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思考中国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这对于未来非常重要
2021/6/9 10:52:49  点击率[88]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理学
    【出处】微信公众号:雅理读书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摘要】表达权既是法学学术界的经典课题,也是公共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但表达权研究的理论创新在当代各国却正基于不同原因、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瓶颈。
    【中文关键字】超越街角发言者:表达权的边缘与中心
    【全文】

      表达权既是法学学术界的经典课题,也是公共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但表达权研究的理论创新在当代各国却正基于不同原因、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瓶颈。2021年5月9日上午,由凯风基金会支持主办的“青年学者新书沙龙﹒超越街角发言者”专题研讨会在北京西郊宾馆举办。
     
      本次新书沙龙以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左亦鲁所著《超越街角发言者:表达权的边缘与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作为学术批评和研讨的对象。来自凯风基金会与北京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山大学的17位学者共同参与,就本书对表达权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启发展开讨论和批评。
     
      本次沙龙由《法律书评》集刊协办,《法律书评》主编、执行主编及编委会成员悉数到会,力求通过实质性学术研讨启发高质量书评,推动真诚、开放的学术批评风气,培育经得起考验的学术作品。
     
      发言人的详细讨论会刊载在即将出版的最新《法律书评》上。雅理读书此处为网络首发。
     
      很高兴应邀参加这个会。因为这个会,我才比较仔细地去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书,有追求,有拓展,大大推进了相关的宪法、宪法律及其与其他法律重叠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这个领域可能的学术空间。
     
      我也知道这本书在目前法学界不大可能受关注,甚至会觉得你太“边疆”了。你去占领边疆,恰恰给其他人腾出了中心的空间。不过,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我觉得可能就像左老师做的工作,以及其他各位做的工作,如果能够继续坚持,在今后的研究中贯彻和不断推进,有十年到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局面会大大改观,甚至会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和宪制研究的主流。这就是一种创造。1954年,第一届人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很可能是近代中国人最豪迈的一句话。这种可能性,这种潜力,今天日益显著,日益增大,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做好。不仅因为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而且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以及当代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在我看来,如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人像现代和当代中国人这样,努力、深入、全面地了解外国,包括了解古希腊罗马、欧洲中世纪和现代世界,但也正在这个过程中,增进了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不管身处何地,即使对中国现状不满,中国人也在结合国内外各类经验和观察,不断思考中国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这对于未来非常重要。
     
      我读这本书,包括听大家的讨论,也很有启发。我过去也写过一些论文,涉及了各种有关表达的问题,如《秋菊打官司》引发的肖像权问题,《无极》引发的戏仿问题,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创作与改编的产权边界问题以及其中隐含的创作激励问题。夸大一点说,那基本是我这代人对表达自由问题的理解的边界了。现在社会也正在发生变化,新的问题要求新的研究。
     
      我自己还想提一个意见,我觉得左亦鲁老师在拓展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宪法性的问题?什么问题是宪法与其他法律重叠形成的问题?研究比如说广告、著作权问题等,当然是相关的,但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也可能会把宪法性质的问题给淡化了。表达自由当然涉及很多问题,也都很重要,在具体案件中,就边际的成本收益而言,甚至很难说哪种表达更重要。但我自己感觉,若从国家的政治文化整合这一维度切入,也即我所说的宪制维度,表达核心问题则是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刚才,茶歇聊天时,我就说,在历史上的农耕中国,表达在家(也即村落社区)和国(政治共同体)分别起作用。在农耕村落社区,人们的日常言论表达,就是家长里短,风言风语,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形成了每个人成年人或其家庭(也可以算是一个“企业”)的声誉,在一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中,这就是一种替代性的社会控制系统,因为国家不可能管到民间去,尤其是人们日常生活交往,也不可能经常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暴力威胁,因此舆论机制是一个更有效的社会控制和规训/管教机制,谁有信用,谁不讲信用,谁有外遇,谁说话算数,谁家教严格,等等,这些社区公共品的提供,主要通过言论。在村落里面,一般也就100多人到数百人左右,他们没法了解,因此也不大关心国家的事情,现实的表达就是这些家长里短。但对于“齐家”,这些言论意义重大,至少可以替代某些更直接强制性暴力。
     
      在“治国”这个维度上,表达问题则可能是更政治的,以及更文化的,两者有助于历史中国的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从政治层面看,统治者如何获得信息,全国各地的?民间究竟有什么疾苦,有什么灾难?如何借助保持信息渠道畅通,避免巧言令色的官僚欺上瞒下、变相削弱帝王代表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如何让皇帝以及以他为中心的政治决策集团能听到并听进去真实和准确的信息,及时做出有效的决策。商鞅当年同秦孝公三次对话后才得以重用;韩非子撰写《说难》《初见秦》;汉文帝对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以及主父偃直接上书汉武帝﹐搞推恩令,一年内四度升迁,等等。都表明﹐此类政治言论对于农耕中国的构成/宪制/constitution高度重要。
     
      由此甚至还可以理解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及春秋有“雅言”,历代均注重“官话”,这些“事”本身不等于言论,有点像今天的“平台”。这更不等于自由,一定意义上还完全可以指责它压制或限制了言论的自由(至少减少甚或消灭了异体字和方言的表达),但对于历史中国的政治文化构成都是意义重大。想想,如果当年早期北美殖民地不是统一用了英语,而是任由欧洲各地移民使用各自语言文字,北美印第安人或其他土著也各自使用其语言或文字(如果有文字的话),很可能就没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很可能最多也就只有一个类似欧盟的“美盟”。换言之,有时,看起来表达的某些限制,如统一文字,官话,其效果也可能是促进言论的表达。如果不是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打压文言文,中国人文化普及和扫盲就不会推进那么快,甚至我很难想象文言文表达的诸多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于明刚才也讲到中国的“诗可以怨”的传统,这也是历史中国的言论表达问题。
     
      以上的简单分析表明,在中国历史上,言论既是社会管控的机制,也在建构和维护中央集权大国的政治权威。这就把言论表达同历史中国宪制问题勾连起来了。有了在中国语境下理解言论表达的新的可能。这表明言论表达问题,或许并没有一种本质主义的宪制理论解说框架,霍姆斯的框架,还可能有其他的宪制理论解说框架。在美国的言论自由理论框架下,政治捐款就是言论,但在中国,我们这些学过美国宪法理论的人,可以把政治捐款同表达自由勾连起来,但很难让普通老百姓接受并相信,政治捐款是言论,他们很可能从一开始就认定这就是腐败的开始。从这种认知和判断的差异可以看出,表达自由这个词是普遍的,具体表达的社会功能却与国家的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与之相关。这些可能为在中国研究表达理论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左亦鲁老师以及其他各位学人今天已经从很多方面拓展了表达权研究。但还有一方面,今天没有太多讨论,虽然也提及了。这就是,表达自由在当代,已经有国家安全和信息战这个维度,换言之,言论表达者,已经无法限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共同体的成员就其关心的各种问题表达自己。“颜色革命”的历史表明,有时,最有影响力甚至颠覆性的言论也许来自外部,目标不是维护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构成/宪制,而是拆散摧毁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构成和宪制。或套用霍姆斯的话来说,不是为了创造和维护一个言论的市场,而是要破坏这个市场。并且,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可能避开这一言论引发的风险。不论真假,至少特朗普上台和下台都一直伴随了此类指控或传言。这不仅是全新的言论问题,更可能是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问题,值得我们的进一步关注。
     
      今天这个会开的非常好,大家都谈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很坦诚,把各种观点都摆出来,这是很好的风气。祝贺这次会议!

    【作者简介】
    朱苏力,男,汉族,江苏省东台市人,1955年4月1日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学历,博士生导师,2001年至2010年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1997年当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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