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后的中国模式——《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六辑)》
2021/4/25 14:17:39  点击率[59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出处】微信公众号: 法意读书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关键字】中国模式;现代民主制;中国道路
    【全文】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理论话语失去了强大政治实体的支撑,自由民主制“终结了历史”,政治理论上新的“世界大同”离我们越来越近。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推销员向其他地方传播民主的种子,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沦为政治上的“他者”而备受指摘,要么在政权更迭后完全西方化。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成为资本主义的合谋者,另一方面在政治方面保持了更多的传统因素。市场化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传统政治伦理遭遇民主化的侵蚀,自由主义的话语开始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学术研究也参与到这种自由主义话语的传播之中。浸润于这种氛围之中的法学研究将许多西方法治的命题当作自明真理全盘接受过来,要么直接接受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之基本模式,试图构建司法审查之下的“法律(人)帝国”;或者在政治现实面前悬置对政治维度的考虑,局限在法律条文的规范分析之中。
     
      无论是来自德国的教义法学理论,还是取自英美法学中的分析法学的技术,都贯彻着资本主义法治国下的基本原则,且无不带有各自的问题意识,学人在引荐的同时经常将其背后的价值判断、基本预设无反思地一并引入国内,进而导致了实践中的水土不服。与上述规范主义的进路稍有不同的是,社科法学在“直面中国的法学”(苏力语)的过程中,试图连接经验与理论、融贯实践与表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指导下分析问题,社科法学在研究真实社会中的“活法”时,显然没有将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纳入进来,大多数研究囿于司法制度或者乡村问题等“剩余范畴”(当然这种状况已经在发生改变)。在法学研究中重新找回国家、安顿政治因素变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解释中国宪政制度的关键切入点。
     
      相较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在于先锋队式政党的存在,这根植于革命时期国家整合的需要,并在过去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来自苏俄的这一经验能够在中国迅速找到受众,与儒家的君子与小人之分野有紧密的关系,传统政治伦理中本来就有“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的区分,由政治文化精英来领导国家的模式并不陌生,所以列宁主义政党的这套理论很容易就在中国生根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都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只不过唯有共产党才有能力将这种模式贯彻的更为彻底,并进而取得了胜利。但随着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型,执政党自身在执政基础上的表达也逐渐模糊不明,进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种党国体制下的“代表性断裂”、“民主赤字”问题。
     
      对中国的观察必须对党国体制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学术研究中需要对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予以更多的关注。基于此我们组织了“政党、人民与国家”的主题论文,收录了包括“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结构——司法外拘留与中国宪政秩序”等文章在内的5篇文章。当下中国的政制的重要特色和优势在于执政党对包括经济、文化、司法、军事在内的多个领域的领导,对这种政治、组织、思想领导的观察和描述构建起中国道路的基本框架。学界已经对中国模式做出过很多解释,如“单一政党宪政国”理论,白轲试图贡献一种新的理解。他的文章所构建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分权理论直接挑战三权分立框架,在对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划分中,他试图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一种理论上的安顿方法。本辑所收录的其他文章也是从各个方面加深我们对党国体制的理解,大多数是就具体问题推进理解,或从历史切入,或从比较法的研究展开。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初见政法法学框架的端倪,简单地讲,就是对中国的党国体制的系统化研究,需要研究人民(主权者)、政党(主权代表者)和以经济、军事、法律等等为代表的国家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往的很多研究大多陷入两种思维定势中,(一)将中国共产党当作现代理论无法容纳的因素,直接不予考虑;(二)侧重于研究执政党与作为系统化理论的国家机构的关系。我们主张将政党、国家机构以及人民结合起来研究,由此开放出许多的研究领域,具体来说就有了“党管经济”、“党指挥枪”、“党管干部”、“三个至上”、“人民司法”等等的命题,这样的列举是不是完全的。就像本刊一贯主张的那样,我们的研究并未囿于学科的藩篱,而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实际上本辑作者中就来自法学、历史、政治学等多个领域,我们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展开的。当然,十来篇文章所提供的研究进路并未能代表所有的可能,这就需要我们以后的共同努力。
     
      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理论是西方政治的重要基石,但是仔细观察后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在将人民奉为“上帝”的同时,又积极通过制度设置将人民抽离具体的政治运作。乌克兰宪政危机的产生在于未能把握对人民的“抑”、“扬”之间的微妙平衡,这种西方民主制背后的“悖论”或许也是其秘密所在。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在民主化浪潮之下,以人权为旗帜的民权运动在美国正愈演愈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可能会成为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的导火索;希腊公投所宣示的民主的胜利也再一次显示了人民主权的政治正确。乌克兰民主转型中的宪政危机、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困难重重,民主对于这些国家的许诺一再落空,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对民主的原教旨似的信仰,开始寻求自由民主制之外的政治模式。崛起的中国恰恰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想象的可能,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模式或许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制转型提供一种备选,过去的2014年见证的是不断成熟和定型的中国道路,但是这种道路肯定并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有联邦党人当年的豪情: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关系到,人类是否有能力选择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制的政体,还是说必须注定要在“历史终结”下苦苦转型?现在,这个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我们需要以行动和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当这个问题被回答之际,那将会是人类整体的福祉。

    【作者简介】
    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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