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意识的问题 ——读《问题意识:什么问题以及谁的问题》
2021/4/17 9:45:07  点击率[25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关键字】问题意识;问题
    【全文】

      能否意识、发现、提出问题,这是一切问题的开始。

     

      一、问题意识

     

      “还是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下文简称《本土资源》)说起。大约是我论文中的雄辩给许多读者留下了错觉,我其实是个太学术,一直为之较真,却并不自信的人——我通常不敢回首看自己的旧作,尤其不大翻看《本土资源》。”

     

      该文作者既然是一位“并不自信的人”,那怎么还敢自诩——“雄辩”呢?

     

      难道该文作者通过表现于其“论文中的雄辩给许多读者留下”的“错觉”就是:该文作者是个不“太学术”、间或“为之较真”、而且相当“自信的人”吗?

     

      既然该文作者“通常不敢回首看自己的旧作,尤其不大翻看《本土资源》”,那为什么“还是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下文简称《本土资源》)说起”呢?

     

      至少,这段表述给我的“错觉”就是:该文作者太过矫情了。

     

      “因为当年写作此书汇集的论文时,刚回国,时年有小40了,又当过兵、种过地,当过工人,呆过机关,上了大学,又留了学,读过的书不算少,自然思想和思路甚至研究方向都基本定型,但尚未形成确定的学术领域。我是先在法史后在法理教研室工作,怎么写作、写些什么、如何表达,在当时都是个问题。我不可能按照教科书的方式写论文,抄些或攒些‘论法治’,‘法治的要素’这类概念演绎的文章,或是介绍某个外国人的法治思想;即便写了,也发表不了,这类文章已太多了。但我又不像研究部门法的,可以找些具体实在的问题来研究写作。我只能碰到什么不是纯法律操作的,在我看来可能还有些一般理论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写作。因此我写的很杂乱,没有整体的规划,基本是碰上什么研究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我面对的另一问题是,当时国内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即便文、史、哲学科)还有些自家传统的研究也差不太多(少数除外),基本还继续着1980年代开始以来对西方学术的狼吞虎咽,不大讲分析和论证,甚至不懂什么是分析和论证,普遍以引证代替论证,以引证名家权威代替分析论证,以理论复述代替独立的研究。回头看,不带贬义的说,那基本就是一个抄书的年代。不少学者的著作后来都遭遇过抄袭的质疑,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是学者的问题。法学界也一样。乃至于,我完成第一篇论文时,越看越不像‘当时通行’的论文,很不自信。另一方面,也因为刚回国,那时出国可是‘真正的出国’,除了家书和期间的一次回国,与国内和中文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七年,已写不出流畅的中文了,这种状况可能直到我写《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才彻底转变。这都是我至今不敢去翻这本书的缘故。”

     

      该“书”根本就是一本论文集——“汇集的论文”。因此,书与文的界限,就已经相当模糊了。

     

      该文作者“当过兵、种过地,当过工人,呆过机关,上了大学,又留了学”,经历不可谓不丰富,而真正的亮点则是——“读过的书不算少”。该文作者确实是具备了绝大多数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某些特殊成长条件。但是,成为货真价实的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学者的决定性因素,肯定不是上列各项,而是超出常人、异于平凡的感悟能力和思维能力。

     

      对于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学者而言,在不惑之年以前“思想和思路甚至研究方向都基本定型”了,这极有可能并非幸事。唯有不确定,才有可能会出现任何可能。

     

      于我而言,法律史学与法学理论是我开展法学研究的基础,但却绝对不是我的研究内容。

     

      对于任何一个尚未真正上路的学人而言,“怎么写作、写些什么、如何表达”,这些都是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问题。

     

      怎么办?最经常、最普遍的办法就是去——仿写。模仿的对象当然要符合自己作品的文体——写论文就要去模仿论文、写教科书就要去模仿教科书,以此类推、恕不尽列。在这一点上,恐怕没有谁会搞错的。

     

      该文作者不屑于去“抄些或攒些‘论法治’,‘法治的要素’这类概念演绎的文章,或是介绍某个外国人的法治思想”,当属起点较高。这样的文章有可能无法发表于核心期刊中,但却完全有可能发表在外围期刊上。

     

      如果肯于走一些门路、使一些银子的话,即便再烂的文章也是可以顺利发表的。尽管,“这类文章已太多了”。

     

      拜托!难道非文学专业的学者的“写作”还需要去专门“研究”吗?“研究写作”,似应改为:研究和写作。

     

      法学理论专业的学人会相当的郁闷和尴尬:不能“找些具体实在的问题”(因为他们确实是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和能力)而“只能碰到什么不是纯法律操作”又“可能还有些一般理论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写作”。这可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呀。

     

      愚以为: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写的很杂乱,没有整体的规划,基本是碰上什么研究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这种情况不仅很普遍,而且也很正常——再正常不过了——简直就是必须的。

     

      有没有搞错!“当时国内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即便文、史、哲学科)还有些自家传统的研究也差不太多(少数除外),基本还继续着1980年代开始以来对西方学术的狼吞虎咽,不大讲分析和论证,甚至不懂什么是分析和论证,普遍以引证代替论证,以引证名家权威代替分析论证,以理论复述代替独立的研究”,这种情况怎么能够算是该文作者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呢?这分明是当今中国学界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呀!

     

      请不要搞错!既然都已经被定义为“那基本就是一个抄书的年代”了,那怎么还会是“不带贬义的说”呢?

     

      这算不算是学界或者学者的“原罪”呢?

     

      该文作者自己也已经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是学者的问题”。可是,倒要请教:哪一代学者所遇到的问题不是时代的问题而是学者的问题呢?

     

      非主流、不通行的东西,虽然很容易辨识,但却很难被接受、被接纳。每一个有主见、有定力的学者都必须经历并超越这个阶段。随波逐流、无奈从众,就注定已经与真正的学术无缘了。

     

      该文作者用“几乎是完全隔绝”来定义“真正的出国”,未免有些牵强。

     

      不知道但却很想知道:该文作者的“家书”是否也写的十分不流畅?

     

      我就纳闷儿了:既然都“已写不出流畅的中文了”,那又怎么可能会在该书中展现雄辩之风呢?

     

      “但这本书确实引发了法学界的一些变化,如果完全抽离当时的时空背景,我认为这本书受到的关注,无论赞扬,批评甚至抨击,都远远超出了这本书实际具有的学术品质。冯象当年为此书写的书评,极大地鼓励了我;有学生拿出翻烂了的《本土资源》,破烂得和文革时期我们私下传看的小说一样,令我感动——事实上是令我震惊。也正因此,多年来,除了出于自己对学术的喜欢外,我一直还算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真的觉得自己对读者有一种责任,对学术有一种使命。尽管不敢如此宣称,但我确实决心通过自己的研究提炼中国法学研究的问题,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品位,拓展中国法学研究的领域,沟通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以及法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

     

      不可否认,包括《本土资源》在内的该文作者的诸多作品,都十分鲜明、醒目的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独树一帜的风格。不仅震惊了学界,而且也深深的吸引了我,使我为之心动。我曾经长期仰慕、钦敬具有学者风范而非领导派头儿的该文作者。该文作者是当今中国法学界较为罕见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行家里手。该文作者的作品至少是在进行论述,而不是在堆砌资料。也许还有不少读者都会惊呼:原来论文还可以这样写。

     

      但是,朱氏风格(就更不要说区区那本书了)应该还远远没有产生“引发了法学界的一些变化”的效果——“无论赞扬,批评甚至抨击”。“关注”与引发变化,还远远不可同日而语。

     

      该文作者呈现给学界的,应该主要不是具体、有形的学术成果,而恰恰就是其作品所蕴含的——“学术品质”。这就是该文作者的贡献!最大、最好的贡献!

     

      我会相当自豪、骄傲的宣称:我是看着朱苏力先生的作品(部分而非全部)成长的。怹不仅是我的授业老师(我曾经当面聆听过朱先生的教诲),而且也是我的心灵导师。在法学学术领域里,怹无疑是对我影响最大的那个人!

     

      此时此刻,我对早已功成名就、确立地位的朱先生的这番评价,应该就不再会起到“极大地鼓励”的效果了。

     

      与其说我是因为朱先生的作品引发了变化,不如说是朱先生的作品激发了我的天性。

     

      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哪里有什么变化呀!这个世界也好、每一个人也罢,该是什么样儿,还是什么样儿。即便貌似改变,那也是本性未变。

     

      一件作品,“如果完全抽离当时的时空背景”还能够具有价值的话,那才能通过时间而非实践的检验,那才堪称精品。

     

      翻烂一本书(这事儿,咱也干过),有可能是对该书作者的最佳致敬!

     

      也许人们实在是厌倦了、嫌弃了那样的主流作品,所以才会将朱先生的另类作品视若珍宝。

     

      二十年来,我一直还算是比较努力(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的一千余篇作品可以作为注脚),“除了出于自己对学术的喜欢外”,应该再没有其他的原因了!我根本就不知道鲜花是什么味儿的,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掌声。至于“卢布”嘛,那就更不要说了。应该承认:间或、偶尔会在网上看到一些鼓励、肯定的回馈。它们也确实“极大地鼓励了我”。

     

      除了我的家人之外,我不认为我对其他人负有什么责任;在本职工作之外,我也不认为我还应该承担什么使命。

     

      我对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惟愿能够将天生之才尽情释放。这与责任、使命都没有任何关系。

     

      我并不亏欠读者或者学术什么。我只是去展现,也无所谓什么贡献。

     

      都已经“此地无银”了,那还说什么、那还有什么必要再去说“不敢如此宣称”呢?

     

      该文作者念念不忘、念兹在兹可是“中国法学”呀!鄙人无需大胆便可宣称:我意欲通过自己的点滴思考去提出个别法学问题。至于最终到底是否能够“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品位,拓展中国法学研究的领域,沟通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以及法学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那可就都已经不是意欲可以左右的事情了。

     

      “但我还是有个问题,关于这本书,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文章:如果我自己对这本书评价不高,那么究竟其中有没有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东西触动了读者?并且,这种东西有没有比较实在的学术价值?”

     

      自知与知人,其实都不容易。

     

      评价,肯定是有标准和参照的。每一个评价者,通常都是以自己的水平、见识为标准和参照的。

     

      箴言:我之美酒,有可能就是你之毒药。

     

      同一个人物、事务,此人评价不高,绝对不意味着彼人也一定评价很低。

     

      前文已述,朱先生的作品(显然不限于那本书,“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文章”),我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当然是以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同一学科的其他学者为参照),其中当然有某些东西触动了我,这些东西确实还是有一定(当然是相对而言的)的“比较实在的学术价值”的。

     

      不吹不黑:朱先生的作品轻松秒杀同时代的其他中国法学学者的作品。当其他中国法学学者还在文献综述和资料汇编的时候,朱先生在刚刚出道之际就已经在摆事实和讲道理了。仅此一点,就完全可以确认朱先生的作品具有“比较实在的学术价值”。

     

      参照对象,决定主观性评价结论。

     

      “回想起来,我认为,在写作这些文章时最突出的要点,一是,始终基于我的中国生活经验而产生的争论和表达的冲动,这就是问题意识。无论是法治与改革/变法隐含的冲突,秋菊的困惑,破产法实践的难题,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法律规避,还是司法专业化,表达自由与肖像权的相互冲突,抗辩制的由来和去向,乃至有关的书评和关于一些学术问题(如:法学后现代主义)的论证。回头来看,我庆幸这每一篇文章的问题或多或少都是真的,都来自当今中国现实,不来自书本;即便是书评,也没有就书论书,也尽力同中国社会或中国学术的问题联系起来。我的分析和回答,尽管借助了一些当时看来有些新意的理论视角和学术资源,关注点还是一直力求贴近中国社会,贴近中国社会的普通大众。我并不关心某个学者或某一派理论是怎样回答某个问题的,我关心的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普通中国人在知情的条件下会怎样看这个问题。换言之,我是在跟着‘感觉’走。这种努力违背了当时非常流行,甚至至今仍比较流行的先看外国法条或法理,然后反省中国,找出差距,努力达标的研究和写作进路,其实就是尽可能贴着中国社会生活经验走,或如同沈从文先生告知的文学写作方法,贴着人物写。无意之间,它令我这个其实相对缺乏社会生活经验、比较书生气的,既没当过律师,也不做法律咨询,几乎从不参加政府或法院、检察院的论证,甚至从不参加法理学年会,一直呆在校园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法治理念、命题和学说,验证并因此在某些层面挑战了当时流行的法治命题,指出了社会大变革中的中国法治的问题甚或尴尬,深化或升华了——而不是神话了——对法治的理解。”

     

      敢问该文作者:您所说的您的“中国生活经验”到底都包括什么方面(该不会就仅限于狭义的“生活”吧)的经验呀?与您的“争论和表达”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关系呀?

     

      愚以为:在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领域里,人生经历与学术成果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我的人生经历极其简单——好似白开水一样。我的“生活经验”与我的具体工作密不可分——前期是基层行政机关公务员、后期是高校法学专业教师。我的“争论和表达”的具体内容主要基于我的公务员实践工作经验和教师理论工作经验。而我的理论工作经验,无非就是来自于阅读和思索。

     

      说白了:阅读和思索就是我的主要的“生活经验”。

     

      好一个“问题意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经验可不必然产生问题意识;产生冲动也不必然孕育问题意识。到底是不是具有问题意识,恐怕还需要另外寻找原因或者出处。

     

      从“无论是……还是……乃至”这些内容来看,不知道哪些部分是基于该文作者的“中国生活经验”?

     

      拜托!长期坐在书斋里的人,请不要轻言“生活经验”。

     

      能够发现问题、提炼问题、提出问题,是具有问题意识的基本表现。

     

      问题意识中的问题,当然仅限于真问题——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

     

      问题,可未必都只能来自于实践或者现实,而不可能来自于书本或者理论。

     

      请不要搞错!问题与实践或者现实“联系起来”,可不等于问题来自于甚至只能来自于实践或者现实。

     

      基于合理推论,应该可以认为:学者提出并试图解决与实践或者现实有关的问题,几乎都没有基于来自于相关实践或者现实的“生活经验”。

     

      朱先生的作品的真正亮点不在于“有些新意的理论视角和学术资源”(这些内容恐怕都不是基于朱先生的“中国生活经验”吧),也不在于“贴近中国社会,贴近中国社会的普通大众”(这样的作品大量存在),甚至还不在于问题意识(这确实已经难能可贵了),而在于铺张甚至奢华的展示了思辨的过程。

     

      该文作者真的“并不关心某个学者或某一派理论是怎样回答某个问题的”吗?那么其相当看重甚至颇为推崇的美国学者型法官波斯纳又作何解释呢?

     

      该文作者声称自己“关心的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普通中国人在知情的条件下会怎样看这个问题”。我晕!倒要请教:这样“一个合乎情理的普通中国人”,到底是指谁?该不会是指该文作者自己吧?普通中国人,自然是数不胜数;而合乎情理的普通中国人,却未必随处可见。为什么要特别关心(进而一定是表述)一个合乎情理的普通中国人的看法呢?除非其作品是社会调查报告,否则的话,当然应该在作品中去表达作者自己的看法。

     

      唯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之人,才能够真正做到——“跟着感觉走”。

     

      有没有搞错!至少法学学界“当时非常流行,甚至至今仍比较流行”的做法根本就不是作品已经体现了基于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而是简单、武断的高喊甚至倚重“同国际接轨”、“向世界看齐”。具体的表现就是:看外国法理的情况相当普遍,而看外国法条的情况则十分罕见——即便再卖力鼓吹、叫嚣“接轨”、“看齐”,也不至于细化到上相同的炕、进一样的被窝的程度。

     

      请问:中国的学术、学界、学者,有反省吗?

     

      可以肯定的是:在外国与中国之间找不同(低龄幼童普遍喜闻乐见的一种游戏活动),绝对是中国学者的拿手好戏。拜托!这应该不能算是反省吧?这最多也就只能算是智力发育可能没有缺陷。

     

      见贤思齐——急于“接轨”、“看齐”之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是,非要拔高秧苗的做法,则实不足取。

     

      逆时尚、风气而行,方为过人之人。

     

      该文作者的作品所表现的不应该算是“贴着中国社会生活经验走”,而只能算是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独特风格。

     

      我晕!难道除了“贴着人物写”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文学写作方法”吗?

     

      该文作者向世人展示了真正的法学学者的风范——“既没当过律师,也不做法律咨询,几乎从不参加政府或法院、检察院的论证,甚至从不参加法理学年会,一直呆在校园”里。这就是、这才是真正学者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必然会“相对缺乏社会生活经验、比较书生气”。这既是他们的缺点,更是他们的特点。由此可见:该文作者的“中国生活经验”可能包括什么、也可能不包括什么。

     

      请千万不要搞错!具备了上述所有外部特征的学者可是远远未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法治理念、命题和学说”的。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更有甚者,也包括那些不想或者不能读书、学习而混在其中的人),应该可以具备上述真正学者的所有外部特征。但是,他们只会“空对空”——从空洞到抽象或者从抽象到空洞,他们可是丝毫也不能摆脱“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法治理念、命题和学说”的。

     

      外在酷似真学者,可未必本质就是真学者。是人生态度决定生活方式,而不是相反。

     

      好一个“无意之间”!这恰恰就是“跟着感觉走”的自然流露之态。

     

      道是“无意”却有心。

     

      作为提出主张的学者(尤其是指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学者),请不要轻言“验证”了自己的结论。因为这已经不是学者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还是应该把“验证”的工作交给时间和实践去完成。

     

      挑战什么——特别是时下正在流行的一些东西,那简直就是学者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我旗帜鲜明、斩钉截铁的宣称:没有挑战(不论是不想、还是不能),就不配被称为学者。

     

      指出“问题甚或尴尬”,这就是学者的职责和使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左氏作品,就是幽默集锦、笑话大全。因为我是能够发现滑稽、荒唐的人。

     

      请该文作者醒一醒!在这个世界上,恐怕还没有任何人会去“神话”法治。

     

      至于深化或者升华“对法治的理解”,倒要请问:这到底是对谁而言呀?是对该文作者自己呀、还是对整个中国法学界呀?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说;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就不应该由该文作者去说。

     

      “也因为贴着生活经验,尽管我相信和追求法治,但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我至少客观上拒绝了强加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工程说。许多文章写到最后,结论都与我的初始预判相反。我没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都当成橡皮泥,有待并任意追求法治的法律人和政府来捏塑,或是玩偶,有待法治概念理想的绳线牵引。虽然并非自觉,我还是觉得或是想到了,并努力展示或论证了,一种法律制度措施,或法治追求,如何可能改变相关人的行为,引发普通人在社会行为上的应对。他们是积极主动应对的,无论以何种方式,无论法律精英认为是好还是坏。法律人可以认为他们桀骜不驯或执迷不悟或顽固不化,缺乏法治信仰,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中国民众不是生来为配合我们的法治理想的,无论这个理想多么的‘高大上’。相反,我们的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程度符合这一代中国人对自身、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想象和情感,而这些情感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塑造的,体现了特定时空中,起码是这些人的人性。尽管我相信人性大致相近,但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会还是会塑造他们。这其中更深的寓意就是,最终创造中国社会法治秩序的不是法律精英,而是这些能动的人,是这些人的行动和实践,无论是出于理性还是出于惯性。这就是我的一个判断,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法治的理论——其实只是些事后的解说或正当化(Tribe T.,1988:2;波斯纳,2016;波斯纳,2002)。”

     

      难道“强加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工程说”就没有“贴着生活经验”了吗?就没有“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了吗?也许,只是没有真切的经验和没有深刻的分析。换言之:仅有隔膜的经验和肤浅的分析,那可是远远不够的。基于此而形成的结论,就很有可能会强行或者生硬。

     

      该文作者的写作,显然不是结论先行的类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就纳闷儿了:该文作者的许多文章到底是如何命名的?到底是在何时命名的?如果结论与初始预判相反的话,那么文章的命名要么在写作之后,要么就都需要推倒重来。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当属奇葩。

     

      不要说该文作者了,就是任意一位学者或者一群学者甚至全体学者,能够“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都当成橡皮泥”来揉捏或者都当成“玩偶”去操纵吗?还是赶快醒一醒吧!能够这样做的,只有拥有权力的国家(在奇葩的情况下,也包括政党)。

     

      请问:“一种法律制度措施,或法治追求”到底“如何可能改变相关人的行为,引发普通人在社会行为上的应对”,还需要去“展示或论证”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项工作似乎也应该不是由法学学者而是由心理学或者社会学学者去完成吧。至少这只是法学领域里相当冷僻的一个问题。

     

      该文作者到底是根据什么就突兀的得出了“他们(应该就是指刚刚提到的‘相关人’、‘普通人’——笔者注)是积极主动应对的”这一结论的?就连方式都可以“无论”,那又是如何断定“是积极主动应对的”呢?法律精英对此到底应该如何表态呢?是应该认为是好呀?还是应该认为是坏呀?

     

      民间谚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在社会公众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当然就是指刚刚提到的“相关人”、“普通人”)“桀骜不驯或执迷不悟或顽固不化,缺乏法治信仰”,这根本就是客观的现象、不争的事实,而完全无需由法律人去“认为”。

     

      拜托!到底是谁、到底有谁不会认为“中国民众不是生来为配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们?——笔者注)的法治理想的”?难道这一点真的有必要讲清楚吗?能否也应该这样认为——“有一点必须清楚”:中国民众不是生来为配合某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的,而不论这个构想是多么的“高、大、上”。

     

      该文作者要么是不知道这样一个著名论断——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要么就是断然否定这一著名论断。因此才会公然宣称:“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程度符合这一代中国人对自身、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想象和情感”。

     

      必须请教该文作者:这就是您基于自己的“中国生活经验”而得出的精彩、精妙、精辟的见解吗?请原谅我的冒昧提问: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到底是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符合了作为中国人的您对自身、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想象和情感呢?面对这个其实应该是您自己留给自己的问题,您到底是回答是呢?还是回答否呢?

     

      也许您的回答是足够机智、幽默的:我所说的“必须”,只是应然,而非实然。

     

      如果这也只是应然而非实然的话,那么这些情感和想象到底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塑造的”、进而到底是否“体现了特定时空中,起码是这些人的人性”,恐怕也就都只能算是毫无现实意义的扯淡了。

     

      拜托!在法律面前,请不要奢谈、空谈文化、历史和人性。

     

      我也“相信人性大致相近”,不仅如此,我更承认“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当然会塑造人。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塑造与人性的形成,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请问:古今中外,哪个时期的哪个国家的法律(应该还不同于“法治秩序”)是由法律精英缔造的?

     

      请问:“这些能动的人”,到底是指谁?到底谁是“中国社会法治秩序”的创造者?

     

      拜托!理性,也是有惯性的。

     

      法律(还远远不同、不及“法治”),肯定不是由“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的。

     

      任何学者(当然包括“法学家”),都不可能去“创造”什么理论,最多、最佳也就只能是尊重事实、合乎逻辑的去“解说”这个世界。使什么东西“正当化”或者具有正当性,那已经是为真正的学者所不齿的行径了。

     

      愚以为:在终极意义上,是整体国民塑造国家,而不是相反。整体落后的国民,只能塑造落后的国家。由此不难推断:落后国家的整体国民,一定也是落后的。

     

      “这些隐含的结论在当年的法学界确实有点异端,因为它拒绝了普世的法治模式,已暗示了中国法治必定‘艰难’,但其中也因此隐含了中国法治最终必须的自我创造。隐含,是因为当年我没那么勇敢和自信。只是2008年后,汶川地震及那年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诸多事件,令我日益明确了这一点。”

     

      该文作者在该文中道出了真意,但是,读者在当时是否能够读出“这些隐含的结论”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就不是“隐含”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异端”。此二者必居其一。

     

      没有必要不显山、不露水的偷偷(这就是重点)抬高自己(颇有几分“凡尔赛文学”之风)。那些结论分明就摆在那里,又何来什么“隐含”呢?隐喻,那是文学写作的手法,显然不适于大量运用在学术写作中。

     

      请向左明同志学习,在自己的作品中,大大方方、从容自信的表扬自己。

     

      不可否认:朱先生的作品“在当年的法学界确实有点异端”,但是,其表现却远不限于拒绝主流、长于隐含、善于暗示。方方面面的与众不同,凸显了其价值。

     

      在之后去过度解析、夸张阐释之前,实属不智之举。

     

      学者的“勇敢和自信”,是由实力为后盾来支撑的。

     

      比较,是直接产生“勇敢和自信”的最有效的方法。

     

      面壁功成可破壁。也许,很多学者都曾经有过捅破窗户纸的那一刻的自我升华之感。鄙人是迟至三十五岁才找到了这样的感觉。

     

      “我庆幸这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是对某个命题的演绎或简单赞美,文章主题都来自生活,即便有的很宏大,如法治与变法的内在矛盾。即便在讨论一些曾经流行其实没什么学术价值的命题(如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也因审慎认真的分析而没有沦为法治意识形态宣传。对一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改革措施或所谓的法治进步,我也努力穿行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立场,关心其实践后果,特别是一些潜在的负面或双刃剑的后果。无论有关秋菊,有关司法专业化,还是有关抗辩制的改革。或许恰恰是这种冷静,即便20多年过去了,文章讨论的问题已改观或复杂了,但相关分析和论述的意义才逐渐展现出来。”

     

      好一个“庆幸”!该文作者以拐弯抹角的方式讽刺、挖苦了自己的绝大部分同行——他们的作品只不过就是“对某个命题的演绎或简单赞美”。我当然会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去这样评价他们,因为他们的确如此。

     

      来自生活或者不很宏大的文章主题,显然未必就高明。买来包子吃的是馅儿,而不是皮儿。

     

      旧瓶装新酒、穿旧鞋走新路,这些可都应该算是开拓创新之举。说白了就是:学术作品应该重内容而轻形式。

     

      为什么会有“一些曾经流行其实没什么学术价值的命题(如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呢?为什么会有相当之多的因缺乏“审慎认真的分析”而主动“沦为法治意识形态宣传”的作品(这些作品已经没有资格被称为学术作品了)呢?这样的问题需要到现实之中去寻找答案。

     

      象反刍一样,反思、反省,应该成为学者必备的品质。能不能换个角度看待问题、能不能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能不能……这些无法尽列的思维方式都直接关乎思维质量。

     

      学术不同于决策,需要的不是“冷静”,而是理性——最大限度的理性。

     

      中国的学术和学者,不仅需要世界观的启发,更需要方法论的启蒙。

     

      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作品,应该会有更加长久的生命力。尽管方法只是为目的服务的。

     

      “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系统分析制度的利弊,不是按照自己的偏好或一时流行的话语来选择支持或赞同某种法治措施或目标甚至口号,尽可能展示社会的复杂关联,尽可能以多学科进路有效切入法学研究,自然展开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和潜力。这些尝试拓展了法学研究的领域,理论法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扩展了法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其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甚或不是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和法人类学,而是被标签为后现代法学的多视角,其实那只是细致具体的辨析,拒绝居高临下的教诲,力求以普通人可能理解的日常语言展开的对话,细密分析、论证甚或雄辩。”

     

      西方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毫无疑问:“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绝不唯一(因此,当然不能表述为——“这就是”)。尽管该文作者所展示的那些研究方法(明显是复数而非单数,因此,至少也应该表述为——这些就是)也许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除了系统分析之外,展示复杂关联和融入更多学科的方法,恐怕也就只能算是部分学者的个人意趣吧。

     

      几乎可以肯定:每一篇作品都最大限度的展现了作者学术研究的“可能和潜力”。请千万别笑!即便是那些不堪入目的垃圾作品,作者也可能是竭尽全力了。

     

      不论是否天生丽质,哪一位姑娘不会、不愿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给世人呢?

     

      尝试的结果,最好还是应该由尝试者以外的人去判断。

     

      难道所谓的“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和法人类学”等就有可能是重要的了吗?

     

      在“细致具体的辨析”之上,贴了“后现代法学的多视角”的标签,真是好有一比:麻子不叫麻子,而叫坑人。

     

      能够做到“细密分析、论证甚或雄辩”,确实令人称道;而“力求以普通人可能理解的日常语言展开的对话”进行论述(至少在朱先生自己的作品中这一点表现的并不突出),恐怕就是矫枉过正、走得太远了吧。

     

      二、什么样的问题?——个案考量

     

      “面对中国社会实际,肯定会触发一些疑问,各种疑问都有价值,常常还无可替代。但在这一前提下,也一定要承认,并非所有问题价值相同,不仅在学术和社会功用上,而且相对于学人自身的关注、偏好和关切的紧迫性。这就有了选择的必要。在此我用一个例子,讨论什么是我喜欢的,或我认为中国法学人应更多追求和关注的,可能会改善中国的法治,提升法学研究水平,并增加学术长久价值的问题。”

     

      问题,因不解而产生,因理解而深化。

     

      没有问题,那确实是一个相当尴尬的结果。一个肯于思考的人,是不可能提不出任何问题的。真正的难点在于:是否能够提出具有价值的问题。必须承认:伪问题、假问题,充斥着法学领域。

     

      提出问题的水平,就是思维能力的典型表现。

     

      问题的价值,是由其答案的价值所决定的。那些未解甚至无解的问题,也具有独立的、另类的价值——导引科学探索的价值。

     

      价值,肯定是主观的,但却不必然是任意主观的。不同的主体针对相同的对象所定义的价值完全有可能并不相同:在相互融合的情况下,力大者胜;在彼此孤立的情况下,各行其是。

     

      价值(显然不同于利益,既有物质价值,也有精神价值),引领行为。个体、群体,概莫能外。

     

      价值排序指导选择。

     

      有没有搞错!“我喜欢的”与“我认为中国法学人应更多追求和关注的”,这完全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两码事。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但却一定不要将此强加于人。

     

      “这有关最近法院对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的刑事判决。具体判决就不赘述了,重点关注是判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减刑’(下文简称‘终身监禁’)。我看到网上一些相关分析和争论(陈兴良等,2016)。但我觉得有些讨论不是很有趣,更多是个教条、概念、定义或参照系的问题,是对即有原则的演绎。这种讨论或争论更像游戏,不能激发思考,不大能拓展我们对生活世界复杂性的理解。注意,我并非批评这些讨论,我知道,这些争论或讨论都发表在报纸上,面对公众,难免甚至必须止步于宣传和介绍法律常识。”

     

      该文作者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中国法学界的大量“讨论不是很有趣,更多是个教条、概念、定义或参照系的问题,是对即有原则的演绎”。

     

      把“这种讨论或争论”比喻为“游戏”,那实在是大大的抬高了它们的身价,因为它们不配。

     

      中国法学领域里的几乎全部作品都“不能激发思考,不大能拓展我们对生活世界复杂性的理解”。当然,朱先生的作品肯定是罕见的例外。

     

      特别是在针对敏感案件、敏感话题的时候,在现有体制之下,又有谁敢于秉笔直书、仗义执言呢?正是在这个意义和角度上,那些发声的学者也就无可厚非了。

     

      该文作者在关键、裉节之处“掉链子”了、胆怯了、退缩了:特别明确指出那些不堪的作品仅仅限定于“发表在报纸上”的范围,而对那些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作品则有意回避了。为什么“面对公众”就“难免甚至必须止步于宣传和介绍法律常识”呢?这个理由实在牵强。

     

      原因再明显不过了:该文作者与那些学者,分明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千万要注意说话的分寸,务必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活路。

     

      “争论问题之一是,判决白恩培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是不是违反了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当一个人犯罪发生在新的刑法颁布(修改)之前,首先考虑适用旧的刑法,除非新的刑法处罚更轻。白恩培犯罪时,刑法对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只有无期徒刑和死刑,没有终身监禁。但无期徒刑实践中通常会有减刑,不会有终身监禁;除了极特殊的例外,一般监禁20多年就会刑满释放。死刑中死缓在缓刑两年后改为无期,也没有终身监禁。近年来基于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来对贪官已基本不判立即执行的死刑了。因此有学人辩称,对白恩培的终身监禁客观上适用了溯及既往的新法并加重了对白恩培的惩罚,违背法治原则。一些刑法学者很有道理且令人信服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我承认这些讨论是有问题意识的,也宣传普及了刑法的一些原则。但我不太喜欢这种问题意识。因为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法律人称之为规范意识的教条意识,是把从旧兼从轻断然视为天经地义,不必思考和分析了,也不必考虑在当下中国社会语境可能隐含的问题。虽然就此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也遮蔽了更多值得深思的重要法律学术和法治实践问题。”

     

      在这一段中,该文作者进行了较大篇幅的背景介绍和普法宣传。对此,我无话可说。

     

      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法律人称之为规范意识的教条意识”。请看清楚:该文作者用“规范意识”去修饰限定“教条意识”。换言之:“规范意识”就是“教条意识”或者“规范意识”就是“教条意识”的一种表现。如此荒诞不经的表达,只能被认为是深度醉话。

     

      至于到底能不能、该不该把一项法律原则绝对化,是不是还会有腾挪、辗转的空间和余地,除了当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之外,这确实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纷争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讨论把刑法的不溯及既往和罪刑法定原则都教条化了,置于不再思考,甚至不能反思的位置,不思考这些原则当年因何发生,有什么时代和技术甚或学术的约束条件了。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但一旦有争议,就不能只是演绎,常常就必须重新检验这一原则的一些前提预设。”

     

      该文作者的这一番论述,完全就是“形而上学”的空谈。

     

      法律原则,在该文作者的头脑中似乎是一团可以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反思意识,当然应该肯定;教条主义,当然应该否定。但是,那还要看反思的到底是什么、教条的到底是什么。对于勾股定理,当然也可以去反思,但那也仅仅只是——可以。

     

      法律原则,不同于具体结论,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穿越时间、跨越空间。其产生的原因、目的和自然、人文、时空背景等约束条件,不可不察。但是,在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律原则的普适性不受挑战。

     

      在我看来:凡是能够被轻易推翻或者改变的,就一定不是法律原则。

     

      请千万不要搞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产生争议的对象并不是法律原则本身,而只是在具体的个案或者特定的情境中到底是否应该适用某个法律原则。而“必须重新检验这一原则的一些前提预设”的情况,一定不会“常常”出现。

     

      “确实,一般说来,对刑事被告的行为予以惩罚,但在产生此行为时,刑法不认为该行为为犯罪或惩罚较轻,这种刑罚违背了法律不溯及既往和罪刑法定的原则,是不公平的。其中的核心辩解之一是行为人没有获得足够的法律告知,有关其行为可能受到什么惩罚,他无法理性且有效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避免法律的惩罚。刑法之所以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就是要将法律上任何好处,即便有争议,都给予刑事被告,这体现了法律的理性和对人的尊重。”

     

      该文作者在论述非自己专业的刑法学相关内容的时候,笔力明显松弛、懈怠,行文显然粗疏、含混。对此,鄙人当然不可细究、不必深究(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发生在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身上)。

     

      著名的法谚:法不公布不生效(翻译成大白话儿就是:如果法律没有公布,那么就没有效力)。这当然也应该成为一项法律原则。

     

      杀人越货,这肯定是犯罪行为,因为这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生活常识了。而偷看女生洗澡、贩卖个人信息、冒名顶替考试等等,这些到底算不算是犯罪(但却肯定都知道不是什么好事),恐怕很多人都会说不清楚。在罪名、罪则日益增多的时代背景下,不好好看一看《刑法》文本,还真不知道到底哪些行为属于犯罪。

     

      法律,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告知的?当然不能指望国家免费给每个人都开展普法宣传,甚至也不能要求国家送法到手(免费给每个人都发放法律文本)。每个人在理论上都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知悉已经公布法律的内容,这才是最靠谱的方式。

     

      而人们是否在现实中能够“获得足够的法律告知”,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

     

      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在希望知道何为犯罪的同时,是否还会渴望知晓如何处罚呢?对于根本就不想犯罪的人而言,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而对于一心要犯罪但却想被从轻发落的人而言,答案则可能是肯定的。

     

      不知法而犯罪,永远都不是可以成立的抗辩事由。

     

      关于“刑法之所以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的理由的阐述足够奇葩——“就是要将法律上任何好处,即便有争议,都给予刑事被告”。倒要请教:在法律(此处应该是指《刑法》)上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好处”呀?

     

      “这个原则抽象看是逻辑自洽的,能自圆其说,但它把真实世界的大量经验材料都抽象掉了,在实践上并非总是成立的。可以作为一种法律人的逻辑思维训练,但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分析对白恩培的惩罚,分析终身监禁,就不像在研究真的和新的问题,相关的演绎就像在‘过家家’。”

     

      法律原则肯定至少需要满足逻辑自恰、自圆其说的最低条件。在行文表述上,法律原则确实是“把真实世界的大量经验材料都抽象掉了”,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法律原则“在实践上并非总是成立的”的结论。

     

      法律原则,只能作为认知既有知识的对象,怎么可能会“作为一种法律人的逻辑思维训练”呢?看书甚至背书,可不能算是逻辑思维训练呀。

     

      请教该文作者:为什么将某一法律原则运用于特定案件的分析“就不像在研究真的和新的问题,相关的演绎就像在‘过家家’”了呢?您反对的到底是这一原则呢?还是这一方法呢?

     

      “首先,支持这个法律不溯及既往和严格罪刑法定教义的理论基础是19世纪对人的想象,高度理性的人。其认定,其实是假定,任何人知道了犯罪受惩罚的严厉程度就会理性选择规避不违法,若在知情条件下仍选择犯罪就是罪犯自主选择了惩罚。康德有违常情但逻辑强悍的死刑主张就是基于这一假定(康德,1991)。这个教义的另一支柱是假定国家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不但永远能抓到罪犯,而且永远能有证据重现一切,确保每个罪犯都受到公正惩罚。”

     

      请问:“对人的想象”,其结果到底应该是什么?难道除了是“理性的人”(倒不至于是“高度理性的人”)之外,还可以是不“理性的人”吗?难道还可以把人都想象为疯子、傻子吗?难道不应该“认定,其实是假定”——“任何人知道了犯罪受惩罚的严厉程度就会理性选择规避不违法,若在知情条件下仍选择犯罪就是罪犯自主选择了惩罚”吗?难道还可以作出相反的“认定,其实是假定”吗?

     

      请试想:如果把刑法不视为毒药而视为美酒的话,那么刑法也就可以休矣了。

     

      我晕!“(康德,1991)”,将康德与1991放在一起,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呢?

     

      一个不重要的题外话:逻辑强悍能够战胜常情常理吗?限于主题,恕不展开。

     

      试问天下:除了上帝之外,谁还敢自称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这个把光芒万丈的桂冠戴在“国家”头上的“假定”,必假无疑。

     

      “这两点都不真实。理性罪犯是会考虑法律规定了什么处罚,但他更多考虑的是自己被抓获、起诉和定罪的概率。即便杀人者都判死刑,仍会有人杀人,因为杀人者下的注是自己不被抓获,乃至有些罪犯杀人仅仅是为降低自己被抓获的概率。即便被抓获的概率100%,罪犯也不可能精确知道自己会受何种惩罚,因为有证据问题,有辩护问题,有多少金钱能购买何种能力的律师服务问题(律师全都依法辩护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律师价格的巨大差别就大致反映了对律师技能甚或关系的市场评价)以及如今罪刑法定都是(也应当)相对的,不再绝对——法定刑3—7年,除了司法腐败,有谁能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

     

      这两点中的前一点,还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只是话不要说的太绝、太满:将“高度理性的人”改为——理性的人;将“任何人”改为——一般人;将“就会”改为——通常会;将“就是”改为——就相当于是或者就有可能是,就很好了嘛。

     

      请千万不要搞错!具有“理性的人”犯罪,可不必然就是“理性罪犯”。如果是基于真正的理性,那可就不会去犯罪了。只有一种可能的例外——主动要求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责,例如:在《水浒传》中,武松为兄报仇,在杀死了奸夫淫妇之后,主动去投案自首;再如:在《警察与赞美诗》中,那个在吃了“霸王餐”之后意欲到监狱里去过冬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理性罪犯”。

     

      蓄谋犯罪者,通常(肯定还有例外)会去考虑“自己被抓获、起诉和定罪的概率(其实就是可能性——笔者注)”。激情犯罪者,不是不去考虑而是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被抓获、起诉和定罪的概率(其实就是可能性——笔者注)”。

     

      请注意:这里的“考虑”,可不能算是真正的理性,而只能算是算计甚至赌博。凡是企图、试图、妄图逃避罪责的人,就都不能算是“理性罪犯”。只有一种可能的例外——在事实上已经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例如:当今中国公职人员普遍存在的职务犯罪。大家都一样——谁也不干净,因此根本就不算事儿。在此种情况下,完全无需逃避罪责,尽管大大方方去干就行了。此种奇景,只有在腐败盛行的国家才会出现。

     

      愚以为:犯罪只能因故意而产生。所有的过失犯罪,都不应该算是犯罪,而只能算是违法。

     

      愚以为:有这样一类犯罪,似乎可以被称为无奈犯罪甚至被迫犯罪。例如:因饥饿而偷盗、因报复而害人。这类犯罪属于反弹回馈型或者反作用力型犯罪,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如果作用、施加于行为人之上的外部因素没有减少的话,那么这类犯罪也就很难减少,而与行为人是否考虑“自己被抓获、起诉和定罪的概率(其实就是可能性——笔者注)”以及考虑的结果均关系不大。

     

      换言之:并非所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都是——赌徒,都在赌命——赌自己可以逃避罪责。

     

      破案率决定逃罪律(此二者之和为百分之百)。除非,犯罪行为未被警方知晓。相当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贪污受贿犯罪警方都不知晓。

     

      打错了如意算盘——低估了警方的破案能力的罪犯,应该是少之又少。这类人如果不是有意挑战警方而玩儿现了、演砸了的话,那么就基本上都属于脑子进水的人。

     

      除了电影里的超级特工或者小说里的作案高手,在现实中,有几个“杀人者下的注是自己不被抓获”?他们倒也不是不敢下注,而是根本就没有心思把逃脱罪责当成赌博。

     

      杀人灭口,通常是为了“降低自己被抓获的概率”。但这也不是在下注赌博,而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至少可以拖延被发现、被抓捕的时间。

     

      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到底是否“精确知道自己会受何种惩罚”,这是一个对局外人而言的重要的问题吗?除了金钱(既可以合法使用,也可能非法使用)之外,控方的证据、律师的辩护等等,这些可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不能够把控的因素。

     

      我晕!“法定刑3—7年”,这难道还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吗?

     

      拜托!“能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判几年”,这可还远远算不上是司法腐败。那么什么情况才能够算得上是司法腐败呢?当然是出于非法目的而违法裁判了。除非,这里的“事先”是指在审理之前,而不是指宣判之前。

     

      “即便理性的犯罪也常常伴随了情感或情绪(Bandes,2000),因此有些犯罪甚至可以视为罪犯满足自身情感和欲望的一种‘消费’(北京晨报,2007)。有人先凶残杀人然后自首,想的不是如何避免受惩罚,而只是逃脱死刑的惩罚,也有人‘不蒸包子争口气’的犯罪,因此刑法的所谓‘告知’只是学者的书斋想象。这意味着不同人的理性算计是不统一的,是非常主观的,或者说人的理性不能简单等同于学人的算计。也因此,当代的法律行为经济学已经把情绪和个人的种种怪癖也纳入理性分析了(Sunstein,2000:ch.1)。”

     

      理性与“情感或情绪”,当然可以集于一人之身,只是存在何者较多、何者较少的问题。

     

      有没有搞错!“满足自身情感和欲望的一种‘消费’”,这可不是“情感或情绪”,而恰恰是理性。

     

      何谓理性?请允许我给出一个极为模糊的界定:逻辑清晰、因果明确。

     

      以“逃脱死刑的惩罚”(远未必能够得逞)而非以“避免受惩罚”(这几乎无法实现)为目的的“先凶残杀人然后自首”,这到底算是什么?当然应该算是理性胜过“情感或情绪”的情况。

     

      反观“‘不蒸包子争口气’的犯罪”,这到底算是什么?当然应该算是“情感或情绪”胜过理性的情况。

     

      理性,还远远不等于正确。基于理性而出错,再正常不过了。恰如远非只要符合逻辑就一定会对一样。更何况,在很多情况下,结果的正确与否还是因人、因事而异的。

     

      有没有搞错!不同学人的算计也一定“是不统一的,是非常主观的”。在这一点上,“人的理性”与“学人的算计”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晕!“情绪和个人的种种怪癖”与理性,怎么能够将此二者混为一谈呢?对“情绪和个人的种种怪癖”——进行理性分析,毫无问题;将“情绪和个人的种种怪癖”——“也纳入理性”进行分析,恐难成立。希望该文作者对这两种情况能够掰得开镊子。

     

      到底因何而来“也因此”?我肯定对“当代的法律行为经济学”一窍不通,但是,我有理性、我会分析、我不迷信、我不盲从。

     

      “而且,在特殊情况下,任何法定原则也不应规定现实世界的行动。针对阴谋恐怖活动的立法,加重了处罚,真的就不能容忍吗?想想宪法不是个自杀协议的说法!想想911之后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波斯纳,2010)。你可以批评它溯及既往,但世界上还有一种‘必要之法’(law of necessity)(Posner,2003:ch.8)。”

     

      言外之意:在一般情况下,法定原则可以规定现实世界的行动。那么倒要请教:在特殊情况下,现实世界的行动到底应该如何予以规范呢?

     

      请问:“针对阴谋恐怖活动的立法,加重了处罚”的情况,违背法定原则了吗?

     

      实在抱歉!对于“宪法不是个自杀协议的说法”和“911之后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我完全不知所云。因此也就根本无法开展任何批评。

     

      对于“必要之法”,我倒是充满好奇。

     

      “这还是一般层面的分析,更重要的是此案。白恩培贪污受贿数量巨大,即便有些可能不是他本人收取的,即便他从来没学过法律,他也应知道,这是犯罪,是重罪,甚至有可能判处死刑。中国虽然近年来没有对贪污罪适用死刑,但过去20年来还是对不少高级干部适用过死刑的,胡长清、郑筱萸、慕绥新,甚至对比白恩培级别更高的干部——成克杰——也适用过死刑。他可能不知道这些判例吗?我无法证明他知道。但我相信,任何一位中国法官或中共党政干部都会‘不存在合乎情理地怀疑’地相信白恩培知道这些判例。如果从旧,贪污受贿2.4亿,他应当知道自己是有死罪的。当然,还可能有律师矫情,白恩培不知道自己贪污的精确数额,因此白恩培无法预知自己的死罪。但如果这不是死磕战术,就只能是愚蠢或无耻了。就算白恩培不知道,难道这个责任不应由他承担,难道要由社会责任吗?社会何以可能预知白恩培的贪污数额,又如何告知或警告他?难道,由于白恩培连自己受贿金额都不知道,因此很难说他有故意实施的受贿,这一受贿罪就应存疑?甚或‘疑罪从无’?”

     

      请教该文作者:在今日之中国,真有“判例”吗?恐怕只有案例吧。

     

      没有哪个贪官污吏不知道在法律上贪污受贿是犯罪。但是,他们(无关性别)更清楚的则是:在现实中,这根本就不是事儿,只有点儿背到家的极个别倒霉蛋才会被法办,其概率比花两元购买彩票中五百万元头奖还要低。这可不是感情用事,而完全是理性分析。

     

      为什么要去证明白恩培是否知道相关判例?是否知道相关法律规定?是否知道自己可能的下场?

     

      为什么忽而是“无法证明”?忽而又是“但我相信”呢?难道“相信”的内容(况且极端到“任何一位……都会‘不存在合乎情理地怀疑’地相信”的程度)不需要被“证明”吗?为什么自己不前后一致呢?

     

      具体的量刑标准,已经不是法律(狭义而非广义)规定了。

     

      贪污受贿的数额真的已经多到数不清的程度了吗?这里的数额似乎应该是指数量级,而非指具体数字。具体的量刑标准,也只会针对数量级,而肯定不会针对具体数字。

     

      难道死磕就不可能是愚蠢、无耻了吗?

     

      关键的问题是: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之上的死磕、愚蠢、无耻表现,是否构成违法或者犯罪。

     

      其中的“由社会责任”,明显应该是由社会承担责任之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由社会承担责任?其实答案很简单:不由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体承担责任(其表现就是:不受法律追究),这一结果本身就意味着是由社会承担责任。

     

      我的追问:社会在“预知”、“告知或警告”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体等方面,真的是无可指摘、无可厚非的吗?难道所有的犯罪不都是社会病症的直接或者间接反映吗?

     

      是否清楚自己贪污受贿的具体数字与是否构成故意犯罪以及犯罪行为是否存疑,没有任何必然关系。

     

      “因此,若认为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对白恩培只应也只能判死缓以下的刑罚,该推理前提就是,从来不可能也不应对白恩培判死刑立即执行。论者可以如此判断,如此结论,但问题是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他并非此案法官,他可以要求法官,但他不能替代法官决策。即便是法官,当他个人的信念和主张与法律发生冲突时,该让步的不是法律,而只能是也必须是他的信念。”

     

      我晕!“只应也只能判死缓以下的刑罚”的“推理前提”居然就是“从来不可能也不应对白恩培判死刑立即执行”,这到底是哪门子逻辑推理呀?这是正常之人的正常表述吗?

     

      拜托!到底是谁“替代法官决策”了?是“论者”吗?倒要请教:“论者”到底是如何“替代法官决策”的?难道裁判文书是由“论者”撰写的吗?难道“论者”可以要求法官如何撰写裁判文书吗?……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

     

      法官内心的信念(但却不包括公开的主张)完全有可能会与法律发生冲突。在此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让步”的问题,法官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的服从法律。

     

      三、什么样的问题?——制度考量

     

      “但即便如此,这样讨论终身监禁也还太局限。其意义仍局限于白本人。虽然个案公正非常重要,不仅对于当事人,也对于法官和律师;但如果能看到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些社会意味,我觉得意义更大。此案中就有这样的问题,即刑法修正案(九)隐含的一些更为重大具有一般刑事法律政策和社会意义的问题。这是律师和法官通常不大关心或没有或不太有能力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法学人更多要做的不是,或至少不只是,当法官或律师的导师,教他/她们如何适应法条,那本来就是法官和律师的职业领地,而是要与法官和律师分工负责,分析考察法官律师立法者没有关注或因没时间或无心而忽视的问题,具有一般性的且有经验后果的问题,尽管这本来更多是立法者应关心的问题。”

     

      请问:“这样讨论”的主体到底是谁?这种局限性到底是由谁造成的呢?

     

      个案公正的重要性,远不限于当事人以及法官和律师,当然更应该及于其他社会成员。

     

      作为没有部门法专业背景的该文作者,可能也就只能设法去探寻“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些社会意味”了——借法律的题目,去展示非法律的内容。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支撑这种做法会“意义更大”的结论。

     

      拜托该文作者!请您对“刑事法律政策”进行一下名词解释。

     

      请问:法律或者法学专业人士是否有必要去关心法律规定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呢?

     

      对于法律规定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律师或者法官(其实也包括几乎所有法学理论工作者)除了“通常不大关心”之外,绝对不是“没有或不太有能力”去关心,而是没有、不太有必要去关心。该文作者自鸣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这番表述,明显不当。

     

      请教该文作者:到底能有多少法官或者律师会把法学人(而非法学家。下同)当作导师呀?难道对于“如何适应法条”的问题,法官或者律师还要去、还会去请教法学人吗?您对法学人的虚妄假设完全没有道理呀!

     

      拜托!难道法学人与法官或者律师是“分工负责”的关系吗?难道前者应该对后者的工作进行查找漏洞、拾遗补缺吗?

     

      此处的“法官律师立法者没有关注或因没时间或无心而忽视的问题”,当然应该仅限于法律问题或者法学问题(其实主要就是法学问题,有可能会表现为“具有一般性的且有经验后果的问题”),当然不是任何其他问题,也不可能是那些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

     

      请注意该文作者的表述——“法官律师立法者”。在很随意、不经意之间就将立法者与法官、律师置于并列地位。这应该算是逆天的思维逻辑了。需要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方可进入的职业包括法官、律师等,但却肯定不包括立法者。在今日之中国,立法者根本就不是一个职业。更有甚者,人们根本就无法明确界定立法者的内涵和外延。到底谁是中国的立法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每一位或者全体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每一位或者全体组成人员吗?抑或是其他阿猫、阿狗吗?该文作者对立法者这一名称所对应的客观现实应该毫无概念。

     

      立法者更多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当然是利益分配、权力配置这一类的问题,而肯定不会是——“具有一般性的且有经验后果的问题”。

     

      “首先,终身监禁看起来是很严厉的惩罚,至少法制宣传效果上如此,但在当今中国社会未必如此,至少不像法学者想象得那么严厉。就白恩培案的实际执行效果来看,这很可能比15年有期徒刑加开除公职还轻一点。起码,终身监禁确保了白恩培终身获得完全的医保和养老,对许多普通中国人这都还是种难以想象的福利。包括我和参加讨论的各位法学家都不可能获得白恩培因终身监禁可能获得那种医保,即,至少从理论上他很可能一分钱不花,我们至少要支付门诊费用和百分之十的医药费。此外,白恩培在监狱里,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他甚至无需支付看护费用,这也就免除了他家人沉重的看护负担。国家必须拿钱替他雇了一个或半个护工。即便这是伴随对他的惩罚而来的,客观上也是福利。这意味着,他受的惩罚恰恰因终身监禁减轻了。”

     

      终身监禁的原本含义与终身监禁的执行效果是否必然吻合一致,需要让事实来回答。

     

      我的想象力可能是过于贫乏了,真的很难想象“法学者想象”的结果会是什么。该文作者算不算是“法学者”呢?我想象:其想象的可能就没有“那么严厉”。

     

      我的天呐!终身监禁就意味着“终身获得完全的医保和养老”,该文作者的这个观点不是奇葩,而是雷人!难道终身监禁还可以不被开除公职吗?难道终身监禁还可以被认为是保留公职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所有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就都相当于是获得了公职——肯定可以享受“医保”。

     

      终身监禁“对许多普通中国人这都还是种难以想象的福利”,该文作者的这句话足以载入中国法学的学术史册!因为它确实产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效果。

     

      也许,该文作者根据通过打听、搜寻获得的信息得知:终身监禁者如果患病需要医治,“至少从理论上他很可能一分钱不花”;“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他甚至无需支付看护费用”。对这些内容的真伪,我不屑去核实。

     

      我倒是道听途说过这样一些流传很广的说法:死刑犯的家属需要支付执行死刑的子弹费用;服刑人员需要通过强制劳动来换取自己的生活待遇(可能还会有盈余)……对这些细枝末节的真伪,我不屑去核实。

     

      好一个“客观上也是福利”!倒要请教:服刑犯人的吃、喝、拉、撒、睡是否“客观上也是福利”?难道这也意味着他们受的惩罚恰恰因刑罚执行而减轻了吗?

     

      这都是什么诡异逻辑呀!我相信:该文作者在做上述表述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

     

      请教该文作者:您这位“法学家”是否对白恩培暗中羡慕、心生嫉妒呀?您是不是特别想过上白恩培的牢狱生活呀?

     

      “注意,我在此不是提任何量刑建议,这不是我的事,即便我有责任,也不适合在此考察。我在此只是建议立法者,法学人都不要仅从概念上理解刑罚严厉与否,还要从经验层面来理解和考察。这其实就是普通人的立场和视角,而不是从康德或罗尔斯那种玄思层面。”

     

      请教该文作者:什么应该是您这样的“法学家”的事?什么应该是您这样的“法学家”的责任?您应该怎么去干您的事?您应该怎么去履行您的责任?

     

      请问:“立法者”与“法学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前者必然是后者吗?

     

      难道中国的立法者真的是“仅从概念上理解刑罚严厉与否”吗?如果您所谓的“经验”就是指您所说的——终身监禁者如果患病需要医治,“至少从理论上他很可能一分钱不花”;“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他甚至无需支付看护费用”的话,那么倒要请教您:难道立法者不具有您所具有的这些“经验”吗?难道这些“经验”是您所独具的吗?

     

      还要请问该文作者:难道“普通人”都知道、都具有您所谓的“经验”——上述的“立场和视角”吗?难道立法者都“是从康德或罗尔斯那种玄思层面”思考问题、开展工作的吗?

     

      “其次,鉴于终身监禁首先会是对贪官普遍适用的惩罚,有法律人或法学人出于其他考量还试图将之普遍推广,因此有关分析就不再是白恩培一个人的问题,不再是个案问题,至少也是一个公共政策和政治治理的问题。不仅一批罪犯可能落入这个范畴,而且这意味着,中国的监狱,其实是国家,必定为此要多支付一大笔费用。这个负担最终会落在纳税人身上。这个问题无法避免。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对老年罪犯的终身监禁不增加财政支出,肯定会引发这些囚犯的人权问题。但只要管,这笔费用就不是个小数。我曾同狱政工作人员请教过这个问题,由于长期监禁,许多老年罪犯,已经成了监狱和国家的巨大负担。不少罪犯的家人事实上借机把犯罪老人的养老问题推给了监狱和国家,也就是推给了纳税人。这些问题,律师和法官和检察官或纪委通常不会考虑的,他们的任务大致是把罪犯送进法院和监狱。但立法者,以及法学人,则从一开始就必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面对注定有限的财政税收,人力物力,立法者必须做出决断。个别刑法学者仅仅关注教义学是可以的,但整个刑法学界不考虑这个问题则不合适,因为这一定会影响刑事司法实践,影响刑事政策。甚至这还意味着全社会的监禁人员数量增加,要建设更多的监狱等一系列问题,是牵连很广的法律实践问题。这其实已经是世界性的问题。想想,为什么在日本、南非和美国等国家监狱会私营(都市快报,2009;每日新报,2007;南方周末,2012),关键就是要减少国家的费用,尽可能让监狱自负盈亏。据实证研究,在美国,监禁一个超过70岁的老人所需要的费用大约为60000到70000美元之间,这大约是两位普通工人的税后收入(Porcella,2007)。面对这一现实约束以及国外已有经验,终身监禁是否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法治建设的最佳实践选项,就不只是从概念层面推断就能看清的,在实践上,至少应当慎重。”

     

      难道不再是个人问题、不再是个案问题,就一定会“是一个公共政策和政治治理的问题”吗?那么所有事关立法的问题就自然都是“公共政策和政治治理的问题”了。在讨论法律或者法学问题的时候,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词汇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请问:这“一批罪犯”的数量到底有多大?如果没有事实、只凭想象去推测这一数量的话,那么“必定为此要多支付一大笔费用”、“这笔费用就不是个小数”的结论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键的问题是:该文作者所假想的这一情况分明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对于任何一个头脑清醒之人而言都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完全无需烦劳该文作者在这里大费周章的进行旁若无人、自我陶醉式的论述。

     

      老年罪犯的服刑与终身监禁,完全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在没有终身监禁制度的情况下,一直存在老年罪犯的服刑情况。该文作者意欲借终身监禁之题进行充分发挥,根本无法成立。

     

      好一个“人权问题”!恐怕您所知道的“人权问题”大多都是您可以知道的“人权问题”。剩下的“人权问题”,更多要依靠个人丰富的想象了。

     

      该文作者明显将“许多老年罪犯”与终身监禁混为一谈,但愿不是为了混淆视听。

     

      请想一想:就连普通的、一般的“狱政工作人员”都心知肚明、了如指掌的事情,相关领域的“律师和法官和检察官或纪委”,又怎么可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呢!这简直就是该领域里的基本常识!根本就不可能是该文作者的真知灼见(该文作者充其量也就是某些“经验”的二道贩子)。

     

      好一个“借机……推给”!请教该文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罪犯的家人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还能够不“借机……推给”吗?不知能否模仿造句如下:不少死刑犯的家人事实上借机把死刑犯的丧葬问题推给了监狱和国家,也就是推给了纳税人。

     

      我晕!难道律师和法官的“任务大致是把罪犯送进法院和监狱”吗?这得是多么大号的法盲才能说出的话呀!

     

      其实,该文作者正在讨论的是刑罚执行这个宏大命题(之中的某些个别细小问题)。相当遗憾的是:该文作者完全不具备讨论这个专业问题的知识背景。

     

      这一明显重大的问题,立法者和相关领域里的法学人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呢!难道他们没有从一开始就“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吗?难道他们没有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决断”吗?

     

      该文作者认为“整个刑法学界不考虑这个问题”,这个结论有事实支撑吗?如此不客气的跨界发言,不明就里的我真为该文作者捏一把汗呀。

     

      刑事立法和刑罚执行当然会事关监禁人数、监狱建设等方方面面的诸多问题。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认为“这其实已经是世界性的问题”了。这分明只是国家性的问题。

     

      在中国官营但在日本、南非和美国等国家私营的行业会有很多,远不限于监狱一种。

     

      让监狱自负盈亏,那是多么没有追求的目标呀!唯有扭亏增盈,那才是值得炫耀的傲人成就。

     

      请联想在《狱中杂记》(清代文学家方苞先生的作品)中所描述的情节,监狱分明就是一个极佳的牟利工具。

     

      我晕!即便是需要开展“实证研究”,可是为什么要以美国为例呢?难道就不能以中国自己为例吗?区区一个“监禁一个超过70岁的老人所需要的费用”(显然应该是以年为单位)的问题,难道中国自己就没有这方面“实证研究”的成果吗?难道在这个问题上美元比人民币具有更大、更强的说服力吗?

     

      面对中国问题,却去寻找美国答案,这已经不是舍近求远了,而分明就是缘木求鱼。

     

      难道中国自己就没有“监禁一个超过70岁的老人所需要的费用”的“已有经验”吗?难道没有终身监禁就不会有监禁超过70岁的老人的情况了吗?

     

      拜托!有谁说终身监禁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法治建设的最佳实践选项”了?

     

      恰恰是该文作者自己抛开实际情况(监禁超过70岁的老人的情况客观存在,但该文作者却置若罔闻;而终身监禁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则接近于零),只是从概念或者逻辑层面进行“推断”就能、就敢得出结论,这算不算是“贼喊捉贼”呢?

     

      “第三,对白恩培这类罪犯,有强烈义愤很正常,我也深恶痛绝。但在实践层面,你真的可以将之终身监禁。如果白培恩90岁了,或是癌症晚期,昏迷了,难道真的终身监禁?不能让他家人领回家,或是让他死在医院,死前有他的家人在身边?这种惩罚真的那么必要吗?这种严厉或残忍真的是终身监禁的惩罚效果所必须的吗?我不是个软心肠的人,在法学界我一向公开主张保留死刑,反对废止。但无论心肠软硬其实都要考虑效果,刑罚不是为置气或煞气,但更不能用来折腾自己——司法体制、政府、狱警或纳税人。从实践层面来看,无论如何严格,我估计,几乎所有终身监禁的罪犯,最后不是死在救护车上或无疾而终,都会死在医院里。到这时还有绝对必要不允许罪犯家人陪伴,即便是有限的?因此,实践中,最终一定是个名义上的终身监禁。我判定,刑法修正案(九)这一条的最终实践形态一定会是,至少是,临终前的变相假释——保外就医(注意,刑法修正案(九)甚至不禁止保外就医)。终身监禁因此对于50多岁的贪官加重处罚的意义会非常有限。实践中也容易出其他问题。或许,这一修正案的最大(尽管不是全部)意义就是在语词上令许多法律人觉得我们的法治又进步了?!”

     

      该文作者这明显是要质疑甚至否定终身监禁制度的节奏呀?即便如此,也应该拿那些早已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来说事儿呀!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国第一例终身监禁的犯人白培恩,留给该文作者的仅仅只是无限的遐想——“如果”。这也就使该文的论述大为失色。我就纳闷儿了:在这个时候,该文作者为什么不去借鉴外国“经验”了呢?

     

      依照该文作者在此处的表述,终身监禁的惩罚效果似乎不必要、不必须“严厉或残忍”。可是,就在不远之前,该文作者还在叫嚣——“就白恩培案的实际执行效果来看,这很可能比15年有期徒刑加开除公职还轻一点”。

     

      终身监禁的惩罚效果,到底是轻了呀?还是重了呀?您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呀?

     

      请不要搞错!在学术研究和理性表达时,“心肠软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请教该文作者:如何判断刑罚是否被“用来折腾自己——司法体制、政府、狱警或纳税人”?每天都在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呀!这算不算是“折腾自己”——国家、国民和纳税人呢?

     

      请允许我模仿造句如下:从实践层面来看,无论如何贫穷或者富有,我估计,几乎所有的人,最后不是死在救护车上或者无疾而终,就是都一定会死在医院里。

     

      难道这不是最正确的废话嘛!

     

      请教该文作者:在对死刑犯执行死刑的时候,“还有绝对必要不允许罪犯家人陪伴,即便是有限的”吗?

     

      您这明显就是情感战胜理智、激情冲昏头脑的节奏呀!

     

      在刑法修正案(九)不禁止保外就医(至于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变相假释”,已经相当不重要了)的前提下,那又何来“名义上的终身监禁”呢?

     

      拜托!作为一种明确的刑罚执行方式,终身监禁怎么能够被认为是“加重处罚”的表现形式呢?

     

      对于一个在职的贪官(如果已经超过退休年龄才被追责的贪官,则另当别论),在没有极端情况发生的前提下,在监狱中终其一生,这难道也可以算是意义“非常有限”吗?难道“这一修正案的最大(尽管不是全部)意义就是在语词上令许多法律人觉得我们的法治又进步了”?该文作者的感觉会不会过于迟钝、麻木了。

     

      如果在“实践中也容易出其他问题”,请您直言。打开天窗说亮话,会更有助于把问题讲清楚。

     

      “鉴于以上几点,即便我不质疑对白恩培本人的量刑,却不能不令我对作为制度措施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坚持和推广保持一份迟疑?我这个迟疑和猜忌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我曾听到有高层法律人和法学人主张废除死刑,用类似诸如50年长刑期乃至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种措施来实现刑法人的废除死刑的伟大梦想。这令我担心,也许三五年后甚至更早,就会有学人或非学人却以纯学术的名义建议,依据一些严重剪裁的所谓经验,向中央建议推广。但最终是全体中国普通纳税人守法公民为此买单。注意,不仅是为罪犯的‘福利’买单,更是为部分法律人废除死刑的所谓伟大历史成就——其实更可能是个历史错误,如果成功的话——买单。每每想到此,我只能用霍姆斯的话安慰自己:‘如果美国人民想着下地狱,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尽快把他们送到那里’(M.D.Howe,1953)。但霍姆斯是大法官,比我年长多了,他可以不负责任,其实只是口头上。我是个学人,没打算早死,不敢像霍姆斯那么率性恣意。我只能说,如果这个社会就愿意让法学界的‘本山大叔’忽悠了,可别说没人告诫过你!”

     

      一方面,该文作者很有可能尚不具备“质疑对白恩培本人的量刑”的能力;另一方面,该文作者“对作为制度措施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坚持和推广保持一份迟疑”也完全就是言不及义、不得要领。该文作者的专业背景、知识储备无法为该文作者很好把握、驾驭这一论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条件。

     

      绝对不是自谦,对于这一专业性极强的论题(即刑事立法以及刑罚执行),就是打死我这个研究行政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的人,我也是不敢去染指的。如果非要去的话,也一定是去“打酱油”——只增笑料尔。

     

      不能摆正位置的学者,一定不是一个好学者。

     

      请看清楚:仅仅是“并非空穴来风”,该文作者就敢于以学术研究的姿态去“迟疑和猜忌”了。

     

      我们姑且可以善意的认为:这是大胆假设。但是,我们更加看重的则是:请您小心论证。

     

      拜托!您所谓的“高层法律人和法学人”,到底有多高呀?到底在哪层呀?

     

      我十分诧异:难道“用类似诸如50年长刑期乃至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这种措施来”实现废除死刑的目的居然只是中国“高层法律人和法学人”的伟大梦想吗?

     

      我晕!非学人为什么可能会、有必要“以纯学术的名义”提出建议呢?

     

      拜托!您所谓的“中央”,到底是几个意思呀?这一次为什么不是立法者了呢?

     

      请问:为什么要、为什么会“严重剪裁”所谓的“经验”?

     

      难道“中央”对经过“严重剪裁的所谓经验”会毫无意识、毫不察觉吗?这是不是也太小看、太低估了“中央”的真正实力呢?您的“担心”算不算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呢?

     

      难道所有的刑罚执行的开销不都“最终是全体中国普通纳税人守法公民为此买单”吗?这与是否实施终身监禁制度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请教该文作者:公正,价值几何?是否应该为公正买单?

     

      伴随着社会进步,不要说罪犯了,就是动物都已经开始享有“福利”了。

     

      作为人的罪犯应该享有福利,这已经不需要讨论了,可以讨论的只是——罪犯应该享有什么福利。这难道不恰恰就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历史成就”嘛!

     

      君不见:执行死刑的具体方式也在发生不断演变——向着更加人道的方向转变。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罪犯“福利”。我们每一个逐渐文明进步的社会成员,都有理由为这样的转变——这样的罪犯“福利”买单。

     

      大量罪犯的长期服刑必然会增加国库开支,这是任何一个不傻的人(可能也包括轻度智障的人)都知道的常识。该文作者打算盘的水平(也就是加、减、乘、除那点儿事儿),应该达到了及格的成绩。难道这就是该文作者的深入思索吗?难道这就是该文作者所谓的“社会意义”吗?

     

      看到了“霍姆斯的话”,我禁不住又要模仿造句:如果世界人民想着上天堂,那么我的责任就是尽快把他们送到那里去。

     

      请问该文作者:身为大法官的霍姆斯,对什么“不负责任”了?难道是他所说的那句话中所指的事项吗?请您还是不要不解风情、误解人意了吧。

     

      我真的没有看出来霍姆斯有多么的率性恣意,但却看到了该文作者确实是如此的率性恣意。我只能说:该文作者就是一位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法学界的‘本山大叔’”。

     

      如果有人被该文作者给忽悠了,可千万别说没人提出过警示!

     

      四、谁的问题?

     

      “不仅什么问题重要,有时好的问题意识还关涉某个问题是谁提的。因为,在一个职业分工、社会分层的社会中,一个坚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学人必须有这一点自觉。”

     

      以提出问题之人的身份、地位来区别问题的高低,不可理喻、愚不可及。

     

      虽然提出真问题、好问题的人到底是谁并不重要,但是,经验已经反复证明:通常就是那些能够提出真问题、好问题的人才会提出真问题、好问题(这酷似多余的废话)。他们(无关性别)往往是聚精会神的专业工作者,而非兴之所至的业余爱好者。

     

      试问天下:当今社会的学人,还有几个能够做到“坚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学人要想提出真问题、好问题,仅有自觉那可是、还是远远不够的。

     

      “继续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是否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的争论为例。起初,我从理论逻辑分析‘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违反了从旧兼从轻’的命题,觉得完全不成立,觉得这一命题主张者有点矫情,这也就是我前面说觉得像是‘过家家’的来由。后来我发现,这个命题不那么简单。如果这个命题首先在某个个案,如白恩培案,获得学界和司法界(公检法、律师乃至纪委)的认可,那么涉案罪犯所受的实际惩罚就会大大减轻,即便死缓然后无期,实际监禁通常也就20多年。对于白本人,鉴于他已经70岁了,这个刑期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几乎没区别。但这对于一位刑事辩护律师的‘成功’辩护而言,很重要;但对他之后的类似案件的辩护以及整个刑事辩护律师界的类似辩护,都很重要。”

     

      能够仅仅从“理论逻辑”层面去分析某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命题是否成立吗?

     

      同一个行为,往难听了说是矫情,往好听了说就是较真儿。

     

      我晕!在个案中,如果“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违反了从旧兼从轻”这一命题成立并且获得了审理法院的认可(这比其他主体的认可远更重要)的话,那么为什么“涉案罪犯所受的实际惩罚就会大大减轻”了呢?终身监禁到底是死刑的替代品、还是死缓的替代品?正确的理解似乎应该是:其结果不应该是将终身监禁置换为死缓,而应该是将终身监禁置换为死刑。这又何谈“大大减轻”呢?

     

      在此处——针对白恩培,该文作者自己也认为“这个刑期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几乎没区别”。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针对某些罪犯,长期施行的“死缓然后无期”与该文作者正在质疑的终身监禁——“几乎没区别”。

     

      我想要说的是:无期徒刑和“死缓然后无期”与终身监禁,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该文作者质疑终身监禁的所有理由,也都可以适用于去质疑一直长期施行的无期徒刑和“死缓然后无期”,甚至是所有的刑罚种类。这就足见其荒唐可笑之处了。

     

      律师辩护“成功”的标志可不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违反了从旧兼从轻”这一命题成立并且获得了审理法院的认可,而是被告人的刑罚被置换为死缓。如果被告人的刑罚被置换为死刑的话,那么可就是大大的失败了。

     

      “因为只要在一个案件有突破,那么就成了事实上的先例,即便不决定也会深深影响类似案件的量刑,就如同如今对贪官已经基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一样。刑法没有废除对贪污受贿者的死刑,但作为司法实践的对法官有强大约束力的惯例,已经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了(我完全接受这一惯例)。若这一说法成立,对于整个律师界来说,就会是个重要的利好消息,至少对今后几年内惩治的贪官,只要其贪污受贿是在刑法修正案(九)发布之前,就会是个‘福音’,岂止是个福音,那就是可以逃脱终身监禁。这一分析不全来自我的浮想联想,事实是,提出这个曾令我困惑不解的问题的法律人,虽身在学界,却更是一位刑辩律师。恰恰是他的双重身份,才令我一下子解开了自己‘图样图森破’的困惑,理解了他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背后潜藏的长远职业利益考量。”

     

      该文作者可能一直都没有能够正确理解终身监禁措施出台的真正原因——就是要给现行刑罚执行体系打个补丁。其主要功能就是:针对特定类型的罪犯不宜适用死刑(恰如该文作者所说的“惯例”——“如今对贪官已经基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但又不能太“便宜”了他们——去适用“死缓然后无期”,因此设置了终身监禁去取代死刑而非取代“死缓然后无期”。

     

      对终身监禁本身的质疑与针对个案适用终身监是否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完全就是两码事儿。而该文作者硬是将此二者给活生生的纠缠在了一起。

     

      本人无意也无力去探讨针对个案适用终身监是否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这一问题。

     

      作为刑法学的门外汉,我只能说一句外行话:如果贪污受贿犯罪的被告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话,那么被判处弱于而非强于死刑的终身监禁又有何不可呢?又有何必要去惊扰从旧兼从轻原则呢?

     

      在现实中,“如今对贪官已经基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这一现象不也是、而且绝对是由高层决策者的意志所决定的。既然可以作出肯定的决定,那就意味着也可以作出否定的决定。亲爱的律师朋友们,请你们千万不要把高层决策者给逼到绝处、给逼急了,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干脆普遍恢复对贪官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显而易见:从死刑立即执行直接降为“死缓然后无期”,明显不妥,因为跨度太大。这样的根据长官意志的实际做法(因为并无法律明文规定)才是贪官污吏的“最大福音”。这个天大的“利好”可不能归功于律师。

     

      原来如此:提出这个曾令该文作者困惑不解的问题的是一位脚踩两只船——身跨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人。如果终身监禁在具体个案中真的如该文作者(或者那位“双重身份”的法律人)所愿——被认定违反了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话,那么这个具有先例作用的结论就一定会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所有类似案件的相同问题。我就纳闷儿了:这“背后”怎么就潜藏着“长远职业利益考量”呢?

     

      看来,该文作者还有太多“‘图样图森破’(即英文too young too simple的中文谐趣表达——笔者注)的困惑”。

     

      “这样的问题意识或如此理解这个问题不是诛心,即便有人可能这样认为。因为我不认为一位刑辩律师,以貌似学术的追求,从更大战略层面,来追求他和律师界在刑事诉讼上的利益有什么不对。律师职业道德不但允许,甚至要求律师,以一切合法手段,为其当事人谋求利益。这些手段自然包括律师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影响司法的个案或整体的结果。法律也不要求律师坦诚自己学术讨论的真正目的。如果你说这太‘狡猾’了,那么,法律也不禁止狡猾。这是精明。但也正因此,至少一部分法学人和法律人的问题意识应当包括,法律学术研究的社会后果推进的是何种利益,某个命题代表了谁的利益,并因此结论认为这是谁的问题。由于关心的是社会实践的后果,社会格局的变化,因此说到底,这就不是‘诛心’,不是猜测部分人的心思,而只是让我们个人的思考更好地融入这个复杂的社会,也不是为了入世,而只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1991:283)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这一点是经济学研究的常识,但法学中,尤其在许多偏重纯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中,容易淡忘,甚至毫无意识。”

     

      或明或暗的规则(各种各样的成文规则或者习以为常的一贯做法等等)对刑事诉讼被告人设置的“利益”(即某种处置方案),与其辩护律师的水平、能力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有在个案中争取到的不可复制、不可效仿的“利益”,才能够归功于辩护律师。

     

      律师在规则建设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通常都不会对自己和律师界产生什么直接的利益。

     

      请不要搞错!当然不应该是律师“以一切合法手段,为其当事人谋求利益”,而应该是律师以一切合法手段,为其当事人谋求合法利益。

     

      有没有搞错!如果“律师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影响司法的个案”的话,那黄花菜还不早就凉透了。只有在法庭上、在激辩中,律师才有可能会影响到个案的结果。

     

      岂止是律师,法律也不要求学者坦白交代自己学术讨论的真正目的。

     

      我彻底晕菜了!“律师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影响司法的个案或整体的结果”,这分明是正大光明、襟怀坦荡的好人好事,怎么能够被冠以“太‘狡猾’”之名呢?当然,此举也与“精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要是让我来评价的话:这可是极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体现。

     

      难道“法律学术研究的社会后果推进的是何种利益,某个命题代表了谁的利益,并因此结论认为这是谁的问题”等等这些内容都应该包括在所谓的问题意识之中吗?难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法学人和法律人”而言不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

     

      问题意识,似乎不宜涉及具体问题吧?

     

      该文作者关于自己的想法“不是‘诛心’”的自我辩解,实在无趣。

     

      难道“一位刑辩律师,以貌似学术的追求,从更大战略层面,来追求他和律师界在刑事诉讼上的利益”,这还不能算是“为了入世”吗?

     

      毛泽东的上述高论,言之有理。但却不可过于绝对:说“每一个人”,似乎可以;说“各种思想”,恐怕就以偏概全了吧。至少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左某人的思想就尽最大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拜托!您所说的“这一点”,到底是哪一点呀?是毛泽东的高论呀?还是这一段话的中心思想呀?

     

      经济学与法学,自然会有很多不同。但是,在问题意识这一个点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同。

     

      如果说真有“容易淡忘,甚至毫无意识”基本常识的人的话,那么他们就一定是不限于在“许多偏重纯理论研究”中的蹩脚的中国学者。

     

      “注意法律变动引发社会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并不都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记得在一次讲座中,我承认‘疑罪从无’是司法的必要原则,但我也分析指出,这一原则在实践层面并没真的解决疑罪难题,而只是通过改变疑罪案件审理中相关各方的利害分配格局,把这个问题转移了。犯罪嫌疑人、律师和检法机关都因此不同程度获益了,但犯罪受害人,并往往是社会更底层的人常常因此严重受伤。在公检法三家中,从分析来看,法院获益最大,警方收益很小,但支付的成本最高。这不是质疑疑罪从无。从全社会来看,从各国实践来看,疑罪从无总体说来确实是最优选项。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必须清楚意识到为这一社会整体的收益支付代价的常常是犯罪受害人——因为疑罪从无确实会令一部分罪犯逃脱了惩罚,或没有受到足够惩罚。疑罪从无其实只是一种决疑术,只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佳选项,它并非法学的真理,解决了一切疑罪难题,可以终结并要求我们终结可能的努力。只有当不是仅仅作为信条,而是深刻理解了这一信条背后的道理和利弊抉择后,才不会简单教条地用疑罪从无来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而在遵循这一原则之际,仍懂得这个原则只改变了利益格局分配,想到在这一利益格局改变中受损的犯罪受害人。注意,这种对法学知识不足的自觉和自省也是一种法律人和法学人应有的问题意识。”

     

      如果说政治的本质就是分配利益的话,那么“法律变动引发社会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就都注定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该文作者作为刑法学的门外汉,居然大言不惭的对“疑罪从无”原则高谈阔论。真是勇气可嘉呀!至少要比我的胆子大上一万倍。但相当遗憾的是:该文作者对“疑罪从无”原则的分析,过于简单、片面,甚至肤浅、幼稚。

     

      该文作者所开设的那一次讲座,听众在刑法学方面的水平很可能还不如该文作者。

     

      就好象去观看中国男足或者男篮的比赛一样,充其量也就是在穷极无聊之际去找乐子。

     

      我倒是很想见识、领教一下该文作者在实践层面如何“真的解决疑罪难题”,而不是“把这个问题转移了”。

     

      倒要请教该文作者:意欲指控犯罪嫌疑人罪名成立的检察机关(其实也包括负责侦查工作的公安机关),到底是如何从“疑罪从无”原则中“获益”的呢?

     

      在一些(甚至很多)犯罪中,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受害人,或者说: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了损害。

     

      不知道该文作者根据什么就敢说犯罪“往往”会使“社会更底层的人常常因此严重受伤”?难道犯罪“往往”会针对“社会更底层的人”吗?道理何在?

     

      我晕!法院如何从“疑罪从无”原则中——“获益最大”?难道是指便利审理、易于结案吗?难道这也可以算是“获益”吗?

     

      请问:警方“很小”的“收益”,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如何体现的?

     

      侦查犯罪需要支付成本,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不论是否奉行“疑罪从无”原则,在公、检、法三家中,警方支付的成本都一定是最高的。

     

      恐怕该文作者还没有能力(也许会有胆量)去“质疑疑罪从无”原则吧。

     

      请千万不要小觑、轻视“疑罪从无”原则,它可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和大量实践的反反复复的检验而屹立不倒的。

     

      有案而未破,这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侦破一起入室盗窃案(假设涉案金额也就是数万元),是否、能否、应否动用数十甚至数百警员、耗时数周甚至数月呢?这样做确实有可能(请注意:也仅仅是大大提高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会破案,但是,其成本开支也确实高的惊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开支可都是必然由全体纳税人来支付的。请教该文作者:难道为了不使犯罪受害人支付数万元的代价,就应该让全体纳税人去支付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的代价吗?请您也能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

     

      请教该文作者:难道疑罪从有(即在未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就认定有罪。这样的破案成本反倒是会很低,但其结果却极有可能就是冤枉无辜、放纵真凶)就不会“令一部分罪犯逃脱了惩罚,或没有受到足够惩罚”了吗?您应该不会这样与我来抬杠:天下根本就没有疑罪。难道应该让无辜者用自己的生命、自由、财产去支付司法不公的代价吗?请您也能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

     

      毫无疑问:疑罪从无确实“只是一种决疑术”,但却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佳选项”。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就是当之无愧的“法学的真理”。当然,肯定是相对真理。

     

      根本就不能够也不应该让疑罪从无在实体上去解决“一切疑罪难题”,因为它不是解题术。否则的话,就不仅是苛求了,而且还是无理。

     

      有案必破、凡案皆破,这也只能成为终极的努力方向,但却注定不应该成为现实的工作目标。

     

      所有的努力都必然会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

     

      侦破案件的努力,根本就不能动摇疑罪从无原则的确立。

     

      毋庸讳言:疑罪从无原则不仅是“信条”,而且还当然是、必然是用来“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的“简单教条”。这恰恰就是它旺盛的生命、极高的价值之所在!当然,其前提是——“深刻理解了这一信条背后的道理和利弊抉择”。

     

      疑罪从无原则的精髓显然不在于“改变了利益格局分配”,而在于对“真”的追求——要办“铁案”(即证据充分确凿)、而不能办“瞎案”(即证据漏洞百出)。

     

      在司法实践中,绝对不能够因为“想到在这一利益格局改变中受损的犯罪受害人”进而想去施予援手,就感情冲动的去突破公正司法的底线要求——疑罪从无原则。

     

      有一种情何以堪,叫做——隔屏观火、爱莫能助。

     

      有一种无可奈何,叫做——有心破案、无力取证。

     

      拜托!疑罪从无原则可断然不是“对法学知识不足的自觉和自省”的产物。只是很想知道该文作者对自己在刑法学方面的知识不足是否有足够清醒的自觉和自省。

     

      “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在社会实践中,法律人就有可能在一些个案中以各种手段弥补这种无可避免的遗憾。这在当今,首先是借助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至少可能令一些原先的疑罪不再存疑。DNA检验就令许多在昔日只能定为疑罪的不再是今天的疑罪。甘肃白银杀人案的侦破就是一个非常重大且有强大说服力的例证(唐爱琳等,2016:A16-17)。从中获益的不仅是那些被谋害者的亲人,也有警方和政府,是法治——即便检方和法官可能因此工作量增加,并在这一特定意义上‘有损’了。二是理解中国历史上‘疑罪从轻’以及现代西方国家的其实与‘疑罪从轻’高度类似的一些司法实践,并汲取其中合理的操作经验:即当没有确实充分证据确保指控某一指控成功之际,检法仅指控、认定并因此成功惩罚那些有足够可靠证据支持的犯罪,不纠缠于所谓‘正确的’指控和定罪。至少有时,这种看似罪名从轻的惩罚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效果,无论对于罪犯还是对于社会。曾有学人提出一个设想的案例:同卵双胞胎,一个抢了银行,另一杀了人,由于基因完全相同,法院无法判断各自犯了什么罪;疑罪从无,该学人论辩说,法院只能将两人都释放。波斯纳回答说,都判抢劫罪的惩罚,他俩谁也别抱怨。抢劫的受到了公正惩罚,谋杀者受到了较轻惩罚(波斯纳,2002:141)。”

     

      开什么法律和法学的双重玩笑!难道在司法实践中,法律人“在一些个案中以各种手段弥补这种无可避免的遗憾”是基于、源于、导于“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吗?难道不是“借助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吗?难道“令一些原先的疑罪不再存疑”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质疑、怀疑、突破、否定吗?难道“令许多在昔日只能定为疑罪的不再是今天的疑罪”不恰恰就是正在奉行、坚守疑罪从无原则吗?

     

      请教该文作者:您这是要针对什么展开“强大说服力”呀?说服谁呀?说服什么呀?

     

      命案告破,到底谁是获益人?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无聊、无趣的问题吧。

     

      我晕!“检方和法官可能因此工作量增加”,这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有损”?难道是“法治”受到了损失吗?

     

      试问天下:到底应该如何评价“疑罪从轻”?这似乎就是介于疑罪从无与疑罪从有之间的一种状态。

     

      请教该文作者:在“疑罪从轻”中,真的有“合理的操作经验”吗?

     

      拜托!既然都已经是“检法仅指控、认定并因此成功惩罚那些有足够可靠证据支持的犯罪”了(其中的关键词是——“有足够可靠证据支持”),那还能够说是“当没有确实充分证据确保指控某一指控成功之际”吗?那还能够说是“不纠缠于所谓‘正确的’指控和定罪”吗?那还能够说这就是“疑罪从轻”吗?那还能够不认为这恰恰就是疑罪从无吗?

     

      既然是罚当其罪,那又何来“罪名从轻的惩罚”呢?恐怕也只能是“看似”——似是实非了。

     

      有没有搞错!难道同卵双胞胎由于基因完全相同法院就无法判断各自犯了什么罪吗?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儿大:他们(无关性别)是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作案吗?应该不会,否则就是共同犯罪(在抢劫银行的过程中杀人)了,就可以共同定罪了;他们是被羁押在同一个空间吗?应该不会,不论是同案、还是不同案,犯罪嫌疑人都不应该被羁押在同一个空间;他们是在同一个法庭上受审吗?应该不会,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案件的被告人……

     

      这根本就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主观想象、凭空杜撰(提出这个“设想”的学人,近于法律白痴)。因此,法官根本就不需要去玩儿“找不同”的游戏,也就因此可以轻易判断他们各自犯了什么罪。

     

      波斯纳的回答,只能算是十分幽默。因为他明知这只是一个法律玩笑!因此,他也就用玩笑的方式进行回答。

     

      而该文作者却雾里看花、不明就里,给个棒槌就当针(真)。请问:谋杀者怎么能够、为何能够受到“较轻惩罚”?这完全是在玩弄和亵渎法律。

     

      “这也意味着,法学人的问题意识必须是实践导向的,而不是玄思导向的。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从思辨的经验哲学来看,这个问题太有问题意识了,但这不是实践者,行动者的问题意识。”

     

      难道上述“曾有学人提出一个设想的案例”不恰恰就是一个“玄思”的结果吗?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呀。

     

      请问:法学人应该仅仅是实践者、行动者吗?那又将如何去引领、指导实践者、行动者呢?

     

      即便是法学人(应该不包括法律人),其问题意识也既可以“是实践导向的”,也可以“是玄思导向的”。如果就连法学人也都不去仰望星空的话,那么法学必然将会与法律一样,也就只剩下脚踏实地了。

     

      “讲了很多,概括起来,要表达的只是:对于法律学人来说,仅仅从概念或理念层面思考远不够,必须从实践层面以及可能的后果层面来思考,这才是务实的法律学术思考。只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才是我认为的有实践意味的问题意识,也不光是法学人的问题意识,而且会是真正要做事且能做成事的法律人的问题意识。换言之,有了这种深厚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法律人或政治家,不只是法官,而且是能肩负历史使命并充满家国情怀的立法者。”

     

      相当遗憾的是:对于法律学人来说,他们确实没有太多的机会“从实践层面以及可能的后果层面来思考”,因为他们也确实不太需要“务实的法律学术思考”。

     

      再说一句更加扎心的话:法律学人即使是“从概念或理念层面思考”,其表现也是不佳的。

     

      该文作者把自己所谓的问题意识(其对象不仅定位为法学人,而且还包括法律人),仅仅限定在“有实践意味”的层面。其偏颇、片面之处,跃然纸上。

     

      不难看出:该文作者相当看重法律人或者政治家、法官和立法者,唯独不包括法学人(请轻易不要使用法学家一词)。

     

      结语:

     

      不怕自己跟别人争执,就怕自己跟自己打架。

     

      该文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锅烂粥。该文作者向人们展示了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们真实的思维水平。

     

      跑到法学学科其他专业的领域里去“打酱油”,但愿这不是法学理论专业从业人员的通病。

     

      鄙人与该文作者都是刑法学的门外汉,该文与本文不过就是思维游戏罢了。其结果也只能是娱乐读者、贻笑方家。

     

      难道是江河日下、江郎才尽?

     

      斯人已去。

     

      我真的惧怕:在自己年过花甲之后,竟然会糟糕到如此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地步。

     

      无怪乎当年“台球皇帝”亨得利(与我同龄)在自己的盛年之际便选择了退出台坛。他不是不能接受自己尚可名列前茅、跻身一线,而是不能容忍自己再也不能笑傲江湖、君临天下了。

     

      有一种不作为——知其可为而不为之,至少令我肃然起敬!

     

      2021-02-12于幸福艺居寓所

    【作者简介】

    左明,北京农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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