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受理后保证债权利息计算的原则与例外
——兼谈企业困境的社会传导
2021/6/7 13:29:10  点击率[196]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合同法
    【出处】《商法界论集(第七卷)》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破产受理后保证债权是否停止计息的问题,不仅是法理问题,也是利益衡量的问题。经统计,在近五年的236份案例中,支持保证债权停止计息的有129件,法院在裁判时除了直接引用保证合同从属性规则外,还会讨论债权申报制度的效力、破产受理制度的效力以及个案因素的影响。基于法理分析,本文认为保证债权的利息计算,不受破产止息规则和债权申报制度的影响,原则上破产受理后保证债权继续计息。基于个案分析,本文认为在个别情况下允许保证债权及担保债权在破产受理后停止计息,能有效防止担保链风险蔓延,维护产业上下游的稳定。总之,保证债权停止计息的问题存在多重利益交织,法官在个案中的裁判已经构成对“经济资源”的再分配,直接影响其他企业的存续。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法官有权基于个案的利益衡量,允许保证债权及担保债权停止计息,防止企业困境过渡传导,推动无效低效企业有序退出。
    【中文关键字】保证债权;利息计算;破产止息;困境传导;担保链风险
    【全文】

      一、问题提出
     
      企业破产后保证人债务的利息计算问题具有双重价值。在理论研究层面,现行《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确立了破产止息规则[1],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但是未就保证债权是否同时停止计息做出明确规定,存在法律的模糊地带。关于破产申请后保证债权是否继续计息的问题,理论界学者将目光集中在独立保证制度的构建[2]以及破产受理后利息债权性质[3]、保证合同从属性是否适用于破产程序[4]等焦点问题上,缺乏对保证债权是否止息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司法实务界则多从保证合同从属性的视角展开讨论,且少有详细的说理论证。因此,利息计算问题牵连多个理论问题,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在社会经济层面,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形势,优质企业面临财务困境,产业生存深受担保链风险的威胁。因此,纾困中小企业、避免企业困境的社会传导,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实践中,有许多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处置进程缓慢,程序被一拖再拖,保证人及担保人债务的利息负担较重,如果认定破产受理后保证债权继续计算利息,将导致破产企业的困境通过担保链大幅蔓延。因此,如何平衡好债权人保护与企业保护之间的关系,也十分重要。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案例研究,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现有案例中,法院支持保证债权停止计息的逻辑是否周延?在法律的模糊地带,通过规范分析,能否得出保证债权应该停止计息的答案?第二、为了预防破产企业的困境,被担保链过渡传导,法院是能否基于个案衡量,判决保证债权也应适用破产止息规则?
     
      二、实践样态
     
      为分析法院支持保证债权停止计息的裁判思路,厘清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作者通过“威科先行”进行案例搜索[5],获得236项有效案例。[6]其中,不支持停止计息的案例仅为107例[7],支持停止计息的案例有129例[8]。
     
      通过梳理法院支持保证债权停止计息的裁判文书,本文发现,尽管各地法院均以保证合同的从属性为依据,支持了保证债权的破产止息[9]。但是,各地法院对破产止息规则、债权申报制度等问题,却产生不同认识,具体有以下四类特殊观点。
     
      (一)认为破产受理后的利息不再清偿
     
      实务中,绝大多数法院论证保证债权停止计息的裁判逻辑均为此类,代表性案例为(2018)赣04民终648号民事判决[10]。在该案中,法院认为破产受理后的利息法律已明确不再清偿,已不属于被保证人全部债务的范围,因此保证人无需清偿该部分利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对保证法律关系的补充性和附随性予以默认,破产受理后不清偿的效力也及于保证人[11]。
     
      这类观点并未否认停止计息部分的利息是否属于实体权利消灭,而是将破产止息规则解释为利息债务的法律免除,因此债务人不用清偿,存在争议。
     
      (二)认为破产受理导致利息消灭
     
      实践中,法院认为破产受理后,止息规则导致主债务利息消灭的案例不多见,如在民生银行锦绣支行与华通机电、李成文保证合同纠纷中,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债务人破产受理后停止计算的利息已消灭,因保证合同具有从属性,作为从债务的保证责任的利益也已消失。[12]
     
      该观点暗含对破产受理后的止息规则的讨论。法院在认为止息规则能够发消灭利息权利的法律效力的基础上,再基于保证合同从属性规则适用于破产债权,得出利息消灭的结论。本文并不赞同该观点,理由是无论是从文义解释、立法沿革,还是从英美比较法角度,破产止息规则均不能产生利息消灭的后果,最多认为利息债权属于劣后债权。
     
      (三)认为债权申报导致利息消灭
     
      该观点的核心在于认为债权人申报债权和相保证人追偿的选择权,是可选择的而非兼得的[13]。债权人选择先申报债权再向保证人追偿,与直接向保证人追偿,面临的法律后果不一样。申报债权会产生保证债权停止计息且利息灭失的法律效果,而主张保证债权则会丧失破产申报的程序权利,债权人在具有自由选择权的前提下,应当在权衡利弊之后审慎选择维权方式。以下是对该观点的解构。
      实务中,在两起案例有法院试图通过构建“选择理论”,规避保证合同从属性的讨论。
     
      在江苏海安农商行盱眙支行与盱眙经发担保有限公司、高和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14]中((2019)苏0830民初239号),法院认为破产案件的受理就代表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全部实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15]的适用存在前提条件,即破产债权未能在破产程序中全部实现,债权人才能向保证人主张未实现的破产债权。此外,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和《担保法》第三十二条共同构建了债权人不兼得选择权,债权人要么选择直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获取全额受偿,风险转移后,保证人再向主债务人追偿,此时获得的清偿比例如何,在所不问。要么就在破产受理后,向法院申报债权,一旦申报债权,其主债权的利息就算就要根据破产受理后的程序性规范约束,应当受限于破产债权,并且利息停止计算,相应的保证债权也以破产债权为限。法院在该案考虑的核心因素是债权人有选择程序的权利,应当审慎判断;不能因为债权人的选择失当,最终还将风险转移到保证人之上。[16]因此,法院认为在债权人已申报债权的前提下,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范围应限于破产程序核定的债权,利息应计算至破产申请受理时止。
     
      在蔡海芳与浦东银行瑞安支行保证合同纠纷案[17]中,瑞安市法院进一步明确了“选择理论”下的论证逻辑,首先,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法院认为《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18]和第五十六条[19]构建起这样一个逻辑,法院受理破产时,债权人依《企业破产法》的程序规定行使权利。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据该法行使权利。因此,债权人有权不申报债权,且不得依据《企业破产法》申报权利不影响行使担保合同的权利。一旦债权人申报债权,则主债权和担保债权全部纳入《企业破产法》的程序之中,主债权停止计息,从债权也停止计息。其次,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法院认为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20]能够为破产申报调整保证责任提供依据,一方面,破产申报后,保证责任的范围被限缩到“破产程序中(停止计息后)未受清偿的部分”。另一方面,破产申报后,保证合同的履行受到阻滞,“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由此推出,债权人选择债权申报和保证人承担责任是“择一性而非兼得性的”。最后,由于债权人选择向法院申报全部债权,而非向保证人主张连带责任,因此,破产受理后主债权产生的利息,保证人不承担清偿责任。
     
      本文认为“选择理论”通过引入风险分担原则,试图构建起相对封闭的逻辑,从而回避保证合同从属性的争议问题。主张该观点的法院选择将目光聚焦在破产申报阶段,直接讨论债权申报与主张保证责任间的关系,这种裁判路径值得关注。
     
      (四)认为债权申报后变更债权性质,进而导致担保范围变更
     
      该观点的逻辑为债权申报后,保证人所承担的保证责任为破产债权,而非民事合同债权。[21]债权人进行债权申报后,主债权就会发生金额确定且性质变更的效果,保证合同因其从合同属性,担保范围也变更为破产债权。例如,在招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与钢海集团保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法院提出“在主债务人破产的情况下,债权人所享有的主债权范围为破产债权,则保证人所承担的保证责任所指向的亦应为该破产债权,故主债务人破产受理后,保证从债务亦应停止计息”。特别注意,关于债权变更理论,实践中存在很多相反观点,例如有观点就认为申报的破产债权虽源于基础债权,但区别于基础债权,破产债权与保证债权并非主从债权关系[22],还有观点认为保证债权担保的是一般民事关系[23]。
     
      本文认为,该观点的本质在于试图构建一种脱胎于一般民事债权的破产债权,再通过主债权变更导致保证债权变更的方式,解释破产止息规则适用于保证债权的原因,这种思路值得借鉴。
     
      三、法理分析
     
      案例显示,法院在讨论保证人债务的计的问题时,多数判决仅对个别理论问题进行说理论证,缺乏完整的逻辑链,不足以得出保证债务停止计息的结论。在这些问题中,有问题属于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法律解释基本能够回应实务中的争议;有问题欠缺规定且有理论争议,需要《企业破产法》后续补充完善;还有问题属于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带来的衍生问题,法官有权基于个案自由裁量。以下对有关问题展开分析,讨论理论上的破产止息规则是否适用于保证债权的问题。
     
      (一)申报债权与主张保证人责任可以同时提出[24]
     
      根据逻辑关系,在讨论破产止息规则是否适用于保证责任之前,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债权申报与主张保证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因为“并行说”[25]和“择一说”均会导致不同的分析进路。该问题属于法律适用问题,通过体系解释、文义解释等方法,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申报债权与主张保证人责任可以同时提出。具体原因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申报债权,也可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从文义解释来看,债权人有两种途径寻求救济,但是司法解释规定的“既可、也可”究竟是对债权人权利的重申,还是对两种救济方式同时使用的确认?并行说认为这属于确认条款,并非为了重申债权人权利;并行说则以后续规定的“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为依据,认为从体系解释可以推出保证责任与债权申报有先后顺序之分。两种观点看似都有道理,但是立场不同直接决定了不同的利息计算方式。
     
      实务中,有法院明确主张“择一说”[26],并且以此论证破产止息规则应当及于保证合同。在(2019)苏0830民初239号判决书中,法院以保证合同从属性适用于破产程序的前提下,引入“风险应当公平分担”的判断依据,从而推断出三个结论:破产受理代表债务人资不抵债,债权人实际上无法全部实现债权,该效力基于对保证人的债权;基于风险分担原则,是选择债权申报还是选择向保证人主张责任,相关法律后果需要债权人自己衡量,不能将债权人面临的风险转嫁到保证人之上。申报债权和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只能二选一;只要选择申报债权,就意味着要承担保证债权停止计息的风险。因此,本案中申报了债权,就不能要求保证人承担停止计息的责任。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择一说”能够有效解决债权人双重清偿问题,因此只要债权人申报了债权,那么除了追偿以外,不能让保证人承担利息损失风险。
     
      本文认为“择一说”的观点并不合理,原因如下从体系解释看,现行法律、司法解释[27]已经构建起相对周延的债权人受偿体系,不仅能够有效防止债权人双重受偿,还能够从多个环节保障保证人追偿的权利。因此,当债权人在申报债权的同时取得保证人清偿后,保证人有权要求转付清偿份额。从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来看,无论是保证人和债务人是否均存在破产情况,债权人都享有主张主债权和保证债权的权利,在主债务人和保证人均未破产、均已破产以及主债务人未破产但保证人破产三种情况下,申报债权和保证债务都是并列的,那么在只有债务人破产但保证人未破产的情况下,申报债权的权利和主张保证责任的权利也应该并列。基于此,本文支持“并行说”的观点,认为主债务人破产后,债权人可以同时向两人主张保证责任,并非申报了债权,其对保证人的求偿权就被限制。
      (二)债权申报仅限制债权人的程序性权利
     
      如果认为债权申报与主张保证责任为并列关系,且可以同时主张,那么会有下一个问题:“债权申报行为是否会改变债权性质”,以及“破产债权”与“民事债权”的关系是什么?
     
      关于债权申报的效力,理论界已经有许多研究,主要研究集中在逾期未申报债权能否导致实体权利消灭的问题。就债权申报能否改变原始债权的关系,理论上存在三种假设:
     
      第一个假设:认为债权申报会导致一般债权消灭,产生破产债权。从法理上看,这样假设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本质上是默认了债权申报与主张保证责任非并列关系的观点,第二、一般债权消灭意味着保证债权也消灭,为担保范围的变更需要各方同意。这与现有法律规定矛盾,所以本文认为该假设不成立。
     
      第二个假设:认为债权申报产生的破产债权与一般债权并列。这个假设会产生一个问题:作为商法的《企业破产法》创设了一个新债权“破产债权”,这意味着保证合同从属的主债权没有发生性质变更,债权人又多了一个破产债权,这就产生了双重清偿的问题,也无法解释。
     
      第三个假设:债权申报不会产生新债权,债权仍只有一个债权,但是权利受到《企业破产法》的限制,或者说债权申报使得原来的一般债权转化为与其基本一致的“破产债权”。从企业破产法的商法属性来看,该假设具有合理性。因为《企业破产法》属于商法中企业运营末尾阶段的法律规范,理论上仅申报行为并不应该创造民事权利,最多通过商法限制了民事权利。只是我国属于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民事法律关系和商事法律关系并没有清晰地界限,此时引发最终疑问——保证合同从属性是否同时受限?对于这一问题王欣新明确提出保证合同从属性不适用于破产程序[28],保证人本就应该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沈伟则认为可以通过构建独立保证制度,解决保证合同从属性的问题[29]。当然,也有学者另辟蹊径,提出一般债权被转化的思路,回避保证合同从属性的问题,他认为“企业破产法具备民事诉讼的程序性色彩,进行破产债权和一般债权二分有理论空间”[30],“一般债权经过破产法规制后,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保留在破产法制度外的法律效果。”因此保证合同担保对象虽被转化为破产债权,但是该破产债权与“原一般债权”的范围一致,只是受理后的计息被破产程序所调整。债权人仍可以向保证人求偿。
     
      综上所述,在以上三种假设中,本文支持最后一项,认为债权申报将一般债权分离为两个层次的观点。实体权利属于破产债权,程序权利被《企业破产法》限制。由于实体权利未变动,所以保证范围也没有变动,债权申报不会对保证合同的义务范围产生影响。
     
      (三)破产止息规则不削减受理后的利息债权
     
      在前述观点的基础上,第三个问题是:“破产止息规则能否导致利息债权消灭?”本文认为破产止息规则不会导致利息债权消灭。具体可以从法律原理、比较法和历史沿革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从法律原理、比较法的角度,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利息条款都属于约定之债的范畴,属于民事法律规范保护的对象,在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只要债权人的行为,不属于侵犯他人合法私人领域的不正义行为,他就享有充分的自由。质言之,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利息债权,有请求权基础,不属于法律禁止的不正义行为[31]。并且,该利息一般被认为属于除斥债权[32],虽然不能在破产程序中清偿,并不代表着债权被破产程序消灭。其次,从比较法的角度,世界各国也基本采用该观点[33]。德日英美均将该部分的利息列入劣后债权或者次级债权[34],均认可该部分利息的债权性质,由于以上国家并未采取停止计息的立法模式,因此其并不存在保证债权计息规则的问题。最后,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破产止息规则最早可见于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该规则的目的是保障破产程序的高效和及时确定债权,且范围限制在清算程序的范围内[35]。《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一条规定[36],“破产宣告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债权,但是应当减去未到期的利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该条款的目的是确定一种破产债权的计算方式。“应当减去”意味着未到期利息已经计算在内,本应该实际发生,但由于破产受理,本应该实际发生的部分,不再进行清偿,计算时应该减去。此后,《企业破产法》(草案)将该计算规则理论化和抽象化,变更为“破产案件受理后才到期的债权,附利息的,自破产案件受理时停止计息。”借此来实现法律语言的规范化。2007年,《企业破产法》颁布,立法者删除破产止息规则的适用情况,直接规定附利息债权,自破产案件受理时停止计息。因此,认为破产止息规则并不产生削减债权的法律后果,更符合立法原意。在理论界,多数学者均支持该观点。[37]
     
      因此,总体来看,破产止息规则并没有、也不应该产生削减债权的后果,其立法目的就不是为了削减破产债权,而是为了确定总体债权的数量。因此,利息债权没有被破产止息规则削减,那么保证合同担保的利息债权也没有被削减。这意味着,从法理分析的角度看,即使保证合同从属性适用于破产程序,其担保的利息债权也不会因为破产止息规则而变化。
     
      (四)保证担保从属性与抵押担保从属性均不受破产止息规则的影响
     
      实践中,法院支持保证债权于破产受理后停止计息的观点,都是以保证合同与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为依据,并未对保证担保合同与抵押担保合同进行区分,并且法律对于两者从属性的规定也并不相同,因此一直以来都存在一个疑问“抵押担保合同与保证担保合同所担保的主债务,在破产受理后的利息计算上是否存在差别”。对于该疑问,本文认为保证从属性和担保从属性,在利息计算问题上并无差别。
     
      一般而言,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都属于担保合同,而担保合同都有从属性。根据《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可见,从体系解释出发,《担保法》首先通过第五条概括了保证担保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在从属性上的特点,之后又专门在第二十一条上规定保证担保合同的在约定方式上的区别。所以,无论是保证担保还是抵押担保,两者的从属性在法理上并没有区别。此外,有观点认为抵押担保更具有“商事担保”的特征,因此以商事担保中当事人风险自担为由,认为破产止息规则不适用抵押担保合同。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理由是在企业破产实践中,人的保证与物的担保都具有商事交易的特征,仅以此为由区分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是不成立的。
     
      总之,破产止息规则没有削减主债权及利息等债权的金额,仅产生程序性的限制,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作为从债权,也不当受到排斥止息规则的限制。
     
      四、个案分析
     
      承前所述,目前法律对于破产受理后保证债权是否停止计息没有明确规定,但保证及担保债权在破产受理后不停止计息有法理依据,实务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官支持不停止计息的观点。但是,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如果个案中存在特别因素时,法院有权基于自由裁量权进行特殊裁判。
     
      (一)“追求市场效率”与“预防担保链风险”的衡量
     
      在(2019)浙03民终4081号案件中[38],债务人浙江三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浙江三工”)是市重点骨干企业,因对外担保债务过高导致经营困难,当地政府处置办与法院确定了以“全力推动企业再生”为目的的拯救方案。由政府处置办公室先行预重整,切断担保链,之后通过破产和解的方式,使得企业通过破产和解程序正常生产经营。从总体效果来看,虽然在形式上法院采纳了保证债权停止计息的观点,单个债权人的利息数额受到损失,但是全部债权人的整体清偿率获得了成倍的提高,反而更好的保护了所有债权人的利益。
     
      在该案中,是否支持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破产受理后的利息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在联保互保问题[39]突出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实际贷款率在10%以上[40],该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使单个企业的破产风险传递到担保链上,引发交叉破产。
     
      第二、在以企业拯救为目的的破产程序中,是否支持破产止息规则及于保证合同,决定清偿资金的总量,最终决定企业拯救的成败。
     
      一审中,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未就破产止息规则是否及于保证债权进行说理[41],直接默认破产受理后保证债权停止计息,债权金额已经固定[42]。债权人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在二审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灵活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从法律漏洞的合理弥补、企业拯救的最终目的、个案裁判的潜在影响三个层面出发,进行详细说理,认为破产止息规则应当及于保证债权,最终支持了一审判决。
     
      本文认为,该案突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利息计算规则事关企业拯救,甚至是产业生存时,法官的对裁判尺度的把握就极为主要。把握过松,可能落入以“预防担保链风险”之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嫌疑。[43]把握过严,则可能落入机械适法,不考虑裁判的社会影响之中。由此可见,当利息计算涉及到担保链的风险传递问题时,在法律的模糊地带,如何在企业拯救与债权人保护之间进行平衡,法院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
     
      (二)“金融机构债权人”与“融资企业”强弱地位的衡量
     
      在交通银行平凉分行与甘肃省再担保集团、平凉优丽可科技的担保合同纠纷[44]中,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创造性的引入“商业银行债权人强势地位的因素”,作为个案裁判的考量因素,最终支持了保证债权停止计息的观点。
     
      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法院在衡量特殊债权人商业银行与债务人企业之间,商业风险和经营风险的预见能力的强弱,以及对格式合同控制能力的强弱之后,认为商业银行的优势地位完全可以使其通过特殊约定,实现债务人破产后保证人仍有利息支付义务的目的,因案涉保证合同没有对破产受理后的利息计算做出相关约定,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保证责任的范围与合同约定的一致,法律允许主债务人不承担的债权及利息,保证人也不承担。但是,破产止息规则并不会使债权利益消灭,停止计息不等于不再计息,当债务人的破产申请被驳回,或经过重整或和解后终结破产程序的利息仍可能。
     
      在该案中,法院并不关注担保链风险,而是对实务中常见的商业银行与融资企业纠纷的特点进行分析,如商业银行在合同上的强势地位、金融分析和信息获取能力、商业风险预测能力。法院通过强弱地位和法无明文规定时的意思自治原则,赋予银行债权人“预先约定义务”,弥补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之间的逻辑断层。
     
      本文认为,甘肃高院在(2019)甘民终463号一案中引入的强弱地位因素,从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均具有合理性,不仅能够解决涉金融债权人的债权认定问题;也能对商业银行的借贷业务及合同设计进行指导。因为实务中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主要债权都是金融机构债权人,这些债权人的金额巨大,往往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加和之后,占申报债权总额的一半以上甚至绝大多数,对于这类金融机构债权人,其往往已经通过企业融资获取了多轮高额收益。并且,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往往都是集团公司、母子公司、关联企业等,如果利息计算问题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合并破产,导致损害范围扩大,法院对“强弱地位因素”的引入,能够为法院自由裁量提供又一支撑。
     
      (三)“保证人的成本损失”与“债权人溢价损失”的衡量
     
      在光大银行嘉兴分行与上海华辰能源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45]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基于担保债务的从属性,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范围不应当大于主债务。“当主债务停止计息后,担保债务也应该停止计息”。并且,担保制度体系同时规定了保证人的代偿义务和追偿权,从体系解释来看,《担保法》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在兼顾保证人的权益。从实际损失的角度出发,破产案件受理后对主债权停止计息,债权人受损的仅是破产受理之后的利息,丧失的是溢价损失。而如果让保证人承担这部分利息,因保证人已无依据可以申报债权,这影响保证人的追偿权,保证人遭受的是追偿权的权利受损,对保证人更不公平。法院利息计算问题实质上是在溢价利益损失与追偿权利受损之间进行衡量。保证人损失较大,出于公平考虑,破产止息规则应该及于保证债权。
     
      该案中,最高院是在债权人和保证人个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其引入的“成本-溢价”直接点破了金融机构债权人与企业保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虽然没有考虑到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最终清偿率的问题,但是也是基于公平原则进行的自由裁量,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保证债权利息计算的原则与例外
     
      (一)原则:破产受理后保证债权应继续计息
     
      从规范分析的角度看,破产受理后保证债权并不会受到破产止息规则、债权申报规则的影响,《企业破产法》关于债权申报和破产止息的规定,仅属于对利息债权部分的程序限制,不直接发生削减或者消灭债权人债权的法律后果。
     
      从实务中出发,随着企业经营不善或者关联企业破产,有关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之前都会经过结构化融资、债务重组、强制执行甚至直接被申报破产,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或者一旦进入破产程序,各类债权人就应当第一时间向保证人求偿,同时进行债权申报。
     
      债权人没有理由怠于向保证人求偿,而故意拖延实际受偿时间,除非保证人或者担保人也无力清偿。因此,在债权人及时求偿的情况下,破产受理之后到保证人实际清偿的期间内,债务利息并不会过分高昂,是否支持停止计息也不会过分影响债权人权利。那么,基于规范分析认为破产受理后保证债权应当继续计算利息,并不会引发较大争议。
     
      (二)例外:个案中继续计息将引发担保链风险时,法院有权自由裁量。
     
      但问题是,如果企业涉及关联担保、上下游担保、互抵互保等情况,是否还应当继续计算利息,就不只是简单的法理分析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破产企业的困境向其他企业传导的问题。所以,破产止息规则是否及于保证债权这个问题,在“保证人难以及时清偿债权人”的场景争议最大。在这个情况下,对于保证人而言,代为清偿多少债权,债权计算方法为何,直接影响到自身企业的存续。
     
      因此,此时法院在个案裁判时已经不仅是在做一个简单的法律判断,更是在进行一次经济资源的调整和分配。那么,如果法官在个案之中有足够理由认为,继续计息可能引发担保链风险,或者导致关联破产,那么在合理限度以内,应当有自由裁量的空间。
     
      在府院联动和企业拯救的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院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在使用这个模糊空间,为企业创造持续经营的机会,在(2019)浙03民终4081号、(2019)甘民终463号、(2019)最高法民申6453号等案件中,都能够看出有关思考。
     
      (三)结论:兼顾原则与例外,才能促进困境企业的有序退出
     
      综上所述,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不仅是简单的争议解决,更是对社会经济秩序的调整,其直接构成企业有序退出市场的通道。在利息计算问题上,应当坚持“原则”与“例外”向并行的理念,原则上支持破产受理后的保证债权继续计算利息,个别情况下允许法院基于防止担保链风险蔓延,维护产业上下游的稳定等考虑,判决保证债权及担保债权停止计息,防止企业困境的过渡传导。

    【作者简介】
    王泽钧,就职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破产法学会会员,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曾在《中国审判》、《人民法治》、《商法界论集》、《北京律师》等刊物发表多篇法学专业文章。荣获第一届困境企业拯救与特殊资产投资论坛征文全国一等奖(中国政法大学颁发)、全国大学生版权征文比赛国家级一等奖(国家版权局颁发)。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 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2]参见沈伟、吕启民:《破产止息规则下保证责任从属性之惑及疑解——兼议独立保证入典》,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2期
    [3]参见贺丹:《企业拯救导向下债权破产止息规则的检讨》,载《法学》,2017年第5期。
    [4]参见王欣新:《论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其保证债权应否停止计息》,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12月12日第7版
    [5]收集方法为通过威科先行全文检索,检索条件为案由“保证合同纠纷”,全文包括“《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发布日期为“2015年1月至2020年8月12日”,访问日期为2020年8月12日。直接搜集到裁判文书509例,去除117项无关案例(争议焦点不包括保证债务利息计算问题),结合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的交叉比对,剔除156项重复案例(同一破产主体下不同债权人的系列追偿案件,裁判理由完全相同),后又通过北大法宝的检索结果交叉比对,获得有效案例236项。
    [6]此处“是否应当停止计息”仅为表述方便,在实践中许多文书的裁判理由并不直接讨论是否停止计息,而是通过论证保证债务是否独立破产程序,间接实现对保证债务是否停止计息这一问题的判断,具体分析见下文。
    [7]从这107件裁判文书的主文可以看出,主张这类观点的法院并非只围绕破产止息规则突破保证合同从属性展开论证,而是从破产程序与民事程序的关系、破产债权与一般民事债权的关系、破产法的制度初衷、商事活动的合理信赖等多角度展开讨论。例如,在(2018)鲁0103民初8962号民事判决书、(2019)津0113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中,法院认为破产止息规则是破产制度的特殊安排,而保证责任所从属的基础债权,是破产程序以外的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在(2020)鲁01民终641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利息停止计算不代表实体权利的消灭,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不违背从属性原则。在(2019)豫06民初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债权消灭应当具备民法、合同法等实体法律规定的条件。在(2020)鲁01民终316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破产制度的目的是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破产后的利息承担是保证人可以预测到的商业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沈伟、吕启民,2020)同样做过统计和研究,但是,该案例检索没有就是否了删除同一破产债务人引发的系列案进行说明。本次统计逐一比对删除了“重复案件”。
    [8]表1中未将2案例统计在内,因此有效总数为127例,一例是(2018)闽05民初158号案件,法院以破产管理人确认的本息为限,支持债权人向保证人求偿。一例是(2017)浙0922民初169号,法院因破产清算程序已终结,原告主动调整利息计算至债务人破产案件受理之日止,法院予以支持。
    [9]以下六件案例直接引用破产止息规则进行裁判,此处不再进行分析。(2018)浙0103民初7866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浙0303民初4939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6)浙0302民初15118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6)冀0104民初738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0)豫16民初15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浙0683民初2408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10]在(2018)赣04民终648号民事判决中,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保证人江西明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主债务的范围,是未清偿的借款本金和至破产受理之日的利息。破产受理后的利息法律已明确不再清偿,已不属于被保证人全部债务的范围,如果要求保证人承担主债务人申请破产之日后的利息,显然使保证人承担的责任大于主债务人,明显违反了保证责任范围从属性的特征。原审法院判令保证人承担破产之后利息的保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11]在(2018)苏06民终4694号民事判决中,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类似理由否定了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7)苏0602民初3455号的民事判决,认为一审对利息一直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不当,主债权停止计息的效力应及于担保人。又如在(2019)浙03民终4081号民事判决书中,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担保债务具有从属性质,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对保证责任从属性予以限制的情形下,不应否定保证法律关系及保证责任的附随性和补充性”。
    [12]参见(2019)浙0302民初6791号民事判决书。
    [13]参见(2019)苏0830民初239号、(2019)浙0381民初6636号民事判决书。
    [14]参见(2019)苏0830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
    [1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
    [16]在(2019)苏0830民初239号一案中,法院认为“如果允许债权人在申报债权之后,依然可以要求保证人偿付破产程序所确定的债务之外的债务,则意味着需要由保证人承担债权人选择不当的后果,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势必将失去平衡。” “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应理解为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时所核定的债权总额中未受清偿的部分。
    [17]参见(2019)浙0381民初6636号民事判决书。
    [18]《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19]《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
    [21]参见(2019)浙07民终3126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106民初3944号民事判决书等。
    [22]参见 (2019)渝01民初305号民事判决书。
    [23]在(2019)鲁0103民初7643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融资担保公司作为保证人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主债务范围。破产债权停止计算系受破产法调整,是破产制度的特殊安排,而保证责任所从属的基础债权,是破产程序以外的一般民事法律关系。
    [24这里主要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并行说”与“择一说”间的分歧,“并行说”是指债权人在申报债权的同时,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择一说”是指如果债权人选择了申报债权,就要受破产程序的约束,以破产债权为限进行受偿,该程序结束且未清偿部分,才能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反之。
    [25]如在(2019)最高法民终54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所谓“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是指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最后期限,亦即债权人在超过破产程序终结六个月后提出权利主张的,人民法院将不予支持。该条规定并未规定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前不得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故林长征、李婷婷上诉主张吉林信托需等到哈尔滨汇雄公司破产重整程序终结后才能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26](2019)苏0830民初239号以及(2019)浙0381民初6636号案件“择一说”认为基于风险分担的原理,以及《担保法》第三十二条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在债权申报和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之间只能择一行使。
    [27]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破产程序终结前,已向债权人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可通过申请转付相应清偿份额的方式进行追偿。
    [28]王欣新:《论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其保证债权应否停止计息》,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12月12日第7版;
    [29]沈伟、吕启民:《破产止息规则下保证责任从属性之惑及疑解——兼议独立保证入典》,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22期
    [30]其提出问题的本身在于破产程序中主债务是否发生变化,这一点本文赞同。参见于焕超:《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对保证人的利息请求权分析》,载《海南金融》,2016年11期。
    [31]从立法沿革来看,从《企业破产法(试行)》、《企业破产法(草案)》到现行《企业破产法》立法者关于破产法是否能够消灭实体权利这一问题的态度开始变得缓和 ,从“视为权利自动放弃”到“规定应对方案”,并且现行立法在多处采取了“程序”一词,这其实是在回避破产法是否会导致实体权利消灭的问题。不过现行企业破产法对企业清算和企业重整中,逾期申报的债权权利是否会消灭进行区别规定,引发了学者的较大争议。
    [32]《中华法学大辞典:简明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01月第1版.
    [33]破产止息规则并非我国首创,德国法和日本法均有规定,我国属于舶来品。例如德国旧破产法(1877年2月10日生效)规定,债权人不得主张破产程序开始后对利息的债权。而日本则明确将破产程序开始后的利息列为劣后债权。参见贺丹:“企业拯救导向下债权破产止息规则的检讨”,载《法学》2017年第5期。
    [34]李曙光、贺丹:“破产法立法若干重大问题的国际比较”,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35]贺丹:《企业拯救导向下债权破产止息规则的检讨》,载《法学》,2017年5期。
    [36]如前文所述,《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三十一条与第九条第二款“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存在本质区别。第九条第二款是在债权人不行使权利的情况下,立法者为了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同时保护保证人或担保人利益,所以通过立法使债权人权利消灭。而第三十一条的破产止息规则是为了通过降低利息清偿率,保障全部债权人的利益。
    [37]参见李遵礼:《破产债权清偿后仍有剩余应先清偿停止计付的利息》,载《人民司法》,2019年29期;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6页。
    [38]浙江高院发布十大破产审判典型案例,日。浙江三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和解案被列入2018年十大破产审判典型案例。
    [39]鞠海亭:《温州“两链”金融风险司法化解与破产审判实践》,载《法律适用》,2016年05期。“温州市中小企业在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贷款时, 除了自身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和厂房作为抵押外, 80%企业都是利用企业之间的互保、联保方式获得贷款。互保联保已成为温州市企业贷款融资主要方式, 但也造成担保的虚化和信用的透支”。
    [40]同上注。“据统计, 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基本都在20%以上, 这对于利润微薄的制造业来说, 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波动时, 企业资金链就会形成不良循环并加剧债务清偿风险, 进而引发了大量诉讼。”
    [41]参见(2016)浙0381破8号民事裁定书。
    [42]参见(2019)浙0302民初1293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被告温州盈拓进出口有限公司在最高额300万元范围内减去破产和解已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43]王欣新:《论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其保证债权应否停止计息》,《人民法院报》,2018年007期。 “曾有部分法院以防止风险传递至担保链引发担保企业破产的名义,拒绝受理或受理后通过中止等方式拖延。对因此导致保证人迟延清偿的利息数额增加损失,法院或承办法官应承担相应责任”
    [44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甘民终463号民事判决书。
    [4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民申6453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参考文献】
    {1}沈伟,吕启民:《破产止息规则下保证责任从属性之惑及疑解——兼议独立保证入典》,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22期。
    {2}张良:《民法典编纂背景下我国<合同法>分则之完善——以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的区分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16年36期。
    {3}王欣新:《论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其保证债权应否停止计息》,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12月12日第7版
    {4}李遵礼:《破产债权清偿后仍有剩余应先清偿停止计付的利息》,载《人民司法》,2019年29期;
    {5}李曙光、贺丹:“破产法立法若干重大问题的国际比较”,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
    {6}肖龙,孙小平,姚明:《试论破产类案件的专业化审理》,载《法律适用》,2009年03期。
    {7}贺丹:《企业拯救导向下债权破产止息规则的检讨》,载《法学》,2017年05期。
    {8}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杨巍:《<民法典>保证期间规则修改评释》,载《河北法学》,202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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