施的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等行为入罪条件进行适当降低外,我国刑法没有进一步规定严厉打击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伴生或者相牵连的其他犯罪行为,未能有效织密阻断或者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刑事法网;第三,企业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具有非常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极具掩饰性的行为方式,要有效打击该犯罪集团必须注重从组织内部对其进行分化瓦解,这就要求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参加者在立法上区别对待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激励单纯参加犯罪组织者自动退出的规定;第四,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会造成有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一体双构”(即犯罪组织和企业相互勾结而同时并存)的情形,但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将单位规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体,在客观上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留下了可乘之机;第五,尽管《刑法修正案(八)》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但是没收的对象仅限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的财产,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企业化时表现为“公司”“企业”)以及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结的单位的财产将无法适用没收财产的附加刑,不利于摧毁支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第六,伴随着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犯罪组织与企业相互勾结而实现“共生”的情况愈发严重,然而根据1997年《刑法》31条的规定,对犯罪企业财产的法律制裁只有罚金刑,而仅依赖单一的罚金刑难以彻底断绝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经济来源。
     
      最后,缺乏系统有效的关于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制度。有组织犯罪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经济利益,其组织形式向企业化发展无非想通过更加安全、隐蔽的方式长期获得巨额经济利益。因此,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关键就在于能否彻底摧毁其经济基础,而剥夺或者处置有组织犯罪的涉案财产就是对这种目的的合理回应。同时,由于企业化导致合法企业行为与有组织犯罪行为、合法企业财产与非法所得、犯罪单位或组织的合法财产与非法所得之间存在模糊甚至混同之处,在查封、扣押、冻结、追缴、没收、返还、赔偿等各个涉案财产的处置环节均存在疑难之处,亟须设置相应程序制度予以规定,确保涉案财产的合法、有效处置。虽然1997年《刑法》64条规定了涉案财物的特别没收制度,但是该条规定比较抽象,没有对普通刑事犯罪和有组织犯罪在涉案财产处理上加以区分,不能满足处理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不起诉案件财物的处置、涉案财物的保管和移送等规则作出了一些规定,但也是针对一般刑事案件规定的,没有对有组织犯罪案件制定特殊的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涉黑恶犯罪财产处置问题作出了一些细化的规定,但是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且其规定多涉及司法层面的具体操作问题。基于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需要,构建系统、有效的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制度迫在眉睫。
     
      三、精准应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刑事规制体系重构
     
      向企业化发展是由有组织犯罪的内在规律性所决定的,代表着这一特殊类型的犯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从而构成对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威胁和对现存法秩序的挑战。因此,在既有刑事法体系的基础上,构建精准应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刑事规制体系,就成为有效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必要前提。
     
      (一)制定反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法律并加强反有组织犯罪的法制化、体系化建设
     
      首先,制定反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法律。对有组织犯罪及其组织形式向企业化发展的治理,不仅需要在社会综合治理的理念指导下运用综合性的措施,而且需要全社会参与和多部门协调联动,因而必然涉及众多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指望依靠某一两个部门法去解决问题。面对有组织犯罪日益普遍化、职业化、专业化、严重化和组织形式企业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当借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及立法模式,制定一部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法律——《反有组织犯罪法》。该部法律应该是一部反有组织犯罪的综合性法律,绝不应是刑事单行法,其中应该涵盖所有关于预防、控制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制度:既包括刑事实体与程序的规定,又包括行政法、民事法、经济法等的规定;既要规定法律的治理措施,又要规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治理手段;既要规定刑事责任,又要规定民事及行政责任;既要有惩罚措施的规定,又要有防范措施的规定;既要强调事后惩罚,又要强调事前预防;既要有指导原则性的规定,又要有具体措施的规定。
     
      其次,加强反有组织犯罪的法制化、体系化建设。在我国长期与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实践中,根据犯罪形势发展和防控的需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大量治理有组织犯罪的规范性文件,从制度上保障了我国治理有组织犯罪实践的顺利进行。但是,这些规范性文件存在系统性与体系性不强、法律根据不足、制度设计不周全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当前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存在一些疑难问题。通过制定反有组织犯罪专门法——《反有组织犯罪法》,可以将现有的反有组织犯罪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梳理,结合我国治理有组织犯罪的总体指导思想和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整合反洗钱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一般法律的相关规定,将上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有针对性地纳入专门的法律中,从而形成统一的、体系化的、协调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律体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现存系列规范性文件法制化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将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规定进行了系统性整合、修改和完善,解决了配套法律制度间的不协调、不健全问题,起到加强反有组织犯罪法制化、体系化建设的作用。当然,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已经包含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系列措施和规定。例如,201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于截断有组织犯罪的经济来源、摧毁其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在我国反洗钱法等法律和一些行业规范中,也有专门应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规定,尽管有些规定并不具体、完备,但是可以在整体治理战略思想和治理理念的框架内进行修改和补充,最终与各种法律制度一起形成协调、系统的治理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法律体系。
     
      (二)完善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刑事实体法体系
     
      首先,将“有组织犯罪”作为正式术语纳入法律框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进程,正好契合有组织犯罪的不同发展形态,即从处于低级阶段的犯罪团伙使用暴力等方式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到规模壮大后形成较高级形态的犯罪集团或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为了牟取巨额利润向经济领域渗透发展,再到最高级形态的、以“合法企业”为掩护的犯罪企业或犯罪“托拉斯”进行“黑灰白”相混同的违法犯罪活动。然而,我国现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法定术语是对高级形态有组织犯罪的概括,无法全面涵盖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全部阶段和有组织犯罪的所有发展形态,因而导致在司法实践和规范性文件中频频出现“犯罪团伙”“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等不同的术语,进而给司法界定出了难题。只有将“有组织犯罪”纳入法律框架,才能将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时期均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实现“打早打小”“防早防小”的目的,有效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向高级形态转化,同时也符合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反有组织犯罪刑事法律发展的总体趋势,并契合联合国公约的相关规定。因此,可以在我国刑法总则中以及未来制定的专门法律中明确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并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替换“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规定,为有效治理有组织犯罪及其组织形式向企业化发展提供充分的立法保障。这一立法目标的完善,既有《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支持,又符合对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基本规律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立法前瞻性,将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均囊括其中。
     
      其次,完善相关犯罪立法,实行全面犯罪化。考察有组织犯罪的生成和发展规律可以发现,这一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形态并非陡然产生的,而是通过实施包括犯罪行为、一般违法行为甚至合法行为在内的多种行为方式来积累经济实力和犯罪能量,壮大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力,进而逐步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快速发展演变的。因此,在有组织犯罪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必然要与各种形式的违法犯罪行为产生密切的关联。正是基于对有组织犯罪这一发展规律的认知,域外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法律都纷纷强化对与有组织犯罪相关行为的打击力度,实行全面的犯罪化措施。就我国刑法立法而言,长期以来也许是由于犯罪观念滞后,因此虽然多次对刑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如《刑法修正案(八)》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正,但对与有组织犯罪相关行为的打击仍然有所不力。基于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入手加强犯罪化:第一,将单位增设为有组织犯罪的主体。在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公司、企业与犯罪组织之间实际上存在“以黑护商”“以商养黑”的双向互利合作,在客观上促进了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对于这种单位与犯罪组织合作的现象,如果将单位排除于有组织犯罪的主体之外,仅仅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那么将无法收到摧毁有组织犯罪集团经济基础的效果。第二,将资助有组织犯罪的行为犯罪化。有组织犯罪在本质上属于牟利性犯罪,而现实中存在某些单位或者个人基于牟利或者其他目的,明知对方是有组织犯罪集团,仍然在其成立、延续过程中提供物质、资金帮助,使得有组织犯罪的组织体得以顺利成立和壮大的情形。只有通过规范市场行为,将资助此类犯罪的人或组织、单位绳之以法,才能有效截断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经济来源,斩断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资金链条。第三,进一步完善洗钱罪立法。洗钱犯罪与有组织犯罪的关系甚为密切,现代意义上的洗钱犯罪就产生于有组织犯罪。[14]洗钱犯罪对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危害性就在于其帮助和促进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发展。基于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需要,应当在立法上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虽然不能扩大到绝大多数犯罪类型,但是起码需要扩大到一些比较严重的犯罪,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渎职罪等犯罪。同时,可以继续加大对洗钱犯罪的处罚力度,以便最大限度地切断维系有组织犯罪集团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最后,设置特殊处罚原则,促进刑事责任体系的协调及完善。由于有组织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因此对其从严处罚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从具体规定的模式看,存在两种立法模式:第一种是刑法总则规定和刑法分则规定相结合的模式,分别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对有组织犯罪从重处罚的一般罚则,并在刑法分则中将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规定较重的法定刑。[15]第二种是仅在刑法分则中对有组织犯罪直接规定较重法定刑的模式。我国刑法采取的就是上述第二种立法模式,即在刑法分则中规定有组织犯罪的刑罚。但是,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看,这一立法模式并没有充分体现出对有组织犯罪“从严惩处”的思想。因此,我国可以采取以下两种立法模式来实现对有组织犯罪的从严处罚:其一,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有组织犯罪应从严处罚以及从严处罚的幅度、标准作出规定;其二,可以在刑法分则所有涉及有组织犯罪的罪名中,规定对有组织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行为予以从重处罚及重罚的标准。综合比较起来,上述第一种立法模式更为可取、经济,符合立法技术性的要求。
     
      除了对有组织犯罪统一规定特殊的处罚原则以外,还应有针对性地设置特殊的刑罚方式,健全和完善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其一,完善有组织犯罪的没收财产刑。有组织犯罪滋生、发展和演变的内在驱动力在于牟利,因此设立财产刑对于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我国的刑法立法来看,没收财产并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标准配置,并且也没有涵盖所有的组织成员。同时,没收财产只适用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其他形态的有组织犯罪并没有配置没收财产等财产刑,从而不利于实现“打早打小”和“打财断血”的目的,使得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效果大打折扣。其二,增设有组织犯罪的资格刑。我国刑法对于有组织犯罪没有设置资格刑,但鉴于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其组织形式向企业化发展的路径,建立健全和有针对性的适用宽严有别、种类齐全的资格刑体系,将有助于有效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
     
      (三)完善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程序法体系
     
      首先,建立健全的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程序。如何对有组织犯罪的涉案财产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置,是一个涉及摧毁有组织犯罪集团经济基础的重要问题,对于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1997年《刑法》64条规定了涉案财物的特别没收制度,该法第294条第1款规定了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的没收财产刑,但是这些规定都较为抽象,没有对普通刑事犯罪与有组织犯罪在涉案财产的处理上加以区别,在程序上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因而不能满足处置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需要。向企业化发展使得对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比对普通刑事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要复杂得多,且涉及范围广,财产的性质和范围不容易查清与区分,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造成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经济基础无法摧毁,有组织犯罪会死灰复燃并进一步向更高级阶段演化的结果,而且容易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利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安定。鉴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及实践的需求,笔者认为在将来制定的专门法律中应设置专章规定“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认定和处置”。其中,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有组织犯罪案件时应当全面调查涉案财产,依照法定程序与标准对涉案财产采取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并及时返还合法财产;完善涉案财产保管机构与信息管理平台建设、涉案财物先行处置程序与涉案财产移送制度,并对涉案财产处置的过程依法进行监督,以保证涉案财产处置的有效性、及时性与透明性;强化涉案财产处置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地位,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产的权属进行法庭调查;人民法院的裁判涉及财产部分的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列明相关财产的具体名称、特征、数量、金额、处置情况等。此外,还应对涉案财产的证明标准、第三人权利保护、合法财产返还、特别程序、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次,创新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证明制度。有组织犯罪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不同,而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更使得其犯罪形式具有多样化。向企业化发展不仅使得有组织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掩饰性,犯罪手段和活动方式更趋向“非暴力化”与“合法化”,而且会进一步造成涉案财产的认定和处置复杂化。这一变化为公安司法机关侦查、调查和认定有组织犯罪及其犯罪所得与非法收益带来极大的挑战,通过运用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和判断财产的来源及属性将会变得极为困难。有组织犯罪在涉案财产的认定和处置上面临的这一难题,已引起联合国和一些国家的关注。例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12条第7款规定,缔约国可考虑要求由犯罪人证明应予以没收的涉嫌犯罪所得或其他财产的合法来源;《意大利刑法》规定,一旦发现某人实施与黑手党有关的犯罪且他本人未能证明自己所获财产的合法性,那么他的财产将被没收。上述规定,实际上体现的是刑事诉讼证明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考虑到我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给刑事司法认定带来的挑战,我国可以借鉴联合国公约以及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在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认定与处置方面,创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可要求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证明涉嫌犯罪所得或其他财产来源合法的责任,不能证明其来源合法的即可推定为犯罪所得或者非法收益而予以追缴、没收。当然,创设该制度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会出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失衡问题。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合法财产来源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并无规定,刑法中仅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且惩罚偏轻。为满足打击严重特殊犯罪的需要,可在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但是应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并规定严密的适用程序,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各种利益间的平衡。
     
      (四)完善治理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法体系
     
      正如前文所述,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通过交织实施各种犯罪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以及合法行为,逐渐积累经济力量与犯罪能量、逐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演变而来的。因此,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必然与诸多领域的法律制度存有缺陷以及相关规定不衔接、不协调等因素有关。域内外多年的经验也表明,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仅仅依靠单一法律的规制是很难奏效的,必须建立完善协调的治理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法体系,不断加强各领域法律制度的协调与合作。
     
      此外,有组织犯罪及其组织形式向企业化发展与腐败现象密不可分,有组织犯罪集团一般都会利用腐败作为维系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策略和主要手段,以实现逃避打击并牟取巨额非法利益的目的。因此,预防和遏制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除了要制定完善的反洗钱法律体系外,还要建立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体系。还须指出的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与市场体制不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不完善也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在向企业化发展的过程中犯罪集团往往会充分利用行业监管漏洞、权力管控薄弱或者法律制度间衔接不畅等因素大肆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以牟取非法利润。因此,必须以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治理为中心,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经济法律以及各种行业法规,建立起协调、完善的治理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法体系。
     
      四、结语
     
      一般来说,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主要是指有组织犯罪集团成立公司、企业作为犯罪的平台,向社会经济生活渗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为了谋求利益最大化,公司、企业逐渐向有组织犯罪集团转化或与其勾结从事非法经营或垄断经营。[16]然而,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应该还包含另外一层含义,即犯罪集团在内部组织架构与管理以及外部行为模式与手段方面模仿和借鉴企业的运作模式,从而形成一个持续存在的“犯罪企业”,通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满足社会需求,通过使用暴力、威胁、垄断或者贿赂等手段不断地获取非法利益。[17]
     
      既然“有组织犯罪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18]的犯罪形态,那么,向企业化发展就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演变的一种必然结果。因为犯罪集团的企业化运作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增强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还能够借助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去牟取更大的非法利益。正是基于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趋势的认知,近些年来不少国家或地区纷纷从如何切断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经济来源、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等方面着手进行规制。由于我国近些年来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趋势较为明显,因此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明确指出,当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并出现了新动向,一些黑恶势力以公司、合作社等合法的形式掩盖其违法犯罪行为,以恐吓、滋扰、聚众造势以及所谓“谈判”“协商”等“软暴力”牟取非法利益,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将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然而,在面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的趋势时,无论是我国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进而导致在治理有组织犯罪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正是鉴于当前我国理论界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趋势研究不够深入的现状,笔者基于对我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向企业化发展趋势的总体判断,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规制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法律体系进行了检讨,并提出重构我国有组织犯罪刑事规制体系的建议,意在使我国刑事立法更具针对性、综合性、完整性,同时不断增强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协调性、关联性,以期对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有所创新,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实践需求有所回应。

    【作者简介】
    蔡军,河南大学犯罪控制与刑事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贾宇:《黑社会如何“漂白”自己》,《人民论坛》2010年第8期。
    [2]参见莫洪宪:《试论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发展阶段》,《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3]张远煌:《关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及发展形态的再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组编:《人大法律评论》(2009年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4]与原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变化: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增设了财产刑;加大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保护伞”的打击力度;扩大了特殊累犯的范围,限制减刑、缓刑、假释的适用;完善了相关犯罪的规定,降低了入罪的门槛。参见王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变化及其进一步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时代法学》2011年第5期。
    [5]参见靳高风:《中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6]参见何秉松:《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第1卷),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7]陈泽宪主编:《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中国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8]参见卢建平主编:《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1页。
    [9]陈光中主编:《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10]张远煌:《犯罪研究的新视野:从事实、观念再到规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11]张远煌:《犯罪研究的新视野:从事实、观念再到规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12]蔡军:《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对策》,《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3]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刑法立法已经从特别立法转变到专门立法再到关联立法阶段。在关联立法阶段,关于有组织犯罪的规定不再是孤立于刑法某一个或某几个条文规定某一个或某几个罪名,与其他有关犯罪的立法乃至刑法总则的规定没有任何衔接与配合,而是在深入认识犯罪现象基础上树立的整体犯罪观的指引下,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惩处做出整体性(立体性)刑法安排。
    [14]参见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15]例如,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第35条第7款规定,对团伙犯罪、有预谋的团伙犯罪、有组织的团伙犯罪或犯罪团体(犯罪组织)犯罪,应依照本法典并在本法典规定的限度内从重处罚。该刑法典第174条规定,对普通的洗钱行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500倍至700倍或被判刑人5个月至7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4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倍以下或被判刑人1个月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对事先通谋的团伙实施的洗钱行为,处4年以上8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而对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实施的洗钱行为,处7年以上10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没收财产。参见卢建平主编:《有组织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5页。
    [16]参见蔡军:《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7]See Petter Gottschalk, Entrepreneurship and Organised Crime: Entrepreneurs in Illegal Busines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9, p.4.
    [18]莫洪宪:《有组织犯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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