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个读书会,未名湖畔薪火相传 | 北大法学院教改撷英(三)第二课堂篇
2021/3/23 10:06:34  点击率[24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出处】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评论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关键字】北大法学院教改撷英
    【全文】

      真正赋予“第二课堂”生命的,是法学院默默付出的各位老师。
     
      他们将自己教学岁月中积淀的思考专注投射到第二课堂的设计中,使之多元而富有特色;大到框架,小到细节,在教学进程中仍然持续地改进。读书会通常安排在课余的周末或者晚上进行。
     
      夜晚的燕园灯火阑珊,法学院陈明楼中的第二课堂最为明亮。
     
      夜色中的法学院陈明楼
     
      多年来,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科研在某些场合成为评价教师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这固然有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科研水平尚处追赶阶段,难以从容实现与教学同步对接和良性循环的历史原因,同时,国内诸多高校包括教师个人,对“人才培养是大学核心使命”这一理念的认同感和接受度,仍然较为模糊和犹疑,因而出现了导向上的失衡。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方案对“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做出了新的部署。如果说,“破五唯”旨在改革科研评价,那么,如何改革教学评价,“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命”,则是对全国高校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课题。
     
      北京大学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滥觞之地,是中国法学教学改革的先行者和探路者。学院始终秉持科研与教学并重的立院方针,将教学与科研视作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两翼不可偏废。近年来,为了回应国内学界“重科研轻教学”的导向,纠正风气,明确提出“一切为了学生的有效培养”,大力推进教学供给侧改革,增加教学产品,改善教学结构,创新教学活动,引领中国法学界教学改革风潮。
     
      自2011年起,北大法学院启动以课程增量为中心的新一轮教学改革。增设案例研习课、实务课、写作课、英文课等新型课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新课数量持续增长,涌现了《民法案例研习》《刑法案例研习》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多元课程体系基本成型。自2018年起,进一步加大教改力度,持续推进教学供给侧改革。
     
      增量改革方面,增设北大-港大法学双本科项目;举办面向教学管理者的全国高端教学论坛和面向一线教师的全国师资研修班;举办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海外教学沙龙”、以名师大家为主体的“教学人生沙龙”和全体教师参与的“在线教学沙龙”。存量改革方面,在现有课程体系框架内,举办“北大法学阶梯讲座”80场,提升课程质量和教学尊荣感;整合各类教学信息,定期向全体教师发布“教务工作简报”,促进招生、培养和毕业等各教学环节的公开透明;推进各类读书会,开设“第二课堂”教学项目,鼓励支持教师课外教学,营造师生共同读书、一心向学的氛围。
     
      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是北大法学院始终不渝的办学方向。值此《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出台之际,值此扭转教育风气、“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的时代号角吹响之时,北大法学院愿与全国同行一起,响应中央号召,持续探索教改新路,并将近年来的改革探索和点滴成果形成系列文字,与同行分享经验教训,携手并进,一起为推进中国法学教育的进步而努力奋斗。
     
      本期推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学改革撷英之三:“第二课堂”教学项目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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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课程计划内的“第一课堂”,是法科生接受法学知识、养成专业能力的主要路径,也是学院教学资源输出的主要出口。但是,培养卓越的法学人才,理想的法学教育不会止步于此。在新的教育时代,大学不再只是传授既定知识的场所,而应以培养学生独立之研究精神为己任。培养学习者易,培养研究者难。而在这一过程中,对话的意义尤显重要。第二课堂,为法学生获得“定制式”的深层次研学提供了可能。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第二课堂”教改项目,脱胎于师生们自发组织的各种读书会。“第二课堂”是教师在“第一课堂”的正式课堂与标准课时之外,不计薪酬、自愿开展、自选形式的体系性与规律性的教学学术活动,学生结合学术兴趣自愿地加入,在内容上以读书和理论研究为重点,侧重学生综合性学术能力的养成性栽培,学院为此提供活动场地和购买书籍、资料和读书会期间的盒饭餐饮等必要支出的经费支持。
     
      “第二课堂”教学项目每半学年为一期,平均每1-2周举办一次,由一名或多名教师领授,班型呈几人到十几人的小班规模。秉持着“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自2018年秋季学期以来,法学院师生在第二课堂中已渡过了五个学期,有33位教师参与立项,并圆满完成了75个教学改革项目。三尺讲台之外,或同读书,或辩议题,或评习作,或增视野……师生的互动间蕴腾着汩汩不绝的学术烟火气,“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者之景似应如是。
     
      目次
     
      01勾勒“第二课堂”全景
     
      启发·综合·高阶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翻转课堂迸发思想火花
     
      02斯“塾”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读书会(读书小组)案例研讨会论文讲评会能力实践营“第二课堂”学生印象
     
      03对话“第二课堂”
     
      法学院的薪火相传与第一课堂殊途同归如何做好读书会?此处与远方:教育的“快”与“慢”
     
      04漫谈:第二课堂与法学教育
     
      通识教育在法学中的意义(葛云松老师)阅读经典的培养意义(凌斌老师)法学教育中的跨文化交流(陈一峰老师)法学教育中的内在修养与外在修为(何其生老师)
     
      05北大精神与“第二课堂”
     
      01 勾勒“第二课堂”全景
     
      第二课堂的顺利开展,得益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拥有全国领先的教学团队,多学科的法学研究平台为其提供了教学支持;法理、法史学科,宪法与行政法学科,刑法学科,民商法学科,诉讼法学科,经济法学科,国际法学科,知识产权法学科均开设了第二课堂。
     
      启发·综合·高阶
     
      “第二课堂”更关注学生在方法论、分析能力和研究能力等方面的创新性培养,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批判意识,灵活知识的运用。在选材上,“第二课堂”多聚焦前沿理论问题、最新研究成果、社会科学经典文献,以丰富的经典学著导读、学术前沿研讨、校外名家访谈、学术成果讲评等形式推进活动。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学生的主体性,是第二课堂的灵魂和意义所在。第二课堂的开展,特点在于量“法”而授,因材施教。学生则可以跨方向地自主选择课程,并来去自由,没有出勤的束缚。学生在与教师平等地对话中,更大地发挥了他的能动性。自由的形式并不代表散漫,大部分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时都主动做了较为详尽的发言准备,延伸了学生课堂的学习链条;一些现场阅读的课堂形式,则对学生的即时反应能力和基础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督促了学生对课外知识的积累。
     
      翻转课堂迸发思想火花
     
      第二课堂产生了“翻转课堂”中的头脑风暴效果,互动过程中碰撞出的原创性“思想火花”并不易冷易逝。在过往的课堂中,老师、学生译读形成的外文经典文献译本拟提交出版;立法专题研讨形成了专业的修法意见;论文评议后进一步完善的学术成果获得发表;在前沿话题的讨论中,很多学生找到了学术兴趣点,提前锁定了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
     
      为什么要设置第二课堂,倾注如此多的教育资源大力气培养学生?
     
      于学生而言,第二课堂为其提供了传统人才培养方式之外、更具个性化的高阶教育资源;于教师而言,第二课堂使教师更从心地回归教书育人的职业本位,破解科研成果与教书育人衔接的难题;于学院的学科建设而言,第二课堂促进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各学科的学科优势向人才培养优势的转化,对学科后辈人才的发现、学生学术底蕴的建塑、学生创新能力的养成均有重要意义。
     
      02 斯“塾”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如果教育的途径是单一的,那它往往是封闭的。新的教育样态正打破封闭拥抱开放:在这之中,有从传统走向传承的经典读书会,有纸上终浅、绝知躬行的案例研讨,有日积跬步常为常新的学术评议,也有十年树木开启学智的能力探培……多种培养路径的探索,并非是为一些教育形式的外在涂抹的糖衣,而是师生付出心血精心耕耘的排排田垄。
     
      读书会(读书小组)
     
      读书会(读书小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大多数老师选择与同学们共同求学治学的形式。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与任务式阅读不同的是,第二课堂读书会以读深、读通、读透为要,在阅读的过程中多一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真,去一份“难得糊涂”的阅读形式主义,让学生在说“读过这本书”之后还能“有话可说”;体悟“审问、慎思、明辨”,最终达到“求是和笃行”的彼岸。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遵循着北大传统,读书会多侧重宏观、理论性的“大书”阅读,以期在宝贵、自由、充分的读书时光中,师生以书为导引展开更充分的交流,产生思想的共鸣与火花,摒弃走马观花的“赏析”式阅读。
     
      常鹏翱教授开设的《民法哲学与基础理论》课堂,以精读与民法相关的哲学和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为内容。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与运用民法的基础理论,锤炼理性思维,启发研究路径。
     
      《民法哲学与基础理论》已有四年的传承,现已完成包括考夫曼《法哲学》、凯尔森《纯粹法理论》等书目在内的120万余字经典著作的阅读,形成读书报告、思考心得等书面成果约10万字。
     
      章永乐副教授指导的《半渡读书小组》开启于2018年秋季学期,在阅读文献的选取上注重与“第一课堂”相衔接,帮助学生强化传统课程的学习效果。
     
      读书小组常规活动与专项活动同时进行。专项活动为邀请中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主题讲座,常规活动分为阅读西方法律思想史经典著作和朗诵并赏析古今经典诗歌两部分。例如, 2018年读书会选取的剑桥学派思想史家Richard Tuck的《战争与和平的权利》和Richard Tuck的《哲学与治术》,均为配合本科生的公选课《公法与思想史》,使“第一课堂”听讲和“第二课堂”讨论的相互促进。在半到一小时的诗歌朗诵和赏析环节,引导学生陶冶情操、熏陶思想、升华气质,从而达到“育人”的教育意涵。
     
      车浩教授从2018年秋季学期开始开设《刑法读书小组》,在与学生共同的阅读与交流时间中,督促学生多阅读,好阅读,获益于阅读。
     
      读书小组的选读范围比较广泛。有的学期专注于刑总专题,为了实现比较参照、体会异同的交互效果,分专题同时推进德国、日本等代表性国家的刑法总论的代表性著作阅读;有的学期为了加强学生的理论基础,选择一些法理学和法学方法论方面的书籍作为精读对象,引导学生建立分析性和批判性思维。
     
      案例研讨会
     
      如果谈及法学知识体系的应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一套获得社会认同的办法。经过专业培养的法律人才毕业走向社会时能否学以致用,在于以理论工具系统分析现实问题的创新能力。塑造这一能力需要在理论教学以外,配置实践导向的教育。案例教学就是第二课堂中引导学生从“纸面上的书”望向“生活中的书”的重要窗口。
     
      张千帆教授于2020年秋季学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共开设了两门“第二课堂”。《宪法学案例分析》以宪法学方向的案例研习为主,《宪法学经典阅读》则侧重宪法学的经典著作阅读,二者形成了不同的切入视角,并在各自主题下分组讨论,使活动内容更具体化、有针对性、呈体系性,与“第一课堂”共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宪法学学习生态。
     
      《宪法学案例分析》旨在解惑学生学习宪法的具体问题,增进学习兴趣。先划分若干讨论小组,由教师或助教分别带领;学生结合自身情况,自由、自愿选定小组加入,讨论小组重点研习宪法案例学习中的知识点。学生或提出分析宪法学案例过程中的困惑,或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再由其他同学、助教或老师进行交互式发言讨论,回答其问题或者评价其方法。
     
      《民商法案例沙龙》自2018年以来每年秋季学期举办,由葛云松教授、许德峰教授、张双根副教授、贺剑助理教授形成导师组。它配合教学计划内课程《民法案例研习》,结合《民法典》的起草过程,深入探究有争议的民商法理论问题,在专业课之外为学生提供了掌握大陆法系请求权分析方法、深化民商法理论认知和锻炼案例分析能力的新平台。
     
      《民商法案例沙龙》与《民法案例研习》课程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助关系。《民法案例研习》中请求权分析方法的技术门槛、案例的复杂程度和有限的课时,使课后延伸学习、温故知新成为必要。《民商法案例沙龙》则提供了这一平台,消解了教学计划内带来的学习压力。一方面,沙龙为学生提供了更精准、专业的方法论辅导;另一方面,沙龙讨论能够让导师组更好地掌握学生的思维惯性和常见问题,推动课堂教学的完善。
     
      论文讲评会
     
      从应用角度,学术能力往往被外化为论文写作的水平。法科生从本科、硕士再到博士,经历了从学习者向研究者、著述者的身份转变,本质上是从知识输入到思想输出的能力进阶。写作能力的锻炼如同登山,需要一步一步去经历,去打磨,才能登顶。第二课堂提供了这样一个习得路径。
     
      《法律与新金融论坛评议会》(指导教师:彭冰教授)
     
      《法律与新金融论坛评议会》的设立初衷,是引导学生跟进金融法领域实务,锻炼分析问题、表达学术观点、撰写论文等学术科研能力。
     
      参会的同学围绕近期金融法律实务案例撰写法律分析论文;评议会组委会将投稿文章分配给其他至少三位参会同学点评,并在每周定期组织现场评议会,一般由30-40位同学和彭冰、洪艳蓉等老师参与,对投稿文章进行现场评议讨论;经多轮评议讨论后定稿的文章将刊登、发表在论坛定期刊物《法律与新金融》和原创公众号“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评议会已举办多年,评议成果持续为核心集刊《金融法苑》供稿,获得金融法学界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仅就2018-2019学年秋季学期,会议反复讨论、修改金融法前沿问题的相关文章数十篇、业界资讯若干,共整理出版两期《法律与新金融》期刊,并通过微信公众号、Email、邮寄、网站发布等形式向公众和二百余家合作机构分发研究成果,增进金融法学界的信息互通。
     
      能力实践营
     
      法律人需要的综合素质展现在专业技能和通识教育两个层次。在开放心智、创造思维之上,仍然需要以独有的价值衡量和知识理性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出判断。大学创造了共同学习的场域,学生仍有待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更多地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浸濡。
     
      何其生教授自2018年起开设《高端(法律)外交谈判人才训练营》,旨在培养专业化、国际化、精英化的外交谈判人才,为学生提供全面、专业的外交谈判理论知识,并通过系列课堂模拟活动,促进学生知行合一、融会贯通。
     
      训练营起初的设立目的是提升学生的外在素养,着力于通过讲授、讨论、模拟等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外交谈判中的技巧和礼仪。随着训练内容的逐步推进,2019年春季学期的训练营明确了“加强学生的内在修为”的宗旨,形成“阅读材料——课堂展示”的基本模式,组织学生围绕国际关系、国际公法或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理论以及涉外法律实务中的任一环节展开报告与讨论,并邀请实务中的法律外交人才参与座谈。
     
      郭瑜副教授在2018年秋季学期开始指导《口述海商法史》。通过访问海商法界的老前辈,记录中国海商法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保存海商法史料。
     
      郭瑜老师邀请了四名校外海商法专家组成指导小组,对口述海商法史的学生采写小组进行全程指导。每次访谈所形成的书面成果,通过微信公众号“口述中国海商法史”进行推送,每期文章都能获得较高热度的阅读与转载,在海商法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采写小组已访问了20余位海商法专家学者,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秉持“非中心化”的采访理念,采写小组结合受访对象从不同角度的讲述,追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商法从无到有,从简陋到完善的艰苦历程,记录、保存下海商法的珍贵史料。
     
      “第二课堂”学生印象
     
      李佳馨(19级博士研究生,参加车浩老师《刑法读书小组》):
     
      我参与读书会感触颇深的是,车老师带领大家一段一段去品读学者的著述,尝试站在写作者的视角去追索其问题思考与研究时外化而成的写作思路,而不仅仅是目的性地了解学者的观点。这使得理论认识更为深刻,对他人写作思路的整理尤其有益于借鉴到自身的写作中。记得读书会最长的一次持续了八小时之久,读到头晕眼花,但的的确确满载而归。
     
      杨城新(19级博士研究生,参加李红海老师《英国法经典书目选读》):
     
      读书与探讨,可以透过阅读中很小的一点了解到整个制度的全貌。在读书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陌生的甚至认识的英文词汇,但学生的功底尚不能准确理解其意思和指向,老师此时及时的释义与纠偏,对我们知识的准确掌握和外文阅读能力的培养都极为珍贵。就这一点,学生的感悟是: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所看到的东西的真正含义可能根本无法从字面意义上了解,有时,专业人士的经验分享和经验提点是不能被替代的。
     
      孙碧霞(19级硕士研究生,参加刘哲玮老师《民事诉讼基础理论读书会》):
     
      每周的读书会是令人期待的,因为读书会成为了法学经典通往学生的桥梁。看重文本而不拘泥于文本、立足法学而不囿于法学,有见地、有启发又有趣的书籍以生动的形式进入我们的世界。在读、思、讨论、质疑的循环中,我们探究制度背后的原理与问题,也领会到法学研究与写作的方法。理解与畅想是读书会的关键词——通过阅读与讨论,我们不仅更加理解过去,也畅想着在这变化的时代中未来将如何展开。
     
      张尚斌(19级博士研究生,参加葛云松老师《民商法案例研习》):
     
      这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对于案例的深入讨论,从中不仅能学习鉴定式的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还能辐射至实践或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并且博士师兄师姐的参与,也增加了我们域外法和理论上的知识储备,每次都是收获满满,对学业的帮助极大。
     
      赵怡冰(20级硕士研究生,参加张平老师的《知识产权娱乐法学术沙龙》和《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读书会》):
     
      借助第二课堂的平台,我们招募了对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主题感兴趣的同学,形成了包含各小语种背景的同学和留学生在内的、规模为30-40人左右的小团队,对全球11个司法辖区的个人信息、数据隐私制度进行了检索。我们每周展开交流讨论,进行定点检索和动态追踪。第二课堂给我最大的感受是相关知识上带来的增长。通过团队内小语种背景的同学的帮助,我们发现像印度、迪拜都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法律,而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没有关注的。
     
      03 对话“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不像空中楼阁一样高悬着,它始终建立在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师生现实地投入心血、付出努力。多样培养、不断调整的背后,是老师们对教学的真心与“较劲儿”。围绕第二课堂,授课的老师们形成了诸多思考。
     
      既有和弦般的认识共鸣,也有此消彼长的思想碰撞。“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在对话间,又让我们对第二课堂的存在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
     
      法学院的薪火相传
     
      阎天老师
     
      (开设《规制研究译读会》)
     
      第二课堂,或者说课外的师生间的学术交流与辅导,在我们院是渊源流长的。老一辈学者像龚祥瑞老师在的时候,当时罗豪才老师还是青年老师、姜明安老师还是学生。听老师们回忆,那时周末经常到龚老师家里,听老师指导同学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是七、八十年代教学的重要方式。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以读书会为主要形式的第二课堂就普遍地出现了。
     
      等到我念书的时候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很多老师自行组织的读书会等培养形式,已经开展多年,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得到了我们第二课堂项目的支持。第二课堂的教学形式,在我们学院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
     
      彭冰老师
     
      (开设《法律与新金融论坛评议会》)
     
      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吴志攀老师从1998年开始带头做《金融法苑》杂志,鼓励(也是布置任务式地要求)我们每周都要写东西,之后组织硕士生、博士生在一起讨论,相互批评,在这一过程中文章获得修改的机会,大家都认可通过后有机会发表在《金融法苑》上。那时的博士、硕士学生间涌现出一批当代金融法学者,像郭雳老师、唐应茂老师、刘燕老师、罗培新老师等等都是我们评议会的成员。
     
      多年后当我做了老师发现,这种评议会是一种很好的学生培养方式,所以大概从2014年,我们开始做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我常和学生讲,在北京大学受教育,最大的好处不是老师教了什么——老师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但你的同学很重要。北京大学入学考试选拔出一批人,这批人在互相学习、互相激励的过程中,彼此能获得很好的成长。
     
      与第一课堂殊途同归
     
      楼建波老师
     
      (开设《信托法读书会》)
     
      从实践经验来看,第二课堂是研究生培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生只通过听课、pre、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实习等环节进行培养,会缺乏从整体上把握一个问题的能力,当碰到新的题目或没有接触过的题目,就会不知如何着手。而在未来工作后,无论是在哪个领域,运用的主要还是在学校里学会的方法,而具体的知识则是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和补充。因此,第二课堂除了具有培养学生能力和拓宽学生知识面的重要性,更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学会处理问题。
     
      杨明老师
     
      (开设《法律经济学读书会》)
     
      我所理解的第二堂课,与第一课堂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是有目的地去弥补阅读上的不足,保证学生阅读的充分性,而第一课堂则多数以构建知识体系、夯实理论基础为主。相对来说,当前学生的阅读量,整体而言不足以应对研究的需要。第二课堂是一种观念,促使同学们在学术研究中,明白自身的不足,通过不断地阅读,提升研究视野、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
     
      刘哲玮老师
     
      (开设《民商事纠纷解决互评报告会》和《民事诉讼基础理论读书会》)
     
      读书会对于学生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让他们静下心来读一些理论书籍。现在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周期较短,如果没有课外学术活动,硕士二年级学生的精力都在找工作上。读书会可以强迫他们在北大的时光里多读读书。因为,在我们看来,法科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有很多经典著作应该读而都没有读,学生读的多是教科书。而在阅读效果上,书读没读懂,每个人可能程度不同。
     
      但在读书会的时光里,每个人都能很愉悦地享受这个阅读过程,感受读书的乐趣,开阔视野,展现不同的知识结构,这对于北大的学生也是具有意义的。
     
      如何做好读书会?
     
      常鹏翱老师
     
      (开设《民法基础理论和法哲学》)
     
      阅读方法对于读书会很重要。阅读时,我们并不是单纯地阅读某本书,而是系统的读某个作者的整体的思想脉络。举个例子,我们在读德国学者考夫曼的法哲学等一系列书籍时,先读的是他的老师拉德布鲁赫的作品,之后再从考夫曼的类型理论等早先的作品,读到它经典的教科书作品《法律哲学》,再到他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法律获取的程序》,这样能把它的思想理顺下来。
     
      不仅如此,为了能更系统地把握它的脉络,我们还专门邀请了学有所长的学者、老师,为同学讲了康德、亚里士多德,把整个思想脉络确定下来。这种读法的好处在于不蜻蜓点水,对知识的掌握不光是从纸面上得来的,而是能够透析到纸质背后,看到这个学者包括他所在的这个学派的整个思想脉络,加深同学们的认识。
     
      许德峰老师
     
      (开设《商法经典著作选读》)
     
      对于阅读主题的择取,我的读书会适度地关注了一些看上去“显眼”,或者是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但总体而言,讨论的重点还是基础性问题和基础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基础性的问题和所谓的前沿问题并没有大差异:例如,既有研究面对人工智能的无所适从,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对这个技术本身缺乏认知,而是我们对法律中最基本的理论研究得不透彻,是我们对合同为什么有拘束力、人是什么、什么是正义等等看上去简单、基础的问题缺乏全面而透彻的思考。
     
      这导致我们的法学理论多关注应用层面,当我们在面对具体的争议时,其实只能靠感觉做出选择,难以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方案。因此,我更希望阅读一些基础性的材料,而不过分关注热点。另外,真正的经典,其实也都是好读、好懂、让人击节赞叹的;我们的自律有限,没必要花在啃晦涩的玄虚(或蹩脚的翻译)上。
     
      江溯老师
     
      (开设《法律与人工智能读书会》)
     
      读书会抑或是第二课堂的出发点,应该向学生回归,关注学生学术兴趣的新生力量。《法律与人工智能读书会》第二课堂不是我个人发起的。北大法学院有一个名为“法智未来”的学生组织,它是以法律、科技为主要的信息方向的学生团体,团体的组织者李梦欢同学在2018年左右邀请我参与他们的读书活动,他们对于法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问题兴趣极为浓厚。在这样特殊的驱动下,多元的活动形式往往是出自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发展需求。学生们的热情所迸发出的力量,对于教师的教学很有启示。
     
      肖江平老师
     
      (开设经济法系列专题的“第二课堂”)
     
      氢气和氧气经化学反应后可以生成水。这个道理教给学生,学生知道并记住,但并没有体会,唯独借助实验等学习训练才能有更充分的感知。这与研究生的教学资源的原理相通,对于知识的掌握不能只停留在旁观层面。
     
      在举行第二课堂时,老师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学术积累可以向第二课堂输送并形成共享。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就向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可研究的问题,引导其分析、论证,揭示问题研究的进路。或许于老师而言相关问题的研究结论已经相对清晰,但对于硕士研究生,借助具体的研究经历获得规范、沉浸式的学术训练,十分重要。对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则应当进一步关注通过研究推进学科知识的创新。
     
      张平老师
     
      (开设《知识产权娱乐法学术沙龙》《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读书会》)
     
      以按需培养为驱动的第二课堂,一开始是老师为学生开设的学术平台,在充分发挥学生能动性后,这个平台由学生自行运转起来,现在反而是学生在推动老师。按需培养的前提是同学有自己的思考,对一个问题已经形成了认识,并希望能在相关领域做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同学们提出希望能有机会涉猎更多不同语种的相关法律,我们就按照这种需求,招募有小语种背景的同学加入,以此满足使用一手资料的需求。
     
      在这样的合作模式下,我们逐步组建了国际小蜜蜂团队,意在如采蜜般“到不同的司法辖区采集司法信息和研究成果”,团队以小组汇总与讨论的方式推进研究,参与的同学们获得了视野拓展。在无限的热情和不断扩张的人力下,国际小蜜蜂团队已经不再局限于第二课堂,而是参与到更多的学术科研中,这也是第二课堂延伸的一个重要成果。
     
      章永乐老师
     
      (开设《半渡读书小组》)
     
      在常规内容之外,我的读书会会让参与者挑自己喜欢的一首或一组诗,一起朗读,然后由挑选者解读给大家听。一般来说,大家选的诗歌都是和各大文明传统及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诗,这样我们可以借助诗歌所记录的经验,深入到对这些文明传统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和思考。古希腊语里的Nomos一词,既有“法”的意思,也有“歌”的意思,它也许指向一种古老的历史经验:最早的法,往往是被唱出来的;歌唱的人,是有所热爱、有所敬畏的人。
     
      我们的社会需要既有专业技艺,又有所热爱、有所敬畏的人。我在几个演讲里都提到过,北大法学院是出过诗人海子的地方,这让我们的法学院与众不同。希望这个文脉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张智勇老师
     
      (开设《国际经济法课外研讨》)
     
      为了保障读书会的效果,我会给学生明确阅读任务:主讲同学需要精读,做好讲解准备;其他同学完成会前阅读,做好点评准备。对于阅读的内容,我认为不需要从头至尾地介绍,而是提炼核心观点、重要论据,并重点阐释对自己启发最大的,尤其是没能读懂的内容。
     
      实际上,读书会的书目我自己是看过的,在交流的过程中希望学生能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不会去明说,而是观察学生的阅读主动性,尤其表现为是否会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拓展一些辅助资料的阅读。另外,阅读书目有时涉及其他学科的概念和背景知识,学生如果储备欠缺的话需要自己多做些功课。
     
      此处与远方:教育的“快”与“慢”
     
      张骐老师
     
      (开设《“法与正义”读书会》)
     
      在读书会中,当我们阅读一些纯粹的哲学著作,在法学层面很难说有直接的帮助。但前两天看到朋友圈多位同事转发的一篇文章,叫《无用之大用》,能说明一些问题:一些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当时被同辈学者视为无用处,但恰恰是一些所谓无用的基础理论的学科,为后世科学技术的突破、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和发展的可能。
     
      读书会已经举办很多年了,当初很多参与读书会的学生都已成为优秀的青年学者,例如,已留校任教的王华伟助理教授,当年在硕士期间就参加了我的读书会;我曾经指导的博士生孙海波,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是第一批读书会的成员,他们在会上都非常积极、活跃。
     
      李红海老师
     
      (开设《英国法经典书目选读》)
     
      读书会应当是以兴趣为导向的,并且来去自由。实际上,读书会逐步推进时很现实地会存在自然淘汰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坚持下来的同学的培养效果值得期待。能力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老师的角度,还是希望学生能对学科和相关主题尽早地培养起兴趣。硕士阶段只有两三年的培养时间,这个时间很短,甚至很难入门。如果学生在本科生阶段就能形成兴趣,尽早开始进行专业素养养成,会获得更好的效果。
     
      张双根老师
     
      (开设《“现代公司法原理”读书会》)
     
      培养效果是不好一概而论的,要看学生的投入程度。投入程度高的,读书兴趣高的、主动性强的,效果好一些,在过往的学生中能充分体现在毕业论文的质量上。而且这种培养效果也是动态的,关键在于个人的投入程度。有时学生在某次读书会投入充分了,马上提问问题的质量、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会很不一样。可以说,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没什么技巧性。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学生,读书是一个花时间的事情,想投机取巧不大可能。
     
      肖江平老师
     
      (开设经济法系列专题的“第二课堂”)
     
      教育效益有时不是能简单总结的。有时传授过的知识、方法、技巧,不讲可能学生就不知道,而毕业后从事研究或实务工作,遇到可能就用上了。虽然很多教育的模式是基于老师的主观考虑,但老师们觉得好,同学们觉得好,这就是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第二课堂项目未来能发生多少效益,是很难说的,但作用一定很大。
     
      04 漫谈:第二课堂与法学教育
     
      第二课堂就像一座浮动的冰山,所呈现的教学形式在水平面之上,支撑起冰山的,是水平面之下老师们对法学教育的体量更为庞大、形成更为立体的反思。或许在当前的法学教育中,一些思考能得以普遍的实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尚需待时日。但从理想到现实的第一步,或许需要踏到第二课堂上。
     
      通识教育在法学中的意义(葛云松老师)
     
      设置通识类读书班的目的是,选拔一些有理论兴趣的本科生,引导其充分利用北大的教学资源,在老师的指导下,强化通识教育,具备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良好基础和贯通能力,对法学一般理论和基础性部门法有深入的掌握。这些知识和能力,可以作为将来从事法学学术工作的准备,也可以为从事其他工作提供坚实的根基。
     
      之所以从本科低年级开始,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学生最没有成见,各方面的兴趣都处于萌芽状态。相比之下,作为一个现实,本科高年级的学生以及研究生通常已经因为各种原因而对自己有了更为清晰(或者说更为狭窄)的定位,并且有了更重的学习专门知识的任务,这样,就可能对于该定位/专业之外的知识领域和问题的关注程度大大下降。所以,从低年级开始可能是适当的。
     
      阅读经典的培养意义(凌斌老师)
     
      人文社会科学还是需要通过经典阅读培养学生的阅读和思考能力,就学校能够提供的培养来说,这是目前来看最好的方式,虽然它不是全部。
     
      这些经典著作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它是人类经过长期历史筛选,经受了时间检验:他们来自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头脑在长期思考或者处在灵感爆发和智力巅峰的时候写下的作品,经受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考验,在许许多多人类知识的成果当中最终沉淀下来,一定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学,尽管常被强调具有独立的体系、是一门自主的学科,但它的思维方式甚至概念体系,长久以来奠定在在更深层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如果不去深入阅读这些经典作品,哪怕是北大的学生,阅读水平也很可能就停留在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的基础上,和一般的知识公众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便专业知识很发达,但阅读和思考水平也平常。这些年我身体力行过来觉得,没有别的花俏或捷径,就是阅读这些经典作品,接受这些杰出头脑的训练。
     
      法学教育中的跨文化交流(陈一峰老师)
     
      当前,我们的法学教育大多是从本国法的学习开始的,但今后的法律人才要面临日益全球化的工作环境。无论你的职业是律师、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或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含有涉外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断走出去,也面临更多的跨国的利益内容,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封闭起来做法律。
     
      这背后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跨文化的能力。跨文化的能力包含了具有跨越自身文化去理解别人文化的兴趣和心态;在这种跨文化的氛围中要有能力与他人沟通、论辩、说服;利用这些去建构一些跨文化的法律概念的理解。这在形式上可能落入了比较法的内容,但实质上这蕴含了不同法律概念下的不同逻辑、实质意义的理解与融合。最后我们还是能够在这一过程学到全球化的法律规范体系和框架,便于我们以后从更细致的角度参与治理问题。
     
      法学教育中的内在修养与外在修为(何其生老师)
     
      孔子云,“不知礼,无以立也”。内在修养好的人,外在也都很有“范”。像罗豪才老师、费孝通先生的大师风范令我印象深刻。那种儒雅与飘逸之风是随时外溢的,和他在一起很亲近、很自然。我的师爷是韩德培先生,先生做事认真、规划科学、眼光独到。从这些令人钦佩、景仰的前辈身上可以体会,内在修为达到一定程度,外在形象自然就水到渠成。对学生来说,修炼的路还长,现在最起码要开始注意个人形象、礼仪举止、综合素养,以后成家、立业时都要面临社会评价。
     
      我们也应当明白,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规模教育形式,只有博士生才接受“一带一”针对性、精英化教育,学校不可能教会我们所有的东西。在学校,掌握知识仍是研究生要掌握的最基本素养,也是争取高起点的基础。且知识也可进一步分类,例如,思维和信息就不同。对于法律专业,法条的记忆不是学习重点;如何理解法条的意义、掌握法条背后的逻辑,是学生应当掌握的思考方式,这也是个人修养的重要组成。
     
      05 北大精神与“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教学项目是北大法学院教学改革的内容之一。从功能意义上,“第二课堂”项目将教学创新的着力点从培养方案内的课程向课外延伸,并在教育关系上将教师主体转向了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新型教育共同体。在活动效益上,第二课堂弥补了“第一课堂”在授课形式、传授内容、课时等方面局限。“第二课堂”的新模式值得深入地思考。
     
      新时代,新文科教育改革的聚焦是终身学习、自主学习,本质在于创新性学习,以指导创新性社会实践。国家将法学本科教育的功能定位于基础性教育,研究生教育则应培养学生搭建知识的体系网络、规则运用和理论融通的能力,由此需要高等教育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和思维方法。法学学科作为应用型的社会科学,具有面向社会问题的特质,需要专业人才具备以理论分析工具系统分析问题的创新能力。消除教育的积弊,不仅需要思考整体的教育理念,还需要从具体的教学模式上加以探索。第二课堂在此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谈及老师们的奉献,推动第二课堂教改项目的教学管理团队成员都对此有很深的感触。
     
      主管教学改革的副院长车浩老师指出,北大的读书会传统源远流长,一百年前,李大钊就多次参加学生的红楼读书会。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北大校园里各种读书小组成为一种风潮。虽然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获取知识和交流渠道日益增广,但是在课堂之外另设“私塾”,面对面一起读书和讨论,始终在北大师生间有着不可取代的魅力。“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师生关系,一种在正规课堂之外展开的深度智识交流,一种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
     
      在教学院长助理阎天老师眼中,北京大学法学院第二课堂将成为法学教育的一个新符号。第二课堂代表着一种今天已经不太被注意到的师生关系的模式。北京大学法学院是非常注重法学研究的学院。学生毕业以后,很多是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培养理论人才,很大程度上需要老师以培养未来同行、同事的态度来对待学生。正像同事之间的切磋既有正式场合的会议交流,也有每天吃饭时的非正式场合交流,老师和有理论兴趣的学生之间的切磋同样也需要这种第二渠道。从这个角度,第二课堂代表着一种对师生关系的不同的想象,而是也是一种倡导新型的学术生活的方式。目前,学生基本上把生活分为两块,一块是上课、写作业,一块是个人生活。在求学和个人生活之外,还应该有第三部分,即智识的生活。阎天老师谈到,“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学生毕业投入现实工作以后,哪怕是很具体的形而下的内容,可以有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心灵寄托。”
     
      法学院院长潘剑锋老师表示,“第二课堂为学生拓展学术视野,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以及促进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体现了北大法学院教师关爱学生、乐于奉献的情怀。”对于这种情怀,车浩老师特别强调道,“第二课堂”在本质上不是学院推动老师们去开展的活动,而是老师们的行动感召了学院。不是因为了“第二课堂”这样的教学项目,然后老师们才去开展各种读书会、案例沙龙等等,而是因为先有了老师们这些无私奉献的读书会活动,才有了学院设立“第二课堂”教学项目的想法。
     
      提到自己的同事们,车浩老师深感自豪,“北大老师的精神,不是靠学院管理和号召出来的。所有这些举办读书会活动的老师们,从来没有主动地向学院提出任何方面的要求,而是把这当作一种很自然的为师之道与为学之道。这是非常令人感动和敬佩的。读书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包括购书、材料、餐费等开支,往往都是由老师自掏腰包。学院了解到这种情况,更加觉得有义务去支持,去弘扬和鼓励这样的精神。所以,教学口设置了‘第二课堂’这样一种教学改革项目,专门用于支持老师们在正式的课堂和学分之外,用自己的科研和休息时间,不计报酬地自愿带领学生开展的各种读书会、案例沙龙、论文讲评会等育人活动。”
     
      教学院长助理刘哲玮老师对此也颇为感触,“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教师们往往忙于应付各种科研考核、社会活动,而对作为本职工作的教学不够关注。但北大法学院的老师不仅在课堂教学上倾情投入,而且愿意自带干粮不计时间和报酬的带领学生在课余开展读书会、案例阅读会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拓宽了同学的知识边界,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坚持读书和研讨的良好学风,也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了从容沟通的交流空间。近年来学院对这类‘第二课堂’的支持和肯定,更加调动了老师们组织和参与的积极性。”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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