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法律和会计交叉研究的视角
2021/4/16 10:39:22  点击率[437]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银行法
    【出处】《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摘要】数字货币对构建社会秩序的法律和记录交易实质的会计带来了极大挑战。其中,法定数字货币仍是国家信用背书由中央银行对公众发行的债务,私人数字货币则因其复杂性引发了定性及监管争议。目前对私人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是多个学科维度和法律层次的混合,因此需要分层和分类定性予以厘清。在公法层面,监管者基于数字货币所引发的金融风险而分别定性,但其对数字货币在私法上的定性和问题解决不具有决定意义。私法层面,数字货币本身是应用分布式账本和密码学技术等表彰价值的数字工具,本质为电脑上存储的电磁记录,但其所表彰内容因具体情形而不同,可能是具有“货币认同”群体内的支付请求权(比特币),或兑换为所锚定的一揽子法币的请求权(稳定币)。当明晰数字货币私法上的债权属性,就为其在会计上的确认与计量扫清了法律障碍,从而能够适用于现有的会计准则框架。具言之,锚定法币的稳定币,符和特定条件,可被视为“现金等价物”,除此以外的其他私人数字货币可结合持有人的主营业务、持有目的、预期用途及数字资产发挥内在价值的方式而在报表上分类呈现。
    【中文关键字】数字货币;比特币;稳定币;法律属性;会计分类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技术对货币的影响正达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状态,并将继续演绎、拓展和深化。[1]数字货币运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密码学及智能合约,创造了新形态的数字资产与金融工具,并不断更迭升级,对既有的法制与商业实践带来诸多挑战。在公法层面,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1.0版本,去中心化的结构和匿名交易为反洗钱与支付监管带来挑战;以以太坊为代表的2.0版本,将区块链技术与智能合约融合,推出开放式的去中心化平台,便利各种代币融资活动(ICO),由此引发了证券监管执法难题;以天秤币为代表的稳定币,所蕴含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对中央银行功能的威胁,也挑动各国金融监管者的神经。在私法层面,如何理解虚拟货币的私法定性,例如数字货币究竟是债权还是物权?[2]这一问题通常为数字货币交易所被盗后投资者财产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争点。此外,数字货币交易的具体权利义务为何,均影响我们对数字货币法律关系的理解。当公司在日常经营中使用数字货币时,其在会计报表上如何呈现也是现实问题。
     
      法律规制和会计记录的前提是分类和定性,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居于首位。这也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出现以来,争议最热切的话题,目前呈现“千人千面”之势,包括商品、无形资产、存货、财产、货币、证券等属性界定。前述界定是多个学科维度和法律层次上的混合。商品、货币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无形资产和存货是会计上的分类,而财产、货币和证券则是法律上的术语。其中,财产是私法上的概念,而货币和证券则属于金融监管范畴。经济、会计和法律(公法和私法层面)定性交织,使得数字货币的属性判断犹如“雾里看花”,而法律层面定性不清带来的问题尤为严重。首先,私法属性不清奠定了司法上裁判不一的土壤,监管属性不清则影响监管权属的分配和金融风险的防控。其次,法律定性是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基础,法律层面定性模糊也影响数字资产持有人在财务报表上准确反映其价值,无法向报表使用人提供有效信息。
     
      数字资产属性界定争议,一方面源于数字货币作为支付和投资工具的混合属性带来的定性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监管者和学者站在各自监管或研究立场提出了不同界定,缺乏系统性的类型化研究和思考。此外,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各国已经对数字货币在公法上的定性和监管出台了法律法规,但对其私法层面的属性研究较少。[3]因此,本文拟从交叉学科的分析视角来重点讨论数字货币的私法属性界定,行文框架是:首先,阐述数字货币的演进逻辑和分类,藉此勾勒数字货币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样貌;其次,分析数字货币在公法和私法上的定性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次,讨论法律定性不清对数字货币在既有会计准则框架下分类的影响;最后,综合法律与会计视角来系统性思考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
     
      二、数字货币的概念与历史沿革
     
      货币是社会一定范围内普遍接受的、能够作为支付结算工具使用的通用信用财产。[4]从货币的发展阶段看,可分为实物货币和非实物货币阶段。与此相对应的货币形式有实物(商品)货币、纸币、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货币发展历史表明,经济发展、相关科学技术创新对货币形式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5]因此,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是数字货币发展的基础,网络支付创新催生了数字货币,网络社区促进了数字货币的发展。[6]
     
      (一)数字货币的概念厘清
     
      数字货币的概念并无统一用法。在广义上,指代所有的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发展出来的数字资产,包括支付领域中的数字货币和融资领域中的数字代币。狭义上,则指代具有支付媒介功能的数字货币。此外,即便共同指向支付领域中的数字货币,名称也五花八门。有的基于加密技术的使用而称之为“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有的基于其存在于计算机网络而非现实生活中,则称之为“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
     
      名称多元的背后是认识和使用习惯的分歧。本文虽无意于对此纷繁复杂的用法建立统一规则,但基于研究需要,从尊重技术实践发展的态度来使用相关概念。从技术及其应用领域拓展的角度看,区块链技术首先成功运用在支付领域(即比特币),是分布式账本技术和加密技术的综合;其中,“区块链”描述的是分布式账本上数据存储的结构,即数据的分布式存储结构。[7]区块链上的交易——点对点财产转移,实际上是信息流的移动和存储。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货币似乎比加密货币或虚拟货币更切近技术原形,这恐怕也是最初人们习惯用“数字货币”来指称比特币的原因。因此,本文在狭义上使用数字货币概念,即聚焦于支付领域中数字资产的定性问题。[8]
     
      (二)数字货币的演进逻辑
     
      比特币是数字货币的最初形式,源于金融危机后对传统以银行为核心构建的中心化金融系统的失望和变革努力,是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对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思想之尝试。比特币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记账,记录系统参与者之间的交易信息,实现了陌生主体之间分布式的协同记账。具言之,转让人用私钥、公钥(相当于收款账户或地址)和电子签名发起交易。该交易通过特定的哈希算法加密广播至网络服务者(节点),由其验证私钥和区块链上的前序交易信息。每个节点都用自己保留的每笔交易记录(账本)来检查新的转移。各节点分散在世界各地,进行分别验证(因此称为“分布式账本”),从而获得比特币作为工作奖励(类似于服务费)。节点验证后的交易信息将以新的区块添加至既有的交易记录链条(因此称为“区块链”)。当证明已有足够的工作量(算力)投入到验证程序,代表大多数节点共识的最长的那个区块链将作为最终记录而被全网认可。此时,除非重新再做一遍所有的验证工作,否则区块链上记录的交易信息不可篡改;随着新区块的增加,篡改交易记录几乎不可能。[9]由于比特币点对点转移、链内传输可信,再加上互联网全球遍布,比特币能够像发送邮件或音乐文件那样实现全球流动,[10]因此其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大放异彩。
     
      比特币最初只能“挖矿”取得,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而获得了公众认同,其作为“支付工具”的功能开始外溢到区块链系统之外的现实生活中。大型的供货商(如微软)也接受比特币来购买商品和服务。[11]当对比特币的需求超过用户自己挖矿取得的数量时,全球第一家比特币交易所Mt Gox顺势产生,由此比特币可以购买取得。然而,二级市场中比特币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而不断波动。“币值不稳”严重制约其作为交换工具和计量尺度的功能发挥,[12]影响比特币的“初心”实现,即绕过传统银行系统并取代国家法定货币的构想。
     
      数字货币无法有效履行储存价值、交换工具和计量尺度三大货币基本职能,客观上阻碍了其自身的应用进程,因此,致力于维持“币值稳定”的稳定币应运而生。[13]稳定币是指通过让一种价格波动大的数字资产与价格波动小的资产交换,从而维持数字资产生态系统的运行。[14]业界维持数字货币价值稳定的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15]第一类是锚定法币的稳定币(Fiat-backed Stable coin),使用足额法币存款作为抵押物以保证稳定币的价值;当前市值最高、使用范围最广泛的稳定币是Tether公司发行的以1∶1比率锚定美元的USDT。[16]第二类是资产抵押型,可进一步区分为以数字资产、实物或无形资产作为抵押,实现原理与锚定法币机制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所抵押的资产类型各异。第三类是算法稳定型,这类产品没有任何资产作为背书,而是利用算法根据当前稳定代币价格自动增发或回收稳定币,调控供需平衡,从而保持其价值稳定。[17]
     
      2019年6月Facebook发布Libra项目白皮书,声称要建立一个“简单的全球性货币和为数十亿人赋能的金融基础设施”。Libra仿照中央银行模式,通过形成资产储备生成天秤币(Libra coin)并规定了Libra的价值锚定一篮子货币。因此,Libra的币值稳定方式为前述第一类,即锚定法币。虽然天秤币目前尚未落地,但这一超主权私人货币可能带来的金融稳定、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成了国际监管者的热议话题,[18]同时也反向激励着各国央行加快推出法定数字货币以维护其货币主权。截至2020年7月中旬,至少有36家中央银行发布了关于零售型或批发型CBDC的工作计划。[19]第一个被公开的关于零售型的法定数字货币项目由瑞典央行进行,我国的数字人民币项目目前也在国内四个城市进行试点。
     
      至此,数字货币可进一步区分为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前者由非主权个体发行或不存在特定的发行主体,包括诸如比特币和以太币等主流数字货币,及各类稳定币,后者则是由各国央行发行,采用特定数字密码技术实现的货币形态。与实物法币相比,数字法币变的是技术形态,不变的是价值内涵;本质上,它仍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发行的债务,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20]由于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发行数字货币预留了空间,承认其法偿性,[21]因此,实践中引发定性及监管争议的是私人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
     
      三、数字货币的法律定性争议:商品、财产、货币抑或证券?
     
      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交易,涉及金融监管、课税及反洗钱等公法如何适用的问题,也涉及私法的适用问题。相对而言,公法问题较被各国重视,已有多国提出立法、政策或法律框架;私法问题较少立法,在有限的司法实务案例中,主要是将其定性为无体财产或虚拟商品,并直接适用传统法律的规定。
     
      (一)数字货币在金融监管层面的定性
     
      由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等运行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网络系统中,并根据初始设置的代码自动化运行和自主管理,不符合投资合同判断标准下“依赖他人努力而获取利润”的证券属性要件,[22]因此对数字货币的定性争议一开始就集中在是否为“货币”上。目前,德国和日本在法律上承认数字货币的支付功能。但有学者指出,承认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并对其施加监管,并不意味着赋予其法定货币的地位。[23]在美国联邦法上,除了在反洗钱和反恐资助领域,数字货币的货币属性并未得到立法支持,具体阐述如下:
     
      1.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货币
     
      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匿名、缺乏针对性监管法规及交易信息不透明等特点,使其很容易被用于暗网中的违法交易,还被用于跨境转移资金和“洗钱”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中,[24]因此成了反洗钱或反恐资助打击的对象。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FinCEN)是美国负责实施反洗钱监管的主要机构,也是美国第一批就数字货币发布指导意见的机构之一。2013年3月,FinCEN明确指出,如果数字货币替代真实货币或具有与真实货币等值的价值,则数字货币的兑换商和交易所是FinCEN法规下的货币传输商(money transmitters)。因此,任何从事数字货币转让或交易业务的人员都必须遵守FinCEN的要求,建立反洗钱计划(其中包括记录保存、报告以及客户识别和验证要求),从而防范数字货币作为支付工具被用于不法目的。对数字货币服务商适用反洗钱义务,这意味着将数字货币视为另一种货币。[25]
     
      2.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商品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在其监管权限内,面临比特币的交易在期货交易法上究竟应定性为商品期货或外币的问题。CFTC就平台经营者未经许可所进行的比特币期权交易是否违反期货交易法所做的处分表明,比特币非美国的货币,也非外国的“真实货币”,其期权交易仍可能违反期货交易法的规定。CFTC以默示方法认定比特币不是货币,而是该法所称之“商品”。[26]
     
      3.国内税收总署:财产
     
      在对新型交易定性上,税收制度通常会走在其他监管政策的前列,保证国家对居民的交易活动进行公平和平等征税,进而保障国家的税收收入。[27]由于比特币既可以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又可以转换为相当金额的法币,对于比特币交易是否征税就成了监管难题。[28]征税与否和数字货币的定性息息相关。从支付工具视角出发,将其定性为“货币”,抑或从投资角度出发定性为“投资工具”,二者的税收地位判若云泥。这也是美国国内税收总署(IRS)出台税收规则之际所面临的选择。若将比特币视为外币,只能对超过一定豁免限额的汇兑收益征税,但若视为财产,则取得与转让比特币之间的差价均可作为应纳税额而征税。由于将数字货币的税收地位界定为“货币”会带来税源流失,[29]因此IRS最终选择了“财产”属性以最大化国家税收利益。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首先,这种税收模式鼓励人们(长期)投资以适用更低的资本利得税,同时挫败人们日常生活中将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否则每一次消费都得保留交易凭证、计算比特币取得之际与现时消费之间的增值额,便于以后进行纳税申报和缴税。其次,比特币的匿名交易,也使得征税机关在严格执法、保障税收足额缴纳方面存在困难,税法的权威性因实际的可行性而遭受不利影响。[30]
     
      综上,监管者在各自的监管权限范围内判断数字货币的公法属性。较有共识的是,货币的发行属于主权国家的行为,故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均不被认定为传统法律上的货币,至于其作为交易中的支付工具,主要是以当事人之间的认可或协议为依据,即使使用普遍,也不表示其已成为全球流通的新型货币。反洗钱监管领域将数字货币视作“货币”对待,也仅仅是基于打击洗钱犯罪的目的和需要,并不构成其他监管法或者私法定性的参照,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判定应回归各部门法的概念及规范意旨。[31]
     
      (二)数字货币在私法层面的争议
     
      通常,人们很容易将收到比特币的人称为“所有人”,或者将“所有权”和“财产”的概念当然地适用于数字货币。这些认识都是将分布式账本上的数字货币转移视为具有财产法上的法律后果。但数字货币是否为财产法上的“财产”,以及具体是何种财产,不无争议。[32]数字货币的私法定性不仅关涉纠纷发生时如何确定其作为财产的返还原则和对应价值,还关涉数字货币交易所被盗而面临破产之际持有人能否主张别除权以最大化保护自身利益问题。甚至,关涉刑法上的定罪量刑,比如数字货币被盗情形下,若数字货币被视为财产,被告涉嫌盗窃罪,若被视为存储于电脑中的数据或电磁记录,则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33]在我国禁止数字货币融资[34]但不禁止数字货币私人持有和交易[35]的背景下,数字货币的私法属性不清正是实践中引发纠纷的根源。数字货币能否成为物权的客体?到底是货币、无形资产、请求权,或者仅仅是表彰持有人权利的电磁记录?法院对此态度各异,学界亦无定论。
     
      1、司法判例层面:非货币财产或(虚拟)商品
     
      目前,数字货币具有支付和投资的经济功能使其作为“财产”的属性和价值得到普遍认可,但属于何种财产类型存在争议,即究竟是“货币”还是“非货币财产”?以及,数字货币能否成为民法上的“物”?前者往往是因为数字货币被当作支付工具使用时,由于(应当)支付节点和争议发生节点数字货币的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使交易双方经济利益严重失衡而引发矛盾。后者往往发生在数字货币所有权权属争议情形下,若数字货币是民法上的“物”,那么就可以利用物权规则对数字货币的权属作出界定,即认定持有人享有数字货币的所有权。这在数字货币交易所破产之际对持有人权利保护意义重大,意味着持有人可基于数字货币所有权而向破产管理人主张别除权或等值的赔偿请求。前述问题在美国、日本、我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司法案例中均有体现。
     
      在美国的HashFast管理人诉Marc Lowe案中,[36]比特币转账节点与争议发生节点价值相差约98万美元,因此比特币是“货币”还是“非货币财产”对于确定被告的返还责任意义重大。若为货币,只需要按照转账节点的比特币市值(约363861美元)返还;若为商品,则适用原物返还规则,在商品不存在时,计算商品价格需考虑市场变化的因素,即应以诉讼时价值(约1344705美元)予以返还。由于本案审理重点在于是否构成欺诈转移,所以法院并未直接判定比特币是货币还是商品,但明确认定其不是美元。与此相似,在台湾发生的比特币借贷案中,也是源于借贷与纠纷发生之际比特币价格相差高达上百万台币。法院认为比特币属于“种类物”而非“货币”,从而认定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为消费借贷,而非金钱借贷;由此适用物的返还规则,而不是货币的返还。[37]
     
      在数字货币持有人诉日本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MT. Gox案中,原被告就比特币是否为“有体物”,能否成为物权客体进行了激烈争论。原告认为:“比特币不是单纯观念上的虚拟存在,而是在许多电子计算机系统内实际存在的一种电磁记录,所有权人能够对其进行排他性的支配,符合民法关于有体物的定义,属于所有权的客体。”被告则辩称:“物权的客体仅指有体物,而比特币是纯粹概念上的存在,不符合”有体物“的定义,无法成为所有权客体。”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请求并否认了比特币作为日本民法上所有权客体的“物”的可能性。[38]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数字货币作为支付工具引发的争议罕见,争议主要源于其投资引发的纠纷。从法院的处理态度上看,除个别案件判定数字货币不属于合法物品,[39]不受法律保护外,基本上都承认数字货币是“虚拟商品”,具有商品属性和经济价值,并予以合同法保护。[40]与此同时,基于物权法定原则,认为数字货币并非物权法上的“物”。比如,冯某某与北京乐酷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41]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比特币本身不包含固有价值,比特币持有人须通过分布存储且全网确认的‘公共记账簿’(数据库)所记载的信息而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但鉴于中国现行法律没有将比特币等网络虚拟财产规定为物权法上的‘物’,因而基于物权法定原则,原告无法按照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如孳息)而要求被告交付比特币‘分叉’所产生的比特币现金”。与日本东京法院的判决不同,我国法院否认比特币是物权法上“物”的原因,不是因为比特币不是有体物,而是因为中国物权法并未规定数字货币这类物权客体。
     
      综上,虽然各国法院司法审判中均不认同数字货币的“货币”属性,但认可其财产价值,将其视为“非货币财产”或“(虚拟)商品”。但这一属性判定还是较为宽泛,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不同类型的非货币财产所适用的占有、使用、担保、返还、执行等方面的基础法律制度存在极大差异。比如,种类物和非种类物、物权和债权的转让与返还规则均不相同。当然,也因为各国物权法对于何者为“物”界定不同,从而使得比特币能否成为物权客体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这亦表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私法属性界定远未清晰明了。
     
      2、学界的争议:货币、物、无体财产或债权
     
      学界对于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观点不一,包括货币、物、无体财产及债权等观点。其一,货币说。有学者从货币的信用本质出发,认为数字货币依赖区块链技术完成了去中心化的货币信用构建,建议可以先确定其为准货币的法律属性,在时机成熟时再确认其货币的法律地位。[42]有学者从“货币认同”的视角分析,认为只要当事人明确表示认可比特币的货币地位,就可以将其视为货币;但若当事人之间对其不存在“货币认同”,则可视其为一种无形资产,按照财产法的规则处理。[43]域外有学者从数字货币的经济功能出发,认可其作为私人货币的地位,但从风险防控的角度,强调应对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发行结构和质量进行监管。[44]
     
      其二,数字货币为“物”。有学者指出比特币属于物权客体,理由是比特币符合物的“管理可能性说”;且从根本上讲,所有权权属与变动的关键在于所有权人是否能够控制、支配其所有之物,至于该物是否为有体物并非必需。[45]还有学者从数字货币本身为电磁记录出发,认为其属于电的变形,可归类为民法上物的范畴(可支配的自然力)。也有学者使用排除法,认为比特币因去中心化发行特性而欠缺特定的发行机构,故不属于债权;其可于任何国家使用,与具有地域性、时间性限制的知识产权有别,因此主张比特币的物权属性。[46]
     
      其三,无体财产说。有学者认为,比特币持有人所掌握的仅仅是“私钥”,即由算法产生的一串数字,其非现实世界的有体钱币,只是网络系统上的记录区块,其交易相关资料是以电子档的形式永久记录在网络系统中,超越了传统财产法的有体物范围。然而,私钥由持有人掌握和控制,彰显了持有人的财产权利益,独立于其形式载体的法律所有权。[47]台湾学者认为,由于物权法定原则的约束,数字货币关系人无法以法律行为创设新类型物权,也不宜类推适用物权规定,如传统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与公信原则不适用于数字货币转让,建议先承认虚拟货币为财产权的客体,等学术充分讨论并有基本结论后再定性为某种权利或创设新的权利类型。[48]
     
      其四,也有学者参考日本法院与学说,[49]认为数字货币应属债权。其理由包括:(1)根据民法传统理论,物具备三项要件,包括:非人之身体、人力所能支配,以及独立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有体物或自然力;数字货币很难被认定为有体物或自然力,因此非属民法所称之物。(2)虚拟货币如比特币本质上为一系列信息的累积,其权利内容实际上应为“当事人可将他人承认之持有单位数向其他参加者移转之权利”,且该持有单位数须他人承认方有正当性,故此权利不具有对世效力,在民法采债权与物权区分原则下,应属债权。[50]
     
      综上,学界对数字货币众说纷纭的观点似乎并未对司法裁判中的模糊定性增添更多的确定性。相反,还增加了新的见解,即数字货币具有债权属性。但学界与司法实践也有相似点:均肯定数字货币具有财产上的利益,也认可具有“货币认同”的私人主体之间将其作为支付工具,分歧在于虚拟货币到底属于何种财产。
     
      (三)数字货币法律属性之审思
     
      数字经济兴起,引发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如何纳入既有法律和监管框架的问题。监管层面,监管者基于数字货币可能引发职责范围内的金融风险来定性,分业监管格局下的各监管者也未能达成共识。此外,数字货币在监管上的属性对私法层面的定性和问题解决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比如,即便反洗钱监管者认为数字货币作为支付工具存在洗钱风险,将其视为“货币”从而施加反洗钱监管要求,也不能认定数字货币等同于私法上的货币。
     
      私法层面,数字货币既能作为支付工具,又有投资价值,具有财产属性。只是如何在既有的财产法体系下定位数字货币,司法实践和学界观点不一。前文中提及的管理可能性说、无体财产说,其实都在有意为缺乏“有形”外在表现形式的数字货币如何在既有的财产法框架下自处进行辩护。财产权的主要类型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数字货币并非持有人智力创造的成果,很明显不属于知识产权。那么,只能被归为物权或债权。但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数字货币,去中性化的发行机制,直观上缺乏持有人的请求权行使对象,因此被多数学者排除了债权属性。于是,就仅剩物权属性可以考虑。但囿于物权客体通常以有体物为主,并且物权法定,所以学者们只能主张“管理可能性说”来扩张物权的客体范围,从而将人们能够通过私钥进行权利转移的数字货币纳入进来,也有域外学者直接将其视为无体财产。
     
      我国司法实践和规范性文件将数字货币视为“虚拟商品”,立法上与数字形式(digital form)的财产相关联的概念为《民法典》第127条规定的网络虚拟财产。但其对网络虚拟财产也仅作出了概念性的规定,既没有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边界做出界定,也没有规定网络虚拟财产所适用的法律规则,只是预留了未来的立法空间。法学家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内涵和外延也尚未达成共识,存在着债权说和物权说的争论。债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持有人对发行网络虚拟财产的网络运营商享有债权。[51]物权说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持有人对网络虚拟财产享有所有权。[52]
     
      然而,数字货币也难以成为“纯粹”的物权。物权是最全面完整的权利,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成为物权客体的意义在于赋予持有人基于自由意志而全权支配该客体,从而实现自身利益。反观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实现,完全依赖于预先设定的算法协议及各记账节点的共同配合,缺乏物权所必须的“独立性”。另外,物权有其特殊的变动规则,成为物权客体就可以适用这些规则而保护持有人利益。但数字货币是新的价值转移方式,与现有的物权变动规则有冲突。数字货币在区块链系统中的得丧变更,须经验证节点验证并计入分布式账本,始可有效发生,且认定数字货币时亦以此分布式账本为准,这类似于以“登记”作为公示外观,并以分布式账本的变更登记而非交付进行数字货币的处分。但与动产登记制度不同之处在于其非由公权力机关管理,而是由民间验证节点管理账本。因此,数字货币须适用不同的公示外观与财产权变动规定。
     
      综上,数字货币的物权属性存疑。事实上,笔者赞成道垣内弘人教授对比特币的解析:“当事人可将他人承认之持有单位数向其他参加者移转之权利”,且该持有单位数仅在“他人承认”下才具有正当性,即此种权利并不具有对世效力,属于债权。[53]对此,本文将在第五部分详述。
     
      四、数字货币的会计确认与计量问题
     
      随着数字货币在商业交易中被当作支付和投资工具使用,其财产属性得到认可,会计作为一门通用的商业语言,企业如何在财务报表中对这类新型的资产进行确认和计量,从而为报表使用人提供具有准确性和相关性的财务报告就成了商业实践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数字货币的会计属性需要根据具体科目的定义来判断和分类,但其中有很多会计科目类型与法律的概念及规定密切相关,比如会计上的现金、银行存款、现金等价物的确认依赖于立法上规定的法定货币,储户与银行之间的债权,以及其他流动性高、变现快的资产类型(如短期国债);无形资产确认与法律上界定的知识产权范围关联;财务报表上的金融资产也以具有法律上的债权或股权投资关系为基础。因此,数字货币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财产争议,也为数字货币的会计确认和计量带来了极大挑战。国际上和各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以及国际上著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四大”)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基本思路都是将数字货币纳入既有的会计准则框架(澳大利亚、日本除外),而非制定新的会计科目来确认和计量,但这样难免“削足适履”。
     
      (一)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及从业机构的观点梳理
     
      梳理国际与各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四大”对于数字货币确认和计量的观点,其均承认数字货币具有会计上的“资产”属性,即“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54]但具体应归入何种科目争议较大。单位/组织名称  理由与观点
     
      普华永道(PwC)[55]
     
      使用排除法后,无形资产是对数字货币
     
      在既有的会计科目体系下比较合理的归
     
      类。首先,数字货币没有政府信用背书
     
      ,也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所以不是现
     
      金或现金等价物;其次,不代表收取现
     
      金的合同权利,所以不是金融工具;最
     
      后,不是有形的物体,所以不构成存货
     
      种类。
     
      安永(EY)[56]
     
      数字货币属于新事物,分类需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引用了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
     
      事会的观点:数字货币是无形资产,因
     
      为它是没有物理形态的非货币资产。
     
      德勤(Deloitte)[57]
     
      依具体情形,数字货币可能被计入无形
     
      资产、存货或投资科目。一是数字货币
     
      可能被企业用于正常经营当中(如数字
     
      货币交易商),所以可计入存货;二是
     
      投资公司持有的数字货币可计入投资科
     
      目,因为其持有目的为投资获利;三是
     
      挖矿企业所取得数字货币的目的是销售
     
      获利,因此其获得的比特币类似于生产
     
      企业生产的存货,可按“存货”列报。
     
      毕马威(KPMG)[58]
     
      引用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
     
      )的观点:通常,数字货币是无形资产
     
      ,例外情形是,当企业在正常经营中持
     
      有加密资产以待出售时,可依据持有目
     
      的将其归类为“存货”。
     
      IFRS与IASB[59]
     
      认为数字货币可归类的科目有两个:无
     
      形资产和存货。
     
      美国特许会计师协会(AICPA)
     
      对于非营利性组织,应将其持有的数字
     
      货币作为投资列报。
     
      澳大利亚会计准则理事会[60]
     
      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缺少对数字货币
     
      的相关指引,即缺乏对投资性无形资产
     
      和投资性商品的指引。现有对无形资产
     
      和存货的计量方式并不能为财务报表使
     
      用者(主体为商品经纪交易商的情况除
     
      外)提供相关和有用的信息,对数字货
     
      币应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
     
      日本会计准则委员会[61]
     
      承认数字货币在会计上应被确认为一项
     
      资产,但不属于现有会计项目(如外币
     
      、金融工具、存货、无形资产),建议
     
      新设独立的资产项目。
     
      综上,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主体和“四大”均致力于将数字货币纳入既有的会计准则框架,而非设立新的会计科目来确认和计量,并通过排除法来确定数字货币可能被归类的科目。首先,由于数字货币不是国家背书的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也不构成任何人或机构的债务责任,否定了数字货币被计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科目;其次,多数意见赞成数字货币可按持有时间长短分别计入无形资产或存货科目;最后,少数意见主张基于持有数字货币的投资获利目的,将其按照投资工具确认计量。然而,基于区块链系统运行的比特币缺乏中心化的发行机构,很难直观地认定存在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受制于会计上判定“金融工具”的合同本质,[62]将数字货币按投资工具确认和计量的占少数。将数字货币适用于既有的会计准则虽然能够避免另立新规的麻烦,但也存在着“削足适履”的困境。
     
      (二)现有会计准则适用于数字货币存在的问题
     
      正如学者所言,数字货币是点对点的电子化支付系统,改变了人们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付方式。然而,我们对交易的会计记录方式并未改变,因此无法期待技术契合一个从未设想过数字货币会出现的会计准则系统。[63]
     
      第一,将数字货币按照“无形资产”确认和计量存在缺陷。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本身具有虚拟性和非货币性这两大特征,不具备物理形态,因此构成被归为“无形资产”的理由。然而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不符合数字货币的经济利益实现方式。企业持有的无形资产是在未来经营中长期发挥价值,比如制药公司的知识产权或电影公司的版权,但数字货币本身不能通过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创造价值,只能通过转让变现来产生现金流,与持有贵金属类似。[64]其次,无形资产的计量方式不能公允反映数字货币的价值,从而无法为报表使用人提供可靠信息。根据会计准则规定,无形资产以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按照无形资产是否具有确定的使用年限予以区分:(1)有确定使用年限,无形资产后续计量适用摊销,这符合无形资产长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产属性。会计上将取得无形资产而发生的费用不直接计入经营成本,而是予以资本化,列为一项长期资产,在以后的各个会计期间逐步摊销而计入经营成本。[65](2)无确定使用年限的无形资产无法适用摊销,使用成本法和重估值法进行后续计量。成本法用于无形资产发生减值的情形,报表上要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初始成本减去累计减值的净额列示。重估值法指数字货币在每个报表日以公允价值计入无形资产。
     
      与成本法相较,重估值法采用公允价值似乎能及时反映数字货币的价值,但仔细分析不然。因为会计准则规定,若在报表日,无形资产公允价值高于初始成本,高出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不增加企业利润,这部分收益即使在处置数字货币时也不能计入利润表。但若报表日公允价值低于初始成本,则差额部分应该计入利润表,会降低利润总额。[66]这一方面是出于会计计量审慎性原则考虑,另一方面也防止企业通过高估报表日无形资产价格而操纵利润。无形资产准则本身采用历史成本减累计摊销的后续计量方法及其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更多地反映了企业通过使用来实现资产价值的回收,是针对生产性资产的核算方式。若采用针对生产性资产制定的准则来核算类似金融资产的加密货币,无法反映该资产的性质及持有目的。[67]当持有数字货币是基于投资目的时,公允价值是对财务报表使用人最相关的计量方法,其适用无形资产的计量方式并不妥当,违背了会计信息如实反映的基本要求。
     
      第二,将数字货币按照“存货”确认计量也存在问题。与无形资产属于长期资产不同,存货属于财务报表上的短期流动资产项目。这是由于会计分期假设,以及根据资产的耗用时间和方式来对资产进行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的需要。[68]因此,同样是持有数字货币,如果长期持有则归为“无形资产”科目,但如果短期持有以待出售,则计入“存货”科目。根据我国会计准则对存货的定义:“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这是以在正常业务过程中所持有货物的角度来定义的,除了挖矿企业所持有的数字货币尚能贴近“存货”的定义,市场上大多数以投资为目的而持有数字货币的企业并不符合这一定义,更不要说契合按照存货计量的目的。此外,存货的后续计量原则为“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这难以应用于数字货币。这一计量模式是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意在充分考虑资产贬值情况,不夸大资产价值,只将数字货币的贬值进行会计确认,但这与数字货币的现时市场价值不符。因此,将该模式适用于市场价值高度波动的数字货币,无法反映与数字货币相关的风险和报酬,也无法提供资产在当前状态下的有用信息,违背了会计的反映功能。[69]
     
      综上,数字货币具有支付和投资双重功能,但囿于法律不承认其“货币”地位,以及未对数字货币到底是物权还是债权的私法属性予以界定,会计上只能在既有的会计准则框架下去使用排除法来确定数字货币可能贴近的科目进行确认和计量,但这一做法显然存在严重局限。数字货币根据持有时间长短而分别计入无形资产或存货,不仅存在着概念与经济实质之间的背离,也不符合数字货币所有者的持有目的,而且成本法的计量方式无法反映数字货币的市场价值,有违向财务报表使用人提供有效信息的根本目的。事实上,持有目的和预期用途对于企业的财务报表呈现至为关键。以黄金为例,若被采矿企业持有,则计入“存货”,但若由养老基金持有,则以“投资”列报。同理,持有数字货币也会因为企业的主营业务和持有目的不同而计入财务报表的不同科目。[70]此外,会计上对数字货币进行分类时还应考量数字资产发挥其内在价值的方式。企业持有数字货币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方式就是转让变现或者作为支付工具用于商事交易,与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这类无形资产发挥价值的方式迥异。因此,不能仅仅基于数字货币的“无形”特征就将其归入无形资产科目,而应根据数字货币所承载或表彰的权利义务予以确定,这就需要先阅读其发行所依据的白皮书来判断具体类型,从而恰当和准确计量。[71]
     
      五、系统性思考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
     
      数字货币对构建社会秩序的法律和记录交易实质的会计带来了挑战。法律上的挑战分为从金融风险防控和国家税收利益维护出发的监管层面对数字货币属性界定难题,以及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数字货币交易纠纷的司法实践衍生出来的对数字货币私法属性的争议。数字货币法律定性的争议又对反映商业交易的会计记录如何在报表上呈现数字货币带来影响。通常,相较于注重形式的法律,会计更注重商业实质,因此在反映商事交易时需要追问交易的本质。然而,数字货币的支付和投资功能无法被会计语言记录为“货币”和“金融工具”,因为这不符合既有会计准则的相关概念界定,根本上源于立法并未承认私人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也缺乏对数字货币债权属性的认可。这更彰显了明晰数字货币私法属性的价值,以及从法律和会计交叉视角去探究数字货币定性的必要性。
     
      (一)界定思路:分层和分类原则
     
      现有对于数字货币的法律定性呈现杂糅态势,需要分层厘清。首先,监管法上的定性与私法属性的区分。比如,出于防范洗钱风险的考虑,金融监管者将数字货币视作“货币”,从而对相关的数字货币服务提供商施加反洗钱要求,并不意味着私法上也承认其“货币”地位。其次,私法属性界定上,要区分数字货币本身及其所表彰的权益来定性。现有关于数字货币私法定性的争议混淆数字货币本身与数字货币所表彰的权益。比如将数字货币视为电磁记录,认为其由电力转化而来,并藉此主张数字货币为物权客体,事实上这是对数字货币自身的形式作出的定性。数字货币本身是任何应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密码学技术等表彰价值的数字工具,本质上为电脑上的电磁记录,但其表彰内容则包括万象,可能是具有“货币认同”群体内的支付请求权(比特币),可能是兑换为所锚定的一揽子法币的请求权(稳定币),也可能是对中央银行的偿债请求权(法定数字货币)。这可与现实世界中的各类凭证类比。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使用纸张记载各式内容以表彰各种权利,例如钞票、票据、股票、提单、载货证券等,但在定性时,凭证本身(纸张)属于动产并无疑义,但凭证表彰的内容则不可一概而论,可能是债权(如票据),也可能是物权(如提单)。与此类似,讨论数字货币的定性,应区分其本身及其表彰的内容。[72]数字货币本身作为电磁记录属性如何,与其所表彰的权利属性如何,相互独立。如同有价证券脱离其所承载的权益便丧失经济价值一样,数字货币抛开其表彰的权益也仅仅是一串电脑上的代码符号。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数字货币所表彰权益的属性及其类型。
     
      此外,界定数字货币属性时还要根据其所表彰的不同权益进行类型化研究。数字货币从最初的比特币到稳定币,再到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不同类型所表彰的权益不同,即便同一种类,也会因发行主体和设计结构的不同而表彰不同的权益。比如锚定法币的稳定币与通过算法来维持币值的稳定币,持有人对发行人的请求权内容并不相同。因此,需要根据数字货币所承载的权益内容进行分类讨论。这不仅是私法定性所需,也对数字货币在会计上的确认与计量至为关键。比如,锚定法币的稳定币,符和特定条件,可被视为“现金等价物”,而其他稳定币持有人因缺乏与发行人之间直接兑换法币的请求权,不能被计入“现金等价物”科目,但可基于其支付功能或者投资属性而在报表上呈现。
     
      (二)法律和会计交叉视野下的数字货币属性界定
     
      数字货币的无形性特征,使得法律上不仅产生了其是否为物权客体的争议,会计上也促使人们将其归入无形资产科目,短期的则划归存货。但这并未反映数字货币的交易实质,比如投资属性。会计上无法将数字货币计入投资科目的原因在于法律上未将数字货币与发行人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债权(请求权),因为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缺乏明确的发行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请求权的解释空间。而且,实践中绝大多数数字货币都是有发行主体的。因此,应综合法律与会计视角来明确数字货币属性。
     
      1.数字货币所表彰内容的私法定性:债权
     
      如前所述,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属于央行对全体人民的负债,并无疑义,争议主要集中在私人数字货币的定性上。有的私人数字货币基于完全去中心化的发行架构而缺乏特定的发行主体,也有存在明确发行主体的,比如锚定法币或价值与特定资产挂钩的稳定币。存在特定发行主体时,数字货币所表彰的权利是向发行人换回对应价值法币或资产的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那么,问题点就落在了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属性上。
     
      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如比特币)得到公众认可和接受后,具有支付和投资双重功能,具有财产价值。但因缺乏明确的发行主体,有人将其比拟为黄金、白银等商品货币和资产,均为无债权行使对象的支付工具。但比特币与贵金属货币不同,不具有内在使用价值;如果脱离了其运行的区块链网络,则毫无意义。[73]
     
      本文同意台湾学者提出的观点,将比特币理解为基于其代码协议所发生的合同行为关系。[74]具言之,比特币是由开发者撰写程序代码形成,程序内容设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包括比特币程序管理者的资格、程序治理规则、程序变更规则等。基于此程序,各交易验证节点之间形成依照程序预定的技术标准运行并交换信息的网络。持有人取得比特币可理解为已默示同意其程序预定的法律关系,从而成为该程序所设定的合同行为关系当事人,有权基于程序预设的规则持有与处分比特币,进而享受其所表彰的支付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对象,理论上为比特币网络中的具体负责人(各交易验证节点)。只是这种权利行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程序的预设以及各记账节点的自动化运行配合,而非人们常见的请求权行使方式。
     
      2.数字货币的会计分类
     
      当私人数字货币私法上的债权属性界定清楚,就为会计上确认计量扫清了法律障碍,能够解决数字货币无法纳入既有会计准则框架的困境。锚定法币的稳定币,符合特定条件,可被视为“现金等价物”,除此以外的其他私人数字货币可结合持有人的主营业务、持有目的、预期用途,以及数字资产发挥内在价值的方式而在报表上按照以下分类呈现。
     
      其一,对于大多数企业,其主营业务与数字货币的经营和服务无关,而且也非基于交易需要而收受数字货币,持有数字货币的目的主要在于投资获利,此时,持有数字货币与投资和金融工具类似,所以可按照投资科目确认计量。短期持有即出售的,类似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损益,计入收益;长期持有等待其增值,可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损益,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其二,挖矿企业获得数字货币可以计入“存货”。其三,一般商业企业在正常经营过程中收到的数字货币,可能会被兑换为法币,也可能被继续当作支付工具而用于商业交易,此时数字货币承担的是“支付手段”功能,可参照“外币”确认计量。[75]比如,微软向客户销售产品,收到了比特币作为支付对价,这与收到欧元类似。通常,企业收到的外币在期末报告时会将其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并将汇兑损益在利润表中体现。同理,企业在日常交易中收到的比特币也可以参照处理。[76]
     
      六、结论
     
      区块链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对既有的法制与商业实践带来诸多挑战。这包括从金融风险防控和国家税收利益维护出发的监管层面的属性界定难题,以及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数字货币交易纠纷的司法实践衍生出来的私法定性争议。法律定性不清又对反映商业交易的会计如何在财务报表上呈现数字货币带来影响。尤其是数字货币的私法定性模糊不仅影响纠纷发生时其作为财产的返还原则和对应价值如何确定,还关涉数字货币交易所被盗而面临破产之际持有人能否主张别除权以最大化保护自身的利益。此外,囿于法律定性不清,会计上只能在既有的会计准则框架下使用排除法来确定数字货币可能贴近的科目(无形资产或存货)进行确认和计量,但这一做法具有严重局限,不仅存在着概念与经济实质之间的背离,也不符合数字货币所有者的持有目的,甚至有违向财务报表使用人提供有效信息的根本目的。
     
      本文综合法律与会计视角,使用分层和分类定性思路,来探讨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区分公法和私法层面,以及数字货币本身及其所表彰的权益层面而分别定性。数字货币本身为记载于电脑上的电磁记录,但是其所表彰的权益内容属于债权。具言之,在法定货币的情形下,表彰的是对国家的债权;对于锚定法币或其他资产的稳定币而言,所表彰的权利是向发行人换回对应价值法币或资产的请求权;对于去中心化发行的数字货币而言,可将其理解为基于其代码协议所发生的合同行为关系,权利人行使权利的对象理论上为担当区块链网络中记账负责人的各交易验证节点。同时,数字货币所表彰内容的债权属性界定,为会计上确认计量扫清了法律障碍,使数字货币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和会计准则体系下找到了容身之处,从而提升了法律与会计规则对于数字货币这一金融创新的回应力。

    【作者简介】
    李敏,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
    [1]参见[德]诺伯特·海林:《新货币战争》,寇瑛译,中信集团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
    [2]Kelvin FK Low and Ernie GS Teo, Bitcoins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as Property? Law,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Vol.9, No.2,2017, pp.235-236.
    [3]Lehmann Matthias, Who Owns Bitcoin: Private Law Facing the Blockchain,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1, No.1(2019-2020), pp.93-95.
    [4]参见刘少军:《“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主要问题与立法完善》,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5]参见赵磊:《论比特币的法律属性——从HashFast管理人诉Marc Lowe案谈起》,载《法学》2018年第4期。
    [6]参见谢平、石午光:《数字货币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35页。
    [7]Joel S. Telpner and Thomas M. Ahmadifar,ICOs, The DAO, and 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 The Investment Lawyer, Vol.24, No.11, November 2017, pp.19-20.
    [8]融资领域中的数字资产包括使用代币和证券代币,其定性问题可参见李敏:《融资领域区块链数字资产属性争议及监管:美国经验与启示》,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2期。
    [9]同前注[3],Lehmann Matthias文,第96-97页。
    [10]Jonathan Rohr and Aaron Wright, Blockchain-Based Token Sales, Initial Coin Offerings,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ublic Capital Markets, Hastings Law Journal, Vol.70, No.2,2019, p.46.
    [11]Frederick Kennard and Addison Hanne, Boom and Bust: A Look at Economic Bubbles,2015, p.179.
    [12]Avtar Sehra, Richard Cohen and Vic Arulchandran, On Cryptocurrencies, Digital assets and Private Money, Journal of Payments Strategy and Systems, Vol.12, No.1,5th February,2018, pp.17-19.
    [13]Douglas Arner, Raphael Auer and Jon Frost, Stablecoins: Risks, Potential and Regulation,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Issue 39,2020, pp.97-98.
    [14]European Central Bank, Stablecoins – No Coins, But Are They Stable? Issue.3, November 2019, p.2.
    [15]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Guidance on Cryptoassets Feedback and Final Guidance to CP 19/3, July 2019,p.38.
    [16]在发行过程中,对手方以美元从Tether公司平价兑换USDT,Tether公司承诺流通中的USDT由100%美元存款背书,从而保证USDT与美元的平价锚定。为保证持有者的信心,Tether公司声称通过第三方审计证明自己拥有与USDT流通量对等的美元存款。
    [17]参见姚前、孙浩:《数字稳定代币的试验与启示》,载《中国金融》2018年19期。
    [18]如果私人发行的超主权货币诞生且被广泛使用,则国家货币发行权将遭受侵蚀,进而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形成巨大冲击,因此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都对Libra密切关注。各国(如美国、欧盟和瑞士等)基于不同的金融和数字货币监管立场,强调Libra需要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防止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同时还要求Libra发起人提供更详尽的项目信息。此外,各类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均发布了与稳定币系统性风险相关的报告,比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Regulatory issues of stablecoins, October 2019;七国集团稳定币工作组报告: G7 Working Group on Stablecoins,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global stablecoins, October 2019;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 Statement on IOSCO study of emerging global stablecoin proposals, November 2019.
    [19]Raphael Auer, Giulio Cornelli and Jon Frost, Rise of the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Drivers, Approaches and Technologies, BIS Working Papers, No.880, August,2020, pp.1-28.
    [20]参见姚前主编:《数字货币研究前沿》,中国金融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21]《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8条和第19条。
    [22]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官员认为比特币和以太坊存在于分散的网络结构中,不存在豪威测试中“来自于第三方努力”的证券认定的条件,不属于证券范畴。参见William Hinman:Remarks at the Yahoo Finance All Markets Summit: Crypto,https://www.sec.gov/news/speech/speech-hinman-061418,2020年12月2日最后访问。
    [23]Kelvin FK Lowa and Ernie GS Teo,Bitcoins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as Property? Law,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Vol.9, No.2,2017, pp.238-240.
    [24]参见孙国峰、陈实:《论ICO的证券属性与法律规制》,载《管理世界》2019年第12期。
    [25]J. S. Nelson, Cryptocommunity Currencies, Cornell Law Review, Vol.105, No.3, March 2020, pp.929-932.
    [26]Seth Litwack, Bitcoin: Currency or Fool's Gol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egal Classification of Bitcoin, Templ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Vol.29, No.2,2015, pp.335-336.
    [27]Kare Powell, Monica Hope, Shifting Digital Currency Definitions: Current Considerations in Australian and US Tax Law, Journal of Tax Research, Vol.16, No.3,2019, pp.595-597.
    [28]Benjamin W. Akins, Jennifer L. Chapman, Jason M. Gordon, A Whole New World-Income Tax Considerations of the Bitcoin Economy, Pittsburgh Tax Review, Vol.12,2014, pp.25-26.
    [29]Alex Ankier, Debugging IRS Notice 2014-21: Creating a Viable Cryptocurrency Taxation Plan, Brooklyn Law Review, Vol.85, No.3,2020, p.905.
    [30]Scott A. Wiseman, Property or Currency: The Tax Dilemma behind Bitcoin,Utah Law Review, Vol.2016, No.2,2016, pp.437-439.
    [31]参见陳榮傳:《論比特幣與比特幣之債》,载《軍法專刊》65卷6期(2019年12月)。
    [32]同前注[3],Lehmann Matthias文,第93-94页。
    [33]在2017年罗某窃取比特币案中,就存在数字货币系一般财产还是电子数据的争议,如果将其视为一般财产,被告人会涉嫌盗窃罪;然而,法院最终并未遵循比特币系一般财产的逻辑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罚,而是将比特币视为一种电子数据,最终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参见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2017)冀0406刑初18号刑事判决书。
    [34]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17年9月4日)。
    [35]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2013年12月3日)。
    [36]参见美国HashFast管理人诉Marc Lowe案,Case No.14-30866.
    [37]参见台南地院2017年度诉字第1907号民事判决。
    [38]参见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2014年(日本平成26年)(ワ)第33320号判决书。
    [39]参见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法院(2017)苏0115民初11833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山东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191民初315号民事判决书。
    [40]参见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9民终1819号民事判决书。
    [41]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24805号民事判决书。
    [42]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43]同前注[5],赵磊文。
    [44]J. S. Nelson, Cryptocommunity Currencies, Cornell Law Review, Vol.105, No.3, March 2020, pp.914-919.
    [45]参见赵磊:《数字货币的私法意义——从东京地方裁判所2014年(ワ)第33320号判决谈起》,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46]参见沈易:《淺論比特幣在民事法上之定性》,載《司法新聲》第129期(2019年1月)。
    [47]同前注[3],Lehmann Matthias文,第128页。
    [48]同前注[31],陳榮傳文。
    [49]道垣内弘人:《比特币的法律性质与交易所破产取回权的成立与否》,载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16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159页。
    [50]参见蔡英欣:《試論虛擬貨幣之監理與法律定位——以日本法為中心》,载《管理評論》2018年第4期。
    [51]参见申晨:《虚拟财产规则的路径重构》,载《法学家》2016年第1期。
    [52]参见杨立新:《民法总则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含义及重要价值》,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3期。
    [53]同前注[49],道垣内弘人文,第157-159页。
    [54]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20条对“资产”的定义。
    [55]PwC, A look at current financial reporting issues: Cryptographic assets and related transactions: accounting considerations under IFRS, Release date: December 2019, No.2019-05.
    [56] EY, Accounting for crypto-assets.
    [57]Deloitte, Cryptocurrency: Financial reporting implications.
    [58]KPMG, Cryptoassets – Accounting and tax, What’s the impact on your financial statements? April,2019.
    [59]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中具有很大话语权,提出了在既有会计准则框架下如何对加密货币进行确认计量。参见Holdings of Cryptocurrencies, IFRS Interpretations Committee meeting, June 2019.
    [60]Australian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Digital currency-A case for standard setting activity, December 2016.
    [61]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of Japan, Practical Solution on the Accounting for Virtual Currencies under the Payment Services Act, March 15,2018.
    [62]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金融工具:列报(IAS32)的第11条规定金融工具是给予一方金融资产而且必然给予另一方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
    [63]Andrew Hartley, Financial Reporting of Cryptocurrency, Honors Theses,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Chattanooga,2019, pp.25-28.
    [64]参见管書悅、朱丹、郝小瑜、史慧燃:《數位加密貨幣的會計處理規範探討》,载《月旦會計實務研究》第30期(2020年6月)。
    [65]参见刘燕:《会计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174页。
    [66]参见罗玫:《加密数字货币的会计确认和税务实践》,载《会计研究》2019年第12期。
    [67]参见金以文、唐昆:《加密货币的会计处理》,载《新理财》2017年第4期。
    [68]同前注[65],刘燕书,第153页。
    [69]参见陆煜:《区块链技术下数字货币的会计计量模式探索》,载《财政监督》2020年第12期。
    [70]David Procházka, Accounting for Bitcoin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under IFRS: A Comparison and Assessment of Competing Model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Accounting Research Vol.18,2018, pp.162-164.
    [71]同前注[55], pp.2-4.
    [72]参见楊岳平:《論虛擬通貨之法律定性——以民事法與金融法為中心》,载《月旦法學雜誌》第301期(2020年6月)。
    [73]Katie Szilagyi, A Bundle of Blockchains: Digitally Disrupting Property Law, Cumberland Law Review, Vol.48, No.1,2017, pp.34-35.
    [74]同前注[72],楊岳平文。
    [75]David Procházka, Accounting for Bitcoin and Other Cryptocurrencies under IFRS: A Comparison and Assessment of Competing Model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Accounting Research Vol.18,2018, pp.162-164.
    [76]Andrew Hartley, Financial reporting of cryptocurrency, Honors Theses,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Chattanooga,2019, pp.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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