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法律学徒社读书会情况
2021/4/19 11:07:10  点击率[32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出处】《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通过分析和展示辅导学生读书、考研的详细过程, 在5年有余的时间里,该活动从一个偶然的活动、松散的辅导转变为一个每年有20余学生参与读书团队(在2014年,该读书团队被正式命名为“法律学徒社”)。法律学徒社读书团队已经形成如下制度化的作业:读书内容、范围的确定,固定的读书流程,在每两周一次的读书活动中形成一个有意义的格局,即:大三主讲、大二点评,大一听的格局。通过该读书活动,学生(1)习得相当丰富的法律知识,(2)习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并在阅读能力、表达能力上得到充分展示,有的同学的写作能力也得到锻炼;(4)团队的考研率比较高,可以达到60%以上。同时,读书团队也存在一些缺陷,要克服之,一方面,笔者及其团队可以改进,另一方面更需要学校、学员提供经费等方面支持,以全面提升该读书活动的规模和质量。
    【中文关键字】法律学徒社;读书;专业课;法学教育;法律技能
    【全文】

      一、缘起与问题
     
      2011年6月,笔者从四川大学博士毕业,博士毕业论文与法学教育有关,对培养学生的方式有一些感悟和思考。当到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任教,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的教学,并作为本科生导师开始带5名大一法学院学生时,欲将一些研究法学教育的一些感性想法和思考付诸实践。由此,笔者开启了本来是偶尔私下带领学生读书的活动,经过几年发展形成了制度性的读书活动,并于2014年成立法律学徒社。笔者开启的带领团队读书历程,从该学徒社启动到现在已2年有余,可以简单描绘和总结如下:
     
      2011年,法学院分配5名法科学生到我名下,4名女学生、1名男生。到2015年6月,5名学生的基本情况如下:一名学生因回家复读而退学,另一名转专业到经管学院(学习国际贸易),还有一名延期毕业(一名男生)。剩下两名学生考研,一名报考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刑法专业,失败了;另一名报考四川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现在已经是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在此期间,在为二年级学生(即2010级法学本科学生)讲授《刑事诉讼法学》的授课中,有3名学生自愿跟从读书,到2014年毕业时,三名学生均考上研究生,分别是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同样的指导,为什么出现如此巨大反差呢?进一步的问题是,一名法科学生,在大学四年应当如何学习,应当学习哪些课程,方能达致对专业知识既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又对某些课程有深入的思考和审视,而不仅仅是教材之复印,甚至连教材知识都没有掌握,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说一名学生掌握教材80%之知识方能达致合格,其却只达致1%的知识,再外加熟悉(而非精熟)若干法律概念之水平。
     
      2015年6月后,笔者开始对此审视和反思,当然这一审视和反思不仅仅是对这两级以同样的方式带领的学生的反思,还因为在2011年到2015年中,在带领其他学生时遇到了更多实际需要我思考和处理的情况,进而对其展开深层次思考和审视,因为:当第一届学生(包括自愿跟从读书的学生)毕业时(即到2015年6月),也有四年,我带领学生的人数已达13名(名义上应当是15名,一名转学,一名退学),还有10名自愿跟从的学生,总计达23名学生。而到了到2016年12月,读书团队成员现有(不包括已毕业学生)总计30名(现有6名学生自愿跟从),形成了每两周一次的读书活动,每双周周日下两点在东七508会议室。通过30余名学生近距离接触,在为他们带来机会的同时,其也成为我审视和反思中国法学教育的机会,更有机会进一步思考和反思法学院学生在教学、学生活动、休闲时间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在下一部分,笔者则展开对读书活动的详细描绘,在这一描绘的基础上,分析这一读书活动的优点和缺陷,进而思考提升本读书活动、本读书团队之质量的一些因素和要点,并为团队下一步运作总结一些初步的规则,最后,将具体规则作为附录并请学生阅读,再斟酌其中部分规则,最终以此作为本读书团队的行为规则。然而,在作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得梳理读书团队对课程的选择问题,亦即根据现有的教学大纲、法学院课程的安排,团队可以选择哪些课程进行辅导,请看下面的具体分析:
     
      二、法律学徒社辅导课程之选择
     
      中国当下的法学教育发轫于高考恢复事件(1978年),第一届法科学生(1978-1982)只有几所学校招生,即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校招录的学生。这一届及其后来的几届学生,他们早已成为、现在也是中国法治的中坚力量。
     
      但是他们接受的法学教育、学习的课程却是最初步的(与当下对照的话),因为当时法学院(法律系)应当开设的课程不多,主要有法理、法史、宪法、刑法、刑诉、民法、民诉、婚姻、国际法和国际私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民商、经济类、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课程大为增加。再到21世纪初叶,法学院的课程体系得到确立,一名法科学生大约需要修习50余门课程、近40门专业课程。2007年教育确定了法学的16门课程: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上述课程是展开辅导学生的前提条件。但,这没有成为笔者一开始就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我在刚刚作为本科生导师时并无辅导学生课程的计划,也无系统辅导的计划。当辅导学生之事项的陆续展开,笔者对学习的课程有了新认识,因而有了法律学徒社学习和辅导的基本课程,具体描绘如下:
     
      (1)法学院新生第一学期,法学院通常只开设一门专业课,《法理学》。因而辅导学生,主要以《法理学》为中心,除了教材《法理学》外,逐渐增加博登海默的《法理学》、魏德士的《法理学》等法理学课程,后来增加法学入门的相关读物,如《近距离看美国》(四卷本),但从课程上看,只有一门课《法理学》。
     
      (2)大一第二学期,法学院开设四门专业课,分别是《宪法学》、《民法学》(通常是《民法总论》)、《刑法学》(通常是《刑法总论》)和《中国法制史》。在每两周一次的辅导(2011级是每月1次)中,没有时间、精力辅导所有课程,因而在第二学期:最初3年,笔者只辅导《宪法学》。但,民法、刑法是基础课程,在法律学徒社成立后,则以《宪法学》为主导,辅之《民法学》或者《刑法学》和《法理学》,因而三门课程得到兼顾,《中国法制史》从来没有进入辅导的视野。
     
      (3)大二,第三学期(亦为新大一第一学期)。法学院为大二开设的专业课通常有《民法学分论》、《刑法学分论》、《模拟审判》《法律逻辑学》、《法社会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9门专业课。笔者主要辅导《刑事诉讼法》,这是第一门程序法。由于我负责《刑事诉讼法》的讲课,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听,兼有新生,第三学期辅导的课程又回到《法理学》(引导新生学习《法理学》),并辅之《民法学》、《刑法学》两门。简言之,在第三学期增加一门新课《刑事诉讼法学》。
     
      (4)大二,第四学期(亦为新大一第二学期)。法学院为大二开设的课程通常有《民事诉讼法学》、《商法学》、《合同法学》、《婚姻家庭继承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法学专业认识实践》、《模拟审判》7门专业课。在这一学期则以《宪法学》为中心,辅之《法理学》、《民事诉讼法学》等课程。因此,第四学期增加一门新课《民事诉讼法学》。
     
      (5)大三,第五、第六学期(又一级大一)。法学院为大三开设的课程通常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担保法学》、《法律文书写作》、《会计学原理与会计法》、《国际法学》、《经济法学》、《法医学》、《公证与律师实务》、《知识产权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经济法》、《法学专业英语》12门课程。当学生学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时,笔者最初也打算辅导之,因为在笔者看来,大学生学习应当对8门课(即法理学、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有相当之理解,方可说掌握法学基础课程。刚要着手安排时,根据几年的辅导经验,立即清楚一点,即:这一辅导已不可能顾及这门课,还不要说(法学院安排的)大三的其他课程。因而,笔者再次将辅导重心转回到大一的《法理学》、《宪法学》学习,并辅之以《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四门课程。
     
      (6)大四,第七、八学期,是学生准备考研期间,他们一般不参与。
     
      综上所述,经过几年的实践,法律学徒社学习和辅导的基础课程有六门课,即《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
     
      三、基本运作情况(一):法律学徒社之萌芽、形成
     
      (一)2011年之辅导
     
      基本要求:
     
      2011年,笔者始担任法学院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等课程的专任教师,同时接受学院指派,带领法学本科生5名,4名女生,1名男性,分别来自四川(2名)、贵州、安徽、海南。另外:2011年为2012级学生讲授《刑事诉讼法学》,在教学过程中偶然提及辅导本科生之事项,即有三名学生(均为四川籍学生,2名女生,1名男生)课后表示欲以参加本人辅导的课程,因而在2011年第一学期有8名学生参与辅导,第二学期由于一名学生转专业到其他学院,一名学生退学,最终有6名学生参与辅导。
     
      基本要求:
     
      (1)阅读四大名著,特别是《水浒传》,要求叙述其中与刑事案件有关的案例;
     
      (2)观看中央电视台(CCTV1)之王牌法治节目《今日说法》,一周3-5次;
     
      (3)阅读诸如刘星的《西窗法语》、梁治平的《新波斯人信札》等普通法律读物;
     
      (4)每个月,我主讲一次,主要围绕《水浒传》中的法律故事展开。
     
      执行情况:
     
      首先,总体来说。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并未强制执行之措施,仅仅是笔者根据自己的法律、法理、法学之理解而提出学习的法律之基本方法,希望学生据此展开其法学学习之旅。因为大学生年龄已18周岁以上,为成年人,学习应当可以自主,不需要、也不应强制。最初,在我看来,学生应当完成了上述1-3项,但根据笔者在后来的抽查和交流中,8名学生(后来是6名学生)基本上没有进行该三项活动。就第4项而言,笔者每个月以《水浒传》为范本,为学生讲授案例、法理,但由于每个月讲授一次,间隔太长,每学期时间有限(一学期4次,一学年8次),无法讲授整部《水浒》法律故事,仅仅就一些经典案例,如武松杀嫂案例,武松杀张都监一家、鲁达杀郑关西等案件展开了详细分析。
     
      其次,具体学生学习情况。2011级学生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学习未达预期。但有些同学比较努力,学习效果超过预期,申言之:
     
      (1)2010级学生,一名男生(四川三台人),在笔者讲授《刑事诉讼法学》中自愿跟随。在前述事项中,阅读四大名著、观看《今日说法》完成了近50%,法律课外读物基本完成(一年大约有10本,除了前述几本外,还有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书系4本),每次在讲授《水浒传》法律故事时,均能到场,并积极发言;除此之外,根据其想考研究生(打算包括西南政法大学)和职业规划,我建议其集中阅读《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领域的专著,并阅读基础课程一门一本专著(如宪法,让其精读张千帆教授的《宪法学导论》,法理学阅读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每两周向我汇报其读书情况(并根据其读书进度,进一步建议应当继续阅读的书目),经过3年努力,其在行政法领域阅读了20余本专著和教材,涉及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考试(宪法与行政法方向)的基础课程均精读一册。相较于其同班同学,他的专业知识、法律思维有非常大的提升。在2014年考研中,他以高分考取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宪法与行政法方向)。
     
      (2)2010级学生,一名女生(四川邻水人),自愿跟随读书。在前述四项要求中,除了每月听我讲授一次《水浒传》法律故事外,其他三项均没有启动。不过,她每周均利用我上课课前或者课后时间,主动谈及专业学习情况,笔者根据其学习法律的偏好,建议阅读王泽鉴之著作(但限于《民法总则》、《债法原理》、《民法物权》、《民法概要》四本),其他课程著作(如博登海默《法理学》、张千帆《宪法学导论》)一本,以精读方式完成。通过三年努力,虽然该学生专业知识并不深厚,特别是相对于法学教育之培养规格而言更是不足,却也在民法、商法方面积累了不少知识,与同级其他同学比较的话,其仍然超出许多。在2014年考研中,考取了西南民族大学(民商法方向)研究生。
     
      (3)2010级学生,另一名女生(四川雅安人)。与第二位学生类似,基本上没有启动前三项活动,第四项活动,即笔者之授课(每月一次《水浒传》法律故事)也缺席不少。该学生之学习可以大致描绘如下:教材之外的专著并无涉猎,指定之书目(如魏德士的《法理学》、张千帆的《西方宪政体系》、王泽鉴的《民法总则》)也浅尝辄止,亦即这些书均已购买,且阅读了几十页,却没有一本读完,更无一本精读;但对教材之阅读很感兴趣,阅读了(其欲以)考研涉及的课程教材,对笔者指定的一门课一本教材(如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易延友的《刑事诉讼法》)进行精读。进而言之,该生学习专业之范围限于教材框架,而且主要以考研为中心,其掌握的基础知识扎实,但限于6-7门基础课程;在2014年考研中,以高分考取四川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方向)。
     
      (4)2011级学生,一名学生(四川眉山人)。笔者提出的三项要求没有展开任何活动,不过笔者的授课,其经常参加。她的大学生生活,大一时热衷于校园社团活动,二年级仅仅热情稍减而已,却也只停留在阅读教材层次,笔者指定阅读书目(主要是前面提及的一些书目)没有阅读一本。在大三下期、决定考研时,则集中阅读考研教材(共6门课程)。2015年考研中,以低分考上四川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民商法方向)。因此,就其读书而言,读书(主要指涉专著)不多,教材略熟而已!
     
      一点总结:
     
      通过对2011(2010级)级学生的辅导和学习情况的描绘,可以对其作出一些总结。总的来说,虽然学习效果一般,但也有个别突出之处,申言之:
     
      (1)当下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差、学习积极性不高。我们学校法学专业通常在一本招生,这些大学生的高中知识水平很不错,学习之自觉性也高,但到了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学后,其对专业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学习自觉性也差,学习法学的兴趣也弱,基本上不主动联系老师,对法学专业、法律职业的理解和打算也缺乏兴趣,学生安于教师、辅导员对其的安排。而现实却是很少有专业教师对其提供专业咨询和指导,这对于大学专业学习而言是致命的伤害。
     
      (2)2011年刚刚博士毕业,对辅导本科生没有经验,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四年历程和职业规划缺少关注,对学生之学习自觉性过于自信,进而导致对学生关注不够、引导和强制不够。通过辅导2011级学生(包括2010级学生),我形成一个判断:大学生,特别是大一学生需要一名教师对其作出强有力的引导,令其对专业感兴趣,对专业学习有规划。
     
      (3)学院分配的学生,其主动学习、主动联系自己的学生少,而自愿跟随笔者学习的学生,其主动学习,主动联系自己的学生表现则截然不同,经常主动向笔者报告其学习情况、学习进度,请求指导。通过这一(无意识)对照,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观察:
     
      其一,主动学习之学生,通过辅导,特别是高强度的辅导,学生的学习专业知识的效果和对专业思维方式的训练有非常好的帮助,没有主动性学习的学生,其往往局限于教材,甚至连教材都不熟悉,法学知识非常匮乏。
     
      其二,虽然在考研(初试)问题上,两者的区别并不明显,但两者在打算考研、考研复习、考研复试等问题上的区别非常明显,后者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根据学生的反馈,这些考上研究生的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本科生在其专业、学院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专业素养非常优秀,得到其老师的认同。
     
      其三,辅导学生学习,得将真正的专业学习、专业素养的培养等事项(即将其作为法律人培养)与考研究生这一事项做一个仔细权衡,以让学生可以更好地安排学习时间、上课时间和闲暇时间等关系,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深入学习专业、热爱专业,又没有深层次的学习、娱乐冲突之困惑。
     
      (二)2012年之辅导
     
      基本要求:
     
      2012年,接受学院指派,带法学本科生3名,2名女生,1名男性,分别来自四川(2名)、贵州(1名)。另外:2012年为2011级学生讲授《刑事诉讼法学》即有4名学生(一名云南籍学生,1名广西籍学生、一名浙江籍学生,一名四川籍学生)课后欲以参加本人辅导的课程;还有,一名非法学专业的学生(1名四川籍学生,)想转专业到法学专业,托人请我辅导。因此,2012年第一学期有8名学生参与辅导,而且还持续到本科毕业(2016年6月)。
     
      鉴于积累的辅导经验,我修改了基本要求:(1)重视教材。要求阅读教材,阅读学院、学校通用的教材,以更好地让学生掌握一些法学基础知识,第一学期是张文显教授的《法理学》,同时阅读博登海默的《法理学》;(2)阅读四大名著,特别是《水浒传》,要求叙述其中与刑事案件有关的案例;阅读诸如刘星的《西窗法语》、梁治平的《新波斯人信札》等普通法律读物;(3)观看中央电视台(CCTV1)之王牌法治节目《今日说法》,一周3-5次。(4)每两周为学生授课一次,不再讲授《水浒传》法律案例(故事),而是以教材为中心对《法理学》作延伸解读,同时要求学生参与具体课程《法理学》的讲读。
     
      执行情况:
     
      首先,总的情况:其一,学生都能完成教材的阅读,与2011级学生比较,其法律知识的水平、法律思维方式有大幅提升;其二,学生观看《今日说法》、阅读四大名著、阅读法律入门读物(如《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等)三项事务,虽然不能高质量完成,但均有涉猎,而且有学生完成较好,《今日说法》可以每周3次,四大名著可以读完,法律入门读物可以达到10来本。其三,每两周的辅导课(每两周的周日下午14点到17点)已制度化,在辅导课上,我除了讲授一些课程外,还检查、监督学生的读书情况,还经常让学生讲读诸如《法理学》等法律基础课程。简言之,通过更具体的指导、更多的强制,学生在二三年级更多的努力,其学习状态与2011级比较有很大提升。
     
      其次,具体学生学习情况
     
      (1)2012级学生,男生(四川安县人)。该生在高中为理科生,进入西南科技大学后也没有在法学院就读,基于对法律的兴趣自愿跟随。基于此,笔者要求其阅读博登海默之《法理学》,同时阅读《近距离看美国》(共四册),每两周(周六下午14点到17点)到办公室以博登海默《法理学》、《宪法学讲义》等课程向我汇报读书情况,同时我得就这些教材或者专著作详细解读,以使该学生理解和掌握具体的法律知识、相关的法律思维、具体的法律案例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把握;简单地说,在这次单独实验中,我采取了相互讲读的方式提升学生法律专业知识和思维方式。另外,我要求学生每天阅读一篇英文材料,必须是英文原文(即从英文报纸、杂志等资料上下载,到后来即要求阅读一种英文杂志《经济学人》)。
     
      通过如是辅导,在3年的时间里(第四年准备考研),该生阅读了如下著作:法理学领域有博登海默的《法理学》、魏德士的《法理学》、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宪法学领域阅读了林来梵的《宪法学讲义》、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民法领域有王泽鉴的《民法总则》、《民法物权》、《债法原理》、《民法概要》等著作,刑法有张明楷的《刑法学(第四版)》、林山田的《刑法通论》、《刑法各论》,民事诉讼领域有张卫平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有田口守一的《刑事诉讼法》、易延友的《刑事诉讼法》;还有该生以民商法为中心的各种专著的阅读,到大四时大约有近20本专著。
     
      总之,该生通过阅读、通过笔者的讲解,四年的坚持,该生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上已经具备相当的能力,同时也让其在2014年开始参与、引导整个团队的读书活动,于2016年考取了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民商法方向)。
     
      (2)2011级学生,女生(广西籍学生)。该生于大二时加入读书团队,对《今日说法》、四大名著很感兴趣,也阅读了一定的课外读物,其法律知识基础扎实。根据其偏好,我建议阅读宪法、行政法方向的专著,并要求其对阅读的专著作详细的读书笔记,每两周向我汇报一次,并根据其汇报情况作进一步的(读书)建议。通过三年的努力,该生阅读了近10本宪法著作和近20本的行政法著作,在2015年以高分(371)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方向)。
     
      (3)2012级学生,女生(云南籍学生)。该生在大二时,加入我的读书团队。根据其偏好,我建议其阅读刑事诉讼法领域的专著,在大学三年里,除了基础课程外(每门一本经典著作,如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其系统阅读了陈瑞华教授的系列专著(如《刑事诉讼前沿问题》、《问题与主义: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看得见的正义》等)、张建伟教授的系列专著、易延友教授的系列专著;其在团队中对刑事诉讼法的掌握非常扎实,对专业也非常感兴趣。
     
      很遗憾,其并没有考研的打算,在2016年毕业后,回到云南本地某政府单位工作。
     
      (4)2012级学生,女生(浙江籍学生)。该生很少参加本团队读书活动,但能够阅读教材,也能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被誉为班上“学霸”),同时参加了很多学校、学院的社团活动,直到三年级其开始参与本读书团队。通过一年时间,其阅读了与其考研有关的著作,如博登海默之《法理学》、张千帆之《宪法学导论》、王泽鉴的《民法总则》等基础课程。但,在大四一年里,其选择保送研究生(最后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录取),因而我建议,其可以和大一学生一起再学习《法理学》,并以《民事诉讼法》为中心阅读专著,在每周3-5篇民事诉讼法学论文,每两周一本民事诉讼、民法等专著的阅读量下,在大四其获得法学知识、法学理论得到急剧提升。
     
      (5)2012级学生,女生(成都双流人)。该生很少参加团队之读书活动,但根据其对法律专业的偏好、兴趣,为其提供建议,即阅读经典教材、并作读书笔记。通过四年努力,其作了三个笔记本(每本有200页,32开纸)的读书笔记;在2015年她准备考研,基础知识已有,加上英语本来不差,在2016年考取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方向)研究生。
     
      一点总结:
     
      根据前述,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总结: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很大提升,笔者的辅导也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如果与班上其他同学比较,远远超过很多其他同班同学的基本情况,如果以考研计,2012级学生考研达到5/8的成功率,而我们学院的考研率不足1/3)。同时,一方面由于个别同学的优异表现,另一方面与更多同学的接触(到2012年底,已接触16名学生),更是对法学院学生之学习、读书、教师辅导情况之深层问题有更直接、鲜活的把握和审视。基于此,这里的总结则不仅仅是对上述优秀之处的总结,更有其他(特别是作为辅导老师)的一些感悟,具体描绘如下:
     
      (1)辅导之方式没有改变,但辅导强度增加,对学生要求更具体,具体而言:一方面,辅导由一个月一次,转变为两个星期一次,师生见面频率增加,学生学习、活动情况理解和审视增多,辅导之强度与2011级比较而言有质的不同,因为2011级基本上没有任何强制。另一方面,要求学生阅读具体课程的著作如法理学要求其阅读张文显教授的《法理学》教材、博登海默的《法理学》,而非像2011级学生,仅仅要求法学入门读物;同时要求学生围绕该学期之专业课程制定学习计划,并时常监督学生学习计划的执行情况,还根据学习进步修正其学习计划(此后成为定例)。
     
      (2)不再停留在对法学的外围学习,而是以专业课为中心,并根据自己对某一、某些课程的偏好(如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阅读一定数目的专业书。2012级新生一开学即对其提出前述要求,他们对此“言听计从”,大部分可以认真阅读专业教材、经典教材,再加上笔者对专业课程的辅导,其法学、法律职业的兴趣大大增加,也不再有任何学生转专业;因而,学生对法学专业知识的理解、思考和运用,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均有大幅提升,个别学生已经掌握可以一定量的、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如刚才提及的第一位学生(四川安县人的男生),其系统掌握了民商法法律知识(阅读以王泽鉴著作为中心的20余本民商法专著),通过对法理、宪法、刑法总论有至少三本以上的经典教材、专著的阅读。
     
      (3)从大一的强制学习向大二、大三转变为自主学习。经过2年的《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等课程的教学,从大一到大四学生均有相当之接触,根据笔者的观察和调研,学生主动学习、积极学习的比例不高;在我带领的学生读书团队,大一学生也学习不积极,往往是笔者对其提出要求并强制其完成,当其读书到一定程度,其到大二、大三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表现,并主动寻找相关专业书阅读。
     
      (4)辅导本科生学习,需要更多的强制,年级越低,强制应当越多。作为刚刚入门的大学生,在高中阶段非常努力、学习时间多(通常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休息、娱乐时间少,再经过6、7、8、9月(9月一般是学校军训)的不学习状态,到10月开始正式行课时,大部分学生均无法进入学习状态,再加上学校、学院各种活动,如果没有对其的强制,学生的学习则处于边缘,只有当对其有强制时,学生慢慢地进入学习状态,对专业的适度引导、特别是能引发其兴趣的入门书籍的辅导,学生们开始学习。
     
      不过需要注意,根据两年的实践,即使有了这些强制,分配的学生中也有各类学生,有的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很快从高中思维方式进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模式),有的学生则彻底进入玩耍模式,有的学生进入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模式,因而应当在大一对其启动强制学习模式的基础上,逐渐树立其自主学习的生活、学习方式。
     
      (5)个别的实验很重要。对2011级、2012级学生的辅导还并不是大团队的辅导,而是每一级是一个团队,年级与年级之间并无直接联系,特别是读书活动方面的联系,都是我与学生直接接触,甚至是要求学生到办公室的单独接触,因而有机会对其提出单独要求或者说额外要求,比如说要求学生读《近距离看美国》、卡夫曼的《法律哲学》等,还可以要求学生作详细的读书笔记,要求学生向我单独讲述经典教材、专著之内容,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当其效果较佳之时,则将其作为下一步指导学生的经验,如2012级四川安县籍学生,我要求其将博登海默之《法理学》之内容、理解向我单独讲;2012级四川双流籍学生,我要求其对张千帆《宪法学导论》等书作详细笔记。这些实践、实验丰富了我辅导学生的经验和对其的思考,更丰富了我对法律的理解,是一项非常良好的、可以带来创新的辅导。
     
      总而言之,2012年的辅导,既让学生在专业知识、法律职业规划上有相当之进步,更有笔者作为辅导者在辅导经验、学生成长历程(规律)的深入认识,这一关系即为真正的教学相长、相互促进。
     
      (三)2013年之辅导
     
      基本要求:
     
      2013年,学院分配了四名学生,2名男生,2名女生,均为四川籍学生。另外,3名学生自愿跟从(其中两名四川籍学生,一名云南籍学生),因而共有7名学生参加笔者辅导的读书团队,到这时我辅导的学生总数达21名。基于既有两年的辅导经验,和对自己的审视,我对2013学生提出了如下要求:
     
      一方面,(1)完成张文显教授的《法理学》和博登海默的法理学的阅读,并作详细读书笔记、定期汇报读书进展(两周一次);(2)阅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冯象的《木腿正义》、《政法笔记》等法学入门读物;(3)每学期开学即制定读书计划,并交由我保管,并根据其计划检查其学习进度。(4)每周阅读英语材料,3-5篇(每篇至少5-7页A4纸的信息量),有能力的同学应当阅读一些英语著作。
     
      另一方面,对自己提出的要求:(1)每两周为学生授课一次,以教材为中心对《法理学》作延伸解读,学生亦应参与具体课程《法理学》的讲读;(2)每周检查学生学习情况,并根据学生学习进度,提出建议或者作出鼓励。
     
      执行情况:
     
      首先,总的情况:由于笔者逐渐强调学习的两方面,专业与英语,因而2013级学生的执行包括两方面:
     
      其一,对《法理学》(博登海默)、《宪法学》(张千帆)、《民法总则》(王泽鉴)、《刑法总论》(林山田)、《刑事诉讼法》(田口守一)、《民事诉讼法》(张卫平)六门基础课程的经典教材均能作详细笔记,而且每学期以其中一门课(如第一学期以博登海默《法理学》)向我汇报读书情况,法学入门读物(如冯象的《政法笔记》等)可以达到10余本;
     
      其二,每周学生坚持读3-5篇(通常都是5篇)英语材料,不仅仅要求其读完,还得将材料的信息向团队成员讲述,以让团队成员获得更多的信息量(我要求学生要以英文作为获得信息、知识的重要来源)。通过如此训练,学生团队中7名,有3名学生在专业上超额完成任务,2名学生在英语阅读上有显著提升(其中一名学生阅读了两本著作,如Plato的《The Republic of Plato》),其他成员大致可以完成规定任务,即阅读经典教材。
     
      通过三年(正在四年级)的努力,这一团队的学生无论是专业知识,抑或英语水平,与2012级、2011级比较均不可同日而语;而且,7名学生正在准备考研,将于2016年12月参加2017年的硕士研究生初试。
     
      其次,具体学生学习情况。
     
      (1)2013级学生,女生(四川自贡人)。该生年龄最小(16岁进入大学),却是团队中最努力和认真的学生,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英语方面。每天坚持阅读一篇英文材料,一学期后以某一主题(如美国大选等重大事件或者某一现象,如非洲猎象现象,或者某一社会问题,艾滋病)展开阅读;在二年级时,我建议其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全英文版),联邦党人文集(全英文版),一直持续到三年级下学期半期时,才转入到考研英语的学习;其二,从专业角度看,在《法理学》方面,阅读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魏德士的《法理学》、考夫曼的《法律哲学》等5本著作,法学入门读物,冯象《政法笔记》等著作阅毕;宪法学领域,则有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林来梵的《宪法学讲义》、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精神与实践》、《我们人民(三卷本)》,包括英国宪法(两本)、德国宪法一本,民法领域王泽鉴的《民法总则》、《民法物权》、《债法原理》、《民法概要》,刑事诉讼法领域则易延友《刑事诉讼法》、田口守一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为张卫平教授的《民事诉讼法》;在《刑法》领域,则以张明楷教授的著作为中心,读完了其出版的大部分著作,读完林山田的《刑法通论(上、下册)》、《刑法各论(上、下册)》同时涉猎日本刑法、德国刑法。
     
      该生通过三年努力,具备了扎实的基础知识,丰富的理论知识(以刑法为中心,对宪法、法理学等课程具有深入的学习),并通过对系列案例的讲读、在团队的系列授课,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法律思维方式,同时,其能熟练的阅读英语文献,因而在整体上是一个优秀的法科本科生——相对于其同级同学而言更是如此。
     
      (2)2013级学生,男生(四川泸州人)。该生与刚才提及的女生情况差不多,但也有不同,其主要关注法理学领域的知识,因而阅读了不少哲学著作(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法理学原著(如《政府论》、《论法的精神》、《纯粹法学》、《法律的概念》等),同时阅读了前述的基础课程;在英语方面,积极阅读英语材料,英语水平有很大提升,虽然其阅读没有刚才提及同学那么系统,也没有阅读英语类著作。其通过阅读、笔记和为团队其他同学的授课的方式(2014年、2015年两年)提升了对法学、法律、哲学的认识,而且其非常喜欢写作,到现在已经有10余万字的文章和读书笔记,在团队中也属于非常优秀的学生(基础知识扎实、理论知识系统)。
     
      (3)2013级学生,男生(四川眉山人)。该生在大一就自愿加入团队,除了上述基础课程外(亦即其在基础课程上均达成规定任务,阅读、作笔记,参与活动),根据其对法理学、法制史、中国历史有热情,我建议其以法理学、法制史为中心展开阅读;一方面,该生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包括外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专著,总阅读数量不下30本著作),另一方面对中国法制史、法理学展开深入阅读(总阅读数量不下于20本),同时也写作不少文章(和未发表的小说)。但是,其有一个缺陷,即英语水平不高,刚刚达到四级水平,在考研时不能报考更好地大学。
     
      (4)2013级学生,女生(四川邻水人)。该生对法学、法律不感兴趣,加上家庭条件不好,因而常常缺席团队活动,但其对管理类知识感兴趣。据此,我建议其阅读管理类的相关书籍(但并非专业书籍),如《孙悟空是一个好员工》、《领导力:如何在组织中成就卓越(第五版)》,但也要完成基础课程的经典教材的阅读,同时也应当制定学习计划,并注重英语学习,每隔一段时间向我汇报一次读书、学习情况。该生通过一年的阅读,具备一定的管理学知识,在法学课程陆续展开的情况下,逐渐对民法、商法、经济法学产生兴趣,进而阅读了王泽鉴的《民法总则》、《民法物权》等著作,在法理学、宪法学等基础课程经典教材的基础上,其具备了相当的法律知识,高于2011级学生平均水平(与班上其他同学比较也是超出很多),虽然其在法律知识、法学原理的系统上有很大不足。现正准备考研,根据我的观察,其报考本校,问题不大。
     
      (5)2013级学生,男生(四川绵阳人)。该生在大一时读书并不积极,但能跟住团队读书的脚步,如《法理学》,其大致可以读完博登海默的《法理学》、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到第二学期,其被团队的书籍阅读量、英语学习情况吓住,没有继续参加团队活动。到二年级下学期,该生打算考研,表达了继续读书的想法,我则建议其阅读经典教材(法理学阅读魏德士的《法理学》,宪法阅读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民法学则阅读粱慧星的《民法总论》、刑法读张明楷的《刑法学(第四版)》),同时认真准备考研英语。到现在,基本教材的知识比较扎实,正在认真准备考研。
     
      (6)2013级学生,女生(四川人)。该生在大二时进入团队,但其参加活动的频率不高,大三全面融入团队,现正在准备考研,其之所以融入团队很慢,在我看来,在法学院同级中一直保持前几名,属于学霸型学生,自我自学能力强,需要辅导的需求不高。当其逐渐融入团队之后,她发现其法学基础知识、法学原理等非常薄弱,在其考研理想下,其重新制定学习计划,以阅读经典教材为中心,一定数量专著(不超过3本),在考研涉及课程的范围内,其阅读了近20本著作,对法学、法律的理解和思考与其仅仅为学霸时不可同日而语,依其本人所述:首先,她感受到了自己的不足(很大的不足),同时也激发了其阅读更多专著的激情(也因此阅读不少专著),更感慨应当早点融入团队,进入读书的状态(原来仅仅掌握知识,考试的知识而已,现在是以知识为基础把握原理,思考问题,进而思考社会法律问题、各类刑事案件)。
     
      (7)2013级学生,女生(云南人)。该生在高中时为理科生,在大二时进入读书团队,对法制史感兴趣。据此,建议其阅读法制史、法律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如张国华教授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凯利的《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等著作,到2016年6月,其阅读大约有20余本,根据笔者对(刑事诉讼)法制史的理解,我希望其关注法制史某一方面,如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方面的法制史,进而建议其阅读那思陆的系列著作(如《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中国审判制度史》),丰富了其对法制史的理解和思考。
     
      一点总结:
     
      这不仅仅是对2013级学生的总结,也是对三年辅导的一种总结,具体描绘如下:
     
      (1)辅导强度不断增强,学生被强制的强度也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随之增强,两者成正比关系。前两年的辅导经验不断提醒我,学生的自觉性不仅仅是不够,而且是很差,需要我们以(软)强制手段令其迅速进入到法学的专著也学习上来,令其了解和熟悉大学本科学生学习的历程,熟悉法律职业这个行业,在这些知识的辅导下,引导其制定专业、英语的学习计划,尽可能让其少走弯路;经过2013级的实践,这一方式的效果显著,7名学生的基础知识、法学理论比前两级的确有较大进步。
     
      (2)我们学生的素质很不错,但高校生活的既有习惯、传统不利于其系统学习专业、学习英语,也无法真正成为一名掌握有(法律)理论知识的职业人士,即使其认真、努力也仅仅是一种肤浅的学习,而非对知识的深度学习,也无法胜任法律实务。因而,在大一时,我们应当引导学生进入一种新的学习习惯、思考习惯和展开对职业规划的学习(具体操作有:要求其制定学习计划、系统学习理论,并用法学分析案例,进而言之,该辅导既有理论、也有练习,还有实践案例),以真正接触法律职业世界,进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进而,将可能成才的学生,通过一些辅导可以达致令更多学生成才的目的,不能浪费了他们的智商和既有的中学努力。
     
      (3)因材施教是一个好方法。通过对2013级学生的具体、长期接触,根据他们的性格、倾向,给出不同的学习建议、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这些学生通过个别化建议形成了不同专业特点,有的同学对刑法有深入认识,有的学生对民商法有系统学习,有的学生感受了诉讼法的内在魅力;进而也让我对法学本科的具体课程、课程之相互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大学本科大约学习50门课程,但并不是每一门都很重要,国家规定了16门法学核心课程,而且即使是16门核心课程也无法每一门课均能深入学习,只能学习其中7-8门课,即《法理学》、《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最后更发现,即使这些课程也不可能全面深入学习,只能以其中一门、两门课为中心深入学习(每门15-20本以上),并对其他课程启动基础学习(一门阅读、学习(一本)经典教材,2-3本专著),正如上面所描绘的四川自贡籍学生的学习情况。
     
      (4)审视该辅导方式的内在缺陷:其一,这种辅导方式极耗时间,需要教师花费很多时间去思考、审视学生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虽然该活动也为笔者带来诸多(思考和写作的)灵感;这一辅导方式也需要教师具备法学多门课知识,它要求辅导老师熟悉、精通基础课程的经典教材和主要专著。其次,需要对学生极具耐心。通过三年的辅导(总学生数达20余人),学生之主动学习态度差,对生活和未来没有任何规划,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敲一下都可能不动一下,因而你的努力与学生的回应不同步,我们需要更多耐心、更多强制。再次,读书团队还比较松散,主要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辅导,在2013年时,同时辅导三个年级,觉得有些吃不消,需要改变带团队的方式;而且学生团队之间的相互关联少,需要提升他们之间的互动,进而提升团队活动、减少笔者需要花费的时间。
     
      通过三年的辅导,笔者从辅导中感受到了辅导学生专业学习和英语学习带来的良好效果,也为笔者带来诸多活力。另一方面,其也花费很多时间、更多精力以辅导学生,审视学生和自己。通过审视之,笔者打算在2014年修正辅导方式和提升读书团队的活动,具体描绘请看下一部分的描绘:
     
      四、基本运作情况(二):法律学徒社的初步运行
     
      (四)2014年、2015年之辅导
     
      基本要求:
     
      2014年学院分配3名学生到我名下,但其中一名(河北籍学生)请病假(第二学期才到校),还有一名学生擅长文艺,对法学不感兴趣,只有新生见面时交谈过,因而在2014-2015年度中,第一学期只有1名学生,第二学期只有2名学生;另外,有四名自愿跟随的学生(分别为四川、河南、山西人),因而这一级学生共有6名学生。2015年学院分配12名学生到我名下,因而这两年共有18名学生,同时有一名研究生加入,则有19名学生参加团队活动,加上大三的学生则有26名(大四学生准备考研,并未参加团队活动)。简而言之,到2015年时,团队成员共26名。
     
      因此,笔者修正辅导方案:
     
      (1)2014年10月初步成立读书团队由大三(一名)、大二(3名)、大一(5名)同学组成的跨年级读书团队,每两周见面(均在周日下午14点到18点);2015年10月正式将读书团队(及其活动)以法律学徒社的名义展开,读书团队则是《法律学徒社》,要求所有学生均参与团队辅导,而不再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辅导,每两周在法学院508办公室开展读书活动。(2)由高年级学生主讲博登海默《法理学》(由曾震、陈一凡主讲、贾云静也参与),第二学期主讲张千帆《宪法学导论》(由刘利主讲)、《刑法学总论》(由刘利主讲)、《民法学》(由李阳主讲)等课程,我作具体点评和最后点评,以提升他们对法律知识、法律职业、社会热点的理解和思考;(3)每周(电话)检查学生学习情况,并根据学生学习进度,提出建议或者作出鼓励;每两周在读书活动见面时,检查学生读书情况和英语学习情况,作总体的下一步规划。
     
      基于此,笔者对学生提出如下要求:
     
      (1)以第一学期为例,应当完成张文显教授的《法理学》和博登海默的法理学两本著作的阅读,并作详细读书笔记、定期到法学院办公室(508)汇报读书进展(两周一次);(2)阅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1-4)》法学入门读物;(3)每学期开学即制定读书计划,并交由我保管,并根据其计划检查其学习进度,均在读书会上汇报;(4)每周阅读英语材料,3-5篇(每篇至少5-7页A4纸的信息量),有能力的同学应当阅读一些英语著作。
     
      执行情况:
     
      首先, 团队之运行:
     
      从读书团队角度看,每两周(从第一周开始)开展一次读书活动,每次读书活动有近20人参加。每一次的读书活动大致依下列顺序展开,简单描绘如下:
     
      第一学期:(1)第一个环节,检查作业,读书进步,英语学习情况,让表现优秀的同学汇报其读书情况,以作榜样(大约半小时);(2)第二个环节学生主讲,具体操作:大三或者大二学生以博登海默的《法理学》为中心讲读,以三章或者六章为阅读量引导大一学生理解、思考法理学(大约1小时);随后,学生点评,让其他大二、大三同学谈自己对具体内容的理解和思考(大约半小时);(3)第三个环节自己点评,并对法理学中问题展开讲述(大约1小时)。
     
      第二学期:(1)第一环节不变,(2)第二环节,高年级学生主讲《宪法学》以引导一年级学生学习宪法课,随后其他学生点评;(3)第三个环节自己点评,并对宪法学中问题展开讲述;(4)增加一个环节,即第四个环节,一名高年级学生再次主讲《法理学》或者《刑法总论》或者《民法学》,随后让其他同学点评,最后我再点评、总结。以此,引导一年级、二年级学生学习、思考更多部门法知识,进而形成完整的法律知识体系,
     
      简而言之,这一运行模式可以概括为:三年级学生讲,二年级学生点评,一年级学生听。
     
      团队活动运行效果:
     
      通过如是制度化的运行,法律学徒社的读书活动在两年时间里,取得如下效果:
     
      (1)法律学徒社保持了高人气,有众多学生参与,一直保持在20人左右,经常有其他学生旁听,随之成为团队成员,因为通过该活动:学生之间的读书交流增加了,团队中的读书成员对读书越来越有兴趣,阅读更多书籍,因而他们也找到更多的与法律相关的讨论话题;并且,在此过程中,学生之间有相互竞争之心,当一名成员读书很快,进步很大时,其他同学则有追赶之心,团队则成为了重要的积聚读书人气的场所。
     
      (2)博登海默的《法理学》通过第一学期的讲授和阅读,团队成员均对法理学有更深的理解和思考,不再像原来对法理学只有零碎的知识点,没有一以贯之的对法、权利、法治等的感悟和理解。申言之,通过阅读、讲读、点评同一门课程(如《法理学》)等形式,有如下效果对于一年级学生而言,可以更好地学习博登海默《法理学》,二年级、三年级可以温故而知新。同理,第二学期对《宪法》、《刑法总论》等课程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3)所有同学均能在团队中扎实基础课程(6门课,即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的法律知识、理论知识,并对某一(两)门课程有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并逐渐形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根据何美欢教授提出的标准(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这些学生的阅读能力具备,表达能力得到一定锻炼,写作能力也有提高。与原来(2011年以来的三级学生)比较,他们在各方面均有很大提高;对后两种能力来说,在前三年也没有得到注意和重视,现在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至少在我心目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将来的辅导中会增强。
     
      简而言之,通过法律学徒社连年的读书活动,笔者辅导的读书活动正式走向规模化、制度化,其效果也非常显著,具体而言,阅读能力急剧提升,表达能力得到一定程度展示,写作能力有所反映(即笔者开始关注他们的写作能力)。
     
      其次,具体学生学习情况。
     
      虽然团队辅导很有效果,但笔者并未放弃个别辅导方式,因而有些同学仍然表现出优异之处。在这里,笔者仅就2014级、2015级中的优秀学生展开叙述,请看下面的具体描绘:
     
      (1)2014级学生,女生(山西人)。该生自愿跟从团队读书,英语基础好(英语四级达600多分,英语六级达540多分),同时在我的《刑事诉讼法学》课程表现良好,并根据其交给我的《读书报告》的叙述,我建议其在两方面努力:其一,阅读英语杂志《经济学人》,每天1篇,一周5-6篇,特别要关注《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报道;其二,在阅读基础课程的基础上(每门课程1-2本经典教材或专著),侧重于刑事诉讼法的学习。要求每周找半个小时(或者当面汇报,或者将其学习情况录音)向我汇报其读书、学习的进度。
     
      通过两年多的努力,首先在英语方面,该学生阅读了最近三年《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的报道,和相关主题报道,同时阅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并背诵其中精彩篇章(阅读量相当于7-10本200余页的著作);通过两年的阅读和向我汇报,我认为其英语阅读能力,通过英语获得信息、分析问题的能力急剧提升。
     
      在专业上,该生阅读了博登海默《法理学》、魏德士《法理学》、高其才《法理学》等经典教材和波斯纳的专著《法理学问题》,宪法阅读了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林来梵的《宪法学讲义》、张明楷的《刑法学(第四版)》、王泽鉴的《民法总则》、《民法概要》;第二学期还常常与另一名高年级学生合讲《宪法学导论》。就其爱好专业课而言,其在刑事诉讼法领域阅读了田口守一的《刑事诉讼法》、易延友的《刑事诉讼法》,并且阅读了张建伟的《刑事诉讼法》、《证据法讲义》,王兆鹏的《刑事诉讼法讲义》、《美国刑事诉讼法》等著作,到目前为止阅读刑事诉讼法、证据法专著已达15本以上,并且从2015年9月开始,每周3-5篇刑事诉讼论文。
     
      总之,该生是当下团队中学习非常优秀的学生,其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得到充分展示,其英语能力和专业能力也得到相当发展;唯一遗憾的是,其写作能力没有得到训练。
     
      (2)2014年学生,女生(河南人)。该生从2014年到校即自愿加入该团队,其英语基础很好,根据其向我提交的书面报告《读书报告》,我也建议其在刑事诉讼法领域集中读书。笔者对其的要求与刚才那位学生大致相同,但其喜欢写作,进而要求其每两周写些短文交给我看。
     
      通过两年有余的努力,其在以下方面取得相当进展:
     
      其一,英语方面。按照要求能够每周3-5篇英文原文材料(每篇A4纸5-7页),阅读英文版的《联邦党人文集》、《古希腊神话》两部著作,到后来,其在我的建议下,背诵了相关经典英文资料(其量可以达到半本著作)。在笔者看来,希望其通过英语获得更多信息、更多资料,学会基本的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虽然很难达到,但该生不仅仅提升了英语水平,更是有更多的获得知识、信息来源的途径。
     
      其二,专业领域,分为两方面:一方面,专业基础课程,其与山西籍学生差不多,前述经典、教材均认真阅读(有的阅读很多次,如《宪法学导论》到目前为止已阅读7次),并对博登海默《法理学》之实证法学派、历史法学派作主题发言。另一方面,就其偏好而言,该生阅读了经典教材有田口守一的《刑事诉讼法》、易延友《刑事诉讼法(第四版)》、王兆鹏《刑事诉讼法讲义》,专著有王兆鹏的《美国刑事诉讼法》、汪海燕的《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易延友的《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沉默的自由》、《证据法的体系与精神》、陈瑞华的《刑事诉讼前沿问题研究》、《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量刑程序研究》、张建伟的《司法竞技主义:美国诉讼传统与中国庭审方式》等著作;从2015年9月起,每周阅读3-5篇涉及刑事诉讼领域的法学论文。
     
      另外,该生在过去两年里,撰写短文、文章达10余万字(基本上每两周一篇,每篇1000余字,其中有两篇10000余字),虽然距离成篇的文章还有一定差距,却也锻炼了其思考、审视问题的能力。
     
      总而言之,该生在学习专业上非常努力,而且收获很大,不仅仅具备阅读能力,更具备表达能力,还有不错的写作能力,在法律学徒社的读书团队中属于佼佼者。
     
      (3)2014级学生,男生(云南人)。该生是学院分配的学生之一,其英语基础差,但在专业上很有兴趣,因而我对其提出一些建议:其一,每天应当花2-3小时学习英语,并强调,“你的英语有多好,你的专业才能飞多高”;其二,专业课,期望其以刑事诉讼法为中心展开阅读。
     
      通过两年的努力,该学生的阅读远远超出笔者的期望,具体来说:首先,课外书。阅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等著作全套;其次,专业基础课,阅读博登海默《法理学》、魏德士《法理学》、考夫曼的《法律哲学》、凯利的《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等法理学著作,宪法阅读了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林来梵的《宪法学讲义》、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阿克曼的《我们人民》(三卷本)。有偏好的课程有两门,民法,其在一年里阅读了王泽鉴主要的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共计达10来本)、梁慧星《民法总论》等;阅读刑事诉讼法领域的著作有田口守一的《刑事诉讼法》、易延友《刑事诉讼法(第四版)》、陈瑞华的所有著作(共计20余本)。
     
      简言之,该生在两年半中阅读法学著作有50余本,在团队学生中,其专业知识、法学理论最好,虽然其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需要进一步发展,英语水平也需要提升。
     
      (4)2015级学生:由于2015级学生在团队还只有一年的时间,其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只能作总体上评价:总的来说,在英语方面,2015级学生的英语水平都很好,在第一学期就有80%的学生通过4级,第二学期有50%的学生通过六级,在一年里,其阅读了一些英文材料,但与2014级、2013级比较,在整体上完成并不好,当然在英文著作方面却普遍阅读小说一部。在专业方面,这些学生均阅读了法学入门书籍《近距离看美国》(4卷本),其也对《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四门基础课程均认真阅读,而且开始形成一些自己的偏好,有些同学喜欢民商法,有的同学喜欢刑法,有的同学喜欢宪法,并以此为中心在这学期展开深层次阅读——可以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一点总结:
     
      通过第二阶段两年的辅导,辅导方式有很大的变化,辅导内容也逐渐定型,法律学徒社读书活动逐渐制度化,形成了法学院学习的一道亮丽风景,在辅导中国,笔者已有新的一些体会,简单总结如下:
     
      (1)制度化的辅导(或者辅导团队化)是提升读书团队水平的重要方法。
     
      客观的说,当下中国(法学院)学生缺少辅导、特别是专业的、持续性的辅导,至少在我的见识范围内还没有一种制度化的辅导学生方式,进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无所适从,无法安排学生生活,也没有能力选择参加哪些学校的社团活动,更没有制定职业规划、计划的可能。因而,学生的学习有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样子,即使认真学习的“学霸”,也是熟悉熟悉课本,但基础知识并不扎实,理论体系无从形成,更不要说以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形成。
     
      通过前述第一阶段(2011-2013三个年级)、第二阶段(2014-2015)的实验,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作为个体的学生,通过努力所学到的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与其他同级同学比较的话,的确产生了天壤之别的效果,即使从考研的角度看,团队之内学生考研的成功率远远超出没有辅导的学生;另一方面,如果是一种制度化的辅导,团队的学习和能力平均水平有极大提高,其他人、团队无法比拟,因为该团队不仅仅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繁、学生之间的互动也相当频繁,形成了良好的团队读书氛围,原来是一个人在读书,现在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读书。
     
      (2)个别辅导非常重要。
     
      法律学徒社读书团队源自对学生的个别辅导,而非一开始即是团队运作,因而个别辅导成为笔者辅导学生的基本方式。五年的辅导经验告诉我,每年学生中均有1-2个学生非常优秀,值得单独辅导。当然,不可否认,单独辅导的学生在最后发现,其可能并非如原来预期,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仅仅希望通过单独辅导将自己的法学知识、法学理论、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以学徒制的方式展示在学生面前,如果学生可造即能获得宽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进而有机会登堂入室;即是不可造,其也能按部就班,成为一名合格、甚至不错的法律人。根据笔者的经验,我坚信:有5年的学生积累(一年,1-2名学生),以此展望,如果再有持续的积累,这些接受了单独辅导的学生,在将来会成为法律学徒社学习、实务和科研可靠的后备军。
     
      我将坚持这一辅导方式。
     
      (3)通过辅导,笔者发现:通过系统学习,学生的知识水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急剧提升。根据现代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学生应当接受系统的、严格的训练,而非简单地记忆知识点、应付考试,获得法学学士学位,而当下中国法学教育却流行于后一种,而们的老师也乐于配合,进而形成双输。当学生在大一通过一定强制时,他们能够迅速进入到专业学习 状态,当其积累到一定量,其学习专业之兴趣增加、辅之以更多的引导,强制状态消失,自觉自愿的参加团队读书活动,进而具备阅读、表达和写作的能力——当然不可否认,当下学生之写作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表现还不好。
     
      (4)仍然有学生不愿意学习或者不适应这一学习方式。这一辅导模式对学生学习要求很高,虽然最终受益很大,却要求学生付出大量的时间、诸多的精力,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下,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而,在法律学徒社读书活动中,即使是学院分配到我主持的团队,也有一些学生不积极学习,待到大三清醒时,再参加读书团队,则只能接受最低程度的学习了(即只能根据其考研意向,阅读经典教材,而无法阅读系列法学专著),其错过了法学教育中美好的事物。
     
      总而言之,通过2014级、2015级的辅导,我们的辅导方式在升级,学生的学习情况也有相当的提升,但既有的个别化指导也是重要的辅导方式,不可偏废。但该辅导方式也有严重缺陷,也需要辅导老师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不再是三个年级单独辅导,却也要求教师思考团队读书的书目、讨论主题、留心团队成员的学习动向、团队存在的问题等深层次问题,因为其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读书问题,更是一个思考团队发展的问题。
     
      五、辅导经验中的审视:法律学徒社中的权力关系
     
      (一)权力关系的确立
     
      中国大学教育(包括法学教育),教师与学生之间处于一种松散式的教、学关系。他们的联系主要是课堂,私下联系非常少,即使与教师联系的学生有,也非常少,他们与辅导员、学办(管理学生办公室)、教办(管理学生教学办公室)等行政部门联系更多,因而教师不认识、不了解学生的情况非常普遍,因为大部分教师在四年的教学中,往往只有一门课,而且课时也不多,一周与学生在课堂上见面一次,教师无从知道、了解学生,学生在大学四年也往往只记得部分教师而已。
     
      (西南科技大学)学校、学院作出的制度性安排,即本科生导师制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述松散的师生关系:通过将新生分配到教师的方式,学生与教师均有一定“归属”,进而教师与学生有动力在课堂之外建立一些“私人”联系,以辅导、引导学生更好地学习专业,走向职业或者考研,因而影响学生的人生。因此,新的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得以确立或者说师生的新关系得以确立,申言之:当一名学生到大学学习时,其一无所知,而学校、学院则是专业知识、法律职业信息的掌握者,学校、学院对学生的引导方式和程度决定着学生的努力程度和努力方式,也影响着学生未来的职业选择;根据福柯的理论(掌握知识、信息者即权力关系的支配者),在学校、师生这个场域,教师师生关系的权力掌握者,学生是受支配者,被引导者,虽不能完全决定学生未来的人生和命运,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未来。
     
      笔者从2011年起到现在已经5年有余的辅导学生中也建立了一种权力关系,其不再是一种松散式的课堂师生关系,也超越了刚才提及的师生权力关系,进而建立了一种密切的、有互动的权力关系,亦即从简单地读书活动,发展为以法律学徒社为平台的读书活动:
     
      第一阶段:简单引导阶段。与大多数本科生导师一样,对学生的辅导起着最初步的辅助作用,主要有以下几项事项:(1)开出(专业书目)读书书单,但学生是否阅读并不关心或者说无法关心;(2)根据既有经验,告诉学生在大学应当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以免学生在大学中虚度光阴;(3)对学生的考研提供建议和一些具体的帮助。这一师生关系比课堂上的师生关系更密切,但这一关系往往是单方面的,教师是信息的掌握者,并根据情况向学生发布信息,但并非强制性的,因而当遭遇学生的“白板”状态时,学生并无能力体悟和感受到良好建议的有用性,另一方面,学生并无向教师提供有用信息的可能,进而导致师生关系在四年里趋向“衰落”。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师生权力关系,对于教师而言却是最省力的,只需要教师召集学生或者随时遇到学生时,将自己的观点、思考和经验单方灌输到学生即可,而是否有效及其有效的度并不成为教师关注的内容。笔者的第一年辅导大致处于这一阶段。
     
      第二阶段:强制阶段。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学教育不是素质教育,而是围绕高考转的应试教育,学生在考试科目下通过题海战术的方式获得好成绩,教师通过填鸭式的方式展开教学,学生通常被动接受学习。但是,到了大学,大部分学习的动力和中学以来的各种约束消失了,学生犹如被置于荒野之中,强制也应当成为大学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笔者的辅导中,第二、第三年,对学生的强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因而与学生的联系也更多了,进而建立了更密切的辅导关系,申言之:(1)要求学生阅读指定书目,(2)监督指定书目的阅读情况,(3)介绍法律职业的当下现状,和从事法律职业需要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4)介绍学生(欲以)考研学校的情况,评估学生为考研需要努力和准备的条件。 这一密切的师生关系,虽然也是单方面的,却也要求教师付出更多时间关注专业、关注职业和审视具体学生的需求,进而要求教师花费时间了解、理解和琢磨法学专业、法律职业的基本需求,以为学生提供更优的辅导。另一方面,学生通过这一强制性的辅导,与教师的互动也更加频繁,其为教师审视学生学习问题、法学教育的深层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虽然这一反馈是被动的,而非与学生交流和探讨的结果。
     
      第三阶段,强制为主,互动为辅的阶段。通过辅导,学生的潜力值得进一步挖掘,但也需要修正辅导方式,建立更密切的师生关系,也即加强对学生强制的同时,努力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出来,以为教师思考、审视相关问题提供灵感,申言之:(1)学生阅读指定书目,(2)监督学生阅读指定书目之情况,此为强制学生之模式;(3)要求学生根据主题、章节内容作主题发言,其他同学点评,进而学生有互动、产生思想碰撞的火花,教师在辅导中也收益(4)通过审视学生选择考研、准备考研的情况审视中国当下法学教育(及其在可能容许的空间内提升学生的受教育水平、选择能力等),师生、学生间互动模式得到确立。
     
      这一密切的师生(权力)关系,师生间的互动频繁,不仅仅有学生之间的互动,更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而且是积极地、主动地互动,均能从法律学徒社中获得收益,进而相互依存性提高。
     
      总而言之,通过努力,法律学徒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团队所有成员均能通过读书活动受益的活动团体,也确立一种互动频繁的师生(权力)关系,虽然其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权力关系的辐射范围
     
      首先,辐射学生的范围
     
      法律学徒社作为一个读书团队,如果人数太少、学生互动太少,团队活力将会受损,也无法吸引更多学生,学生基础太差(特别是英语基础差),笔者的要求则无从实现,强制学生也只能是无的放矢。进而言之,本读书团队它首先需要学生具备相当之基础,英语基础和学习、阅读习惯不错,在此基础上的辅导方可事半功倍。据此,该团队的读书活动辐射学生的范围主要是积极学习的学生、英语基础好的学生。
     
      以此,分析法律学徒社中学生成员的情况。当下法律学徒社中的学生,有两方面的来源:(1)学院分配的学生;(2)自愿跟随的学生。对于前者,笔者只能被动接受,当遇到学习习惯好的学生,其专业学习能力显著提升,英语水平大幅提高,但也有相当学生无法进入学生状态,甚至拒绝进入团队读书活动,待到其想学时(一般是大二下期,打算考研时),则只能达到初浅的学习状态,距离法学教育的要求、法律职业的需求相当遥远;对于后者,情况迥异,后者在学习积极性上、在专业和英语基础上均比较优质,进而在辅导中能够迅速进入角色,并成为团队中的骨干,不仅仅提升自己,也影响他人。
     
      简而言之,通过分析团队成员的组成,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即要真正达到法律职业要求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应当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但这一辅导、引导的有效辐射范围是积极学习的学生;虽然分配学生中不努力的学生在三年的辅导中也有进步,但相对于辅导之目的、法律职业的要求却没有真正成为辐射对象。
     
      其次,辐射效果之决定者。
     
      在师生权力关系中,在法律学徒社中,辅导活动辐射之范围主要是有一定基础且能(或者说欲以)积极学习的学生。但是,在这一权力关系中,即使有学生之积极学习,但其效果如何仍然取决了教师之能力和水平,取决于教师对法学教育要求和法律职业需求之思考和判断,申言之:
     
      在大学的法学教育中,读书活动辅导中,学生为一张白纸,而学校既有组织和机构又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和咨询,师兄师姐的经验与总结也支离破碎,甚至完全错误;另一方面,辅导老师,根据当下高校对教师的基本要求(一般要求法学博士学位),经历了法学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清楚法学教育的基本规律,掌握了丰富的信息,如果稍作审视,即可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和建议;另外,其丰富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使之对法律职业(及其发展前景)也有良好的判断。
     
      因此,辅导教师掌握着专业知识、对法学教育的基本规律、法律职业的需求和未来发展方向大部分信息,是师生权力关系中(辅导学生事项中)的决定者、主导者,而非简单的引导者,因为学生在该关系中无凭可倚、甚至没有意识到有这一(权力)关系,而且即使学习努力者也不可能意识到、并主动积极向其靠拢并以此提升自己以在接受教育中、在职业规划中游刃有余。
     
      再次,(师生)权力关系的“扭曲”。
     
      在五年有余的辅导中,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一权力关系的“扭曲”,具体描绘如下:
     
      其一,学生的“懒惰”。最初笔者对学校、学院学生持积极态度,但几年教学下来,发现学生没有学习计划,也没有职业规划,无论是学习上,还是思想上,均表现出“懒”的状态。正因为此,笔者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学院分配学生为载体,改变这一现状。当经过五年的(法律学徒社)辅导,在辅导的学生中,前述“懒”改观不少,但在独立思考方面、在人生规划方面仍然呈现出“懒惰”的状态——这将是未来法律学徒社予以重点注意的事项和需要解决的课题。
     
      其二,监督严重缺失。正如前述,在师生(权力)关系中,他们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前者是给予者,后者是接受者,而且后者还无法对其监督,其他主体也没有机会、更没有动力去监督,因为这属于教学之外之事,不属于正规教学之事项。因而,辅导者(教师)在没有内在动力(即在辅导中学生无法为其提供灵感和)、没有其他因素的激励,其容易成为一名怠于行使权力的辅导者;这一(师生)权力关系则容易滑向松散式师生(权力)关系。
     
      总而言之,(法律学徒社中的)辅导活动一方面优点诸般,另一方面其深层缺陷也不容小觑。对于其缺陷、不足,需要在将来的辅导中继续观察,并在其他条件的辅助下,逐渐克服有些缺陷,以提升读书活动的质量。
     
      六、结语:展望未来
     
      笔者辅导的读书活动,带领的法律学徒社读书活动,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五年有余,其间取得很多意料之中的成绩(诸多学生考取研究生),也有很多意外之喜(学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得到丰富和提升),笔者也从辅导中丰富了对法学教育的理解和思考,改变了我的教学方式和辅导方式。另一方面,在辅导中,我更发现了辅导活动的若干缺陷,也发现了学生的一些瑕疵,也感受到了其他辅助条件支持对辅导活动的重要作用。
     
      因而,笔者认为,提升法律学徒社(及其读书活动)质量或者扩张其影响,并将其作为学院、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试验田或者说作为学校、学院教育的有益补充,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首先,展开与其他教师的合作。在五年的辅导中,笔者感受到一个人的辅导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如果有其他教师的参与,我相信团队活动会更有活力,一方面,专业教师更多参与,相关课程的引导和讨论可以更深入,另一方面,学生也可以获得更专业的辅导。如是的话,在法律学徒社中,不仅仅学生被组织起来了,辅导教师也应当有组织行动,让教师之信息(前述的可以用于指导学生的信息)得到优化组合,以提升辅导团队的整体实力。其实,这一工作,笔者已启动,在2015年,我经常邀请范晓梅老师(其为海归博士)参加,就英语学习、专业学习发表意见,更是在2016年请其管理和监督该团队之读书活动;还有邀请法院法官参加本团队之活动,学生可以更早接触法律职业、司法实务,知晓法科学生应具备之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
     
      其次,学院对分配学生的支持。在读书团队(法律学徒社)草创阶段、初步发展阶段,辅导之效果决定着其他同学、下一级学生的参与度,而辅导之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教师的努力,更取决于学生本身的基础和素质(主要是英语和学习习惯方面的情况);同时,需要团队学生保持一定规模,才能在每一届挖掘出2-3个优秀学生,令其引导团队之读书风气,增强学生间的互动。因此,期望分配的学生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1)英语基础较好,学习、生活习惯没有不良表现;(2)学生之人数应当在6-10名之间,但不能超过10个学生(一级学生太多,则分身乏术),而且到大二,还有自愿跟随的学生。
     
      再次,办公条件的支持。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即需要一间办公室),不仅仅可以在周末活动,还可以在平时活动。如果有独立空间,学生与教师的活动频率可以增加,更可以在周一到周五邀请实务部门(法院法官、检察院检察官)参加读书活动,有法官、检察官的引导和指导,学生对法学理论、法律技能的兴趣会更浓厚。没有独立的活动空间,法律学徒社的活动时间大受限制,除了周末外,其他时间无法开展工作。另外,有独立的空间,法律学徒社本身可以积累一些有自己特色的书籍,进而方便学生可以获得想读的书籍,还可以形成浓浓的读书氛围。
     
      最后,经费支持。
     
      经费是任何活动开展的基础性要素,没有经费的活动往往处于低水平存在,也需要更多强制、更多精力的付出。如果有经费的支持,学生可能付出的费用降低,增加其读书的兴趣,同时通过一些活动可以让读书多样化,比如说定期邀请其他老师、实务部门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到场讲座、讲课,进而可以接触实务,培养学生的法律技能、巩固学生学习到的法律知识,促发其对法律理论、法学实务的思考。
     
      根据笔者的经验,如果每年有一笔费用、有独立的空间用于支持读书活动,该读书团队的规模和质量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经过5年的草创时期,法律学徒社的基本框架确立,而这一框架的确立基本上是笔者与学生在没有任何费用、物质空间的支持下展开的,取得相当的成果,也有一些缺陷和瑕疵。要克服这些缺陷,除了师生共同努力外,还需要学院、学校,特别是学校提供一些机会(比如说成立一个更正规的组织)、一些活动场所和经费,以使该活动更加常规化,制度化,进而以此提升学院、学校学生之素质、考研的比例(增加就业率)和激发更多其他学生参与到读书活动来,以提升学院、学校的吸引力。

    【作者简介】
    蒋志如,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1]  本文系西南科技大学教改项目《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以法律学徒社为例》(项目编号:17xn0009)阶段性成果。
    [2]  笔者博士毕业论文为《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之张力问题研究》,已为法律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该书获得第三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三等奖。
    [3]  这是西南科技大学运行非常好的一种指导学生的制度:任何学院的学生,首先有辅导员(一般一名辅导员带领一个年级的学生),同时配备本科导师,由学院老师每人负责3-5名学生,4年则有12-20名学生(笔者2011年带5名学生,2012年带3名学生,2013年带4名学生,2014年带3名学生,2015年带12名学生,2016年带5名学生,共有32名,在校有24名学生,同时还包括自愿跟从的学生10余名)。
    另外,当时作为副导师,还带三名法硕研究生,此后每年带3名硕士研究生(包括每年1名学术性硕士)。
    [4]  2015年笔者也申请了西南科技大学教学教改的重点课题《法科学生法律技能的培养——以读书、案例、研讨为中心的考察》(项目编号:15xnzd10),拟对笔者带领的读书活动进行分析和总结,以升华笔者对其的思考和认识。
    [5]  根据笔者的调研,有的学生大学毕业之时,虽然可以领到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但其法学基础知识非常差,一些常识、概念都不能掌握,法学毕业论文更是不忍卒读!然而的然而,他们都毕业了,有的同学还一不小考上研究生。
    [6]  从2014年起,我的研究生开始进入团队,参与、引导团队读书,增添了一股新鲜的力量。
    [7]  对此请参见苏力:《法学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
    [8]
    [9]  国民党时期,除了法理学外,其他七门课被多制定的法典被成为《六法全书》,可见其重要性,其他课程均是这些课程的直接或间接延伸。
    [10]  2014年该学生,报考中山大学民商法方向,以369分的成绩通过初试,但在复试中落榜,进而转到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攻读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11]  笔者在授课(包括辅导自己本科生的授课)之时,常常将中国大学各法学院之情况作为一种知识顺便提及,以有利于打算考研的学生获取信息、并根据自己的情况(英语水平和专业学习情况)作出判断和选择;当然,笔者收集这些信息也有利于笔者从事的法学教育研究。
    [12]  对其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笔者拟以专文讨论,在此不叙。
    [13]  我带的本科学生,已经有三级学生在其他高校攻读研究生,其在研一时,经常向我汇报其攻读研究生的学生学习、专业等情况,对于理解和审视辅导学生读书与研究生学习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14]  2011年辅导6名学生,虽然他们还刚刚大一结束,但同时也在带大四学生的毕业论文(2008级学生,共5名),也让我对大四学生及其大学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进而改变了我一些看法和做法,下面的总结会有所体现。
    [15]  第二学期则有《民法总论》、《宪法学》、《刑法总论》、《中国法制史》,同样指定阅读的教材,同时指定一本经典教材如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林来梵的《宪法学讲义》;但并未对所有课程,而仅仅要求宪法、民法和刑法;第三学期为《刑事诉讼法学》、第四学期为《民事诉讼法学》;到当下已经形成以六门课为主体的法律学徒社的读书框架(后面有详述)。
    [16]  前面已经提及,专业知识的精熟和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与硕士研究生的考试只有间接关系,虽然我期望其考取更好地大学,但其却选择川大(在笔者眼里,我辅导的本科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英语好、专业精,应当考取中国第一流大学的研究生;第二类,英语可以、专业不错,可以考取川大一类的法学院;第三类,英语差,专业可能好、可能一般、也可能不好的,应当包括我们这样学校的研究生)。
    [17]  作为老师而言,我的心态是开放的,基本理念是:大学一定要读书,考研是一种选择,请根据自己的读书、阅历和自身的打算作出理性决策,而非跟风(包括其他决策都应当是理性思考后的选择,而非仅仅凭直觉),大学应当培养学生一种德行,并培养一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种自治的能力;当然,从中国当下社会实际需要(包括对学历的虚高需求),职业要求,我希望学生都能攻读研究生,只有有研究生学历,才有更好地职业平台和更宽阔的社会视野。
    因此,该生选择不考研,从理智上说,职业发展角度看,我觉得非常遗憾,但从一名老师角度看,我觉得她不考研也是非常好的决定。
    [18] 此后,我要求我所有学生在一学期开学制定这学期的学习计划,并在中期作自我检视,在期末作总结;当然,这也是笔者从工作以来一直坚持的一种学习和工作方式,并获得很好的效果。
    [19]  当然,当学生选择这些课程后,其考研基本上就选择了方向,剩下的则是根据专业反方向,自己的英语水平选择高校。
    [20]  根据笔者的调研,一个班(假设为100人),最多有10人认真学习,而且大部分都是学习教材,法学学术专著,到大四能够超过5本的基本上没有,法学入门的书籍、其他与法律无关的书籍总共也不到20本。
    [21]  2013级学生的表现大大激励了我,让我对学生读书、自己辅导有了全新认识,进而开始理性思考该读书团队,也因而有了2014年更大的读书团队的成立,即将不同年级学生汇总到一个团队,该团队之运行大致可以总结如下:一年级听,二年级讲,三年级评论(后面会有详细分析)。
    [22]  到2013年,学生早已听说我带领的读书团队,在其一个同学分配到我的团队后,即表示要加入我的团队,因而在大一时即参加团队所有活动。
    [23]  该生报考北京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方向),虽然难度很高,其表现出坚韧、拼搏的学习态度(根据笔者的了解,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保送名额很多,大约占据2/3,剩下1/3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录取,一年大约30来名,如果具体到某一专业(如诉讼法学)、某一方向(如民事诉讼)则只有1-3名,因而一般高校学生要考取这类高校,不容易)。
    [24]  对此,笔者有详细分析,请参见蒋志如:《试论法学教育中应当教授的基本内容》,载《河北法学》2017年第2期。
    [25] 具体有:《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26]  学院鉴于我带学生的显著下效果,在分配学生时,则单独为我分配更多学生,因而有12个学生,现在已经大二,从事后来看,人数多了点。
    [27]  第二学期以《宪法》为中心,以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林来梵《宪法学讲义》为基础读物(对此感兴趣的同学第三学期阅读美国宪法、第四学期阅读英国宪法,之后不再要求);第三学期以《刑事诉讼法》、《刑法》为中心,第四学期以《民法》、《民诉》为中心。
    [28]  此为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则要求读刘瑜《民主的细节》,冯象之《政法笔记》等入门读物;第三学期读读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等著作;之后,不再作要求。
    [29]  但不限于三年级,二年级学生也常常参与主讲。
    [30]  点评不限于二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均可参与,其实也有一年级(一般在第二学期)参与点评。
    [31]  对此,请参见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此的进一步分析,请参见蒋志如:《评<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
    [32]  其实,其他学生(即20015年时为三年级学生、在2014年为三年级学生的四年级学生)的优秀,在本文的前面部分已有叙述。
    [33]  基础课程,我从2014年起不要求学生读书三本以上(一般要求两本,如宪法学则要求读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林来梵的《宪法学讲义》),但要求其精读,反复读(以温故而知新),进而掌握该门课程的基础知识和理念、精髓。
    [34]  这与笔者在2015年底才意识到该问题有很大关系。
    [35]  主要以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英语新闻为阅读范围,有时间关注一些主题,比如说中共18大,司法改革等。
    [36]  对此请参见蒋志如:《法学教育的双输?!》,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卷(第一辑)。
    [37]  当然,这不是一件坏事,虽然不能说是一件好事。
    [38]  对此的详细分析,请参见蒋志如:《试论法学教育对法科教师的的基本要求》,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4期。
    [39]  当然,根据中国当下现状,(法学院)教师对法学教育缺少深刻审视,对法律职业(很多教师从学校到学校,从来没有从事法律实务)缺少思考,因而没有能力为学生提供比较专业的建议和辅导;在笔者看来,就其原因,主要在于很多教师不愿意审视之,也没有动力去审视。
    [40]  后来邀请张正印老师、绵阳中院的研究室、基层法院法官到法律学徒社活动,指导学生读书活动,增加了读书活动的多样性。
    [41]  学生按照本读书团队的要求,需要购买很多书,每学期大约200-400元,四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对于有的学生而言,也是斟酌之事。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团队购买,积累到一定数量,则可以让学生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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