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天木教授——写在王天木教授逝世三周年之际
2021/5/6 10:22:39  点击率[242]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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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其他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关键字】王天木;逝世;三周年
    【全文】

      王天木(原名特木其勒),蒙古族,中共党员。1937年7月出生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51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五年制),1962-1971年在内蒙古锡林格勒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71-1979年在吉林市第十一中学工作,1979-1980在吉林市昌邑区基层人民法院工作。1980年7月调入西北政法学院法学基础理论教研室,后担任教研室副主任,1984-1987年担任《西北政法学院学报》(现名为《法律科学》)主编,1987-1988年担任教务处处长,1988年起担任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1988-1991年担任西北政法学院常务副院长,1991年3月至1997年8月担任西北政法学院院长,1994-1997年担任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曾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西安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曾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和陕西省法学会授予的“陕西省资深法学家”称号(2013)。
     
      代表性著作:
      1.《法学基础理论教程》(主编),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2.《台湾现行法律概述》(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法理学》(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法学基础与行政法》(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法学基础理论》(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法理学精要》(专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7.《游美纪事》(专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
     
      论文:
      1.“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彻底废除旧法原理的发展”,《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2.“什么是法学”,《理论学刊》1986年第2期;
      3.“试论我国有法必依的三大障碍”,《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4.“法的功能是什么”,《理论学刊》1986年04期;
      5.“论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的原则”(与杨永华、段秋关合著),《法学研究》1984年第5期;
      6.“法的本质是什么”,《理论学刊》1986年第5期。
     
      2021年5月8日是西北政法大学老校长王天木教授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我细读了王天木教授的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萧疏两鬓情》,发现这回忆录正好截止到我去西北政法大学工作的那一年——1997年。就在那一年,我在王天木教授的引荐下来到了西北政法大学(原为西北政法学院)工作。读了这书,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在新中国的旗帜下求学、创业的奋斗历程。他出身于普通的蒙古人家庭,建国后先后在中央民院附中、北京大学法律系求学,在法院工作多年后调到西北政法学院,亲身参与了西北政法学院法理学科的创建,后担任西北政法学院校长,为学院的建设和规划呕心沥血,直到1997年退休。他的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在文革期间曾被错误打为“内人党”,后被平反落实政策。他是我在西北法学界的引路人和我非常尊敬的法理学前辈,在西北政法工作时,我有幸成为王天木教授夫妇的忘年交。那时他已经退休了,但我从他身上却能更清楚的认识到一个正直的老共产党员的坚贞品格和他作为一个资深法理学家的深思明辨。读了他的回忆录,我了解了他前半生很不平凡的历程和他对新中国司法事业、法学教育事业无怨无悔的奉献,感佩不已。适逢王天木教授逝世三周年之际,我将三年前为他所写的回忆再献于他的灵前,聊表我作为一个后辈学人对王天木教授的由衷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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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木教授是我来西北法学界的引路人。1997年我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当时要来西安求职,自己没什么社会经验,在此地又不认识任何人,心里有些惶惑。我的硕士生导师王哲教授告诉我,西北政法学院(后改名西北政法大学)的院长王天木是北大法律系的老毕业生,是研究法理学的,正好和我的专业对口。他写了推荐信,让我去找他。当时来西安转了几家高校,西北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也去看过,毕竟是双向选择,要多留几条路。不过导师建议也推荐了,我决定还是主要考虑西北政法学院了。去时在他办公室匆匆见了下,他的办公室在现在卫生所的二楼,依那时的标准也就是很普通的地方,第一印象就是很爽快一个人,没有废话套话,他看了我的履历表示欢迎。就这样,我就来到西北政法学院了。
     
      7月份刚来报道,过了一阵子去看望他时,他正好不在,他的夫人李淑娥老师告诉我,他刚刚退休了。我那时才知道,我可能是他在任内主持接收的最后一位新教师。所以我对王老师的记忆,都是他退休以后的生活,他是怎样的一位校长,都只得自于同事学生的口述,和我自己的感受。我在这学校见过很多子弟被安排在本校工作,八、九十年代这是很平常的事,也说不上是什么不正之风,但他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安排一个到这学校,他的大儿子就在西安的律师事务所自力创业,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退休时他住在十号楼的五楼上,按照学校的制度分配的,对于两个六十岁的老人,并不是很方便的,他也住了很多年,没有购买更豪华的商品房。
     
      每次在校园里碰到他,他都是笑着过来的,问我,你的房子解决没有职称解决没有进导师组没有?都是十分实诚的关心。他是蒙古族人,也是我唯一熟识的蒙古族人,他的热情、直爽和笑容,在我这个汉族人的印象中就是蒙古族的形象。他退休后我去看过他几次,他和他的夫人李老师都非常热情,每次都和我聊起时政、学术和他们的感受。我和他几次不多的深聊,都能感受到一种属于某个年代的老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法治真切的关怀,一种让我这个年轻散漫的人感到肃然起敬的关怀。有时他会感慨现在社会真地变坏了,我会觉得有点沉重,心里想要督促自己,不能随俗浮沉,丧失自律。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他们刚从美国看儿子回来,李老师和我说起对美国的印象,说“老外笑得都很灿烂,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当时答,您和王老师的笑也都是发自内心的。
     
      他退休后在培华学院法律系做系主任,发挥余热,他知道我年轻刚工作收入不高,就主动建议我去培华学院代课。在我刚工作时,大家的收入都不高,去别的学校代课增加点收入是能解决不少困难的。那时我的同事东志鹏老师曾经推荐我去省委市委党校代课,后来王老师推荐我去培华学院代课。现在我想起来,那个时候一年多挣几千块真是不菲的收入,他们都那么无私地帮助过我。年轻时刚工作,自己还什么都不是,也不可能给别人帮什么忙,年长的人帮助我,真是不图什么的,人年轻时刚工作遇到这样的好人,都是人生的幸运。
     
      在培华学院代课那几年,我能由衷感受到学生对王老师的爱戴和尊重,学生的毕业出路不是太好,王老师为他们联系了大三专升本转入西北政法的通道,我教过的几个学生,后来因为成绩优秀三年级考到西北政法了,她们去到新校园的那一天,给我打电话,高兴得跟什么一样,说要去王老师家看老师。
     
      有很多人害怕退休,可是王老师退休以后的生活给我的印象却是他从没有离开他热爱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他人很热情但却低调,从不宣传自己以前当过校长认识什么显贵,还在和他交往的人多半是学生和平常的劳动者。其实后来我侧面知道,王老师在北大法律系上学时很优秀,他和他的夫人李老师都是北大的优秀毕业生,也有很多在各界混得很好的朋友,甚至不乏红二代官二代,但我从来不曾听他主动提起。有时我会想,他并非此地人,以他年轻时的履历,他完全可以去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寻找更好的职位,大约那个时代的人,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想问题,他就很自然地来这里了。
     
      后来我去法大在职上博士了,和他联系少了,记得去上博士前去看过他一次,他送我一本他退休后写的书《法理学精要》,这书我回去认真读过,感觉和他的人一样,直言、朴实,没有废话,还有对国家和法治的真切关怀。
     
      几年前在校园里遇见,他的听力已经不太好了,他自己说话很大声,但是我答什么他用力地听也都听不太清了。但是看上去还是很硬朗的,走得很快,见了人老远就笑,很热情地打招呼。有一次他走到我跟前,说,我看到你就跟看到我的孩子一样。他比我的父亲还年长几岁,那天我感觉是不是老人身体现在有点弱了,有些惦记孩子了,但我听了他的话很感动。
     
      曾听到有同事说过,说西北政法申请博士点最好的时机是在王天木做院长时,但是他没有把这事情办成。我不了解详情,有时候我想起这一点会觉得西北政法是很冤,但也觉得很荒谬。以我对王老师的了解,他是老一辈法理学人中的翘楚,但他为人正直直爽,可能并不擅长申请博士点中应该做的一些公关工作。但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和学人的造诣,远胜于现在的很多博士生导师。他没有办成这件事,也没有急于给他自己解决一个博导头衔。一个法科大学把本科教育踏实办好,为司法各部门输送大批优秀人才,不是比忽悠很多不切实际的博士点、折腾博士生去发C刊找版面更为重要么?我相信未来中国的高校评价标准会渐趋良性循环,而像王天木教授这样真正的教育家会被铭记。
     
      西北政法大学老校区的院落我已经生活很多年了,现在我是客人,但是这里有些风景我非常熟悉,那些苍翠的松树,还有那些好几十年前盖的没有电梯的房子,和那些新的建筑和装饰比起来,也许它们都很老旧,但是它们承载了属于某一个时代的纯真记忆,那个时代的人们笃信共产主义理想、遇到施工就集体劳动、一生都栖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追逐一些远大的理想远胜于追逐个人的优裕生活,在那个时代和后来的当下,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生存环境的粗粝而放弃自律,堕入低劣的生存选择,每个人也都可能选择简单阳光地生活,和物质的繁华喧嚣保持间离。这些老旧的风景,我路过时都会忆起那个逝去的时代,王天木教授,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位让我特别尊敬的北大老校友和前辈学人。

    【作者简介】
    柯岚,北京大学法学硕士(1994),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2004),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教于西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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