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法律对权力的制衡
评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
2020/8/31 13:23:22  点击率[25]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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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中国法制史
    【出处】“瞰法”公众号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权力制衡;古代法律
    【全文】

      中国政法大学林乾教授撰写的《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制衡有着巨大的现实帮助。

      在中国古代传统关系中,权力与法律堪称是联系最为紧密又充满变数的矛盾统一体。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是处在权力的金字塔最顶端,但是皇帝并不完全拥有专制垄断、独一无二的权力。在特定事件上君权是处于垄断的地位,但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君权是受到一定的制约的。

      01 权力与法律的三个时期

      在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共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一般史家称为权移于法的时期,发端于西周,定型于秦汉。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是,法律由秘密状态向公开转变。

      《春秋左传》中记载,该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郑国和晋国开始铸刑鼎。将刑书铸在鼎上,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百姓都能够看到这个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在铸刑鼎之前,法律已经存在,但是,这个法律是由当时的贵族统治者秘密掌握,不对普通民众公开。民众对于国家的权力,对于国家权力象征的法律,只有崇拜,不敢冒犯。因为法律的秘密性,民众唯一能做的就是遵守统治者的意志。

      春秋时期,当时的郑国和晋国两个国家,随着社会的变化,打破了上层贵族垄断法律的状态。

      第二时期是通过对君主敕令这些非制定法的限制,达到约束君权的目的。历经了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臻于完善。

      自秦汉以来,天下一统,确立了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要求法律在全国统一适用。在这个时期,通过相应正规的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制定了国家正式的法典。君主的敕和令也是对正式法典的一种补充,但是并不能自动上升为常法。

      尤其是汉唐时期,君权与法律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人君与天下共法已经形成了一种氛围。臣僚与君主的斗争,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

      君权也大体上有了制度的遵循,并且用法律的形式对这一制度加以肯定。在中国历史上君权和法律平衡的最好时期是唐朝。

      第三个阶段到了明清时期,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君主的权力完全超越了法律,权法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二是法律成为了君主约束百姓和约束臣僚的一种限制,它不再是对君主权力的约束。

      在明朝初期,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废除了丞相制度。将传统的君权与相权合二为一,都由皇帝来掌握。这个时候君权凌驾在法律之上,实行的是集权统治。

      法律完全成为君主控制下的工具,除了君权不受法律的制约以外,各级文武官员行使权力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

      02 法律对君权的制约-制度层面

      在制度层面上,法律用言谏制度和封驳权,限制君主的权利,它是君主命令的过滤器。

      如果君主的命令有不符合礼法的行为,可进行规劝,甚至对于君主的命令予以否决。这个制度的设计,使得丞相有权力否决君主的意愿。

      中枢机关对于君主权力最重要的制约就是丞相的副署权。重大的国家政治决策,还要经过重要官员参加的朝议议决。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政令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皇帝,而是出于宰相。

      史书记载,汉代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宰相不奉诏书的事例,比如汉高祖准备废除当时的太子,改立赵王如意,御史大夫周昌愤起争曰:陛下若要废太子,臣不奉召。这时的刘邦虽然是汉朝的第一任皇帝,而且是比较强势的一个皇帝,但也不得不收回诏书。

      唐朝的时候,相应的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了,不经过中书省门下省,诏书本身是不得发生法律效力的。

      到了宋代,虽然中央集权相对于唐朝得到了强化,但是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了中书省门下省审查诏令的制度。所以当时宋朝上到皇帝下到普通官僚、士大夫都有一个共识,宰相代表了国家。

      宋朝人常说国事成败在宰相。很大程度上一部分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都是归于宰相和宰相属下的官员。如果君主随意发号施令,不经过中书门下,不但会受到宰相的合法抵制,还会受到全体臣民的反对。

      到明清时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明代废除丞相以后,内阁和六科成为制约君权的重要机构。宰相和丞相虽然没有了,但是内阁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朝丞相的权利,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制约着君权。

      明代也出现了很多内阁大学士与君权作斗争,以合法手段限制君权滥用的事例。但是到了清朝统治时期,因为专制君权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臣子对制约君权的力量相比明朝已经显得无力了很多。

      史书有记载,尽管有声音要求恢复前朝的一些旧制,但都被当时的清朝统治者驳回了,没有发生任何的法律效力。

      除此之外,廷议制度也对君权起到了制约作用。这个制度一共经历了产生期、确立期、发展期和蜕变期四个阶段。

      在秦朝建立之前产生,在秦汉的时候确立,在汉朝的时候走向制度化,唐宋明是廷议制度的发展时期,到清朝的时候进入蜕变期。

      廷议制度范围非常广泛,比如说清代康熙初年,撤吴三桂等三藩,也是通过廷议制度来予以决策的;还可以议决太子的废立;决定国家是打仗还是议和;重大人事任免和比较复杂而重要的功罪赏罚,都是由廷议制度来决定的。

      廷议制度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都是军国大事,第二就是议而后决。群臣经过讨论以后,皇帝最后做决定,可以发表倾向性意见,但是这个意见并不代表廷议的最终结论。所以议而后决很大程度上,是集中的统治阶级的集体智慧,弥补了君主智慧的不足和能力的缺陷。而且廷议的大多数决策都是被君主认同的。

      所以廷议制度具有较高的强制执行效力,正常情况下,君主都是接受廷议结果的。如果君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官僚阶层,有时候君主会取得胜利,但是很多时候会受到官僚阶层的群体反对。所以廷议制度是一两千年以来一贯的制度,保证了重大决策不发生失误,能够保证国家机器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03 法律对君权的制约-思想层面

      除了制度层面的制约,还有封建伦理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制约。

      第一是借助上天的力量,规劝或者谴责君主;第二君臣之间遵守从道不从君;第三通过讲经等各种形式向君主输送儒家思想;第四是理论上反对君主搞各种专制。

      中国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天人合一”,皇帝又称为天子,他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天,作为士大夫遵守的是天道,而不是君主的意志。在这个层面上,不仅是君主要遵守,下面的臣子都要遵守天道。

      所以“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决定了,当君主和大臣的意见不一致时,虽然君主是专断的,但是作为大臣遵守的是道,所以可以据理力争。比如明朝的时期,廷杖死了很多大臣,即使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臣争先恐后地规劝君主,或者是反对君主的意见。

      同时通过向年幼的君主灌输儒家思想来制约君主,将儒家的思想渗透在君主的政治实践当中。

      灌输儒家思想,对于君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在后期对于君主来说,孔孟之道的解释权已经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里,这个时候再用儒家传统去规范,基本上起不到相应的法律效力。

      比如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和万历皇帝。虽然通过日复一日的讲经,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皇帝还能够遵守自己做君主的行为规范,但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到了清朝则反映得更加明显。

      “法与天下共”这个理念本身也是对君主的一种限制。汉文帝当朝时期,因为皇帝出行百姓需回避,就有人躲在了桥下,过了一段时间他以为皇帝已经走远了,便从桥下跑了出来,结果正好冲撞了汉文帝的马。

      当时审理此案的人是张释之,他认为这个最多就是罚金,汉文帝很不满意,认为应该予以重罚。当时主审案件的官员就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判断,认为既然法律已经规定了冲撞皇帝车驾的相应刑罚,就不应该再法外对他加重惩罚。汉文帝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决定赞成主审官的决定。

      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都承认“法与天下共”的这种情况下,就不允许皇帝行法外之法,与臣民共同遵守法律,这也是君主的责任,同时也是对君主喜怒行杀,操弄刑罚的重大限制。

      04 法律对君权的制约-继承性层面

      法律对于君权的限制,还体现在法律的继承性上。

      虽然改朝换代,不同的王朝或者君主可能根据统治的需要,有的时候用重典,有的时候用轻典。就是说,同样的一个谋杀行为,在社会安定的时候,可能判十年,但在乱世可能就会用重典,要杀头。这个是君主根据社会统治的不一样,来进行相应的刑罚政策。

      但是新的朝代制定的新的法律,都是承接了前朝,法律本身有承接稳定的作用,开皇律、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这些律法都是一代一代的传承,最终形成了中华法系,皇帝也要遵守法律的制约。

      从唐宋一直到明清,作为审理案件的官员,也都会遵守法律的基本精神。史书记载,隋朝时期太子犯法,隋文帝认为法律有明确规定,应该治罪,下面大臣劝阻说太子可以不治罪,或者是象征性地轻罚一下,但是文帝提出了反对。

      文帝提出来,虽然我是他们的父亲,难道就因为我是天子,就可以为天子的儿子特别制定一个法律吗?

      隋唐时期之所以治理得很好,就是因为无论是臣下还是君主,都有遵守法律的理念。

      在隋唐之前,军功阶层和贵族阶层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普通百姓很难有途径进入中央的统治机关。进入唐朝以后,有了科举制度,不问出身,即使家境贫寒,也可以通过科举选送到中枢机关担任官员。

      科举取士造就了以儒家经典为准则的士大夫阶层,而士大夫阶层与君主的统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巩固了君主制度,另外一方面限制了君主制度。

      这个阶层并不是简单地依附于君主的统治,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比较接近于儒家经典的看法,如果是圣明的君主,就选择依附,反之就会产生监督和制约。

      皇帝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必须要摒弃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喜怒哀乐受制于科举制度选取的士大夫阶层的意愿。

      05 法律对君权制约的局限性

      君权的制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无论是在实体上或者是名义上,君主都是最高权力,他的一言一行会对每个人和政治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汉朝一直到明清,从大臣因为规劝君主而受到责罚,能看出君权和法律一直在进行斗争,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往往以君权的胜利而告终。

      制约机制本身也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产生了双重的个性。在儒家积极入世的教育下,把抱负寄托在朝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匡扶君主,这是积极的。

      消极的一面就是皇帝昏庸的时候,臣下即使有相应的才能和意愿,但对于朝廷的很多事情也无济于事。此时士大夫阶层也会像洪水一样,冲击统治帝国的大厦,使之摇摇欲坠。

      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皇帝在景山自尽之前大骂文臣个个可杀。虽然这有崇祯的片面性,但也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两面性。君主统治本身决定了士大夫阶层的作用,并不一定一直是积极的作用。

      所以,作为古代君权与法律的斗争,前期在制度尚未定型的过程当中,有一系列制度的探讨,到唐宋时期,逐步形成君权、相权和各种官员相互的平衡制约,所以当时的朝政清明,国力强盛,官员对于君权的制约,都作为自己的责任和理念来匡扶正义。

      到了宋朝以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宋朝以前,作为中枢机关的大臣、丞相是可以坐而论道的。到了宋朝,皇帝坐着,大臣都是站着议事。明清时期更甚,大臣只能跪在地上与君主交流,这个时期要去抵抗君主的统治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秦朝建立一直到清代,作为君权与法律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歇,而唐代是中国古代权法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时期。作者在书中分析,在宋朝之前的地主阶层都是处于鼎盛时期,为了体现当时统治阶层的意愿,所以能够较好地制约君主个人的不符合儒家规范的行为。

      宋朝以后,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约束君主的措施虽然还在,但是效果越来越小,到了清朝时期,臣子甚至要自称奴才,完全匍匐在君权之下,这个时候的制约就形同虚设。

      林乾老师在《中国古代权利与法律》这个书里,还列举了很多历史上的典型事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阅读一下这本书。

    【作者简介】
    作者单位: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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